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从隐瞒到同步：关于地震的真相播报（4）

    2008 从隐瞒到同步：关于地震的真相播报（4）

    1990年，通海县另一个曾严重受损的村庄，秀山镇六一村，在一些老年人的倡导下，立下了又一块地震纪事碑。在此次地震波及的临近几个县，据说也有类似的碑文存在。

    200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由通海县政府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并邀请了许多媒体记者参加，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家荣撰写的《通海大地震30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SARS，公众的等待与焦灼

    2003年的春天，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一直在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寻找一种病毒的样本，这种来势凶猛的病毒当时已经被官方宣布在广东地区得到控制，但实际上它已经逃出了广东，并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经过足足两个月的循环，杨焕明终于得到了一个样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偷”来的一样。有了样本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用了36小时，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

    “为了公众利益的保密”，这个理由足以让一个部长毫无心理障碍地说谎，哪怕它阻隔了公众与他们所希望了解的真相，并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它极大地浪费了中国的公共资源，耽误了隔离和诊治疫情的时间。在SARS之后，《财经》杂志作了一个专题，叫做《SARS必须改变中国》，包括周瑞金、吴敬琏、王元化等著名专家纷纷撰文，强调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也正是这一场疫情，彻底让公众与政府了解到，透明的信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管理是多么的重要。

    2003年6月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垒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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