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识小 对袁世凯的“同情之理解”（2/2）

—总统权力甚大，改为法国的内阁制——首相当国。这部《约法》由宋教仁起草，他就是那个汲汲于担任内阁首相以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且不讳言“加强党务，宣传夺权”。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虚君”，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袁党”主谋，则事实确凿，不容诡辩。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话，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叛军”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此例一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杨度尝谓，宪法之可贵，在于“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于立宪精意，能一语道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贤者”，然罔顾国法，虽“为善”亦无足取也。至此，“第一次内战”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

    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his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