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弗朗索瓦（2/2）
《欧莱雅: 一部法国的魅力财富史》作者：布鲁诺·阿贝斯卡 2017-02-07 11:14
轻的省议员，此后将步他的朋友（以及他父亲）的后尘。
投桃报李的辩证法轮在1954年以全速运转，当安德烈·贝当古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召入他的内阁时，我们还记得，密特朗是组成这个政府的主要操作人之一。作为国会主席信息处的国务秘书，贝当古尽力讨好他的“兄长”。他任命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UDSR）的成员让·马兰作为法新社（AFP）的总社长；“104号”的朋友们也没落下，法新社记者雅克·马罗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助一臂之力的努力仍未结束，友情的见证还可以以别的方式实现。1962年，密特朗以反对党的面目出现，作为莫尔旺地区的人，虽然他在11月的立法选举中当选，仍被国立电台及电视视为“贱民”，而“全体新闻界都在以他为讥笑的目标”。当他在波旁宫讲话时，戴高乐派议员们少不得群起而攻之：“法兰克战斧！法兰克战斧！”……吉斯贝尔接着说：“除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安德烈·贝当古，还有从来都是诚实而稳重的反对者亚历山大·桑吉内蒂以外，第五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们都大肆羞辱并责骂他……”
我们的右派大富翁静静地坐在国会的板凳上，表现出对这座城市的亲切关怀。他聘用了弗朗索瓦的侄子，即罗贝尔（哥哥）和埃迪特（嫂子）的儿子让-加布里埃尔·密特朗作为薇姿公司（Vichy）广告部负责人（1964），后又任命他为欧莱雅国际广告部主任（1967），最后干脆把兰蔻交给了他（1970），还让他负责新库里亚艺术品商店出版部（1975～1987）。
这么多年的相互帮衬不但没有减弱两人的政治野心，而且两人在各自的阵营里继续作战，最有说明意义的就是1968年5月30日的全国大游行。
巴黎，在戴高乐拥护者的号召下，100万人从协和广场一直游行到凯旋门星形广场。第二天，《世界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香榭丽舍大街变成了蓝白红的海洋”。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安德烈·贝当古代表独立共和党走在其他部长旁边（有雷蒙·马塞兰和让·沙芒）。当人们喊起这样的口号“密特朗，即失败……”“密特朗，滚下台……”“密特朗，挨枪子儿……”时，贝当古在想什么？走过巴黎一个最有名的咖啡馆，甚至米歇尔·德勃雷—通常情况下最拘谨的人，都情不自禁有节奏地高叫着：“密特朗，进丽都！”
那时对贝当古来说可能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密特朗对记者米莎尔·科塔说：“今天我是法国最痛恨之人，这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机会。看吧，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耐心等待，耐心等待……1981年，我们的两个主人翁可以说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安德烈·贝当古进入了反对党的角色，而他的朋友则尝到了万人之上的美妙滋味。可他上台实施的第一批政策可不那么让他的朋友高兴，不高兴得很！在“左派人民”最得意的措施里，有一条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即对大宗财富的征税政策。安德烈还跑去对爱丽舍宫的主人理论，因为“这项税收对我们来说真是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才去找他解释。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据说总统回答道：“我们再商议吧。不过说真的，你和利利亚娜，你们可到不了饿死的地步……”
法国最富有的男人并不因此便对他的友人怀恨在心。“需要忍气吞声的时候，那我就要忍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友情是第一位的。”而且他马上就做给他看。1984年2月1日（也即1962年事件的现代翻版）反对党议员阿兰·马德兰和雅克·杜蓬对总统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行为提出疑问。第二天，作为总理助理与国会联系的负责人安德烈·拉巴莱尔请他们就此进行解释。下面是国会报告的节选：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们希望提出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问题……他在二战一开始便以出版者的身份出现……”（社会党与**席位发出高声惊呼）
雷蒙·福尔尼先生：“这根本不可能！”
