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而立之年（2/2）
《丘吉尔传》作者：丘吉尔传 2017-02-13 11:45
明白地告诉他：“德国不应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采取措施，防备战时德国在英国领土上搞谍报和破坏活动。
外交大臣格雷曾因丘吉尔逞强好胜，过问别部工作而挖苦他：“温斯顿见多识广，看来不用多久，政府中除了当首相以外，别的什么职务都不合适了。”丘吉尔不理睬这些，俨然以首相之下、各部大臣之上的人物姿态出现，频频地走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花费很多时间了解英国同欧洲各国关系和英国战备情况，查阅国防委员会会议纪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还发现海军部尽管建造“无畏舰”很有成就，但并无应付危机的计划和准备，不能保证战时运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海峡到法国作战 （当时英法俄已结成协约国 集团）。他给阿斯奎斯首相报告中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最后，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想法和情报，经过自己健全的头脑加以筛选，并进行内行的分析和预测，丘吉尔于8月13日写出一份详尽的《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备忘录上报首相。他预测未来战争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英国应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他抛弃了以前关于英国主要应依靠海军作战的设想。这份备忘录显示丘吉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按他提出的建议全面备战。
丘吉尔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欧战中一一应验。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肯纳。尽管丘吉尔有些行为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赋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特别是他同工人运动作斗争强硬果断，研究军事问题表现的出慧眼卓识，更是深得统治阶级的喜爱和信赖。9月下旬，阿斯奎斯在苏格兰阿什菲尔德海滨度假，邀丘吉尔同往，与他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征求他对改任新职意见。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他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呆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到职，立即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军，建设更强大的海军。
他在海军部机关造成一种德军进攻迫在眉睫的临战气氛。建立参谋人员日夜值班制度，以便一有情况就发出紧急警报。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墙上，用小纸旗在地图上逐日标出德国舰队部署和活动。他让下属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他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军快艇“魔女号”上度过，他视察了所有的海军基地，走遍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造船厂。秘书埃迪·马什给友人的信写道：“温斯顿每天都要到8时或更晚才下班……我甚至连星期天也指望不上了。在过去的四个星期日中，我有三个是在 ‘魔女号’快艇 上度过的。”
他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次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他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他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
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他决定改进舰艇的武器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后来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还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就在7月中旬把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改为战争动员训练，通过动员训练，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打仗准备。7月18日动员训练结束，海军部命令第一舰队保持集结状态，不开回自己的基地。
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丘吉尔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命令海军全面动员，他想以这种独断专行之举推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二天，政府批准了丘吉尔的动员决定。8月4日，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
好斗的丘吉尔喜迎战争，兴高采烈，认为大显身手、大展鸿图的时机到来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英国海军早已部署在各战略要地，主力则从英吉利海峡移驻北海，使德国海军无法发动袭击，反而被封锁在基地。
英国海军把陆战队送过英吉利海峡运往法国，未损一兵一卒。丘吉尔还征用伦敦街头50辆公共汽车，用作陆战队交通工具。陆战队士兵暂时无仗可打，乘坐公共汽车快活地驶来驶去，人们把战争中出现的这种有趣场面称为“丘吉尔马戏团表演”。
丘吉尔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前线跑来跑去，到处巡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基地。当时飞机活动半径不大，丘吉尔坐镇设在法国敦刻尔克和加来的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指挥飞机去轰炸德国齐伯林（飞艇设计师）飞艇和飞机基地。内阁讨论海军问题的会议，海军大臣竟常常缺席。连海军部的日常工作，有时也只好由首相替他掌管。
丘吉尔求战心切，发表演说鼓动说，英国人应当像从老鼠洞里挖老鼠那样，把德国舰队从港口赶出来。德国人受了侮辱，派遣新式尖端装备潜水艇，从水底发射鱼雷，击沉荷兰沿岸三艘英国巡洋舰。但在北海和南美水域的几次海战，都是英国海军重创德舰。此外，英国海军还成功地为本国庞大的海外商船护航，免遭德军袭击。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对德占有优势，他在海军部没有紧要大事可干，总是驰心旁骛，寻找机会越俎代庖，企图建立轰轰烈烈大功业。这年10月，德军围攻比利时安特卫普要塞，比利时政府准备放弃。当时首相不在伦敦，仓促聚集在一起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外交大臣格雷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迅速派人前往安特卫普说服比利时人不要放弃要塞，等待英国援军到来。
丘吉尔受托前往，不满足于传达和说服，自作主张地抓过比利时领导权，住在旅馆里向比利时国王、大臣和要塞驻军指挥官发号施令。他头脑发热向阿斯奎斯拍电报，请求免除他的海军大臣，授予他担任盟军此次战役正式指挥官的军衔，他保证安特卫普保卫战取得胜利。首相心想，丘吉尔只是个退伍中尉，而安特卫普部队却有两名杰出少将，要让丘吉尔当指挥官，至少要授给他中将军衔，这样坐直升飞机一次晋升多级军衔，恐怕会人心不服，军心涣散，便没有同意。丘吉尔只过了几天当自封指挥官的瘾。就扫兴地回到了英国。
7. 辞去大臣爬战壕
当西线战局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丘吉尔寻求在东线突破，他向战事委员会（即战时的国防委员会）提出进攻土耳其（加入德奥一方参战）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君士坦丁堡①的主张。1915年新年刚过，俄国陆军总司令向英国发来吁请救援电报，希望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性行动，以减轻土军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丘吉尔在战事委员会旧事重提，反复阐述最好的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思想，认为进攻不仅可以援俄，还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陆军大臣基奇纳和海军第一部务委员费希尔都同意开辟新的战线，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战事委员会通过了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计划，由海陆军协同完成。但是会后费希尔认为英国海军主要目标是北海，不应向地中海分散更多兵力，而基奇纳对陆军前去远征也不很积极，再加上丘吉尔刚愎自用，难以合作，便埋下了日后协同不力，行动迟缓的种子。
① 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
2月19日英法舰队向海峡周围工事展开猛烈袭击，海峡入口处炮台大多被摧毁。丘吉尔喜气洋洋，尽管正患流行性感冒，还是骑着马检阅了正待登船出发的海军陆战师。
但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司令卡尔顿海军中将，先是埋怨舰艇不够，未能坚持轰击土军防御工事，接着又于3月15日因病辞职。副手德罗贝克接任指挥，3月18日再次猛烈轰击土耳其要塞，压得对方几乎无法还击。但军舰向前行驶时突然触雷，三艘大舰沉没，四艘失去了战斗力，几分钟内军力损失过半。德罗贝克大为惊恐，认为必须待扫净水雷，补充军舰，调来陆军之后，才能继续作战。
一个多月后，陆军前夹参战，英国再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土耳其已加强了半岛的防御，并且改由经验丰富的德国将军指挥作战。英军登陆时遇到猛烈的炮火，数以万计的官兵倒毙于滩头阵地，岛上制高点仍然全部控制在土军手中。1915年11月，英军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此次战役以英军战死、病死、受伤、被俘4.33万人而告终。
众多英军丧生异域，英国公众大哗，《晨邮报》接连发表一组文章 ，愤怒谴责丘吉尔。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发表声明：如果丘吉尔不辞职，保守党拒绝参加正在筹组中的联合政府，拒绝支持阿斯奎斯领导的战时内阁。
丘吉尔倚重的费希尔海军上将向他提出了辞呈。丘吉尔也不得不在阿斯奎斯改组内阁时辞去海军大臣，只在内阁中挂了个不管部大臣之名，暂时在战事委员会中保留席位。不管部大臣是个报酬不菲而又不须做事的清闲职务。这种职位通常是为新阁员或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准备的。丘吉尔调任此职，几乎等于被撤消原职。按照劳合·乔治说法，“由于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好像从一个大副被贬到甲板上，只干点杂活儿。”
他对杂活儿也干得挺起劲，常常去战事委员会听最新战况消息，向首相和大臣发出没完没了的备忘录，要求重新发起对土耳其人的攻击。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不能控制权力杠杆，正像后来他在一次宴会上对一位女士说的，他就像“从头到脚都被绑住，去等待一位妙龄女郎的到来。”半年后战事委员会改组，丘吉尔被除名，连杂活儿也干不成了。
丘吉尔十分沮丧，当时曾对报业大亨李德尔勋爵说：“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不能再有发展的人了，但我感兴趣的是战争，是打败德国人。我有过很高的地位……有过杰出人物才能担任的高薪职位，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可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活着的啊！”
丘吉尔妻子向首相女儿写信说，调离海军部对他造成可怕的伤害和肢解，“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
丘吉尔自已在《随想与奇遇》一书中描写他下台时感到的震动，“就像海兽从深海被捕捞后带出海面，或像潜水员突然浮出水面，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暴烈的危险”。
丘吉尔对舆论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全推给他一人感到忿忿不平，他在悻悻然离开内阁后发表了一个自辩声明：“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部务委员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他要求公布档案。
直到1917年1月，劳合·乔治任首相不久，调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失利情况的委员会，才在广泛听取证词后提出报告。报告结论认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对战役失败负主要责任；阿斯奎斯在近两个月内（3.19～5.14）未召集战事委员会会议部署和贯彻确保军事行动获胜的措施；基奇纳在调遣陆军参战过程中迟缓拖沓，这是丘吉尔曾经提出过抗议的；丘吉尔有些专权，与海军顾问们协商不够，也没有把顾问们的不同意见提到战事委员会来让大家讨论。
尽管仍有人说，如果不是丘吉尔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和陆海军各领导人，这一战役本来是打不起来的，但调查结论基本上是公正的，丘吉尔心头的压抑愤懑总算扫除。
以上是后话。且说1915年初冬，丘吉尔无法在政府中谋得一个参与指挥战争的职位，便毅然辞去不管部大臣这一有名有利却无实权的高职，并且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以少校军衔奔赴驻法英军作战部队，上前线打仗去。
是效忠英王为国尽力，还是铺砌日后升迁之阶？是将功补过，还是因不服而赌气？无论怎么说，当了10年的副大臣和大臣，而新入阁者的年龄仍然至少比他大10岁，丘吉尔下台后自告奋勇去前线当一个普通军官，总令人感到悲壮和倔强。何况，这是他请求授予少将军衔指挥一个军，请求当英属东非总督和军事长官，都被冷冰冰地拒绝之后。
