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2/2）
《吕祖谦评传》作者：吕祖谦评传 2017-02-13 12:06
措施，实行变革，就一定能出于险，而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坐视其弊"，才是真正可怕的，最终难免于"险"。
接着，吕祖谦又以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
阴阳风雨晦明，天之六气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医语之谓：六气者致疾之原，必使无阴阳风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宁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医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气，守国在我而患不在于四邻，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六气虽沴，于汝身何有哉？
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四邻虽暴，于汝国何有哉。天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致疾的因素，如果为了不生病，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③ 《文集》卷4《与周子元》。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④ 《文集》卷14《易说·解》。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而要除尽"六气"，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世上决无此理。吕祖谦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无致疾的"阴阳风雨晦明"，关键在于要保证自己的饮食起居作息有一定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强壮的体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之淫就不能构成对人身体的威胁。如果自己生活无规律，不善于爱护身体，体魄赢弱，而只是指望无致疾的"六气"之淫，只能使多种疾病集于一身。同样，四邻之强敌是会构成本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只要自己政治修明，加强军事设防，使四邻之强敌无隙可乘，这种威胁也就不存在了。相反，本国政治混乱，国库空虚，军事力量单薄，就会时时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中。吕祖谦明确宣称："国之存亡，系于我之治乱"，②而不在四邻之敌的强弱。他举例说：秦不亡于六国未灭之前，而亡于六国既灭之后。隋不亡于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后。亡国之衅，夫岂在于邻敌耶？秦国在六国未灭之前怵惕自强，而在灭六国之后骄侈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一夫振臂，万夫响应，这才终止了秦之国祚。隋朝在南北未统一之前政治修明，纪纲肃整，而南北统一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故而重蹈秦之覆辙，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吞没。秦、隋两朝的教训说明了什么呢？即亡国之祸根乃是自身的**啊。
进而吕祖谦提出应该把国家兴盛的主动权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他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已，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未有不穷者也。
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②吕祖谦这段议论的用心很明确，即希望南宋统治者不要把国之安危寄予金兵是否格守和议之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励精图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依己不依人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在闪烁着明智的火花。
吕祖谦分析了南宋统治者"依人不依己"的猥亵委琐心理。他认为南宋统治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拱手让给金兵去主宰，乃是"安于弱"、"安于愚"的思想在作祟。为了取消南宋统治者"安于弱"。"安于愚"的卑鄙之虑，吕祖谦指出，虽然"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寡"这是"兵家之定论"①，但是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又是相对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假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则完全可以使自己从弱、小、少向强、大、多转化。
如果一旦实现了这一转化，也就用不着去害怕敌人的强、大、多了。
君子忧我之弱而不忧敌之强，忧我之愚而不忧敌之智。强者，弱之对也。我苟不弱，则天下无强兵。智者愚之对也。我苟不愚，则天下无智术。后之为国者，终岁忧敌之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弱，终岁忧敌之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愚，使其移忧敌之心而自忧，则谁敢侮之哉！这是一段充满着军事辩证法思想光辉的议论。吕祖谦认为敌我双方，一方强大则另一方就显得弱小，一方明智则另一方也就显得愚蠢。因此不必担心敌人是多么强大，多么明智，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担心自己的弱小和计谋欠周之上，并为扭转自己的"弱"与"愚"而乾乾自强不息。天下就不再有什么"强"与"智"的敌人，至此，谁还敢再来欺侮你呢？
如其不然，"苟以龌龊自保力量力，则人则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②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② 同上卷1《郑忽辞昏》。
① 《东莱博议》卷3《鲁卑邾不设备》。
② 同上卷3《随伐楚》。
愚，而终于愚矣。"③因此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一定要克服安于"愚"、"弱"的自卑心理，树立远大明确的治国目标。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板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天下之大势如不强盛就必然是衰弱，国家的政治如不努力向上就必然是倒退。因此，强国如果只是停留在原来"强"的水平上，就必定不能继续维持其强盛；霸主如果只想保住原有的"霸"而不思进取，就必然保不住已获得的霸主地位。这好比骑着骏马奔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间是没有"驻足之地"的。对于"强"与"霸"来说，要想保住其"强"与"霸"，就要不断前进，更何况当时南宋小朝廷还远远没有资格称"强"称"霸"呢！所以更应该布仁义、行教化、振纲纪，以使国势强盛，只有这样才可雪"仇耻"、归"版图"，直至一统海内。