阿兰·马德兰先生：“而且他还是一本叫做《您的美容》杂志的主编。”（社会党与**席位又发出抗议声）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请历史学家进行调查……”（新一轮抗议……）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阿兰·马德兰先生：“……谁当时是这份杂志的主人？”
好了，这下不仅密特朗受到指责，连欧仁·舒莱尔也牵连了进去。他的朋友和朋友的岳父！参议院议员安德烈·贝当古和其他几个人物，如德·贝努维尔将军和帕西上校，两人都是解放运动的战士，还有原部长菲利普·德沙尔特，甚至社会与经济委员会成员乔治·博尚，立即写出了一份声明支持密特朗：“对上次议会中关于指责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一切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词，我们在此表示绝不赞同。”他还指出：“这种卑劣的攻击……对法国的名誉是极其有害的。”
几天之后，2月14日，两个朋友在索恩-卢瓦尔省的克吕尼会面，为了纪念1944年2月14日的大逮捕，并纪念1943年春抵抗战士贝尔蒂·阿尔布莱什躲在达尼埃尔·密特朗在克吕尼的父母家，最后被敌人斩首，也可能被绞死（没有人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的惨剧。大多数在支持密特朗宣言上签了字的人都到场了。安德烈·贝当古已经有40年没到克吕尼来了！在危难面前，他们知道怎样手挽手团结起来。
在爱丽舍宫两届7年总统的任期内，密特朗曾向作为前部长及资本家的好友表示过他的好几次亲切关怀。
第一次是1986年3月，雅克·希拉克组成了第一个两党共同执政内阁。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顶峰时机到来了。3月16日星期日，贝当古自荐出面与新总理进行接触，但没成功。最后是爱德华·巴拉迪尔承担了这一角色。18日的晚上，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为了外交部长的任命进行磋商，希拉克提名吉斯卡尔，密特朗拒绝；密特朗提名沙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还提名了贝当古！双方的讨价还价第二天通过巴拉迪尔和爱丽舍宫秘书长让-路易·比安科继续进行。结果，正如我们所知，是让-贝尔纳·雷蒙中了头彩。
在参议院，几个月以后，确切说是12月1日，在审查外交事务的财政时，贝当古上了讲台。他强调历史学家承认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功劳和荣誉”，因为他“顶住了一切成见，极力主张成立大西洋联盟、建设欧洲以及同一切法国海外的朋友建立友好联系”。这就叫做投之以桃，还之以李……
第二个来自爱丽舍宫的关怀：1988～1993年间是密特朗的光荣时期，总统的另一个心腹罗兰·迪马是密特朗外交事务执行官，他好几次为安德烈·贝当古推荐大使的职务。后者这样评论：“自从1981年以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友情十分珍惜，尤其体贴所有他很留恋的人。”对此，我们没法比他说得更准确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贤下士”是针对欧莱雅的主人。那是90年代初安德烈·贝当古和弗朗索瓦·达勒与弗里德曼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所有对此事件有利的东西都被窒息了，用的是棉里藏针术。”今天，让·弗里德曼的律师之一威廉·哥尔德纳岱尔先生这样总结说。总统的两位参谋夏尔·扎尔茨曼和于贝尔·韦德里纳的确是插了一手以便把事件大事化小。他们成功了，因为此事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这段时期，爱丽舍宫提出了一个协商性的议案，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让-路易·比斯穆什负责，并取得了各犹太组织的
认可。
过了几年，1995年2月，让·弗里德曼提交给《快报》记者伊夫·斯塔维里岱斯一份材料，试图诠释这出持续了5年的心理悲剧。这位以色列商人还找了扎尔茨曼听取他的意见，两人关系很熟。
“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跟法国犹太机构代理委员会（CRIF）的负责人让·卡恩谈了此事，他向我建议：第一，要一份总统的公开意见，以便把这件抵制事件公之于众；第二，他负责提交一份欧洲法规。”
“后来呢？”
“我把这一切建议都记在记事本上，交给了扎尔茨曼，他要我等一刻钟。他回来时对我说，‘没有问题。’”
“您见到总统本人了吗？”
“没有，可是除了总统以外，谁能对上面写了‘我以总统名义保证’这句话的记事本说没有问题？”
转眼到了1995年5月17日，这是总统权力移交给雅克·希拉克的日子。在此之前，总统还经常在爱丽舍宫接见他的老朋友。安德烈·贝当古属于“上帝”愿意经常召见的人之列。这是“密特朗集团”中的一个见证人所说的，这个集团与世隔绝，他们跟密特朗讲话可不像世人那样拐弯抹角。法国最富有的夫妇还好几次应邀与外国首脑会见……
