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2/2）

五言的歌谣已开始在民间流行，汉武帝后这种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文人相继模仿，这就是五言诗的起源。但是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或系讹传，或系假托而并不可靠。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早期作家班固的《咏史》，但正如钟嵘所说，它是“质木无文”的，直到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五言诗才真正成熟。建安诗人普遍采用这新兴的五言诗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艺术技巧，并且奠定了它在诗坛上成为主要形式的地位。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对“诗”字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直接继承《楚辞》传统的抒情小赋实在也可属于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建安诗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抒情小赋最早见于张衡的《归田赋》等，但其流行却也是东汉末叶的事。建安时代之前旧的赋颂的传统还很强大，那时抒情小赋虽然已经出现，却不过是正统汉赋的小小陪衬，到了建安诗人手中，它才真正发扬光大，蔚为大国。

    建安诗辞的丰功伟绩，不是一二英豪所能创建出来的。建安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崛起、各显身手的时代，当时的文坛，也呈现一派俊才云蒸、英彦霞蔚的气象。居于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左右作为他们羽翼的，有所谓“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次“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真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序》）。除三曹、七子外，其声誉著称于时并垂之后世者还有蔡琰、祢衡、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这些俊才英彦骋其捷足，望路争驱，才将建安诗辞推向极致，创造出一个盛极一时，晖映后世的灿烂局面。

    光辉灿烂的建安诗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昌盛繁荣、生活安定的两汉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文学蓬勃发展的景象，却产生在这样一个衰乱动荡、流离播迁的战乱时期呢？难道困苦窘迫能使文学家产生灵感和激情吗？其实，若是没有长期富庶稳定的东汉时期为建安文学作准备，建安文学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东汉时期五言诗和抒情小赋都已经开始流行，所欠缺的只是打破旧传统的契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建安诗人们的学养知识也还是来自东汉稳定时的长期积累。此外，若没有建安后半期即三国鼎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父子的提倡奖掖，恐怕建安文学的勃兴也是难以形成的。在这一切之后，我们也不能排除衰乱动荡对建安文学所起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豪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关于风尚》中就说过：“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像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自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这话与齐梁时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说法“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实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