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和平鸽（2/2）
《毕加索传》作者：毕加索传 2017-02-13 12:08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向世界各个地方，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们阻挡。”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高唱。
它还飞到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飞到了中国、印度的邮票上，飞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费拉德菲亚的艺术博物馆授予这幅石版画“泼奈尔纪念奖章 ”。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最为推重的东方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张《和平鸽》的复制品。1950年，北京《人民画报》约他画一幅和平鸽，他凭印象画了一张，自己很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毕加索先生的水准。为此，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仔细观察它们的行走、哺雏、觅食、起飞等动作和神态，所得甚深。两年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时间，精心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图画《百花与和平鸽》送给大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老人也成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聂鲁达的好友、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怀着敬意写了一首长诗《向齐白石致敬》。热爱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巴黎和平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毕加索正准备要马赛尔送他去会场，却先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须立刻住院，以保证安全生产。
毕加索这下急了，他一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一边是弗朗索瓦临产，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还是马赛尔有经验：“没关系，我开快些，顺路送夫人到医院。”毕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会场，再陪她去医院吧，我不能迟到。”
弗朗索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比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钟头。晚：8点，一声嘹亮的婴啼划破长空，女儿出世了！
毕加索一到会场，才发觉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个地都在医院里，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打去一次电话，焦急之情难以言喻。终于听到了女儿诞生的消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立刻电话取名为“帕洛玛”（法文：鸽子）。毕加索匆匆赶到医院，捧着他心爱的“小鸽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尽了。
第二年，毕加索参加了在英国设菲尔德举行的第三届和平大会。会上，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了演讲台。毕加索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他只用法语讲了一分钟，讲父亲怎样教他画鸽子。可是他的结尾却强而有力：
“我主张活着，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再过一年，毕加索奔赴罗马第四届世界和平大会。众星捧月，毕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讲台上。这次他对演讲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慈悲胸怀和威武气度，更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战争的罪恶在于杀人。战争毁坏了佛罗伦萨——这固然令人扼腕伤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还残杀了那些有能力重建这一历史名城的人们。毁坏家园，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局部，它只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罹战祸而已；而亲人丧生，才会在人类心灵上留下永久惨痛的创伤。由此推及，人类倘有灭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恶果。到了那时，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都在灰飞烟灭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佛罗伦萨固然被毁于战火，但这并不决定战争贩子是否赢得战争。”
这是毕加索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法国了。他对集体活动一向没有兴趣和好感，但这几年却频频出访诸国，成为少有的参加了四届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无可争议的“和平大使”。
4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瓦洛利不到两年，就重新开创了这个小镇的繁荣局面。
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工纷纷涌入瓦洛利一试身手；在当地，木工、面包师、理发师、渔民都加入到了毕加索的麾下。制陶业在这里迅速复兴。毕加索也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很喜欢吃当地的一种传统面包卷，上面有四个尖，极像又粗又短的手指，人们就叫它“毕加索面包”。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和镇外的人都以“毕加索面包”为食。至今，许多去法国旅行的游客都想走一趟瓦洛利，为的就是尝一尝“毕加索面包”的味道。
1950年8月，毕加索将他的雕塑铸像《人与绵羊》赠予了瓦洛利的市政府委员会。市政府盛赞了毕加索为该市经济腾飞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同时认为这尊雕塑将为瓦洛利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毕加索谦虚地说：“艺术本来就是让人观赏的。我希望这尊铸像能够竖立在一个广场上，好让孩子们在上面爬来爬去，让狗不受阻碍地在上面小便。”
剪彩那天，瓦洛利隆重授予毕加索“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月后，冷傲的苏联人也把“列宁和平奖”的奖章挂到了毕加索的脖子上。
这段时期，法国的许多地方当局盛行邀请著名画家对各地的古旧教堂进行重新装修。比如，莱热和罗奥已在阿西山区的教堂完成了这项工作；马蒂斯带病坚持为旺斯省的多明俄会教堂增添光彩；勃拉克也使第厄普附近的一所教堂旧貌换新颜。于是，瓦洛利市政当局想请毕加索为一座已还俗的12世纪的教堂，以他认为适合的形式加以装修。
毕加索一向对宗教方面的题材不感兴趣。几年前，他去旺斯省的梦幻别墅看望马蒂斯时，马蒂斯虽然病得倒在床上起不来，却依然为装修教堂不停地忙碌，他让秘书丽迪娅将纸钉在床头的天花板上，把碳笔绑在竹杆顶端，这样他就可以在纸上画多明俄的像和装饰室内的图案；然后坐着轮椅再把稿纸上的图案画到大方瓷砖上。毕加索见了颇不以为然，他问马蒂斯：“你这人是怪呢，还是疯了？你信不信教？要是不信，你又怎么能为一种你不信仰的思想做事呢？”
