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经济策略(2/2)
《肯尼迪传》作者:肯尼迪传 2017-02-13 11:45
的态度不尽相同,工会会员为自己做的牺牲而高兴,资方代表却冷冰冰的。但劳资双方对肯尼迪关于协议的重要作用都没有表示异议。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口气,认为钢铁涨价已是逝去的危险。然而就在下一周,肯尼迪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劳工部长对此表示怀疑,个别公司已在履行协议合同,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改变钢铁工业成本情况。
4月10日,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中最后一个主要合同。肯尼迪发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在午后5点3刻安排着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肯尼迪问戈德堡这是怎么回事,戈德堡说是布劳提出的要求,他也不知道布劳想跟他再谈点什么。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一清二楚,他递给肯尼迪一份美国钢铁公司准备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四倍于新的刚刚签订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
肯尼迪大吃一惊,他感到有些紧张,全部反通货膨胀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做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戏弄,那么国内还有哪一部门还会对他的能力和魄力表示信任呢?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用介意的总统。
最让肯尼迪不舒服的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地同工人订立一项不会导致钢铁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他利用了来帮助说服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合同上墨迹未干,他所代表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全面的涨价。肯尼迪觉得他陷入一场骗局,他自己的信用受到了威胁,因为工会方面有理由觉得,是肯尼迪引诱他们进入歧途。肯尼迪没有同布劳争论什么,只冷冷地对他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离开了。肯尼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项涨价都必须被撤销,否则不仅是经济上的灾难,也是对总统职位和他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短暂服务期间以及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斗争时说的一句话:“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牲。”他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透彻地领悟到它的正确。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但这次他们看错了人。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他的决心和愤怒: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柏林和东南亚的重大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稳定,我们要求后备军连续几个月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就在我们正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理人员,竟然如此蔑视18500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难以接受的。”
接下去讲时,肯尼迪的声音是冰冷的: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肯尼迪不仅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也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涨价。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非全部直接因为钢铁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肯尼迪就这个问题召见了麦克纳马拉。他同意国防部与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随后,联邦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做出了类似声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去调查定价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强有力的武器,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看来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就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钢铁工业,比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可这会导致政府同钢铁工业的直接对抗,也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考虑到这些,肯尼迪就不愿通过立法这一途径解决问题,但他保留了他这项权利,他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肯尼迪继续展开舆论战,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编了一份《钢铁实况》广为传发,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肯尼迪,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的大多数也一样。
罗杰·布劳和钢铁界的领袖被公众抨击得体无完肤。在这个时候,肯尼迪开始同那些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及与钢铁业有关的人士接触,希望钢铁公司内部有人倒戈。
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难时,它宣布不涨价,随后,凯泽钢铁公司也做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几种产品有选择地涨价。
前景变得稍为明朗一点。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就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这意味着他们从那些宣布涨价的公司手中抢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努力的对象移到了阿姆科钢铁公司。
在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的同时,肯尼迪也没有放弃与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和谈的机会。毕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销涨价,戈德堡被派到纽约与罗杰·布劳进行秘密会谈。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过程艰难,肯尼迪通过他的官员表示,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日见紧张,他对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当戈德堡还在同罗杰·布劳争论时,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优势,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际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为白宫带去了欢乐,肯尼迪当时已经踏上了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听见了更好的消息: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处理股票危机的第三种方案——临时减税其实不仅仅同股票市场有关,也同美国总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肯尼迪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为此和国会作斗争。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责怪他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
肯尼迪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缓解经济紧张的现象。到了7月,他审查了经济报告后,确信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迹象后,肯尼迪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提出紧急减税——这种减税现在既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也不会成为法律——这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篇单调的演说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美国国内经济措施之一——1963年减税100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甚至没有预示即将发生预算盈余或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直到1962年12月才真正积极地忙于减税法案。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些共和党企业主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接受大量减税。肯尼迪并非信心十足,当他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他能够说服他们,也就能够说服任何人了。
他确实说服了那些人,这篇演说极受欢迎,它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肯尼迪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最为有力的武器。当他谈到这法案时,谈的主要内容全是减税,而不再是初始的赋税改革。
但肯尼迪没有说服甚至打动一下国会里的人。他们对此一点不热心。如果说1962年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么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迹象,而且预算庞大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国会似乎没有理由对肯尼迪的减税法案感兴趣。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因此下降,但肯尼迪面对嘲笑很冷静,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就不会有赤字了,所以不必害怕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赤字;如果要把减税推迟到预算支出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时,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到美国的人口停止增长和**人停止威胁的时候。
就在这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这不会使美国通向一个大好机运的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130亿到150亿。
约翰·肯尼迪没有和前任直接交锋,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击了艾森豪威尔: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50,100,甚至150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125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肯尼迪整个春天都在奔忙,不是在说服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就是在说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肯尼迪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演说稿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的缴纳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演说稿还有肯尼迪喜欢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14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6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比50年代的多七百万。还有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虽然不是肯尼迪最后完成了它,因为他死了,是他的继任人终于使它完善。可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性的纪念碑。
尼克松曾指责肯尼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无可否认,肯尼迪在白宫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即使在减税前,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失业率为百分之五,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等到减税,国民生产总值猛然上升,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四。对肯尼迪自己来说,他是一个打了高分的优等生,对他的国家来说,他算得上一位理智审慎又具智慧的好老师。
