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大学：人文精神的丧失之地（2/2）
《大困惑》作者：且东 2017-04-10 13:05
含义，就是“行为介入”，这是一种“诺言”，是一种趋向外在的“责任”。
西方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是，大学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地方，也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觉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和古希腊人、法国人那样，有尊严、有教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这些虽然是西方的想法，可是却代表了所有人对于现代大学的认识和理解。
现代大学不能只是为社会提供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现代社会和以往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的社会不再是臣民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臣民社会则只存在强制和**。公民社会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逻辑、良心逻辑、知识逻辑。创办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全面的人才，只有真正做到这点，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古代在“大学”含义方面，也有自己的理解。“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本义。而“明德”指的是儒家所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义，“明德”是希望人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新民”的意思是，不但自己要有道德，还要使别人也有道德。所以“新民”就是一种教化人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无论是治家、治国。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这和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也是一样的。而不同的则是西方大学培养的人，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要更加具有超功利性。而中国传授的则是四书五经，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还有中国的教育传统是一对一式教学，有师徒之分，教学方式是单向的。而西方的大学教育注重的是启蒙教育，教学方式是平等式探讨和对话。所以，中国古代时期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存在的，真正出现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初。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学中，能够称得上是大学的楷模的学校也就是北大、清华，还有后来的西南联大。在这些大学里，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办学思想和真正一流的大师，正是这些才使他们当之无愧。
蔡元培在1917年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之后，他以“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之后才吸引并容纳了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这样的新派学人，以及像刘师培、陈焕章、黄侃、辜鸿鸣这样的老派学人。正是北大存在着足够的自由，才使拥有不同学问的人，有了共同的生存空间，也给不同思想之间的争鸣提供了一个舞台。而学生在这样的交流和讨论中，也得到了启迪和共鸣，同时他们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关于办学理念的问题，蔡元培早在1917年北大就职演说上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之后，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就教育目的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殊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正是因为确立了明确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目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他极力主张艺术教育和情感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以美育代宗教”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素质教育的先河。
北大就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才成为了具有现代气质的大学，蔡元培担任校长的那段时间，北大是有活力的北大、自由的北大、青春的北大，北大也因此才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而清华大学同样也是拥有别具一格的大学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这是来自“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创办大学的目的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该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而对于大学的本质，梅贻琦校长说：“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由清华国学院开始，清华就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潘光旦、叶企孙、钱钟书等，大批以“中西会通”为己志的优秀学者，创造了一大批的以“中西会通”为特色的著作，从而形成了实力派“清华学派”。清华教育是以人为本，注重的是“通才教育”，而“通才教育”正是梅贻琦校长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近代西方大学都普遍推行这样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通才教育”主张的是“一个大学生，不但要有专门的知识，还需要接受普通的教育，而这个普通的教育不是为专门知识做准备，而是应该渗透到整个大学的课程中”。
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在四年的大学期间，最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学生应该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当时，清华的所有人都觉得大学不能只培养专门的“高等匠人”，而应该培养“周见洽闻”的“完人”。
大学的教育，要培养学生“读书识礼”做一个“士人”，不能把大学变成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地方。清华大学就是把教育的目标放在了人的上面，通过“通才教育”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清华和北大的口号在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们一个重视的是外在的气氛，而另一个重视的则是内在的修养，不过本质上还是一致的，都是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融合十分重视，另外，对于学术的标新立异、学生人格的培养也十分重视。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知名的学校，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秉承了现代大学的精神理念。西南联大时期浓厚的人文气息，使这样一所在当时摇摇欲坠、生活条件艰苦的学校，之后居然也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辉煌之处就在于，它在当时聚集了中国学术界一流的大师和精英，例如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费孝通、吴有训、王竹溪、吴大猷、周培源等等。而在校的教授、副教授也大多都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留学归来的博士和硕士，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新颖、知识面广，而且还学贯中西、文理融通，有些教授甚至还兼通两三门的学科，而所有的教授几乎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专家。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顽强的学习和工作。1938年到1945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3000名优秀的毕业生。就像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并拿到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看看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成功，就可以发现，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为社会培养一流的人才，就必须建立现代大学的理念，在大学的内部制造自由的艺术氛围，培养学贯中西、文理融通的全方面人才，把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首位，使学生在具有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有拥有专业技能，让他们成为讲道理、有梦想、有创新意识的人。