11月18日，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丘吉尔来到伦敦码头，登船前往法国。他不愿苟且偷安地坐享优厚待遇，他找到一种特殊的发泄心头郁积方式，他由政坛又转回军界从头干起。他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回忆当时情景写道：
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拄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杰出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惟独丘吉尔夫人表现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
丘吉尔在布伦上岸。出乎意料之外，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将军已派来他的私人汽车，把他接到司令部，以精美的午宴为他洗尘。弗伦奇问老朋友想干什么，丘吉尔说：“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只准丘吉尔指挥一个营。丘吉尔表示，愿先下战壕体验生活，为掌握指挥权创造好条件。弗伦奇派他到近卫步兵团一个营里去见习一个月。
中校营长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前大臣，他冷淡地说：“我认为应该告诉您，委派您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营里持有保守党观点的军官还作弄这位自由党人。有次通知他到军长那儿去，要他前往离驻地5公里处的十字路口，那里有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丘吉尔走过十分泥泞的道路到达预定地点，等了1个小时也没见汽车。一个联络官来告诉他，汽车走错了路开往别处了，又说现在去军部已经晚了，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长官想见见他。丘吉尔火冒三丈，只好踏着泥泞返回驻地。不过他竟又一次走运，原来当他走了不久，德国人的炮弹正好击中他所在的掩蔽所。
丘吉尔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又接受以往教训，注意谦虚谨慎，处理好同事关系，主动请求每天两次陪同营长巡视战壕，终于取得营长好感。结束见习时，营长向弗伦奇称赞丘吉尔的良好表现。弗伦奇有意任命丘吉尔当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接替弗伦奇的黑格将军也反对，都说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
丘吉尔被派到苏格兰第六步兵营当营长，军衔升为中校。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大臣倒霉当营长，这种营长不好当。他得想方设法迅速赢得官兵的喜爱，树立自己的威信。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套英式与法式军服相结合的奇形怪状、引人注目的军服，他那圆而大的头上，总爱扣上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他讲话爱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而又富于幽默感，他的举动总是显出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般的生气勃勃和快活开心。
他的部下终生记得他爱说的一句名言——“战争是一种游戏，玩起来应当满面笑容”。
他来到这个营的第二天，把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宣布：“弟兄们，向虱子开战！”他详细地讲解了虱子的危害，又介绍了消灭这个敌人的方法。
他带领大家用刷子和烧红的烙铁消灭虱子，又把自己带来的白铁浴盆借给大家使用。灭虱之战战果辉煌，仅三四天时间，全营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整洁卫生。
他在营部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议论政事，并不隐瞒他对阿斯奎斯的抱怨。他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帮助他们消愁解闷。士兵们既惊异又高兴，马尔巴罗公爵这个杰出的后代毫无贵族架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
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
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四个月，在风雨冰雪交相袭击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他在信中说：“同有趣的人在一起，令人愉快，人们似乎并不介意那寒冷、潮湿和很不舒适的环境。”
丘吉尔仍然是不守本分、爱好挑战的，有段时间前线没有发生什么战事，他厌烦这样平静地度过时光，便设法召来枪林弹雨。他请求老朋友炮兵师杜德准将，对属于自己防区对方的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此招来敌炮还击。有时夜里命令手下官兵向敌阵开火，害怕偷袭的德军便同样开火还击。因为没有必要地闹得神经紧张，妨碍休息，友邻部队对此很不满意。
丘吉尔仍然摆脱不了孩子气。每当他那些位高名盛的老朋友来前线看他，他总爱带他们爬战壕，他乐呵呵地看到他们整洁雅致的服装被铁丝网划破，擦得放光发亮的皮鞋被污泥弄脏。
丘吉尔当时仍是下院议员，1916年3月他休假回国参加议会关于海军问题的辩论。他发现政敌们根本不问他的发言是否有理，只是抓住达达尼尔海峡之战老问题，对他恶意地嘲讽谩骂，而内阁因首相领导无方又酝酿着危机。
他于是打定主意退伍回国，准备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首先恢复他在政治圈子中的声誉，然后再图进取，同时还要解决赚钱养家问题，眼下他已有二女一子。
4月间，由于兵员缺额，苏格兰步兵第六营同第七营合并，原第七营营长资历比他深，获任新合并营营长，丘吉尔获得解脱机会，5月间回到伦敦。
他给《星期日画报》、《伦敦杂志》和美国报刊撰写文章 ，每年稿酬收入大大超过他当海军大臣的5000英镑年薪。恢复政治声誉问题，也在第二年初得到基本满意的解决。
8. 早期飞行员和“坦克之父”
丘吉尔在海军大臣任期内，还干成了两种了不得的奇事。一件绝顶勇敢，一件非凡聪明，都是业余捎带搞的副业。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两件事在他的一生事迹中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常常被忽略不提，但是从人学、人才学和科技史的视角来看，却十分难能可贵和富于启示作用。这两件奇事是：
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部长级人物，在对工作和生活都无直接必要的情况下，居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学习驾驶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很少的早期熟练飞行员之一；
一个根本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技术，又没有干过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居然凭着他那爱幻想、爱创造的思维发动机和崇尚实干的决心与行动，把发明坦克的杰出构想变为了现实。
1903年，美国在自行车行业工作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从此，人类开始与鸟类、昆虫类三类鼎立，成为新的空中动物。
早期飞机首先用于军事领域，1908年莱特兄弟与国防部签订生产合同，1909年在2.5小时内飞行135公里，并运载乘客试飞成功，1918年才开辟第一条纽约飞芝加哥的航线。
1912年，英国只有六架结构简单的飞机，驾驶员也很少。“当海军大臣不坐飞机可太窝囊了。”好动、爱新奇、好冒险的丘吉尔首次为执行公务乘坐飞机，飞上250米高空时，他心惊肉跳，担心飞机掉下去。但是飞行的那种高速度和神秘感，很快攫住了丘吉尔的心，越险越有趣，他很快就迷上了飞机。
海军大臣大力推动发展航空事业，他鼓励海军航空兵尽一切可能添置和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把这当作加强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每种机型都要反复试验，还要培训不怕牺牲的飞行员。
如果说，乘坐飞机起初只是丘吉尔一种新鲜有趣的娱乐，那么，由此而引发的亲自驾驶飞机的愿望，则不仅是试验和发展自己本领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为了试验各种飞机的性能，以便设法改进和拟订作战计划时心中有底。
1913年，他开始接受操纵飞机各种装置的训练。飞行员知道，这种职业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他们不顾丘吉尔发脾气，不让他放单飞。海军航空兵一位驾驶员教练，就在他同丘吉尔一同飞行三天后失事身亡了。
他又去陆军飞行中心接受训练，后来的空军元帅特伦查德当时观看了他“在空中摇摇摆摆的飞行动作”（丘吉尔语），评论说：“作为一个好学生， 他未免有点太性急了。”
丘吉尔的亲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都担心他发生危险，极力劝阻他飞行。只是到1914年6月，大约单独飞行140次之后，他才答应妻子，“决心在若干月内，或许是永远放弃飞行”。他认为这样做实在是一种牺牲，因为“虽然我不需要，或许是无权从事飞行，但在最近这七个月内，这种飞行构 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信，飞行生活对改善我的神经、我的精神和我的品格都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丘吉尔性急好动而又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总是充分利用飞机这种新式高速交通工具。他当军需大臣以后，为了更快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及时提供军需品，他在法国设立了英**需部的分部。他常常飞到英国远征军指挥部去，同将军们讨论战略和军需供应问题，远征军总司令黑格将军终于在指挥部里为他安排了专用房间。往往上午他在伦敦军需部办公，中午乘飞机去法国，下午就在远征军指挥部和军需分部工作。他就是按这种特有的快节奏而紧张地生活和工作。1918年8月，丘吉尔乘坐的飞机从巴黎起飞，刚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时发动机失灵，他几乎丧生。只好返回法国改换飞机再次起飞，然而发动机又出了事，幸好已飞到英国上空，被迫强行着陆。
再往后，他身兼刚成立的空军部大臣，更是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娴熟，能轻松地进行连续性飞行，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战后巴黎和会期间，他乘机往来于英法之间。他的座机由技术娴熟的老手斯考特上校驾驶，这架飞机装有复式操纵装置，可以让丘吉尔至少在每次旅途的部分时间里亲自驾驶，享受一下飞行员的乐趣。一次，两人驾机从巴黎起飞，在临近伦敦时飞机发动机突然起火，飞机像一片树叶似地在浓云弥漫的空中翻滚。丘吉尔毛骨悚然，心想这回完蛋了。但斯考特终于用灭火器把火扑灭，勉强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又有一次，飞机在巴黎起飞时陷进一条暗沟中，结果栽了跟头毁坏了飞机，幸好人安然无恙。
1919年7月的一次飞行事故，结束了丘吉尔的驾驶娱乐。他与斯考特一同登机，原打算转两个小时就回伦敦参加一次宴会。丘吉尔亲自完成了起飞动作。前面有棵高大的榆树，他想躲开它，但不知什么原因操纵杆突然失灵。
斯考特正想接替他，但飞机只升到90英尺就以每小时80公里速度向地面俯冲下去。丘吉尔安全带扣子松了，他被甩出机外，但由于安全带承受了他身体重量的大部分压力，起了缓冲作用，仅前额碰破，双腿擦伤，仍准时参加他为曾在法国指挥美军的潘兴司令举行的宴会。然而斯考特却被撞得不省人事，双腿骨折。丘吉尔感到他对斯考特受伤负有责任，决定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他一概放弃自己驾机飞行的乐趣。
如果说，在驾驶飞机方面，丘吉尔所表现的还只是在赶新潮中有攻坚克难之勇，机敏善学之才，那么，在研制坦克方面，他却是先知先觉，敢想敢做，善于抓住他人智慧的闪光点加以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前进，在历史上作出了创新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看到英国海军设在法国敦刻尔克的空军基地面临德国机群轰炸的威胁，便想生产配有高射机枪的装甲汽车来保卫航空兵。但是，汽车无法顺利通过满是战壕的地段，于是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仿照蒸汽压路机的样式来改进装甲车，推土填塞壕沟，或者让装甲车带上4米长的轻便桥梁，放下便桥即可跨越壕沟。他向首相提出这些方案，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1915年2月，海军航空兵默里·修特上校在观看军事表演时劝丘吉尔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履带链轨。丘吉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创意深入思考，加以完善。接着在海军装甲兵中队长班多尔召开的一次装甲专家集会上，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一种重要的新武器的概念，称它为“能越过战壕的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比喻性的名称“陆地主力舰”，这就是未来坦克的雏形。
丘吉尔认为，这种具有无限轨道的武器，不仅能碾碎敌人的铁丝网和越过壕沟，而且还能使用纵向火力压垮敌方的防守，是一种可以大大加强作战机动性的武器。
丘吉尔在海军部成立试制委员会，批准试制18艘“陆地主力舰”模型。
由于未能得到所需7万英镑拨款，他只好从海军部经费中挤出一些资金。他离开海军部以后，继任海军大臣下令只试制一艘。1915年12月，他在法国战壕中见习，还利用休整时间，写了一篇《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提交战事委员会，其中重申了使用履带式装甲车的意见。
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在索姆河战役中走上战场。它轻而易举地跨越战壕，用机关炮射击，落荒而逃的德军被这前所未见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