“这不全如你所说的，它也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创作。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上帝，我往往觉得我这个人更像个佛教徒。问题的实质是，要使自己接近于虔诚祈祷时那样一种精神境界。”马蒂斯的话说得很好。而毕加索是不轻易被打动的，他没有答应瓦洛利市政当局的请求。
1950年，美**队入侵朝鲜半岛。毕加索愤然挥毫，画出了名作《在朝鲜的屠杀》。他利用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以一群机器人的形象讽喻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兵，在他们的枪口下，是赤身**的妇女和孩子，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似乎已经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幅画1951年第一次在“独立沙龙”上展出；5年后，热爱毕加索的波兰人民将它的大幅复制品竖立在华沙街头，作为对苏联军队闯入匈牙利国土的抗议，使这幅作品因为它对战争的尖锐揭露和有力谴责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5
1951年10月，毕加索七十寿辰。
瓦洛利的陶工们别有深意地在教堂的中殿为毕加索设宴庆祝。毕加索不时地抬头仰视破旧的拱形石屋顶，又看看工人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他顿时明白了这些纯朴乡民的良苦用心。他马上为自己将要发生的转变找到了很能说服人的理由：“我要装饰的，不是教堂，而是一座和平的庙宇。”
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块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1952年夏天，万事俱备。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毕加索虽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其实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再让人们在外面苦等，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这两幅木板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惟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杜甫的《石壕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通俗易懂而意味无穷，让人直面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真理：战争不仅是残暴的，而且是愚蠢的；而和平就像惊险的杂技表演，总叫人提心吊胆。
它还飞到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飞到了中国、印度的邮票上，飞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同年，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费拉德菲亚的艺术博物馆授予这幅石版画“泼奈尔纪念奖章 ”。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最为推重的东方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张《和平鸽》的复制品。1950年，北京《人民画报》约他画一幅和平鸽，他凭印象画了一张，自己很不满意，认为没有达到毕加索先生的水准。为此，他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仔细观察它们的行走、哺雏、觅食、起飞等动作和神态，所得甚深。两年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时间，精心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图画《百花与和平鸽》送给大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老人也成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聂鲁达的好友、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怀着敬意写了一首长诗《向齐白石致敬》。热爱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
巴黎和平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毕加索正准备要马赛尔送他去会场，却先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须立刻住院，以保证安全生产。
毕加索这下急了，他一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一边是弗朗索瓦临产，一边是举世瞩目的大会。还是马赛尔有经验：“没关系，我开快些，顺路送夫人到医院。”毕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会场，再陪她去医院吧，我不能迟到。”
弗朗索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比约定的时间晚了3个钟头。晚：8点，一声嘹亮的婴啼划破长空，女儿出世了！
毕加索一到会场，才发觉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个地都在医院里，他每隔几分钟就要打去一次电话，焦急之情难以言喻。终于听到了女儿诞生的消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立刻电话取名为“帕洛玛”（法文：鸽子）。毕加索匆匆赶到医院，捧着他心爱的“小鸽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用尽了。
第二年，毕加索参加了在英国设菲尔德举行的第三届和平大会。会上，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了演讲台。毕加索在公众面前显得不善言辞，他只用法语讲了一分钟，讲父亲怎样教他画鸽子。可是他的结尾却强而有力：
“我主张活着，反对死亡；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再过一年，毕加索奔赴罗马第四届世界和平大会。众星捧月，毕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讲台上。这次他对演讲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讲不仅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慈悲胸怀和威武气度，更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战争的罪恶在于杀人。战争毁坏了佛罗伦萨——这固然令人扼腕伤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还残杀了那些有能力重建这一历史名城的人们。毁坏家园，这只是战争的一个局部，它只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罹战祸而已；而亲人丧生，才会在人类心灵上留下永久惨痛的创伤。由此推及，人类倘有灭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恶果。到了那时，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都在灰飞烟灭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佛罗伦萨固然被毁于战火，但这并不决定战争贩子是否赢得战争。”
这是毕加索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法国了。他对集体活动一向没有兴趣和好感，但这几年却频频出访诸国，成为少有的参加了四届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无可争议的“和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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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和弗朗索瓦来瓦洛利不到两年，就重新开创了这个小镇的繁荣局面。
