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诚实
《一沙一世界: 教你懂得如何调整生活的节奏》作者：蒋光宇 2017-01-31 00:47
３０年多年前，在纽约贫民区的一所公立学校，奥尼尔夫人对所教的三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批卷时她发现，有１２个男孩子解同一考题的答案都是错的，而且错的整个过程一模一样。
第二天放学后，奥尼尔夫人把这１２个男孩子都留了下来。她说，之所以留下他们，是因为他们解题的整个错误过程一模一样，但没有任何责备。然后，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汤姆斯·麦考莱的一句名言：
“在真相肯定永无人知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能显示他的品格。”
写完之后，她要求这１２个男孩子每人将它抄写１００遍……
后来，在美国教师节的前夕，多家媒体围绕《难忘恩师》这个主题搞了一次全国性的有奖征文活动。这１２个男孩子中的一个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写了一篇征文，题目是《刻骨铭心的一百遍》。该文回忆了奥尼尔夫人要求他们抄写１００遍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原委，以及他们从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影响。该文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荣获了征文一等奖。
光阴似箭，３０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心理学家戴维斯在奥尼尔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步入中年的１２个男孩子，并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优点：诚实。他们认为，抄写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经历，使他们终生难忘，终生受益。那句名言一直是他们待人处事的最好准绳之一，因为它可以鞭策他们，约束自己，战胜自己，做到表里如一，暗室无欺，让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心理学家戴维斯在调查结束之后，既兴奋又幽默地说：“诚实是可以播种的，思想是可以播种的，有些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戴维斯的话的确很对。孩子们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播种上思想的种子，就会得到行为的收获；播种上行为的种子，就会得到习惯的收获；播种上习惯的种子，就会得到品德的收获；播种上品德的种子，就会得到命运的收获。
敢于挑战权威
下面是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名人和权威不容置疑的断言，当时很多人听起来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断言陆续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对人却不无启示。
１７８６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演结束后，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
１８５９年，在达尔文即将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英国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福特博士竟郑重其事宣告：“天与地，在公元前４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９点诞生。”
１８７３年，美国波士顿的音乐评论家菲力普·海尔直截了当地表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要是不设法删减，早晚会被淘汰。”
１８７６年，西方联合公司的《内部备忘录》中将电话宣判为废物：“电话的缺点太多，无法作为通讯工具。这种玩意儿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１８９６年，以日记文学闻名的法国作家雷纳尔曾评价莎士比亚说：“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后来他又说：“只有讨厌完美的老人，才会喜欢莎士比亚。”
１８９９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埃尔认为，世界的发明已经走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所有能够发明的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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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放学后，奥尼尔夫人把这１２个男孩子都留了下来。她说，之所以留下他们，是因为他们解题的整个错误过程一模一样，但没有任何责备。然后，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汤姆斯·麦考莱的一句名言：
“在真相肯定永无人知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能显示他的品格。”
写完之后，她要求这１２个男孩子每人将它抄写１００遍……
后来，在美国教师节的前夕，多家媒体围绕《难忘恩师》这个主题搞了一次全国性的有奖征文活动。这１２个男孩子中的一个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写了一篇征文，题目是《刻骨铭心的一百遍》。该文回忆了奥尼尔夫人要求他们抄写１００遍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原委，以及他们从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影响。该文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荣获了征文一等奖。
光阴似箭，３０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心理学家戴维斯在奥尼尔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步入中年的１２个男孩子，并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优点：诚实。他们认为，抄写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经历，使他们终生难忘，终生受益。那句名言一直是他们待人处事的最好准绳之一，因为它可以鞭策他们，约束自己，战胜自己，做到表里如一，暗室无欺，让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心理学家戴维斯在调查结束之后，既兴奋又幽默地说：“诚实是可以播种的，思想是可以播种的，有些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戴维斯的话的确很对。孩子们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播种上思想的种子，就会得到行为的收获；播种上行为的种子，就会得到习惯的收获；播种上习惯的种子，就会得到品德的收获；播种上品德的种子，就会得到命运的收获。
敢于挑战权威
下面是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名人和权威不容置疑的断言，当时很多人听起来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断言陆续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对人却不无启示。
１７８６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演结束后，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
１８５９年，在达尔文即将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英国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福特博士竟郑重其事宣告：“天与地，在公元前４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９点诞生。”
１８７３年，美国波士顿的音乐评论家菲力普·海尔直截了当地表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要是不设法删减，早晚会被淘汰。”
１８７６年，西方联合公司的《内部备忘录》中将电话宣判为废物：“电话的缺点太多，无法作为通讯工具。这种玩意儿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１８９６年，以日记文学闻名的法国作家雷纳尔曾评价莎士比亚说：“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后来他又说：“只有讨厌完美的老人，才会喜欢莎士比亚。”
１８９９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埃尔认为，世界的发明已经走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所有能够发明的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