此后，坦克的生产才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后，更是加速大量生产。
1917年11月20日，英法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贡比涅猛攻德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后提出了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和组建坦克部队的建议。
1918年8月，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战。丘吉尔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前往观战。到达那里时，这次战役已近尾声，路上挤满了德军俘虏。他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
坦克战的胜利令人大开眼界，文艺作品中出现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的说法。后来有些人对坦克的发明权产生争议，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勇敢、敏锐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9. 从反德总后勤到反苏急先锋
从法国前线回来，到重任政府大臣，丘吉尔“流浪”了14个月。这段时间，他继续在议会侃侃而谈，在报刊上发表种种主张。他提出在工业和军队中都必须提高机械化程度，科学地使用人力的意见，以便解决军队和工业争夺人力的矛盾，他说“机器可以代替人……各种机械设备可使人手的功能增强，同时保护神圣的生命之花”。除此之外，他只能从家庭生活和绘画中寻找安慰。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他困难时期的心灵支柱，她总是显得那么安详和达观，劝慰丈夫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未能好转，议员们对阿斯奎斯决策摇摆、意志薄弱、领导无方颇多意见，联合政府内部也矛盾加深。主张全力加强作战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劳合·乔治，联合殖民大臣、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等人，要求改组政府，阿斯奎斯只好辞职。英王乔治五世邀请劳合·乔治组阁，新的战时联合政府在1916年12月成立。
平民出身的劳合·乔治与贵族后裔丘吉尔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有心让丘吉尔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却遭到保守党政要们的竭力反对。劳合·乔治费尽口舌，指出丘吉尔“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他解释说，要是让丘吉尔参加内阁，“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正需要严格控制。”他还提醒博纳·劳：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劳合·乔治苦心有余，说服无效，甚感遗憾，只好等待时机。丘吉尔在友人家进午餐，获悉未能入阁的暗示，伤心得又气又恨，马上抓起大衣和帽子冲了出去。
在劳合·乔治的干预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整报告公布了，丘吉尔蒙受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洗刷，而执政半年以后，劳合·乔治的政权又比较稳固，他便于1917年7月使用巧妙的策略安排丘吉尔当军需大臣。他先是把一个迫害丘吉尔最甚的人派去新近加盟参战的美国当大使，接着把军需大臣调去安排战后重建工作，然后不与博纳·劳商量便宣布由丘吉尔顶替这个空缺。
立即激起一阵风波。陆军大臣以辞职相要挟。《晨邮报》尖酸地嘲讽：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期待这位不沉的政客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代表团近40人向博纳·劳提出抗议，为何同意让这个冷酷无情、从来不留余地地向保守党开火的叛徒加入政府？政敌们反对丘吉尔不仅是出于报复。他们也承认丘吉尔的确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因为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发动机，可是铸造这台机器的金属材料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妨碍机器正常运转，一旦出了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
劳合·乔治辩护说，在丘吉尔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远见卓识和富于想象的天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无价之宝。
他卓有成效地改革和壮大了海军，他最先了解坦克的重大意义，都清楚地显示他的才干十分罕见和难得。在危险的时刻利用这种人，只要对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单独地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还大。
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1915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12000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万人被俘，100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250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月11日11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12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岁到30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新政府于1919年1月成立，任命丘吉尔为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属于阁员大臣。
丘吉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军人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1917年制订的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员，这就造成大量早参军晚复员、晚参军早复员的现象，挫伤了士气，甚至引起示威和反叛。丘吉尔召集军方和非军方人士共同研究，制订了一个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新复员计划，复员3/4兵员，留下继续服役的1/4兵员领取双薪，同时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准备接替，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他花在空军部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支持空军参谋长特伦查特的看法，要让规模不大、建军不久的空军早日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否则空军就会被其他军种吞并，飞行员“就只能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他认为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空军精神和飞行风格，使空军早日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1921年初，他在索马里进行一项试验，以空军为主力讨伐当地的武装反抗，并得出结论，对荒凉的殖民地进行武力镇压，主要使用空军比光依靠陆军可以大大节省军费开支，同时又以此为根据，为建设空军争得了一大笔经费。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沙皇和贵族遭到镇压和逃亡国外，兔死狐悲，丘吉尔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早在1918年9月初，他就向战时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员花名册”，将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他们。 11月26日在丹迪发表竞选演说时，他污蔑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
几十年之后的 1950年，他还痛苦地后悔没能“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
丘吉尔为了消灭新生的苏俄，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处心积虑地使用了种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他曾寄希望于扶德反苏。1919年4月9日，身兼陆军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给劳合·乔治首相写信：“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阿斯奎斯的女儿问丘吉尔：“你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他答道：“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1920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可是，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奉行中间路线，不愿插手干涉苏俄。丘吉尔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
丘吉尔是英国政府内部最强硬的反苏急先锋，他极力促使英国和协约国支持俄国白匪军，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然而这些办法都不断遭到挫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1918年春夏，英国就把一万多人军队派往俄国，当时是为了阻止德军攫取海港设施和军需仓库，以后他们就支持白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进行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马上批准同法国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并决定向在俄国南部进行叛乱的白军将领邓尼金援助武器和军事装备，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并在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丘吉尔事前是这些决定的积极鼓吹者，决定作出后又是卖力地全盘实施庞大的干涉俄国计划的负责人。
1919年2月15日，丘吉尔在巴黎和会上起草了一份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电报稿，要求苏俄军队从前沿阵地后撤至少5英里。他还建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着手制订协约国进攻苏俄的行动计划。劳合·乔治从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那里获悉丘吉尔的胆大妄为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向丘吉尔委托授权之事，仅限于向反对苏俄势力提供军事装备和派遣技术顾问。而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战后陷入贫困的英国财力所无法支撑的，而且必然给国内正在掀起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强大群众运动火上加油。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巴黎和会没有通过丘吉尔的建议。
1919年5月，在丘吉尔巧舌如簧的游说下，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统治者，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他把势力扩展到全俄。英国为此向外国干涉俄国武装力量和白卫军输送了数百万英镑的军火和装备。丘吉尔还叫嚣，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他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丘吉尔的反苏表演在英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说：
“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个权力无限的帝王，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 和人们的生命！”《每日快报》1919年7月29日一篇评论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10. 宦海忽沉底，上浮近波峰
官兵复员工作已经完成，干涉苏俄遭到可耻失败，和平时期的陆军大臣已无要事可干。而另一方面，殖民地事务部却因大英帝国版图的扩大，有一些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策动土耳其在西亚的一些属地反对土耳其，允诺战后帮助他们实现独立。土耳其战败后，协约国重新瓜分世界，把中东这些阿拉伯人的领土划为英国的委任托管地，他们对新的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英国统治集团正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对付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适逢年迈的殖民大臣米尔纳决定退休，1921年2月便将丘吉尔调任殖民大臣。