4月10日,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中最后一个主要合同。肯尼迪发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在午后5点3刻安排着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肯尼迪问戈德堡这是怎么回事,戈德堡说是布劳提出的要求,他也不知道布劳想跟他再谈点什么。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一清二楚,他递给肯尼迪一份美国钢铁公司准备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四倍于新的刚刚签订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
肯尼迪大吃一惊,他感到有些紧张,全部反通货膨胀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做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戏弄,那么国内还有哪一部门还会对他的能力和魄力表示信任呢?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用介意的总统。
最让肯尼迪不舒服的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地同工人订立一项不会导致钢铁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他利用了来帮助说服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合同上墨迹未干,他所代表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全面的涨价。肯尼迪觉得他陷入一场骗局,他自己的信用受到了威胁,因为工会方面有理由觉得,是肯尼迪引诱他们进入歧途。肯尼迪没有同布劳争论什么,只冷冷地对他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离开了。肯尼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项涨价都必须被撤销,否则不仅是经济上的灾难,也是对总统职位和他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短暂服务期间以及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斗争时说的一句话:“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牲。”他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透彻地领悟到它的正确。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但这次他们看错了人。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他的决心和愤怒: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柏林和东南亚的重大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稳定,我们要求后备军连续几个月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就在我们正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理人员,竟然如此蔑视18500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难以接受的。”
接下去讲时,肯尼迪的声音是冰冷的: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肯尼迪不仅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也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涨价。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非全部直接因为钢铁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肯尼迪就这个问题召见了麦克纳马拉。他同意国防部与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随后,联邦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做出了类似声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去调查定价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强有力的武器,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看来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就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钢铁工业,比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可这会导致政府同钢铁工业的直接对抗,也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考虑到这些,肯尼迪就不愿通过立法这一途径解决问题,但他保留了他这项权利,他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肯尼迪继续展开舆论战,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编了一份《钢铁实况》广为传发,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肯尼迪,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的大多数也一样。
罗杰·布劳和钢铁界的领袖被公众抨击得体无完肤。在这个时候,肯尼迪开始同那些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及与钢铁业有关的人士接触,希望钢铁公司内部有人倒戈。
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难时,它宣布不涨价,随后,凯泽钢铁公司也做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几种产品有选择地涨价。
前景变得稍为明朗一点。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就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这意味着他们从那些宣布涨价的公司手中抢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努力的对象移到了阿姆科钢铁公司。
在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的同时,肯尼迪也没有放弃与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和谈的机会。毕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销涨价,戈德堡被派到纽约与罗杰·布劳进行秘密会谈。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过程艰难,肯尼迪通过他的官员表示,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日见紧张,他对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当戈德堡还在同罗杰·布劳争论时,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优势,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际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为白宫带去了欢乐,肯尼迪当时已经踏上了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听见了更好的消息: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处理股票危机的第三种方案——临时减税其实不仅仅同股票市场有关,也同美国总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肯尼迪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为此和国会作斗争。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责怪他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
肯尼迪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缓解经济紧张的现象。到了7月,他审查了经济报告后,确信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迹象后,肯尼迪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提出紧急减税——这种减税现在既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也不会成为法律——这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篇单调的演说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美国国内经济措施之一——1963年减税100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甚至没有预示即将发生预算盈余或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直到1962年12月才真正积极地忙于减税法案。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些共和党企业主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接受大量减税。肯尼迪并非信心十足,当他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他能够说服他们,也就能够说服任何人了。
他确实说服了那些人,这篇演说极受欢迎,它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肯尼迪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最为有力的武器。当他谈到这法案时,谈的主要内容全是减税,而不再是初始的赋税改革。
但肯尼迪没有说服甚至打动一下国会里的人。他们对此一点不热心。如果说1962年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么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迹象,而且预算庞大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国会似乎没有理由对肯尼迪的减税法案感兴趣。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因此下降,但肯尼迪面对嘲笑很冷静,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就不会有赤字了,所以不必害怕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赤字;如果要把减税推迟到预算支出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时,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到美国的人口停止增长和**人停止威胁的时候。
就在这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这不会使美国通向一个大好机运的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130亿到150亿。
约翰·肯尼迪没有和前任直接交锋,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击了艾森豪威尔: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50,100,甚至150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125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肯尼迪整个春天都在奔忙,不是在说服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就是在说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肯尼迪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演说稿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的缴纳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演说稿还有肯尼迪喜欢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14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6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比50年代的多七百万。还有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虽然不是肯尼迪最后完成了它,因为他死了,是他的继任人终于使它完善。可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性的纪念碑。
尼克松曾指责肯尼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无可否认,肯尼迪在白宫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即使在减税前,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失业率为百分之五,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等到减税,国民生产总值猛然上升,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四。对肯尼迪自己来说,他是一个打了高分的优等生,对他的国家来说,他算得上一位理智审慎又具智慧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