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远东苏军总司令（2/2）
《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华西列夫斯基》作者：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华西列夫斯基 2017-02-13 11:36
林干脆不加考虑，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解释说：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么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苏联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了。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领导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1949年**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对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眼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第17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第53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第36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2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第15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第2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第16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第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第5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第25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第35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机械化第10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3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领导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1949年**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对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眼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第17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第53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第36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2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第15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第2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第16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第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第5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第25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第35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机械化第10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3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