丘吉尔就任新职后，首先在殖民部内新设中东司，把在大战期间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劳伦斯请来替他出谋划策。接着召开开罗会议，讨论如何统治托管地问题。在劳伦斯建议下，丘吉尔采取利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傀儡统治阿拉伯人的方法，把麦加的一个酋长费萨尔选去充任伊拉克国王，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将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让费萨尔的长兄阿卜杜拉当约旦国王，而英国则在这些地区派驻空军当太上皇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反英活动。
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斗争已持续了漫长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爱尔兰新芬党领导共和军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斗争，英**警很难彻底平息爱尔兰人的反抗。丘吉尔主张首先用武力打垮爱尔兰军队，然后再给爱尔兰南部各郡以部分自由。他这一意见没有占上风，英国政府决定同新芬党进行谈判。
爱尔兰主要谈判代表是格里菲斯和克林斯。克林斯是反英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人。旷日持久的谈判有一次在丘吉尔家中举行，克林斯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日夜追捕我，还公布了我脑袋的价钱。”丘吉尔也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镶在镜框中的当年布尔人通缉他的布告，拿给克林斯看，接着说：“不只是您一个人碰到这种事。给您出了好价钱——5000英镑！瞧，我才值多少钱？死的活的都是25英镑！这不令您感到骄傲和愉快吗？”
谈判结果，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建立在大英帝国内部实行自治的“自由邦”，北部6郡仍归英国统治。
带有折衷性质的协议激化了英、爱双方的内部矛盾。爱尔兰的激进派认为没有达到民族彻底独立的愿望，一方面发动内战进攻拥护谈判协议的一派，一方面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袭击和暗杀英方军政要人。而英国保守党在实行殖民统治方面向来是强硬派，它的后座议员纷纷拥戴博纳·劳为领袖，斥责内阁中的联合派对爱尔兰人作了太多的让步，并且认为适合战时需要的联合内阁在和平时期已没有必要，应该恢复战前的一党执政。这派势力相当强大，劳合·乔治只好辞职。1922年10月，联合内阁寿终正寝，丘吉尔也就当然失去了大臣职务。博纳·劳一上台就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
此时丘吉尔正患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动手术，未能参加前期竞选活动。
妻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来到丹迪市代丈夫发表竞选演说，但是当地工人对丘吉尔的反苏政策和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鹰派态度极为不满，她的演说常被喊叫声所打断，有次还有人抛撒令人打喷嚏的药来迫使她停止了演说。最后丘吉尔本人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地坐在临时改装的轿子内被抬到丹迪。他受到一群年轻人的拦截和围困，坐着发表演说时又多次被已经变得左倾、拥护工党候选人的选民所打断。他写道：“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丘吉尔就落选了，阑尾与议员俱失，下沉到他一生中的最低点。经劳合·乔治再三推荐，国王授予丘吉尔勋爵，作为一种抚慰。
大选结束，保守党获胜，组成以博纳·劳为首相的一党内阁。自由党大败，原因是它坚决奉行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政策，给英国造成经济困难，群众贫困，为不少选民所唾弃；而自由党内部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分别向工党和保守党靠拢，力量大为削弱。工党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博纳·劳因患喉癌于1923年5月辞职，斯坦利·鲍尔温继任首相。
鲍尔温在上届联合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只有两年“阁龄”，威望不高。他当时想，只有提出一个适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选民的赞同，才能使全党振作精神，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强化保守党政权。经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商量，决定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战前主张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曾给保守党带来惨重的灾难，但以为现在世易时移，失业与贫困相当严重，对国外进口课以重税，减少竞争，可以保护英国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于是他解散议会，确定在关税保护主义旗帜下于1923年12月进行大选。
丘吉尔以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立场参加竞选。但他从1922年的大选中看到自由党已变成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今后议会中必将是保守党与工党颉颃对峙，一党为执政党，另一党为主要反对党的局面。他决定采取逐步而体面的策略，离开自由党，重回保守党。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否则自由党骂叛徒，保守党又不接纳，那就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了。所以，他在竞选中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以主要矛头对准工党，集中攻击苏联、攻击工党，大反社会主义，以此向保守党讨好。当他在伦敦一个区发表演说时，市民向他挥舞拳头，扔石头砸碎他的汽车玻璃，当局不得不派骑兵和警察来保护他。
他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25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是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
这次改在莱斯特选区竞选，他再次落选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得到的议席是 258∶191∶159。没有一个党取得下院过半的多数议席。丘吉尔生怕自由党支持工党上台，便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执政。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让工党试一试，如果工党政府违反资产阶级根本利益，那时撤回自由党的支持，它就会因议席不够而垮台。丘吉尔得知，气得决心早日退出自由党搞独立行动。
1924年1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它奉行的社会改良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政策，但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进行商务谈判。
2月，鲍尔温宣布，根据选民意愿放弃改革关税主张，这就为丘吉尔靠拢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当有人谴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政治立场时，他振振有词地自辩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这时恰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有个刚当选不久的保守党议员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
丘吉尔征得当地保守党人同意，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丘吉尔的一个仅只23岁的崇拜者布伦丹·布雷肯，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他为丘吉尔安排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竞选措施，如由一个小号手一路热热闹闹地吹奏作伴随，丘吉尔乘坐四**马车在选区作巡回旅行。第三次竞选又失败了，但只以43票之差败于那个为当地保守党机构赞助活动经费的已故议员的侄子。消息传来，丘吉尔伤心极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耷拉着脑袋，身体东摇西晃，活像一只陷于绝望状态中的困兽”。
不过丘吉尔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继续小步慢移地转向保守党。通过保守党中过去的朋友牵线，他应邀出席保守党利物浦、爱丁堡集会，发表令保守党人听来很入耳的演说。
不久，工党政府因撤销对一家**报纸主编的起诉，遭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反对。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于是1924年10月又解散议会进行大选。
这给丘吉尔又送来了好机会。竞选开始，他有时一天就同一个题目发表四处演说，每次都能运用不同的语句和改换不同的例证，令人无重复感而有新鲜感，一再显示出他善于打动人心的才华。他抓住工党执政中的问题大加抨击，说工党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举行投票那天，他又乘坐四**马车到各个投票站去巡游，制造节日般的热闹喜庆气氛。这次连鲍尔温也为他打气，写信给他备加慰勉：“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您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
这次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在埃平选区以比对手领先将近一万票的票数当选。在他竞选期间一系列活动的带动下，十几位原先的自由党候选人也以“宪政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丘吉尔经过两年艰难的努力，终于又回到了议会，他给他的竞选班子中的工作人员每人颁发一枚纪念章 ，上面刻着“联合与胜利”。
在阔别20年之后，他又投入了保守党的怀抱。英国新闻界评论说：“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实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牌号的党。”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
“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 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1924年11月7日，鲍尔温组织保守党政府，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
丘吉尔怎么也想不到，一下子窜升到内阁第二把手的高位，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原以为只会让他当不管部大臣呢。吃惊和感激之余，他向鲍尔温发誓，保证对他忠诚不二，并补充说“你为我做的事情比劳合·乔治所做的还要多”。
当朋友们向丘吉尔祝贺时，他不禁想起19世纪两任保守党首相的迪斯累里的话：“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当财政大臣，倒真有点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连鲍尔温事先也没想到。
首相起初只是觉得，遵照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敌人变成战友，给丘吉尔在政府内安排个职务，“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
原先想让他当印度事务大臣。助手们对鲍尔温说：不妥。丘吉尔太容易冲动了，他处理爱尔兰问题就曾在危急时刻失掉理智。
于是又打算让他重返海军部，驾轻车就熟路，或者去当卫生大臣，因为他战前曾对建立保险制度感兴趣。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定盘前的最后一分钟，财政大臣人选尼维尔·张伯伦不愿担任此职了，虽然他过去曾在短期内担任此职。他觉得，既然不搞关税改革，财政大臣所能取得的政绩就十分可怜了。他倒是很愿当卫生大臣，便推荐丘吉尔来替换他，并说如让丘吉尔当海军大臣会引起不少争论，因为丘吉尔是当海军大臣出了问题而下台的。
鲍尔温听了颇为犹豫，后来一想，与其让丘吉尔、劳合·乔治、伯肯海勋爵三个精力充沛的杰出演说家结成同盟来批评、刁难政府，不如发挥丘吉尔的聪明才智来为保守党政府效劳。这就是丘吉尔喜从天降突然当上财政大臣的内幕。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采取措施，防备战时德国在英国领土上搞谍报和破坏活动。
外交大臣格雷曾因丘吉尔逞强好胜，过问别部工作而挖苦他：“温斯顿见多识广，看来不用多久，政府中除了当首相以外，别的什么职务都不合适了。”丘吉尔不理睬这些，俨然以首相之下、各部大臣之上的人物姿态出现，频频地走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花费很多时间了解英国同欧洲各国关系和英国战备情况，查阅国防委员会会议纪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还发现海军部尽管建造“无畏舰”很有成就，但并无应付危机的计划和准备，不能保证战时运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海峡到法国作战 （当时英法俄已结成协约国 集团）。他给阿斯奎斯首相报告中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最后，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想法和情报，经过自己健全的头脑加以筛选，并进行内行的分析和预测，丘吉尔于8月13日写出一份详尽的《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备忘录上报首相。他预测未来战争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英国应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他抛弃了以前关于英国主要应依靠海军作战的设想。这份备忘录显示丘吉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按他提出的建议全面备战。