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工纷纷涌入瓦洛利一试身手；在当地，木工、面包师、理发师、渔民都加入到了毕加索的麾下。制陶业在这里迅速复兴。毕加索也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他很喜欢吃当地的一种传统面包卷，上面有四个尖，极像又粗又短的手指，人们就叫它“毕加索面包”。这样一来，镇上的人和镇外的人都以“毕加索面包”为食。至今，许多去法国旅行的游客都想走一趟瓦洛利，为的就是尝一尝“毕加索面包”的味道。
1950年8月，毕加索将他的雕塑铸像《人与绵羊》赠予了瓦洛利的市政府委员会。市政府盛赞了毕加索为该市经济腾飞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同时认为这尊雕塑将为瓦洛利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毕加索谦虚地说：“艺术本来就是让人观赏的。我希望这尊铸像能够竖立在一个广场上，好让孩子们在上面爬来爬去，让狗不受阻碍地在上面小便。”
剪彩那天，瓦洛利隆重授予毕加索“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月后，冷傲的苏联人也把“列宁和平奖”的奖章挂到了毕加索的脖子上。
这段时期，法国的许多地方当局盛行邀请著名画家对各地的古旧教堂进行重新装修。比如，莱热和罗奥已在阿西山区的教堂完成了这项工作；马蒂斯带病坚持为旺斯省的多明俄会教堂增添光彩；勃拉克也使第厄普附近的一所教堂旧貌换新颜。于是，瓦洛利市政当局想请毕加索为一座已还俗的12世纪的教堂，以他认为适合的形式加以装修。
毕加索一向对宗教方面的题材不感兴趣。几年前，他去旺斯省的梦幻别墅看望马蒂斯时，马蒂斯虽然病得倒在床上起不来，却依然为装修教堂不停地忙碌，他让秘书丽迪娅将纸钉在床头的天花板上，把碳笔绑在竹杆顶端，这样他就可以在纸上画多明俄的像和装饰室内的图案；然后坐着轮椅再把稿纸上的图案画到大方瓷砖上。毕加索见了颇不以为然，他问马蒂斯：“你这人是怪呢，还是疯了？你信不信教？要是不信，你又怎么能为一种你不信仰的思想做事呢？”
“这不全如你所说的，它也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创作。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上帝，我往往觉得我这个人更像个佛教徒。问题的实质是，要使自己接近于虔诚祈祷时那样一种精神境界。”马蒂斯的话说得很好。而毕加索是不轻易被打动的，他没有答应瓦洛利市政当局的请求。
1950年，美**队入侵朝鲜半岛。毕加索愤然挥毫，画出了名作《在朝鲜的屠杀》。他利用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以一群机器人的形象讽喻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兵，在他们的枪口下，是赤身**的妇女和孩子，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似乎已经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幅画1951年第一次在“独立沙龙”上展出；5年后，热爱毕加索的波兰人民将它的大幅复制品竖立在华沙街头，作为对苏联军队闯入匈牙利国土的抗议，使这幅作品因为它对战争的尖锐揭露和有力谴责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5
1951年10月，毕加索七十寿辰。
瓦洛利的陶工们别有深意地在教堂的中殿为毕加索设宴庆祝。毕加索不时地抬头仰视破旧的拱形石屋顶，又看看工人们满含期待的眼神，他顿时明白了这些纯朴乡民的良苦用心。他马上为自己将要发生的转变找到了很能说服人的理由：“我要装饰的，不是教堂，而是一座和平的庙宇。”
毕加索详细考察了教堂的构造，他认为重点还是中殿的屋顶。他把这块屋顶看成是一块大画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画把它完全遮盖起来，油画的一边表达战争的主题，另一边表达和平的主题，那就再好不过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愿意听从毕加索的调遣。毕加索并不需要那么多人，他叫当地最好的一名木匠为潮湿而粗糙的石板屋顶上了一层护板，这是油画的全部依托，所以质量一定要高。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足够大的画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们都希望毕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毕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选择了濒临倒闭的香料厂的一间仓库。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巴蒂恩帮了大忙，他解决了灯光和搭脚手架的技术上的困难。
1952年夏天，万事俱备。毕加索发布禁令，除了他和儿子保罗，其他人一律不准走进画室半步。他还对保罗说，万一他偶尔疏忽，或心血来潮，批准什么人来看他的画，保罗必须以铁的原则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毕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厂，在那里制作两三个小壶，和工人们聊聊天，当感觉进入最佳状态时，他就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只有吃饭睡觉才能使他出来。瓦洛利人太看重毕加索为他们做的这项工作了，画室的外面总是有人在等着，他们既不交头接耳，也不踮脚窥探，只是坐着，站着，走着，一忽儿去了，一忽儿又来了；一忽儿是这些人，一忽儿又是那些人。他们也许是怕毕加索太寂寞，有一天会撒手而去，所以来陪陪他；也许是渴望了解哪怕一丁点儿关于画的进度或其他消息。毕加索来来去去，嘴里含着烟卷，双手插入口袋，低头蹙额，无暇他顾，更为画室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毕加索虽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其实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忍心再让人们在外面苦等，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们第一次打开了画室的门。室内凌乱不堪，满满的两木板油画，因为斜放着，距离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门口的桌上有一个闹钟和一册日历，每张日历上都安排着当天的进度；四壁全是草图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檐顶，大约有两三百幅。毕加索后来对克劳特·洛伊说：“我画完了好几册素描本，还没有找到一张像样的图案。”他又说：“我还从来不曾以这样快的速度画过这样的巨制，这里的人民激励了我。我要求自己画得又快又好，在现代绘画上，每一笔都是一项精确的工作。”
这两幅木板油画先后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分开陈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运回瓦洛利。两幅画在教堂中殿的屋顶“终成眷属”，当它们拼在一起时，画中的接合毫厘不差。毕加索的画室里什么工具都有，惟独没有尺子，毕加索的眼睛比尺子还要精确。
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无疑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亦即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为一件单纯的艺术品而存在，它纳尽世间万象，田园的和都市的，动荡的和宁静的，人性的和兽性的，历史的和未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杜甫的《石壕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通俗易懂而意味无穷，让人直面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真理：战争不仅是残暴的，而且是愚蠢的；而和平就像惊险的杂技表演，总叫人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