吕祖谦之所以要求南宋小朝廷改革弊政，不断以"强""霸"自勉自期，作为抗击金兵的前提条件，还有这样的考虑，即只有政治修明，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会使抗金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
战亦死地也。??民既乐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盖尝论之，古人论战与后人之言战不同。盖有论战者，有论所以战者。军旅形势者，战也，民心者，所以战也。①战争免不了要死人。如果参战之民众为了报答君主平时对他们的"恩赐"，就会在战争中乐意为君主卖命。民众一不畏死，"陷坚却敌"就是小事一桩。如果"民心己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是恃。"②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最后依据。
吕祖谦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军旅形势"在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③吕祖谦认为形势与君主的德行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它们对于国家来说好比人的身体和血气一样。如果说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血气强盛充沛而将自己的身体安置于"易死之地"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认为自己的仁德足以令天下臣服而将其国安置于"易亡之地"。一个政权的兴旺，固然德行要"先天下"，而所占有的地理位置也必须是"先天下"。吕祖谦以周、秦兴衰为例，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周在"文武成康之世"，君主之德固然是"先天下"。但也不能忽视周所占据的好地势，"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所以天下"孰能御之耶"？后来周平王东迁，轻易地放弃了"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歧丰之地。以其德行而言，固然不如其先人，而所占的地理位置也没有西周的好，因此周室遂衰落了下去。而秦原是不起眼的小国，但自从它得周之"歧丰之地"，尽管其德未能"先天下"，国势却也强盛了起来。吕祖谦的结论是：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以无道处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③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3《葵邱之会》。
② 《左氏传说》卷20。
③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下。他对"形势"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襄王，请以王礼规格（"隧"）为其先人送终，襄王以"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为由加以拒绝。为了不使晋侯过于难堪，遂割阳樊温原＃茅之田与之。对此，吕祖谦发表评论说：襄王之意，以谓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刚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轻其一，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呜呼！周自平王捐歧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
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虑难立，岂复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胺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隧"，王之葬礼。晋侯"请隧"以葬先人，违背周之典章制度，襄王不允许是对的，因为典章制度体现等级名分，，应"当世守之"。吕祖谦认为周襄工的错误是轻易将大片土地割与晋。须知土地事关国家"形势"，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襄王竞将"千里之王畿"与人，而使其"形势"残缺不全，怎么能保住周之基业呢。如果说周平王"捐歧丰以封秦"，"失周之半"的话，而其后代"今日割虎牢""明日割酒泉"则加速了周室之衰，使"文武成康"的"境土岁胺月削"，这标志着周室已频临灭亡之绝境了。吕祖谦这是在借古讽今。因为割地求和乃是宋代统治者苟且自安的拿手好戏。吕祖谦表面上反对的是周襄王"割地自削"，实际上是提醒南宋当局不可轻易地将大批国土畀敌，否则将"邻于亡矣"。重德而不重势，这本来是一般理学家的共同见解。他们认为只要其德"先天下"，即使以七十里之地也能最终一统海内。
而吕祖谦却如此重"形势"，将其规定为"德"的基础。这就使他突破了理学家的陋见，表现了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
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历来是治兵者之格言。在这个问题上，吕祖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兵必须遵循"诚"。他说：君子之用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悉除，虽古之知兵者环而攻之，极其诈计于十百千万，君子侍之一于诚而已矣。彼之诈极其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逸，彼常动而我常静，以逸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吕祖谦认为轻敌、贪婪、干扰、众疑、怠备这"五患"是兵家之大忌。而要克服这"五患"，最好的办法是"用其诚"，因为"一诚既立"，"轻、""贪"、"扰"、"疑"、"怠"等现象就不会发生，从而杜绝了敌人的一切可趁之隙。尽管"极其诈计"万千，也无从下手，这样也就稳操胜券了。故而"诚"是"天下常胜之道"。吕祖谦这里说的"诚"，含有主观努力和思想高度重视的因素，乃是其对抗金大计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察"思想的延伸和发挥，有一定合理成份，而非一般理学家所主张的道德决定战争胜负之论调。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年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诚"为"天下常胜之道"，为什么宋襄公。陈余等人"用其诚"反而落得丧师身死的悲惨结局而遭天下人耻笑的呢？吕祖谦申辨道：宋襄、陈余之流每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尽小人之术者，方无愧于小人之名，尽君子之道者，方无愧于君子之名，以伪君子对真小人，持一日之诚而欲破百年之诈，安得不败哉？以一怀之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不能息焉，谓水之微则可，谓火胜水则不可也。
安得以宋襄辈遂疑君子短于兵哉！①吕祖谦认为宋襄公、陈余等人从来就不是"用其诚"的真君子，而是假于诚而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他们平时处世做事极其诡诈，而想以一时之诚来取胜，这不啻是杯水车薪，当然要为天下人耻笑。因此不能以宋襄公、陈余等人失败为证，怀疑志诚君子不诸军事，轻易否定"诚"为"天下常胜之道"命题的正确性。