丘吉尔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欧战中一一应验。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肯纳。尽管丘吉尔有些行为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赋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特别是他同工人运动作斗争强硬果断，研究军事问题表现的出慧眼卓识，更是深得统治阶级的喜爱和信赖。9月下旬，阿斯奎斯在苏格兰阿什菲尔德海滨度假，邀丘吉尔同往，与他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征求他对改任新职意见。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他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呆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到职，立即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军，建设更强大的海军。
他在海军部机关造成一种德军进攻迫在眉睫的临战气氛。建立参谋人员日夜值班制度，以便一有情况就发出紧急警报。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墙上，用小纸旗在地图上逐日标出德国舰队部署和活动。他让下属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他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军快艇“魔女号”上度过，他视察了所有的海军基地，走遍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造船厂。秘书埃迪·马什给友人的信写道：“温斯顿每天都要到8时或更晚才下班……我甚至连星期天也指望不上了。在过去的四个星期日中，我有三个是在 ‘魔女号’快艇 上度过的。”
他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次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他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他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
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他决定改进舰艇的武器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后来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还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就在7月中旬把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改为战争动员训练，通过动员训练，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打仗准备。7月18日动员训练结束，海军部命令第一舰队保持集结状态，不开回自己的基地。
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丘吉尔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命令海军全面动员，他想以这种独断专行之举推动政府对德宣战。第二天，政府批准了丘吉尔的动员决定。8月4日，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
好斗的丘吉尔喜迎战争，兴高采烈，认为大显身手、大展鸿图的时机到来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英国海军早已部署在各战略要地，主力则从英吉利海峡移驻北海，使德国海军无法发动袭击，反而被封锁在基地。
英国海军把陆战队送过英吉利海峡运往法国，未损一兵一卒。丘吉尔还征用伦敦街头50辆公共汽车，用作陆战队交通工具。陆战队士兵暂时无仗可打，乘坐公共汽车快活地驶来驶去，人们把战争中出现的这种有趣场面称为“丘吉尔马戏团表演”。
丘吉尔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前线跑来跑去，到处巡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基地。当时飞机活动半径不大，丘吉尔坐镇设在法国敦刻尔克和加来的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指挥飞机去轰炸德国齐伯林（飞艇设计师）飞艇和飞机基地。内阁讨论海军问题的会议，海军大臣竟常常缺席。连海军部的日常工作，有时也只好由首相替他掌管。
丘吉尔求战心切，发表演说鼓动说，英国人应当像从老鼠洞里挖老鼠那样，把德国舰队从港口赶出来。德国人受了侮辱，派遣新式尖端装备潜水艇，从水底发射鱼雷，击沉荷兰沿岸三艘英国巡洋舰。但在北海和南美水域的几次海战，都是英国海军重创德舰。此外，英国海军还成功地为本国庞大的海外商船护航，免遭德军袭击。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对德占有优势，他在海军部没有紧要大事可干，总是驰心旁骛，寻找机会越俎代庖，企图建立轰轰烈烈大功业。这年10月，德军围攻比利时安特卫普要塞，比利时政府准备放弃。当时首相不在伦敦，仓促聚集在一起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外交大臣格雷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迅速派人前往安特卫普说服比利时人不要放弃要塞，等待英国援军到来。
丘吉尔受托前往，不满足于传达和说服，自作主张地抓过比利时领导权，住在旅馆里向比利时国王、大臣和要塞驻军指挥官发号施令。他头脑发热向阿斯奎斯拍电报，请求免除他的海军大臣，授予他担任盟军此次战役正式指挥官的军衔，他保证安特卫普保卫战取得胜利。首相心想，丘吉尔只是个退伍中尉，而安特卫普部队却有两名杰出少将，要让丘吉尔当指挥官，至少要授给他中将军衔，这样坐直升飞机一次晋升多级军衔，恐怕会人心不服，军心涣散，便没有同意。丘吉尔只过了几天当自封指挥官的瘾。就扫兴地回到了英国。
7. 辞去大臣爬战壕
当西线战局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丘吉尔寻求在东线突破，他向战事委员会（即战时的国防委员会）提出进攻土耳其（加入德奥一方参战）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君士坦丁堡①的主张。1915年新年刚过，俄国陆军总司令向英国发来吁请救援电报，希望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性行动，以减轻土军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丘吉尔在战事委员会旧事重提，反复阐述最好的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思想，认为进攻不仅可以援俄，还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陆军大臣基奇纳和海军第一部务委员费希尔都同意开辟新的战线，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战事委员会通过了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计划，由海陆军协同完成。但是会后费希尔认为英国海军主要目标是北海，不应向地中海分散更多兵力，而基奇纳对陆军前去远征也不很积极，再加上丘吉尔刚愎自用，难以合作，便埋下了日后协同不力，行动迟缓的种子。
① 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
2月19日英法舰队向海峡周围工事展开猛烈袭击，海峡入口处炮台大多被摧毁。丘吉尔喜气洋洋，尽管正患流行性感冒，还是骑着马检阅了正待登船出发的海军陆战师。
但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司令卡尔顿海军中将，先是埋怨舰艇不够，未能坚持轰击土军防御工事，接着又于3月15日因病辞职。副手德罗贝克接任指挥，3月18日再次猛烈轰击土耳其要塞，压得对方几乎无法还击。但军舰向前行驶时突然触雷，三艘大舰沉没，四艘失去了战斗力，几分钟内军力损失过半。德罗贝克大为惊恐，认为必须待扫净水雷，补充军舰，调来陆军之后，才能继续作战。
一个多月后，陆军前夹参战，英国再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土耳其已加强了半岛的防御，并且改由经验丰富的德国将军指挥作战。英军登陆时遇到猛烈的炮火，数以万计的官兵倒毙于滩头阵地，岛上制高点仍然全部控制在土军手中。1915年11月，英军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此次战役以英军战死、病死、受伤、被俘4.33万人而告终。
众多英军丧生异域，英国公众大哗，《晨邮报》接连发表一组文章 ，愤怒谴责丘吉尔。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发表声明：如果丘吉尔不辞职，保守党拒绝参加正在筹组中的联合政府，拒绝支持阿斯奎斯领导的战时内阁。
丘吉尔倚重的费希尔海军上将向他提出了辞呈。丘吉尔也不得不在阿斯奎斯改组内阁时辞去海军大臣，只在内阁中挂了个不管部大臣之名，暂时在战事委员会中保留席位。不管部大臣是个报酬不菲而又不须做事的清闲职务。这种职位通常是为新阁员或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准备的。丘吉尔调任此职，几乎等于被撤消原职。按照劳合·乔治说法，“由于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好像从一个大副被贬到甲板上，只干点杂活儿。”
他对杂活儿也干得挺起劲，常常去战事委员会听最新战况消息，向首相和大臣发出没完没了的备忘录，要求重新发起对土耳其人的攻击。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不能控制权力杠杆，正像后来他在一次宴会上对一位女士说的，他就像“从头到脚都被绑住，去等待一位妙龄女郎的到来。”半年后战事委员会改组，丘吉尔被除名，连杂活儿也干不成了。
丘吉尔十分沮丧，当时曾对报业大亨李德尔勋爵说：“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不能再有发展的人了，但我感兴趣的是战争，是打败德国人。我有过很高的地位……有过杰出人物才能担任的高薪职位，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可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活着的啊！”
丘吉尔妻子向首相女儿写信说，调离海军部对他造成可怕的伤害和肢解，“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
丘吉尔自已在《随想与奇遇》一书中描写他下台时感到的震动，“就像海兽从深海被捕捞后带出海面，或像潜水员突然浮出水面，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暴烈的危险”。
丘吉尔对舆论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全推给他一人感到忿忿不平，他在悻悻然离开内阁后发表了一个自辩声明：“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部务委员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他要求公布档案。
直到1917年1月，劳合·乔治任首相不久，调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失利情况的委员会，才在广泛听取证词后提出报告。报告结论认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对战役失败负主要责任；阿斯奎斯在近两个月内（3.19～5.14）未召集战事委员会会议部署和贯彻确保军事行动获胜的措施；基奇纳在调遣陆军参战过程中迟缓拖沓，这是丘吉尔曾经提出过抗议的；丘吉尔有些专权，与海军顾问们协商不够，也没有把顾问们的不同意见提到战事委员会来让大家讨论。
尽管仍有人说，如果不是丘吉尔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和陆海军各领导人，这一战役本来是打不起来的，但调查结论基本上是公正的，丘吉尔心头的压抑愤懑总算扫除。
以上是后话。且说1915年初冬，丘吉尔无法在政府中谋得一个参与指挥战争的职位，便毅然辞去不管部大臣这一有名有利却无实权的高职，并且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以少校军衔奔赴驻法英军作战部队，上前线打仗去。
是效忠英王为国尽力，还是铺砌日后升迁之阶？是将功补过，还是因不服而赌气？无论怎么说，当了10年的副大臣和大臣，而新入阁者的年龄仍然至少比他大10岁，丘吉尔下台后自告奋勇去前线当一个普通军官，总令人感到悲壮和倔强。何况，这是他请求授予少将军衔指挥一个军，请求当英属东非总督和军事长官，都被冷冰冰地拒绝之后。
11月18日，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丘吉尔来到伦敦码头，登船前往法国。他不愿苟且偷安地坐享优厚待遇，他找到一种特殊的发泄心头郁积方式，他由政坛又转回军界从头干起。他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回忆当时情景写道：
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拄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杰出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惟独丘吉尔夫人表现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
丘吉尔在布伦上岸。出乎意料之外，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将军已派来他的私人汽车，把他接到司令部，以精美的午宴为他洗尘。弗伦奇问老朋友想干什么，丘吉尔说：“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只准丘吉尔指挥一个营。丘吉尔表示，愿先下战壕体验生活，为掌握指挥权创造好条件。弗伦奇派他到近卫步兵团一个营里去见习一个月。
