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反千余年来的治河原则
《潘季驯评传》作者：潘季驯评传 2017-02-13 11:48
要想恰当评价潘季驯治河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必须对明代中叶以前治黄历史的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时间跨度很大，我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重点阶段来评价。
（一）远古时代"壅防百川"与"疏川导滞"的争论
大量的传说表明，早在4000 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就开始了同黄河洪水作斗争的实践。与此相适应，也就产生了最初的治水方案的争论。
传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①"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史记》中的《五帝本记》和《夏本记》都反复提到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的严重情况。这些记载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的洪水泛滥，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个先民部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了严重阻碍这一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和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尧和舜都对洪水灾害十分关注，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一再提出派遣专人领导治水，把治水作为部落的大事来抓。可见治水防洪在这时已经成为摆在各部落人民面前的共同的紧迫任务了。
首先，是共工氏治水。共工氏是我国历史上据传最早同水害作斗争的氏族部落。共工氏大约生活在今河南辉县一带，这个地区靠近黄河，洪水灾害首当其冲。据《管子·揆度》记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说明洪水危害的严重性。
为了抵御洪水危害，共工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以防洪为目标的堤防工程，或者说防洪工程的萌芽。据传说，共工氏防洪的办法是"壅防百川，堕高湮庳"。①就是把高处的泥土和石块搬下来，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将人类居住区和附近的耕地保护起来，以抵挡洪水的蔓延。共工氏"壅防百川"表明人类在洪水面前不再是无能为力，而是积极防御，揭开了我们的祖先与水争地的历史，表明人类对洪水的认识和与洪水作斗争的能力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对洪水的态度从无为进入到有为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壅防百川"不仅是我国水利工程的萌芽，而且也是水利决策思想的萌芽。但共工氏"壅防百川"还只是一个部落小范围的治水活动，辽只是一些极为简单的小堤埂，只能阻拦一般年份的洪水蔓延。这种治水方法在当时，人口不多，部落稀少，且范围很小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行的，同时和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相适应的。
其次是鲧障洪水。历史资料表明，这是一次历时九年的大规模的冶水活动。相传在严重的洪水危害面前，尧召开了部落联盟议事会议，提出治水的人选问题，大家推举了鲧。鲧接受了治水任务之后，虽然艰苦奋斗，但墨守成规，仍沿用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湮库"的老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所谓"鲧障洪水"、"鲧作城"，①即用堤防把居住地区和耕地围起来，以保护房屋和农田不受水淹。但由于这时人口增殖，村落众多，耕地扩展，这种治水方法实施的结果，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水灾，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因此，鲧治水九载，功用不成，被殛死于羽山，受到了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① 《国语·周语下》。
① 《国语·鲁语上》，《吕氏春秋·君守》等。
最严厉的处罚。②然后是禹治九河。鲧治水失败后，部落联盟议事会议又推举鲧的儿子大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据史书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决心治息水患，于是"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壑。"③率领广大群众尽力治水。
如何尽快平息严重的洪水灾害？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虽然不可能同时提出几个治水方案进行比较，但是如果历史地来看，从共工氏"壅防百川"、"鲧障洪水"，到大禹治水，实际上已有两种治水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是走前人的老路，继续沿用"障"的治水方法，实践证明它是失败的；一种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治水方法。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启迪了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大禹在治水活动中认真吸取了其父"壅障洪水"、"功用不成"的教训，根据"水无有不下"的朴素认识，创造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新方法。据史书记载："当斯之时，四读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会高险，处平土。""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①这个记载，首先说明了大禹认识到黄河中下游洪水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道壅塞，四渎不通，超量洪水无法宣泄，四处散流泛滥；其次说明了大禹针对河道壅塞、四渎不通的实际情况，采用的治理对策是开挖沟渠、疏通河道，使田野的洪涝积水排入河川，河川的洪水畅通入海；最后，说明了大禹采用"疏导"方法治水的结果是收到了"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的良好效益。
在《孟子》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②白圭大约是战国时期一位自命不凡的政治家。白圭说：我对洪水的治理，超过了大禹。盂子反驳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洪水，是遵循水流的规律加以疏导，因此大禹把四海作为消纳洪水的地方。水不遵循故道而四处泛滥叫作洚水。洚水，也就是洪水。仁德的人因为它危害百姓而深深地憎恶它。所以说你的观点错了！其实这里所争论的，正是"壅防百川"与"疏川导滞"孰优孰劣的根本问题。它说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中原各诸侯国以邻为壑，各以自利，"壅防百川"，在"以河为境"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曾一度成为各国竟相选择的主导治河方略。但是这种治河方略广泛实施以后，一方面加剧了黄河沿岸地区的洪水灾害，另一方面也激化了黄河沿岸各国之间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所谓"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①因此受到诸侯各国的广泛谴责，人们纷纷会议盟约，提出"无障谷"、②"毋壅泉"、③"无曲防"、④"毋壅利"、⑤"毋曲堤"⑥之类的信守原则。
② 《尚书·虞夏书》："殛鲧于羽山"。
③ 《韩非子·五蠹》。
① 《尚书·益稷》。
② 《孟子·告子下》。
① 《汉书·沟洫志》载《贾让三策》。
② 《春秋公羊传·鲁僖公三年》记阳谷之会。
