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裴握手(2)（2/2）
《跨越: 柯达在中国》作者：袁卫东 2017-02-09 11:12
攻关计划，在漕河泾硬是组装了一条彩色胶卷生产线。这个做法，完全受当时江苏的乡镇企业引进上海退休技术人员的潮流启发。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朱基，对于上海感光业的这一段历史，相当了然。
这个有些“打擦边球”的“引进”项目，最终让上海感光厂跻身于中国感光行业的引进潮流。
乐凯走上了另一条路，以1 000万美元引进日本东方的涂布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自己消化、吸收。这为乐凯以后选择不同的道路提供了基础。
看到汕头、厦门、乐凯的引进风潮，无锡坐不住了，决定搞黑白胶片，不再重复引进彩色胶卷、彩色相纸。阿克发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黑白胶片企业，自然无锡只能找阿克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利时政府与中国政府谈有一个贷款合同，10亿比利时法郎，中国政府做担保，30年还清。无锡在1988年启动引进谈判，引进阿克发1986年才使用的最新设备，让无锡电影胶片厂摇身一变为阿尔梅感光厂。历史证明，无锡当时的选择还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担任顾问的前国际感光协会主席贝格教授曾感叹：“中国感光界不是疯了，就是想称霸世界。”说中国人想称霸世界，未免有些夸张，但那个时候，大搞引进的中国人真是在自己的激情中，有些“疯狂”了。
一批批中国感光企业的工程师、管理者踏上了“留洋”之路。以前他们出现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现在他们踏上通向美国罗切斯特、日本、比利时安特卫普之路。一批批来自柯达、富士和阿克发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他们是技术和设备的输入者，是世界产业竞争中的强者。中外差距似乎正在缩短，新世界似乎就要诞生了。
但奇迹没有发生。
人们没有想到，首先是汇率那些小小的数字将这些抱负远大的项目推到崩溃的边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事件，1985年，在出口导向战略中全面冲击世界的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迫于西方的压力，将日元大幅升值。这引起了整个世界汇率的变化。而在公元的项目中，急剧升值的日元转瞬间就将这个引进项目变成经济上的噩梦。
随后到来的毁灭性力量就是走私。在这股伴随着开放疯狂成长的力量面前，中国感光业“洋务梦”中，进口替代的主要前提消失了。它们本来想在引进全球最为强大的三个大企业的技术后，关起国门，独自享受中国市场的巨大蛋糕。但汹涌而来的便宜进口胶卷浪潮让一切都落空了。胶卷位列当时中国三大走私品之一，紧紧排在汽车和成品油之后。
这些企业没有坐以待毙。当时保定、汕头、福达三个厂的管理层曾在厦门召开联席会议：如何打击走私。最后，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给中央政府，痛陈走私对感光工业的冲击，但后来不了了之。
199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厦门福达问题做主要批示，要求对感光行业发展方向统一考虑。这促使领导层把目光投到内部整合的道路上。但随即就遇到了国有体制中最挠头的问题：到底归到哪个部。因为，中国感光企业被强大的部门管理体制所分割，它们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轻工部统领的，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属轻工局，是地方企业；一个阵营是化工部统领，保定乐凯、二胶属化工部，是部级；无锡阿尔梅、辽源属化工局，为地方企业。
后来，1994年化工部有一个整合化工系统感光企业的想法，但化工部当时主要考虑直属自己的感光厂，根本不考虑属于地方企业的那些感光企业。一个化工系统合并都尚且如此艰难，全国合并，怎么办？上海、天津、厦门、广东，谁听谁？
几乎无能为力。自从在独特的政治时代，中国胶卷工业走上重复建设、分立发展的道路后，真正的内部整合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些只是局限于某一个部门利益或某一个企业利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让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胶卷工业内部整合的最后机会也流失掉了。
当朱基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时，就曾出手试图化解危机，对公元和福达两个危机最大的企业之一福达注入上亿资金，但不见什么起色。整个行业已经背负100多亿人民币的巨额债务。
那么，出路何在呢？
这个有些“打擦边球”的“引进”项目，最终让上海感光厂跻身于中国感光行业的引进潮流。
乐凯走上了另一条路，以1 000万美元引进日本东方的涂布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自己消化、吸收。这为乐凯以后选择不同的道路提供了基础。
看到汕头、厦门、乐凯的引进风潮，无锡坐不住了，决定搞黑白胶片，不再重复引进彩色胶卷、彩色相纸。阿克发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黑白胶片企业，自然无锡只能找阿克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利时政府与中国政府谈有一个贷款合同，10亿比利时法郎，中国政府做担保，30年还清。无锡在1988年启动引进谈判，引进阿克发1986年才使用的最新设备，让无锡电影胶片厂摇身一变为阿尔梅感光厂。历史证明，无锡当时的选择还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受聘于中国科学院担任顾问的前国际感光协会主席贝格教授曾感叹：“中国感光界不是疯了，就是想称霸世界。”说中国人想称霸世界，未免有些夸张，但那个时候，大搞引进的中国人真是在自己的激情中，有些“疯狂”了。
一批批中国感光企业的工程师、管理者踏上了“留洋”之路。以前他们出现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现在他们踏上通向美国罗切斯特、日本、比利时安特卫普之路。一批批来自柯达、富士和阿克发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他们是技术和设备的输入者，是世界产业竞争中的强者。中外差距似乎正在缩短，新世界似乎就要诞生了。
但奇迹没有发生。
人们没有想到，首先是汇率那些小小的数字将这些抱负远大的项目推到崩溃的边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事件，1985年，在出口导向战略中全面冲击世界的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迫于西方的压力，将日元大幅升值。这引起了整个世界汇率的变化。而在公元的项目中，急剧升值的日元转瞬间就将这个引进项目变成经济上的噩梦。
随后到来的毁灭性力量就是走私。在这股伴随着开放疯狂成长的力量面前，中国感光业“洋务梦”中，进口替代的主要前提消失了。它们本来想在引进全球最为强大的三个大企业的技术后，关起国门，独自享受中国市场的巨大蛋糕。但汹涌而来的便宜进口胶卷浪潮让一切都落空了。胶卷位列当时中国三大走私品之一，紧紧排在汽车和成品油之后。
这些企业没有坐以待毙。当时保定、汕头、福达三个厂的管理层曾在厦门召开联席会议：如何打击走私。最后，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给中央政府，痛陈走私对感光工业的冲击，但后来不了了之。
199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厦门福达问题做主要批示，要求对感光行业发展方向统一考虑。这促使领导层把目光投到内部整合的道路上。但随即就遇到了国有体制中最挠头的问题：到底归到哪个部。因为，中国感光企业被强大的部门管理体制所分割，它们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轻工部统领的，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属轻工局，是地方企业；一个阵营是化工部统领，保定乐凯、二胶属化工部，是部级；无锡阿尔梅、辽源属化工局，为地方企业。
后来，1994年化工部有一个整合化工系统感光企业的想法，但化工部当时主要考虑直属自己的感光厂，根本不考虑属于地方企业的那些感光企业。一个化工系统合并都尚且如此艰难，全国合并，怎么办？上海、天津、厦门、广东，谁听谁？
几乎无能为力。自从在独特的政治时代，中国胶卷工业走上重复建设、分立发展的道路后，真正的内部整合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些只是局限于某一个部门利益或某一个企业利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让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胶卷工业内部整合的最后机会也流失掉了。
当朱基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时，就曾出手试图化解危机，对公元和福达两个危机最大的企业之一福达注入上亿资金，但不见什么起色。整个行业已经背负100多亿人民币的巨额债务。
那么，出路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