中校营长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前大臣，他冷淡地说：“我认为应该告诉您，委派您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营里持有保守党观点的军官还作弄这位自由党人。有次通知他到军长那儿去，要他前往离驻地5公里处的十字路口，那里有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丘吉尔走过十分泥泞的道路到达预定地点，等了1个小时也没见汽车。一个联络官来告诉他，汽车走错了路开往别处了，又说现在去军部已经晚了，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长官想见见他。丘吉尔火冒三丈，只好踏着泥泞返回驻地。不过他竟又一次走运，原来当他走了不久，德国人的炮弹正好击中他所在的掩蔽所。
丘吉尔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又接受以往教训，注意谦虚谨慎，处理好同事关系，主动请求每天两次陪同营长巡视战壕，终于取得营长好感。结束见习时，营长向弗伦奇称赞丘吉尔的良好表现。弗伦奇有意任命丘吉尔当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接替弗伦奇的黑格将军也反对，都说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
丘吉尔被派到苏格兰第六步兵营当营长，军衔升为中校。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大臣倒霉当营长，这种营长不好当。他得想方设法迅速赢得官兵的喜爱，树立自己的威信。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套英式与法式军服相结合的奇形怪状、引人注目的军服，他那圆而大的头上，总爱扣上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他讲话爱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而又富于幽默感，他的举动总是显出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般的生气勃勃和快活开心。
他的部下终生记得他爱说的一句名言——“战争是一种游戏，玩起来应当满面笑容”。
他来到这个营的第二天，把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宣布：“弟兄们，向虱子开战！”他详细地讲解了虱子的危害，又介绍了消灭这个敌人的方法。
他带领大家用刷子和烧红的烙铁消灭虱子，又把自己带来的白铁浴盆借给大家使用。灭虱之战战果辉煌，仅三四天时间，全营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整洁卫生。
他在营部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议论政事，并不隐瞒他对阿斯奎斯的抱怨。他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帮助他们消愁解闷。士兵们既惊异又高兴，马尔巴罗公爵这个杰出的后代毫无贵族架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
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
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四个月，在风雨冰雪交相袭击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他在信中说：“同有趣的人在一起，令人愉快，人们似乎并不介意那寒冷、潮湿和很不舒适的环境。”
丘吉尔仍然是不守本分、爱好挑战的，有段时间前线没有发生什么战事，他厌烦这样平静地度过时光，便设法召来枪林弹雨。他请求老朋友炮兵师杜德准将，对属于自己防区对方的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此招来敌炮还击。有时夜里命令手下官兵向敌阵开火，害怕偷袭的德军便同样开火还击。因为没有必要地闹得神经紧张，妨碍休息，友邻部队对此很不满意。
丘吉尔仍然摆脱不了孩子气。每当他那些位高名盛的老朋友来前线看他，他总爱带他们爬战壕，他乐呵呵地看到他们整洁雅致的服装被铁丝网划破，擦得放光发亮的皮鞋被污泥弄脏。
丘吉尔当时仍是下院议员，1916年3月他休假回国参加议会关于海军问题的辩论。他发现政敌们根本不问他的发言是否有理，只是抓住达达尼尔海峡之战老问题，对他恶意地嘲讽谩骂，而内阁因首相领导无方又酝酿着危机。
他于是打定主意退伍回国，准备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首先恢复他在政治圈子中的声誉，然后再图进取，同时还要解决赚钱养家问题，眼下他已有二女一子。
4月间，由于兵员缺额，苏格兰步兵第六营同第七营合并，原第七营营长资历比他深，获任新合并营营长，丘吉尔获得解脱机会，5月间回到伦敦。
他给《星期日画报》、《伦敦杂志》和美国报刊撰写文章 ，每年稿酬收入大大超过他当海军大臣的5000英镑年薪。恢复政治声誉问题，也在第二年初得到基本满意的解决。
8. 早期飞行员和“坦克之父”
丘吉尔在海军大臣任期内，还干成了两种了不得的奇事。一件绝顶勇敢，一件非凡聪明，都是业余捎带搞的副业。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两件事在他的一生事迹中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常常被忽略不提，但是从人学、人才学和科技史的视角来看，却十分难能可贵和富于启示作用。这两件奇事是：
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部长级人物，在对工作和生活都无直接必要的情况下，居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学习驾驶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很少的早期熟练飞行员之一；
一个根本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技术，又没有干过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居然凭着他那爱幻想、爱创造的思维发动机和崇尚实干的决心与行动，把发明坦克的杰出构想变为了现实。
1903年，美国在自行车行业工作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从此，人类开始与鸟类、昆虫类三类鼎立，成为新的空中动物。
早期飞机首先用于军事领域，1908年莱特兄弟与国防部签订生产合同，1909年在2.5小时内飞行135公里，并运载乘客试飞成功，1918年才开辟第一条纽约飞芝加哥的航线。
1912年，英国只有六架结构简单的飞机，驾驶员也很少。“当海军大臣不坐飞机可太窝囊了。”好动、爱新奇、好冒险的丘吉尔首次为执行公务乘坐飞机，飞上250米高空时，他心惊肉跳，担心飞机掉下去。但是飞行的那种高速度和神秘感，很快攫住了丘吉尔的心，越险越有趣，他很快就迷上了飞机。
海军大臣大力推动发展航空事业，他鼓励海军航空兵尽一切可能添置和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把这当作加强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每种机型都要反复试验，还要培训不怕牺牲的飞行员。
如果说，乘坐飞机起初只是丘吉尔一种新鲜有趣的娱乐，那么，由此而引发的亲自驾驶飞机的愿望，则不仅是试验和发展自己本领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为了试验各种飞机的性能，以便设法改进和拟订作战计划时心中有底。
1913年，他开始接受操纵飞机各种装置的训练。飞行员知道，这种职业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他们不顾丘吉尔发脾气，不让他放单飞。海军航空兵一位驾驶员教练，就在他同丘吉尔一同飞行三天后失事身亡了。
他又去陆军飞行中心接受训练，后来的空军元帅特伦查德当时观看了他“在空中摇摇摆摆的飞行动作”（丘吉尔语），评论说：“作为一个好学生， 他未免有点太性急了。”
丘吉尔的亲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都担心他发生危险，极力劝阻他飞行。只是到1914年6月，大约单独飞行140次之后，他才答应妻子，“决心在若干月内，或许是永远放弃飞行”。他认为这样做实在是一种牺牲，因为“虽然我不需要，或许是无权从事飞行，但在最近这七个月内，这种飞行构 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信，飞行生活对改善我的神经、我的精神和我的品格都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丘吉尔性急好动而又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总是充分利用飞机这种新式高速交通工具。他当军需大臣以后，为了更快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及时提供军需品，他在法国设立了英**需部的分部。他常常飞到英国远征军指挥部去，同将军们讨论战略和军需供应问题，远征军总司令黑格将军终于在指挥部里为他安排了专用房间。往往上午他在伦敦军需部办公，中午乘飞机去法国，下午就在远征军指挥部和军需分部工作。他就是按这种特有的快节奏而紧张地生活和工作。1918年8月，丘吉尔乘坐的飞机从巴黎起飞，刚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时发动机失灵，他几乎丧生。只好返回法国改换飞机再次起飞，然而发动机又出了事，幸好已飞到英国上空，被迫强行着陆。
再往后，他身兼刚成立的空军部大臣，更是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娴熟，能轻松地进行连续性飞行，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战后巴黎和会期间，他乘机往来于英法之间。他的座机由技术娴熟的老手斯考特上校驾驶，这架飞机装有复式操纵装置，可以让丘吉尔至少在每次旅途的部分时间里亲自驾驶，享受一下飞行员的乐趣。一次，两人驾机从巴黎起飞，在临近伦敦时飞机发动机突然起火，飞机像一片树叶似地在浓云弥漫的空中翻滚。丘吉尔毛骨悚然，心想这回完蛋了。但斯考特终于用灭火器把火扑灭，勉强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又有一次，飞机在巴黎起飞时陷进一条暗沟中，结果栽了跟头毁坏了飞机，幸好人安然无恙。
1919年7月的一次飞行事故，结束了丘吉尔的驾驶娱乐。他与斯考特一同登机，原打算转两个小时就回伦敦参加一次宴会。丘吉尔亲自完成了起飞动作。前面有棵高大的榆树，他想躲开它，但不知什么原因操纵杆突然失灵。
斯考特正想接替他，但飞机只升到90英尺就以每小时80公里速度向地面俯冲下去。丘吉尔安全带扣子松了，他被甩出机外，但由于安全带承受了他身体重量的大部分压力，起了缓冲作用，仅前额碰破，双腿擦伤，仍准时参加他为曾在法国指挥美军的潘兴司令举行的宴会。然而斯考特却被撞得不省人事，双腿骨折。丘吉尔感到他对斯考特受伤负有责任，决定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他一概放弃自己驾机飞行的乐趣。
如果说，在驾驶飞机方面，丘吉尔所表现的还只是在赶新潮中有攻坚克难之勇，机敏善学之才，那么，在研制坦克方面，他却是先知先觉，敢想敢做，善于抓住他人智慧的闪光点加以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前进，在历史上作出了创新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看到英国海军设在法国敦刻尔克的空军基地面临德国机群轰炸的威胁，便想生产配有高射机枪的装甲汽车来保卫航空兵。但是，汽车无法顺利通过满是战壕的地段，于是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仿照蒸汽压路机的样式来改进装甲车，推土填塞壕沟，或者让装甲车带上4米长的轻便桥梁，放下便桥即可跨越壕沟。他向首相提出这些方案，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1915年2月，海军航空兵默里·修特上校在观看军事表演时劝丘吉尔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履带链轨。丘吉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创意深入思考，加以完善。接着在海军装甲兵中队长班多尔召开的一次装甲专家集会上，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一种重要的新武器的概念，称它为“能越过战壕的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比喻性的名称“陆地主力舰”，这就是未来坦克的雏形。
丘吉尔认为，这种具有无限轨道的武器，不仅能碾碎敌人的铁丝网和越过壕沟，而且还能使用纵向火力压垮敌方的防守，是一种可以大大加强作战机动性的武器。
丘吉尔在海军部成立试制委员会，批准试制18艘“陆地主力舰”模型。
由于未能得到所需7万英镑拨款，他只好从海军部经费中挤出一些资金。他离开海军部以后，继任海军大臣下令只试制一艘。1915年12月，他在法国战壕中见习，还利用休整时间，写了一篇《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提交战事委员会，其中重申了使用履带式装甲车的意见。
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在索姆河战役中走上战场。它轻而易举地跨越战壕，用机关炮射击，落荒而逃的德军被这前所未见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
此后，坦克的生产才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后，更是加速大量生产。
1917年11月20日，英法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贡比涅猛攻德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后提出了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和组建坦克部队的建议。
1918年8月，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战。丘吉尔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前往观战。到达那里时，这次战役已近尾声，路上挤满了德军俘虏。他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
坦克战的胜利令人大开眼界，文艺作品中出现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的说法。后来有些人对坦克的发明权产生争议，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勇敢、敏锐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9. 从反德总后勤到反苏急先锋
从法国前线回来，到重任政府大臣，丘吉尔“流浪”了14个月。这段时间，他继续在议会侃侃而谈，在报刊上发表种种主张。他提出在工业和军队中都必须提高机械化程度，科学地使用人力的意见，以便解决军队和工业争夺人力的矛盾，他说“机器可以代替人……各种机械设备可使人手的功能增强，同时保护神圣的生命之花”。除此之外，他只能从家庭生活和绘画中寻找安慰。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他困难时期的心灵支柱，她总是显得那么安详和达观，劝慰丈夫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