一般说来，吕祖谦对待抗金的态度虽然没有陈亮、张栻等那么鲜明，但他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却不无可取之处，这种寓抗金于改革之中的思想，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
接着，吕祖谦又以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
阴阳风雨晦明，天之六气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医语之谓：六气者致疾之原，必使无阴阳风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宁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医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气，守国在我而患不在于四邻，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六气虽沴，于汝身何有哉？
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四邻虽暴，于汝国何有哉。天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致疾的因素，如果为了不生病，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③ 《文集》卷4《与周子元》。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④ 《文集》卷14《易说·解》。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而要除尽"六气"，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世上决无此理。吕祖谦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无致疾的"阴阳风雨晦明"，关键在于要保证自己的饮食起居作息有一定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强壮的体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之淫就不能构成对人身体的威胁。如果自己生活无规律，不善于爱护身体，体魄赢弱，而只是指望无致疾的"六气"之淫，只能使多种疾病集于一身。同样，四邻之强敌是会构成本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只要自己政治修明，加强军事设防，使四邻之强敌无隙可乘，这种威胁也就不存在了。相反，本国政治混乱，国库空虚，军事力量单薄，就会时时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中。吕祖谦明确宣称："国之存亡，系于我之治乱"，②而不在四邻之敌的强弱。他举例说：秦不亡于六国未灭之前，而亡于六国既灭之后。隋不亡于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后。亡国之衅，夫岂在于邻敌耶？秦国在六国未灭之前怵惕自强，而在灭六国之后骄侈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一夫振臂，万夫响应，这才终止了秦之国祚。隋朝在南北未统一之前政治修明，纪纲肃整，而南北统一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故而重蹈秦之覆辙，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吞没。秦、隋两朝的教训说明了什么呢？即亡国之祸根乃是自身的**啊。
进而吕祖谦提出应该把国家兴盛的主动权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他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已，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未有不穷者也。
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②吕祖谦这段议论的用心很明确，即希望南宋统治者不要把国之安危寄予金兵是否格守和议之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励精图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依己不依人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在闪烁着明智的火花。
吕祖谦分析了南宋统治者"依人不依己"的猥亵委琐心理。他认为南宋统治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拱手让给金兵去主宰，乃是"安于弱"、"安于愚"的思想在作祟。为了取消南宋统治者"安于弱"。"安于愚"的卑鄙之虑，吕祖谦指出，虽然"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寡"这是"兵家之定论"①，但是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又是相对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假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则完全可以使自己从弱、小、少向强、大、多转化。
如果一旦实现了这一转化，也就用不着去害怕敌人的强、大、多了。
君子忧我之弱而不忧敌之强，忧我之愚而不忧敌之智。强者，弱之对也。我苟不弱，则天下无强兵。智者愚之对也。我苟不愚，则天下无智术。后之为国者，终岁忧敌之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弱，终岁忧敌之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愚，使其移忧敌之心而自忧，则谁敢侮之哉！这是一段充满着军事辩证法思想光辉的议论。吕祖谦认为敌我双方，一方强大则另一方就显得弱小，一方明智则另一方也就显得愚蠢。因此不必担心敌人是多么强大，多么明智，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担心自己的弱小和计谋欠周之上，并为扭转自己的"弱"与"愚"而乾乾自强不息。天下就不再有什么"强"与"智"的敌人，至此，谁还敢再来欺侮你呢？
如其不然，"苟以龌龊自保力量力，则人则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②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② 同上卷1《郑忽辞昏》。
① 《东莱博议》卷3《鲁卑邾不设备》。
② 同上卷3《随伐楚》。
愚，而终于愚矣。"③因此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一定要克服安于"愚"、"弱"的自卑心理，树立远大明确的治国目标。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板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天下之大势如不强盛就必然是衰弱，国家的政治如不努力向上就必然是倒退。因此，强国如果只是停留在原来"强"的水平上，就必定不能继续维持其强盛；霸主如果只想保住原有的"霸"而不思进取，就必然保不住已获得的霸主地位。这好比骑着骏马奔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间是没有"驻足之地"的。对于"强"与"霸"来说，要想保住其"强"与"霸"，就要不断前进，更何况当时南宋小朝廷还远远没有资格称"强"称"霸"呢！所以更应该布仁义、行教化、振纲纪，以使国势强盛，只有这样才可雪"仇耻"、归"版图"，直至一统海内。
吕祖谦之所以要求南宋小朝廷改革弊政，不断以"强""霸"自勉自期，作为抗击金兵的前提条件，还有这样的考虑，即只有政治修明，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会使抗金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