西方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是，大学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地方，也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觉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和古希腊人、法国人那样，有尊严、有教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这些虽然是西方的想法，可是却代表了所有人对于现代大学的认识和理解。
现代大学不能只是为社会提供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现代社会和以往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的社会不再是臣民社会，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臣民社会则只存在强制和**。公民社会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逻辑、良心逻辑、知识逻辑。创办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全面的人才，只有真正做到这点，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古代在“大学”含义方面，也有自己的理解。“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本义。而“明德”指的是儒家所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义，“明德”是希望人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新民”的意思是，不但自己要有道德，还要使别人也有道德。所以“新民”就是一种教化人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无论是治家、治国。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这和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也是一样的。而不同的则是西方大学培养的人，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要更加具有超功利性。而中国传授的则是四书五经，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还有中国的教育传统是一对一式教学，有师徒之分，教学方式是单向的。而西方的大学教育注重的是启蒙教育，教学方式是平等式探讨和对话。所以，中国古代时期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存在的，真正出现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初。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学中，能够称得上是大学的楷模的学校也就是北大、清华，还有后来的西南联大。在这些大学里，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办学思想和真正一流的大师，正是这些才使他们当之无愧。
蔡元培在1917年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之后，他以“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改革，之后才吸引并容纳了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这样的新派学人，以及像刘师培、陈焕章、黄侃、辜鸿鸣这样的老派学人。正是北大存在着足够的自由，才使拥有不同学问的人，有了共同的生存空间，也给不同思想之间的争鸣提供了一个舞台。而学生在这样的交流和讨论中，也得到了启迪和共鸣，同时他们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关于办学理念的问题，蔡元培早在1917年北大就职演说上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之后，蔡元培在1922年“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就教育目的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殊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正是因为确立了明确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目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他极力主张艺术教育和情感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以美育代宗教”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素质教育的先河。
北大就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才成为了具有现代气质的大学，蔡元培担任校长的那段时间，北大是有活力的北大、自由的北大、青春的北大，北大也因此才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而清华大学同样也是拥有别具一格的大学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这是来自“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创办大学的目的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该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而对于大学的本质，梅贻琦校长说：“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由清华国学院开始，清华就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李济、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潘光旦、叶企孙、钱钟书等，大批以“中西会通”为己志的优秀学者，创造了一大批的以“中西会通”为特色的著作，从而形成了实力派“清华学派”。清华教育是以人为本，注重的是“通才教育”，而“通才教育”正是梅贻琦校长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近代西方大学都普遍推行这样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通才教育”主张的是“一个大学生，不但要有专门的知识，还需要接受普通的教育，而这个普通的教育不是为专门知识做准备，而是应该渗透到整个大学的课程中”。
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在四年的大学期间，最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学生应该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当时，清华的所有人都觉得大学不能只培养专门的“高等匠人”，而应该培养“周见洽闻”的“完人”。
大学的教育，要培养学生“读书识礼”做一个“士人”，不能把大学变成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地方。清华大学就是把教育的目标放在了人的上面，通过“通才教育”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清华和北大的口号在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们一个重视的是外在的气氛，而另一个重视的则是内在的修养，不过本质上还是一致的，都是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融合十分重视，另外，对于学术的标新立异、学生人格的培养也十分重视。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知名的学校，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秉承了现代大学的精神理念。西南联大时期浓厚的人文气息，使这样一所在当时摇摇欲坠、生活条件艰苦的学校，之后居然也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辉煌之处就在于，它在当时聚集了中国学术界一流的大师和精英，例如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费孝通、吴有训、王竹溪、吴大猷、周培源等等。而在校的教授、副教授也大多都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留学归来的博士和硕士，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新颖、知识面广，而且还学贯中西、文理融通，有些教授甚至还兼通两三门的学科，而所有的教授几乎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专家。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顽强的学习和工作。1938年到1945年，在这八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3000名优秀的毕业生。就像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并拿到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看看清华、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成功，就可以发现，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为社会培养一流的人才，就必须建立现代大学的理念，在大学的内部制造自由的艺术氛围，培养学贯中西、文理融通的全方面人才，把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首位，使学生在具有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有拥有专业技能，让他们成为讲道理、有梦想、有创新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