这一时期战争形势未能好转，议员们对阿斯奎斯决策摇摆、意志薄弱、领导无方颇多意见，联合政府内部也矛盾加深。主张全力加强作战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劳合·乔治，联合殖民大臣、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等人，要求改组政府，阿斯奎斯只好辞职。英王乔治五世邀请劳合·乔治组阁，新的战时联合政府在1916年12月成立。
平民出身的劳合·乔治与贵族后裔丘吉尔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有心让丘吉尔重新参加政府工作，却遭到保守党政要们的竭力反对。劳合·乔治费尽口舌，指出丘吉尔“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他解释说，要是让丘吉尔参加内阁，“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正需要严格控制。”他还提醒博纳·劳：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劳合·乔治苦心有余，说服无效，甚感遗憾，只好等待时机。丘吉尔在友人家进午餐，获悉未能入阁的暗示，伤心得又气又恨，马上抓起大衣和帽子冲了出去。
在劳合·乔治的干预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整报告公布了，丘吉尔蒙受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洗刷，而执政半年以后，劳合·乔治的政权又比较稳固，他便于1917年7月使用巧妙的策略安排丘吉尔当军需大臣。他先是把一个迫害丘吉尔最甚的人派去新近加盟参战的美国当大使，接着把军需大臣调去安排战后重建工作，然后不与博纳·劳商量便宣布由丘吉尔顶替这个空缺。
立即激起一阵风波。陆军大臣以辞职相要挟。《晨邮报》尖酸地嘲讽：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期待这位不沉的政客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代表团近40人向博纳·劳提出抗议，为何同意让这个冷酷无情、从来不留余地地向保守党开火的叛徒加入政府？政敌们反对丘吉尔不仅是出于报复。他们也承认丘吉尔的确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因为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发动机，可是铸造这台机器的金属材料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妨碍机器正常运转，一旦出了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
劳合·乔治辩护说，在丘吉尔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远见卓识和富于想象的天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无价之宝。
他卓有成效地改革和壮大了海军，他最先了解坦克的重大意义，都清楚地显示他的才干十分罕见和难得。在危险的时刻利用这种人，只要对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单独地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还大。
劳合·乔治还特别解释说，军需大臣是1915年才开始设立的，属于非阁员大臣，它的地位比丘吉尔以往担任过的大臣职位都低，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内心明白，处在同强敌交战之时，这一职务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对这一任命事先未同他商量感到不快，但这回他顾大局，识大体，表示首相有权作出任命，只要首相认为此举有助于赢得战争；如果由于意见分歧导致刚成立半年的联合政府寿终正寝，那对战时的英国有害无益。于是吵嚷抗议之声才逐渐平息下去。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丘吉尔来到这个管辖12000人的庞大机构上班，发现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他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他觉得当军需大臣比当海军大臣还带劲，“既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许多聪明能干的人竭尽全力帮助他，“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发动猛攻，英国第五集团军溃退途中，7万人被俘，100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需品被缴获。当时丘吉尔正在离前线一万码处目睹这种损失，回国要求兵工厂250万工人放弃复活节休假，加快生产速度弥补损失。法国人担心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沉重打击，从此会对法军抗德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去法国会见克雷孟梭总理和总司令福煦元帅，让他们消除疑虑，并制订两军协同作战计划。丘吉尔满意地感到，他又从边缘开始走向事件的中心。不久，盟军转入反攻。
11月11日11时，应战败的德国的要求，北起荷兰的北海岸边、南至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漫长西线实现全面停火。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点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地跳起舞来。
几分钟后，克莱门蒂娜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陪同丈夫乘车前往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丘吉尔在与首相共进晚餐时却心情忧郁。后来他写道，当时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
丘吉尔极为敏锐地预感到，一年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以及被帝国主义大战带来的灾难激起的席卷欧洲国家的革命浪潮，是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原来的敌人刚刚投降，好斗的丘吉尔马上把目光瞄准新的敌人。在饭桌上丘吉尔对首相建议：“德国当前食品匮乏，经济上很困难。倘若我们置之不理，德国就有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我们应当马上派12艘轮船满载粮食给德国人民送去。”
丘吉尔真不愧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的阶级本能多么强烈，他的全球眼光异常远大，他的行动反应可谓神速！
议会任期早已届满，战争结束马上举行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当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21岁到30岁的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二是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同拥护劳合·乔治的那部分自由党人结成联合派，实行联票选举，利用因战争胜利而在群众中增长的“爱国”情绪，共同对付支持阿斯奎斯的那部分自由党人和工党候选人。选举结果，联合派获胜，但其中保守党人多于自由党人。丘吉尔则在丹迪市击败了反战派候选人而连任议员。
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新政府于1919年1月成立，任命丘吉尔为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属于阁员大臣。
丘吉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军人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1917年制订的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员，这就造成大量早参军晚复员、晚参军早复员的现象，挫伤了士气，甚至引起示威和反叛。丘吉尔召集军方和非军方人士共同研究，制订了一个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新复员计划，复员3/4兵员，留下继续服役的1/4兵员领取双薪，同时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准备接替，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他花在空军部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支持空军参谋长特伦查特的看法，要让规模不大、建军不久的空军早日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否则空军就会被其他军种吞并，飞行员“就只能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他认为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空军精神和飞行风格，使空军早日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1921年初，他在索马里进行一项试验，以空军为主力讨伐当地的武装反抗，并得出结论，对荒凉的殖民地进行武力镇压，主要使用空军比光依靠陆军可以大大节省军费开支，同时又以此为根据，为建设空军争得了一大笔经费。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沙皇和贵族遭到镇压和逃亡国外，兔死狐悲，丘吉尔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早在1918年9月初，他就向战时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员花名册”，将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他们。 11月26日在丹迪发表竞选演说时，他污蔑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
几十年之后的 1950年，他还痛苦地后悔没能“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
丘吉尔为了消灭新生的苏俄，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处心积虑地使用了种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他曾寄希望于扶德反苏。1919年4月9日，身兼陆军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给劳合·乔治首相写信：“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阿斯奎斯的女儿问丘吉尔：“你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他答道：“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1920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可是，德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奉行中间路线，不愿插手干涉苏俄。丘吉尔这一如意算盘落空了。
丘吉尔是英国政府内部最强硬的反苏急先锋，他极力促使英国和协约国支持俄国白匪军，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然而这些办法都不断遭到挫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早在1918年春夏，英国就把一万多人军队派往俄国，当时是为了阻止德军攫取海港设施和军需仓库，以后他们就支持白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进行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马上批准同法国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并决定向在俄国南部进行叛乱的白军将领邓尼金援助武器和军事装备，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并在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丘吉尔事前是这些决定的积极鼓吹者，决定作出后又是卖力地全盘实施庞大的干涉俄国计划的负责人。
1919年2月15日，丘吉尔在巴黎和会上起草了一份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电报稿，要求苏俄军队从前沿阵地后撤至少5英里。他还建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着手制订协约国进攻苏俄的行动计划。劳合·乔治从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那里获悉丘吉尔的胆大妄为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向丘吉尔委托授权之事，仅限于向反对苏俄势力提供军事装备和派遣技术顾问。而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战后陷入贫困的英国财力所无法支撑的，而且必然给国内正在掀起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强大群众运动火上加油。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巴黎和会没有通过丘吉尔的建议。
1919年5月，在丘吉尔巧舌如簧的游说下，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统治者，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他把势力扩展到全俄。英国为此向外国干涉俄国武装力量和白卫军输送了数百万英镑的军火和装备。丘吉尔还叫嚣，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他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丘吉尔的反苏表演在英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说：