战亦死地也。??民既乐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盖尝论之，古人论战与后人之言战不同。盖有论战者，有论所以战者。军旅形势者，战也，民心者，所以战也。①战争免不了要死人。如果参战之民众为了报答君主平时对他们的"恩赐"，就会在战争中乐意为君主卖命。民众一不畏死，"陷坚却敌"就是小事一桩。如果"民心己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是恃。"②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最后依据。
吕祖谦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军旅形势"在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③吕祖谦认为形势与君主的德行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它们对于国家来说好比人的身体和血气一样。如果说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血气强盛充沛而将自己的身体安置于"易死之地"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认为自己的仁德足以令天下臣服而将其国安置于"易亡之地"。一个政权的兴旺，固然德行要"先天下"，而所占有的地理位置也必须是"先天下"。吕祖谦以周、秦兴衰为例，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周在"文武成康之世"，君主之德固然是"先天下"。但也不能忽视周所占据的好地势，"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所以天下"孰能御之耶"？后来周平王东迁，轻易地放弃了"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歧丰之地。以其德行而言，固然不如其先人，而所占的地理位置也没有西周的好，因此周室遂衰落了下去。而秦原是不起眼的小国，但自从它得周之"歧丰之地"，尽管其德未能"先天下"，国势却也强盛了起来。吕祖谦的结论是：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以无道处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③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3《葵邱之会》。
② 《左氏传说》卷20。
③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下。他对"形势"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襄王，请以王礼规格（"隧"）为其先人送终，襄王以"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为由加以拒绝。为了不使晋侯过于难堪，遂割阳樊温原＃茅之田与之。对此，吕祖谦发表评论说：襄王之意，以谓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刚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轻其一，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呜呼！周自平王捐歧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
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虑难立，岂复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胺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隧"，王之葬礼。晋侯"请隧"以葬先人，违背周之典章制度，襄王不允许是对的，因为典章制度体现等级名分，，应"当世守之"。吕祖谦认为周襄工的错误是轻易将大片土地割与晋。须知土地事关国家"形势"，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襄王竞将"千里之王畿"与人，而使其"形势"残缺不全，怎么能保住周之基业呢。如果说周平王"捐歧丰以封秦"，"失周之半"的话，而其后代"今日割虎牢""明日割酒泉"则加速了周室之衰，使"文武成康"的"境土岁胺月削"，这标志着周室已频临灭亡之绝境了。吕祖谦这是在借古讽今。因为割地求和乃是宋代统治者苟且自安的拿手好戏。吕祖谦表面上反对的是周襄王"割地自削"，实际上是提醒南宋当局不可轻易地将大批国土畀敌，否则将"邻于亡矣"。重德而不重势，这本来是一般理学家的共同见解。他们认为只要其德"先天下"，即使以七十里之地也能最终一统海内。
而吕祖谦却如此重"形势"，将其规定为"德"的基础。这就使他突破了理学家的陋见，表现了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
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历来是治兵者之格言。在这个问题上，吕祖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兵必须遵循"诚"。他说：君子之用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悉除，虽古之知兵者环而攻之，极其诈计于十百千万，君子侍之一于诚而已矣。彼之诈极其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逸，彼常动而我常静，以逸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吕祖谦认为轻敌、贪婪、干扰、众疑、怠备这"五患"是兵家之大忌。而要克服这"五患"，最好的办法是"用其诚"，因为"一诚既立"，"轻、""贪"、"扰"、"疑"、"怠"等现象就不会发生，从而杜绝了敌人的一切可趁之隙。尽管"极其诈计"万千，也无从下手，这样也就稳操胜券了。故而"诚"是"天下常胜之道"。吕祖谦这里说的"诚"，含有主观努力和思想高度重视的因素，乃是其对抗金大计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察"思想的延伸和发挥，有一定合理成份，而非一般理学家所主张的道德决定战争胜负之论调。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年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诚"为"天下常胜之道"，为什么宋襄公。陈余等人"用其诚"反而落得丧师身死的悲惨结局而遭天下人耻笑的呢？吕祖谦申辨道：宋襄、陈余之流每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尽小人之术者，方无愧于小人之名，尽君子之道者，方无愧于君子之名，以伪君子对真小人，持一日之诚而欲破百年之诈，安得不败哉？以一怀之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不能息焉，谓水之微则可，谓火胜水则不可也。
安得以宋襄辈遂疑君子短于兵哉！①吕祖谦认为宋襄公、陈余等人从来就不是"用其诚"的真君子，而是假于诚而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他们平时处世做事极其诡诈，而想以一时之诚来取胜，这不啻是杯水车薪，当然要为天下人耻笑。因此不能以宋襄公、陈余等人失败为证，怀疑志诚君子不诸军事，轻易否定"诚"为"天下常胜之道"命题的正确性。
一般说来，吕祖谦对待抗金的态度虽然没有陈亮、张栻等那么鲜明，但他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却不无可取之处，这种寓抗金于改革之中的思想，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