1996年1月8日，弗朗索瓦与安德烈的友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投桃报李的辩证法轮在1954年以全速运转，当安德烈·贝当古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召入他的内阁时，我们还记得，密特朗是组成这个政府的主要操作人之一。作为国会主席信息处的国务秘书，贝当古尽力讨好他的“兄长”。他任命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UDSR）的成员让·马兰作为法新社（AFP）的总社长；“104号”的朋友们也没落下，法新社记者雅克·马罗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助一臂之力的努力仍未结束，友情的见证还可以以别的方式实现。1962年，密特朗以反对党的面目出现，作为莫尔旺地区的人，虽然他在11月的立法选举中当选，仍被国立电台及电视视为“贱民”，而“全体新闻界都在以他为讥笑的目标”。当他在波旁宫讲话时，戴高乐派议员们少不得群起而攻之：“法兰克战斧！法兰克战斧！”……吉斯贝尔接着说：“除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安德烈·贝当古，还有从来都是诚实而稳重的反对者亚历山大·桑吉内蒂以外，第五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们都大肆羞辱并责骂他……”
我们的右派大富翁静静地坐在国会的板凳上，表现出对这座城市的亲切关怀。他聘用了弗朗索瓦的侄子，即罗贝尔（哥哥）和埃迪特（嫂子）的儿子让-加布里埃尔·密特朗作为薇姿公司（Vichy）广告部负责人（1964），后又任命他为欧莱雅国际广告部主任（1967），最后干脆把兰蔻交给了他（1970），还让他负责新库里亚艺术品商店出版部（1975～1987）。
这么多年的相互帮衬不但没有减弱两人的政治野心，而且两人在各自的阵营里继续作战，最有说明意义的就是1968年5月30日的全国大游行。
巴黎，在戴高乐拥护者的号召下，100万人从协和广场一直游行到凯旋门星形广场。第二天，《世界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香榭丽舍大街变成了蓝白红的海洋”。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安德烈·贝当古代表独立共和党走在其他部长旁边（有雷蒙·马塞兰和让·沙芒）。当人们喊起这样的口号“密特朗，即失败……”“密特朗，滚下台……”“密特朗，挨枪子儿……”时，贝当古在想什么？走过巴黎一个最有名的咖啡馆，甚至米歇尔·德勃雷—通常情况下最拘谨的人，都情不自禁有节奏地高叫着：“密特朗，进丽都！”
那时对贝当古来说可能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密特朗对记者米莎尔·科塔说：“今天我是法国最痛恨之人，这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机会。看吧，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耐心等待，耐心等待……1981年，我们的两个主人翁可以说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安德烈·贝当古进入了反对党的角色，而他的朋友则尝到了万人之上的美妙滋味。可他上台实施的第一批政策可不那么让他的朋友高兴，不高兴得很！在“左派人民”最得意的措施里，有一条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即对大宗财富的征税政策。安德烈还跑去对爱丽舍宫的主人理论，因为“这项税收对我们来说真是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才去找他解释。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据说总统回答道：“我们再商议吧。不过说真的，你和利利亚娜，你们可到不了饿死的地步……”
法国最富有的男人并不因此便对他的友人怀恨在心。“需要忍气吞声的时候，那我就要忍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友情是第一位的。”而且他马上就做给他看。1984年2月1日（也即1962年事件的现代翻版）反对党议员阿兰·马德兰和雅克·杜蓬对总统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行为提出疑问。第二天，作为总理助理与国会联系的负责人安德烈·拉巴莱尔请他们就此进行解释。下面是国会报告的节选：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们希望提出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问题……他在二战一开始便以出版者的身份出现……”（社会党与**席位发出高声惊呼）
雷蒙·福尔尼先生：“这根本不可能！”