“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个权力无限的帝王，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 和人们的生命！”《每日快报》1919年7月29日一篇评论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10. 宦海忽沉底，上浮近波峰
官兵复员工作已经完成，干涉苏俄遭到可耻失败，和平时期的陆军大臣已无要事可干。而另一方面，殖民地事务部却因大英帝国版图的扩大，有一些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策动土耳其在西亚的一些属地反对土耳其，允诺战后帮助他们实现独立。土耳其战败后，协约国重新瓜分世界，把中东这些阿拉伯人的领土划为英国的委任托管地，他们对新的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英国统治集团正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对付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适逢年迈的殖民大臣米尔纳决定退休，1921年2月便将丘吉尔调任殖民大臣。
丘吉尔就任新职后，首先在殖民部内新设中东司，把在大战期间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劳伦斯请来替他出谋划策。接着召开开罗会议，讨论如何统治托管地问题。在劳伦斯建议下，丘吉尔采取利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傀儡统治阿拉伯人的方法，把麦加的一个酋长费萨尔选去充任伊拉克国王，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将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让费萨尔的长兄阿卜杜拉当约旦国王，而英国则在这些地区派驻空军当太上皇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反英活动。
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斗争已持续了漫长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爱尔兰新芬党领导共和军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斗争，英**警很难彻底平息爱尔兰人的反抗。丘吉尔主张首先用武力打垮爱尔兰军队，然后再给爱尔兰南部各郡以部分自由。他这一意见没有占上风，英国政府决定同新芬党进行谈判。
爱尔兰主要谈判代表是格里菲斯和克林斯。克林斯是反英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人。旷日持久的谈判有一次在丘吉尔家中举行，克林斯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日夜追捕我，还公布了我脑袋的价钱。”丘吉尔也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镶在镜框中的当年布尔人通缉他的布告，拿给克林斯看，接着说：“不只是您一个人碰到这种事。给您出了好价钱——5000英镑！瞧，我才值多少钱？死的活的都是25英镑！这不令您感到骄傲和愉快吗？”
谈判结果，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建立在大英帝国内部实行自治的“自由邦”，北部6郡仍归英国统治。
带有折衷性质的协议激化了英、爱双方的内部矛盾。爱尔兰的激进派认为没有达到民族彻底独立的愿望，一方面发动内战进攻拥护谈判协议的一派，一方面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袭击和暗杀英方军政要人。而英国保守党在实行殖民统治方面向来是强硬派，它的后座议员纷纷拥戴博纳·劳为领袖，斥责内阁中的联合派对爱尔兰人作了太多的让步，并且认为适合战时需要的联合内阁在和平时期已没有必要，应该恢复战前的一党执政。这派势力相当强大，劳合·乔治只好辞职。1922年10月，联合内阁寿终正寝，丘吉尔也就当然失去了大臣职务。博纳·劳一上台就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
此时丘吉尔正患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动手术，未能参加前期竞选活动。
妻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来到丹迪市代丈夫发表竞选演说，但是当地工人对丘吉尔的反苏政策和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鹰派态度极为不满，她的演说常被喊叫声所打断，有次还有人抛撒令人打喷嚏的药来迫使她停止了演说。最后丘吉尔本人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地坐在临时改装的轿子内被抬到丹迪。他受到一群年轻人的拦截和围困，坐着发表演说时又多次被已经变得左倾、拥护工党候选人的选民所打断。他写道：“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丘吉尔就落选了，阑尾与议员俱失，下沉到他一生中的最低点。经劳合·乔治再三推荐，国王授予丘吉尔勋爵，作为一种抚慰。
大选结束，保守党获胜，组成以博纳·劳为首相的一党内阁。自由党大败，原因是它坚决奉行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政策，给英国造成经济困难，群众贫困，为不少选民所唾弃；而自由党内部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分别向工党和保守党靠拢，力量大为削弱。工党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博纳·劳因患喉癌于1923年5月辞职，斯坦利·鲍尔温继任首相。
鲍尔温在上届联合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只有两年“阁龄”，威望不高。他当时想，只有提出一个适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选民的赞同，才能使全党振作精神，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强化保守党政权。经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商量，决定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战前主张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曾给保守党带来惨重的灾难，但以为现在世易时移，失业与贫困相当严重，对国外进口课以重税，减少竞争，可以保护英国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于是他解散议会，确定在关税保护主义旗帜下于1923年12月进行大选。
丘吉尔以自由贸易主义者的立场参加竞选。但他从1922年的大选中看到自由党已变成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今后议会中必将是保守党与工党颉颃对峙，一党为执政党，另一党为主要反对党的局面。他决定采取逐步而体面的策略，离开自由党，重回保守党。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否则自由党骂叛徒，保守党又不接纳，那就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了。所以，他在竞选中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以主要矛头对准工党，集中攻击苏联、攻击工党，大反社会主义，以此向保守党讨好。当他在伦敦一个区发表演说时，市民向他挥舞拳头，扔石头砸碎他的汽车玻璃，当局不得不派骑兵和警察来保护他。
他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25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是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
这次改在莱斯特选区竞选，他再次落选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得到的议席是 258∶191∶159。没有一个党取得下院过半的多数议席。丘吉尔生怕自由党支持工党上台，便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执政。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让工党试一试，如果工党政府违反资产阶级根本利益，那时撤回自由党的支持，它就会因议席不够而垮台。丘吉尔得知，气得决心早日退出自由党搞独立行动。
1924年1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它奉行的社会改良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政策，但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进行商务谈判。
2月，鲍尔温宣布，根据选民意愿放弃改革关税主张，这就为丘吉尔靠拢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当有人谴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政治立场时，他振振有词地自辩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这时恰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有个刚当选不久的保守党议员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
丘吉尔征得当地保守党人同意，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丘吉尔的一个仅只23岁的崇拜者布伦丹·布雷肯，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他为丘吉尔安排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竞选措施，如由一个小号手一路热热闹闹地吹奏作伴随，丘吉尔乘坐四**马车在选区作巡回旅行。第三次竞选又失败了，但只以43票之差败于那个为当地保守党机构赞助活动经费的已故议员的侄子。消息传来，丘吉尔伤心极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耷拉着脑袋，身体东摇西晃，活像一只陷于绝望状态中的困兽”。
不过丘吉尔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继续小步慢移地转向保守党。通过保守党中过去的朋友牵线，他应邀出席保守党利物浦、爱丁堡集会，发表令保守党人听来很入耳的演说。
不久，工党政府因撤销对一家**报纸主编的起诉，遭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反对。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于是1924年10月又解散议会进行大选。
这给丘吉尔又送来了好机会。竞选开始，他有时一天就同一个题目发表四处演说，每次都能运用不同的语句和改换不同的例证，令人无重复感而有新鲜感，一再显示出他善于打动人心的才华。他抓住工党执政中的问题大加抨击，说工党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举行投票那天，他又乘坐四**马车到各个投票站去巡游，制造节日般的热闹喜庆气氛。这次连鲍尔温也为他打气，写信给他备加慰勉：“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您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
这次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在埃平选区以比对手领先将近一万票的票数当选。在他竞选期间一系列活动的带动下，十几位原先的自由党候选人也以“宪政主义者”身分参加竞选，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丘吉尔经过两年艰难的努力，终于又回到了议会，他给他的竞选班子中的工作人员每人颁发一枚纪念章 ，上面刻着“联合与胜利”。
在阔别20年之后，他又投入了保守党的怀抱。英国新闻界评论说：“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实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牌号的党。”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
“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 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1924年11月7日，鲍尔温组织保守党政府，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
丘吉尔怎么也想不到，一下子窜升到内阁第二把手的高位，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原以为只会让他当不管部大臣呢。吃惊和感激之余，他向鲍尔温发誓，保证对他忠诚不二，并补充说“你为我做的事情比劳合·乔治所做的还要多”。
当朋友们向丘吉尔祝贺时，他不禁想起19世纪两任保守党首相的迪斯累里的话：“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当财政大臣，倒真有点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连鲍尔温事先也没想到。
首相起初只是觉得，遵照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敌人变成战友，给丘吉尔在政府内安排个职务，“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
原先想让他当印度事务大臣。助手们对鲍尔温说：不妥。丘吉尔太容易冲动了，他处理爱尔兰问题就曾在危急时刻失掉理智。
于是又打算让他重返海军部，驾轻车就熟路，或者去当卫生大臣，因为他战前曾对建立保险制度感兴趣。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定盘前的最后一分钟，财政大臣人选尼维尔·张伯伦不愿担任此职了，虽然他过去曾在短期内担任此职。他觉得，既然不搞关税改革，财政大臣所能取得的政绩就十分可怜了。他倒是很愿当卫生大臣，便推荐丘吉尔来替换他，并说如让丘吉尔当海军大臣会引起不少争论，因为丘吉尔是当海军大臣出了问题而下台的。
鲍尔温听了颇为犹豫，后来一想，与其让丘吉尔、劳合·乔治、伯肯海勋爵三个精力充沛的杰出演说家结成同盟来批评、刁难政府，不如发挥丘吉尔的聪明才智来为保守党政府效劳。这就是丘吉尔喜从天降突然当上财政大臣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