五、是“单位”掐住了大学体制改革的咽喉

    五、是“单位”掐住了大学体制改革的咽喉

    国内的社会资源总量已经严重不足，中国的城市面对这样的情况和中间组织的匮乏，开始实行“单位”制。这个制度对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资源总量的增加、资源的多元化，这种体制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发现问题就要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高校的体制改革却很难从“单位”制度的阴影中走出来。

    如今的高校师资在严重缺乏的同时还被国家所垄断，始终坚持并强化着高校教职工对单位的依赖。由于受到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高校对于教师和考生来说供不应求，尤其是缺乏具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私立制大学，这就使大学不怕没有学生和师资。其实，高校的教师应该算是大学改革的动力和主体，可是在人才市场萎缩和国立大学垄断的局势下，教师们为了生存只好依赖单位和政府。

    最近几年，虽然也有人才的流动，也只是少数的“尖子”由低价依赖向高价依赖转移，但无法推动改革的进步。有些学校实行无标准末位淘汰的“聘任”和“下岗”改革制度，反而更加强化了教师对单位、权力的依赖。这些教师没有经营的能力，知识市场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场所，没有了学校的依托，他们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教师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和平稳的环境。

    在充分市场化的美国，大学教师可以享有比政府官员们还要优越的法定职业稳定性，虽然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制度。在美国想要进入大学成为正式教师，需要学校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严格的审查。在中国只要进了大学的门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守着教师的“铁饭碗”，根本不用担心教学成绩和研究成果的多少。“供养”和“依赖”是中国大学教师聘用制的最显著特征，因此也就不能指望这些习惯了在无竞争、无压力状态下工作的大学教师们能成为推进大学体制改革的动力。

    生存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教职工，为了不从“单位”退出，只得对上级的要求言听计从。也就是说，单位“控制”教职工和教职工“服从”单位的格局依然稳若泰山，尽管这种格局和现代大学必须具备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矛盾重重。

    “单位”的存在让大学始终笼罩在浓重的政治色彩之下。基本上所有的公办大学，都隶属一级政府。中层以上的官员都要由上级党委任命和批准，大学一切听从上级政府的安排。这样，大学就没有机会在社会和学校的内在需要中进行改革。现代大学独立自主、自治的原则，就好比盛放在彼岸的花朵，可观、可想、可论而不可得。

    高校改革能够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无非是能够为党开展经济建设工作提供比原先多一点的“智力支持”，至于世界一流大学必备的批判社会的权利、对人文精神的守望、对人生存价值的维护都不是改革的主要目标。至于当下大学迫切需要的自主权，由于涉及问题之敏感，牵扯关系之重大，实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事。

    公办大学可以被看作各级政府落实战略部署的工作重地。政府可以利用大学提拔干部、调动下属，自然而然的，政府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牢牢把握住自己手中的大学权利，面对公众和校内各方的批评反对，政府当然也有自己的办法予以化解。

    这种保护形式，是一种等级式的保护，有部办、省办、市办和重点、非重点之分，而既然有等级，政府会有所偏向也就在所难免。

    因此，不公平现象不止私营中、大学中存在，就算在公办大学里，也没有公平竞争可言。重点院校，由于机构的庞大，即使加大投资力度，也依然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其他的地方院校，却只是有工资财政，资金周转就更为紧张。而一些学校明明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从道理上讲完全可以取消，可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只得源源不断地向其投入资金。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高校一边浪费着资源、一边抱怨着资源短缺的奇特现象，也让高校迟迟进入不了最佳的工作状态。

    有着很高文化素养的大学老师，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利益群体，那么他们就会对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敦促其必须推进大学的改革。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利益群体实没有形成的可能。论其原因，除了之前提到过的高校教师对政府存在经济依赖以外，还因为政府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拥有绝对垄断的权利，它总要尽可能的避免权力的分化。例如共青团、工会、职代会、学生会等等，这些组织其实都是党委权力的延伸。

    大学和社会一样，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结社，大学教师也无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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