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单位”掐住了大学体制改革的咽喉（2/2）
《大困惑》作者：且东 2017-04-10 13:05
明朗的利益共同体。现代的民主理论却认为，自由结社是民主的推动力。然而，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结社。大学的教师作为主体既然不能结社，他们也就无法成为校园民主的动力和敦促高校改革的压力。相反，教师还成为了“改革”的对象，这些“改革”包括像量化考核、末位淘汰、全省统考、教考分离等等。所谓先下手为强，在意图改革的人实施改革之前，就先把他们“革”掉，改革的主体既已不存在，改革的实施便自然成了空中楼阁。
相反，大学的权力是最需要的改革的，不但没有改成还要去带领大学改革，那么他们必然会把改革引到有利于现有权力掌控者的方向。事实证明，单纯地改变权力者的成分，而不改变权力的结构和功能，改革就会毫无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现在大学的领导普遍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可是这不但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新境界，反而使大家领略了比以前更严重的以权谋私现象。这刚好证明，不论权力者是谁，如果没有监督权力的有效机制的存在则必然在权利中心生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的过程。可是由于缺乏权力分化的保障，就出现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权力者虽然把其中一部分利益归还给了知识者，可是，他们还顺便拿走了更大份额的“回扣”。权力者在各个方面都能优先获得知识者所应该拥有的东西，例如荣誉、学术学位、评优、立项、提职，或者是参会、出国等等。这些以权谋私的现象，都是**行为。它的肆虐横生对专业教师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甚至还败坏了学术界的声誉，另学术产业大大贬值，渐渐地转变成为了对知识者的第二次剥夺。而将部分些教师的素质败坏、学风不正，冠以“学术**”的帽子，则多少有些“从犯替主犯顶罪”的不公平意味。
大学权力的集中制约了大学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个人能够融入进集体中，而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历史专家许纪霖教授曾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后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
古代的学者除了有家族当他们的后盾外，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群众的认可，就竭尽所能地往官场上发展，于是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可是由于官位的稀缺，很多人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一些书生学者就将目光投向与主流社会相抗的边缘人群中去，他们或著书立说猛烈抨击那个拒绝他们加入的主流阵营，或直接加入绿林好汉的队伍中去为推翻主流体制出谋划策。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度确立起来，极大地满足了知识分子融入主流社会的需求。这个制度有着神奇的同化力量，无论多么特立独行的人只要在其中生活得久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磨掉棱角，成为维护单位稳定的一员。他们在单位中得到了稳定的生活和单位中其他人士的认可，尽管他们单位正在温火煮青蛙式地泯灭掉他们独立的学术人格，他们也没有胆量和**挣脱开单位的影响。他们害怕被大众排斥，陷入孤立无援茕茕孑立的境地，更何况生活在现实的人总要为衣食住行操心，脱离了单位就等于放弃了工资、奖金、保险等一系列的实际利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如此以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高校自治”和“思想自由”就只能委屈地停留在人们的畅想之中。
“十年寒窗苦读书，一朝金榜天下知。”妇孺皆知的一句话刚好透露出人们求学读书的功利心态。在古代，金榜题名后紧跟着就是平步青云、衣锦还乡，而父母们也总喜欢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用功读书。功名权利似乎是中国人读书的最大动力，但若不能抛却这一传统，中国大学永远也实现不了“学术忠诚”。
此外，大学教师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团结，年资的深浅、学历的出身都让大学教师之间划分成一个个的派系。众所周知，改革的推进必然带来权力的重组，权力的重组又必然为权力的争夺提供契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分歧很有可能被各权利团体利用，这就让好端端的改革总不免陷入权力争夺的漩涡，让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的群众丧失信心，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以权力的争夺为动力行进的“改革”不会偏离它最初的目标。
固若金汤的单位，遏制住大学体制改革的咽喉。公办大学只有冲破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制约，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效。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的推进，如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不发生转变，大学体制改革将一直在死胡同中徘徊。
相反，大学的权力是最需要的改革的，不但没有改成还要去带领大学改革，那么他们必然会把改革引到有利于现有权力掌控者的方向。事实证明，单纯地改变权力者的成分，而不改变权力的结构和功能，改革就会毫无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现在大学的领导普遍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可是这不但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新境界，反而使大家领略了比以前更严重的以权谋私现象。这刚好证明，不论权力者是谁，如果没有监督权力的有效机制的存在则必然在权利中心生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校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的过程。可是由于缺乏权力分化的保障，就出现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权力者虽然把其中一部分利益归还给了知识者，可是，他们还顺便拿走了更大份额的“回扣”。权力者在各个方面都能优先获得知识者所应该拥有的东西，例如荣誉、学术学位、评优、立项、提职，或者是参会、出国等等。这些以权谋私的现象，都是**行为。它的肆虐横生对专业教师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甚至还败坏了学术界的声誉，另学术产业大大贬值，渐渐地转变成为了对知识者的第二次剥夺。而将部分些教师的素质败坏、学风不正，冠以“学术**”的帽子，则多少有些“从犯替主犯顶罪”的不公平意味。
大学权力的集中制约了大学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个人能够融入进集体中，而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历史专家许纪霖教授曾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后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
古代的学者除了有家族当他们的后盾外，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群众的认可，就竭尽所能地往官场上发展，于是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可是由于官位的稀缺，很多人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一些书生学者就将目光投向与主流社会相抗的边缘人群中去，他们或著书立说猛烈抨击那个拒绝他们加入的主流阵营，或直接加入绿林好汉的队伍中去为推翻主流体制出谋划策。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度确立起来，极大地满足了知识分子融入主流社会的需求。这个制度有着神奇的同化力量，无论多么特立独行的人只要在其中生活得久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磨掉棱角，成为维护单位稳定的一员。他们在单位中得到了稳定的生活和单位中其他人士的认可，尽管他们单位正在温火煮青蛙式地泯灭掉他们独立的学术人格，他们也没有胆量和**挣脱开单位的影响。他们害怕被大众排斥，陷入孤立无援茕茕孑立的境地，更何况生活在现实的人总要为衣食住行操心，脱离了单位就等于放弃了工资、奖金、保险等一系列的实际利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如此以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高校自治”和“思想自由”就只能委屈地停留在人们的畅想之中。
“十年寒窗苦读书，一朝金榜天下知。”妇孺皆知的一句话刚好透露出人们求学读书的功利心态。在古代，金榜题名后紧跟着就是平步青云、衣锦还乡，而父母们也总喜欢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用功读书。功名权利似乎是中国人读书的最大动力，但若不能抛却这一传统，中国大学永远也实现不了“学术忠诚”。
此外，大学教师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团结，年资的深浅、学历的出身都让大学教师之间划分成一个个的派系。众所周知，改革的推进必然带来权力的重组，权力的重组又必然为权力的争夺提供契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分歧很有可能被各权利团体利用，这就让好端端的改革总不免陷入权力争夺的漩涡，让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的群众丧失信心，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以权力的争夺为动力行进的“改革”不会偏离它最初的目标。
固若金汤的单位，遏制住大学体制改革的咽喉。公办大学只有冲破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制约，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效。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的推进，如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不发生转变，大学体制改革将一直在死胡同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