阿兰·马德兰先生：“而且他还是一本叫做《您的美容》杂志的主编。”（社会党与**席位又发出抗议声）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请历史学家进行调查……”（新一轮抗议……）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阿兰·马德兰先生：“……谁当时是这份杂志的主人？”
好了，这下不仅密特朗受到指责，连欧仁·舒莱尔也牵连了进去。他的朋友和朋友的岳父！参议院议员安德烈·贝当古和其他几个人物，如德·贝努维尔将军和帕西上校，两人都是解放运动的战士，还有原部长菲利普·德沙尔特，甚至社会与经济委员会成员乔治·博尚，立即写出了一份声明支持密特朗：“对上次议会中关于指责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一切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词，我们在此表示绝不赞同。”他还指出：“这种卑劣的攻击……对法国的名誉是极其有害的。”
几天之后，2月14日，两个朋友在索恩-卢瓦尔省的克吕尼会面，为了纪念1944年2月14日的大逮捕，并纪念1943年春抵抗战士贝尔蒂·阿尔布莱什躲在达尼埃尔·密特朗在克吕尼的父母家，最后被敌人斩首，也可能被绞死（没有人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的惨剧。大多数在支持密特朗宣言上签了字的人都到场了。安德烈·贝当古已经有40年没到克吕尼来了！在危难面前，他们知道怎样手挽手团结起来。
在爱丽舍宫两届7年总统的任期内，密特朗曾向作为前部长及资本家的好友表示过他的好几次亲切关怀。
第一次是1986年3月，雅克·希拉克组成了第一个两党共同执政内阁。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顶峰时机到来了。3月16日星期日，贝当古自荐出面与新总理进行接触，但没成功。最后是爱德华·巴拉迪尔承担了这一角色。18日的晚上，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为了外交部长的任命进行磋商，希拉克提名吉斯卡尔，密特朗拒绝；密特朗提名沙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还提名了贝当古！双方的讨价还价第二天通过巴拉迪尔和爱丽舍宫秘书长让-路易·比安科继续进行。结果，正如我们所知，是让-贝尔纳·雷蒙中了头彩。
在参议院，几个月以后，确切说是12月1日，在审查外交事务的财政时，贝当古上了讲台。他强调历史学家承认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功劳和荣誉”，因为他“顶住了一切成见，极力主张成立大西洋联盟、建设欧洲以及同一切法国海外的朋友建立友好联系”。这就叫做投之以桃，还之以李……
第二个来自爱丽舍宫的关怀：1988～1993年间是密特朗的光荣时期，总统的另一个心腹罗兰·迪马是密特朗外交事务执行官，他好几次为安德烈·贝当古推荐大使的职务。后者这样评论：“自从1981年以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友情十分珍惜，尤其体贴所有他很留恋的人。”对此，我们没法比他说得更准确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贤下士”是针对欧莱雅的主人。那是90年代初安德烈·贝当古和弗朗索瓦·达勒与弗里德曼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所有对此事件有利的东西都被窒息了，用的是棉里藏针术。”今天，让·弗里德曼的律师之一威廉·哥尔德纳岱尔先生这样总结说。总统的两位参谋夏尔·扎尔茨曼和于贝尔·韦德里纳的确是插了一手以便把事件大事化小。他们成功了，因为此事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这段时期，爱丽舍宫提出了一个协商性的议案，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让-路易·比斯穆什负责，并取得了各犹太组织的
认可。
过了几年，1995年2月，让·弗里德曼提交给《快报》记者伊夫·斯塔维里岱斯一份材料，试图诠释这出持续了5年的心理悲剧。这位以色列商人还找了扎尔茨曼听取他的意见，两人关系很熟。
“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跟法国犹太机构代理委员会（CRIF）的负责人让·卡恩谈了此事，他向我建议：第一，要一份总统的公开意见，以便把这件抵制事件公之于众；第二，他负责提交一份欧洲法规。”
“后来呢？”
“我把这一切建议都记在记事本上，交给了扎尔茨曼，他要我等一刻钟。他回来时对我说，‘没有问题。’”
“您见到总统本人了吗？”
“没有，可是除了总统以外，谁能对上面写了‘我以总统名义保证’这句话的记事本说没有问题？”
转眼到了1995年5月17日，这是总统权力移交给雅克·希拉克的日子。在此之前，总统还经常在爱丽舍宫接见他的老朋友。安德烈·贝当古属于“上帝”愿意经常召见的人之列。这是“密特朗集团”中的一个见证人所说的，这个集团与世隔绝，他们跟密特朗讲话可不像世人那样拐弯抹角。法国最富有的夫妇还好几次应邀与外国首脑会见……
1996年1月8日，弗朗索瓦与安德烈的友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