而孟子对白圭的批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的大趋势而提出来的。总起来讲，在中国古代水利思想史上治河原则由"障"到"疏"的转变是人们在治水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从此，大禹的治水方法就成为千余年来不可更改的治水原则而被人们所遵循。
（二）两汉时期以"贾让三策"为核心的治河方略大辩论
前面所介绍的大禹治水以及由此产生的"障""疏"之争，还仅仅属于远古传说中的史影。我国古代真正见诸于史籍并得到了详细记录的第一次治河方略大辩论是兴起于西汉末年，其**以王莽新政时期的治河专门会议为中心，代表作以贾让的《治河三策》为标志。
西汉黄河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河水溢于平原"以后，河患越来越重，以至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 年）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黄河大改道，给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朝中大臣，无不感到莫大的忧虑烦恼。人们要求治理黄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皇帝也亲下诏书，博求能治河者。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治黄逐渐被推到了当时社会问题中的突出地位，探求治黄方略的人大为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些治黄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到了王莽新政时期，朝廷"征能治河者以百数"，①并召开了讨论治河方略的专门会议，使关于治河方略的大辩论达到最**。
根据史籍的记载，当时提出的不同治理方案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冯逡、韩牧所提出的分疏治河说；关并提出的"滞洪治河说"；齐人延年、孙禁、王横等提出的"改道治河说"和张戎提出的"水力刷沙治河说"。
"分疏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用开支渠分疏的办法，来消减主河道的洪峰流量，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对主河道两岸农田和民居的威胁，防止河患的发生。其着眼点是分疏的减洪作用。
"滞洪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则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②即选择黄河灾害经常侵扰的地方，为超量洪水留一存蓄空间，一旦洪水暴涨，泄入其间，就可以减轻下游河道的负担，减少河水泛滥的机会。其着眼点是滞洪的缓冲减洪作用。
"改道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放弃原来排沙输沙能力大大减弱的旧河道，选择距海流程近，河流比降大，有利于洪水和泥沙宣泄的理想河道，解决河患频发的问题。其着眼点是改道所带来的行洪便利的效果。
"水力刷沙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河水重浊，号为一担水而六斗泥。""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①因此可以借助河流本身的水流挟沙力，冲走泥沙，刷深河道，从而改善河道的行洪能力减轻洪水灾害。其着眼点在于冲沙深槽所带来的行洪便利的效果。
③ 《春秋谷梁传·鲁僖公九年》记蔡丘之会。
④ 《孟子·告子》记蔡丘之会。
⑤ 《春秋左传·鲁襄公十一年》记毫盟。
⑥ 《管子·露形》记召陵之会。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汉书·沟洫志》。
① 《汉书·沟洫志》。
以上汉代各派治河观点，从每一个侧面看，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大司马史张戎的观点，首次从水流泥沙的角度分析河患的成因，并提出了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可以说是束水攻沙理论的最早发端。所以当时的著名学者垣谭在评价这次治河方案的争鸣时说："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②可惜当年它们都只是停留在议论阶段，并无一件付诸实行。
在汉代各派的治河方略中，唯有待诏贾让的"治河三策"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各家观点之长，达到了当时治黄思想的最高水平。贾让治河观点的要旨就是"不与水争地"。他认为，古代黄河之所以安流，原因就在于"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所以他主张"人与水不相争"，"人水各处其所"。从这个大原则出发，他提出"治河三策"的基本内容就是：上策主张"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实际就是主张采用人工改道的办法，为黄河选择一条宽河行洪的理想河道。他认为，这样可使"河定民安，干载无患。"但是实施上策，淹没区的损失代价太大。因此又提出了中策："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这是上策的蜕变。实际上仍是以解决冀州河患为重点，把改河变成了穿渠分流、利用分水的办法，把多余的洪水从旁渠引走，以减轻下游河道的行洪负担。贾让认为，采用分疏之法，除了可以保证黄河下游河道的安全，而且还具有"灌溉"、"通航"和"洗碱"改造农作物的作用。
下策的内容是："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意思是说，如果继续加高培厚原来黄河两岸的堤防，而不采取其它治理办法，即使花费再多的劳力和财力，也难以改变黄河泛滥的局面，因此只能作为治河的下策。因为在贾让看来，原有的河床已经浅涩，原有的河道过于弯曲，原有的堤防又宽窄不一过于凌乱，它们已经成为阻碍洪水顺利下泄，导致河患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险恶的旧河形势下，还一味去加高培厚原堤防，至多只能暂时稍稍缓和河情，结果必然是加剧河道的衰老，造成黄河的又一次大改道。
贾让的治河三策在汉代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也许各有其立论的根据。但是思想历史继承的特点是由特殊趋向一般，由个性趋向共性，而且持续的时间越久，这种抽象和蒸馏的程度越高。贾让的治河三策也不例外，经过千百年来的蒸馏，治河三策遗留给后人的"精髓"就是，上策：改道；中策：分流；下策：堤防。再加上它的总原则是"不与水争地"。这样，贾让的治河思想也就被合理地解释为大禹"疏川导滞"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了。
所以人们公认，在西汉以来提出的各种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疏分治河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就是主张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即治河首先要顺从黄河的自然特性，给黄河的洪水以足够的出路，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减少人为的干扰和侵袭，掌握水流的形、势、法度，做到"因时为主"、"因物与合"。用贾让的话来说就是"不与水争地"，"人水不相争"。所以，西汉时期疏分治河的思想，已不是对大禹疏导法的简单② 《汉书·沟洫志》。
重复，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即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黄河河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积极主动的治河思想，其杰出的代表就是贾让所提出来的"治河三策"。70 多年以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 年），治河家王景据说采用了类似贾让中策的治河方略，一方面，筑黄河大堤"自荣阳东至于乘海口千余里"；另一方面，采取多穿漕渠的办法，在汴渠引黄分水口修筑引水口门，"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结果黄河面貌大改观，出现了东汉以后800 年相对安流的局面。①
（三）北宋时期的"回河之争"
水利史上第二次治河方略的大辩论兴起并贯穿于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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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古时代"壅防百川"与"疏川导滞"的争论
大量的传说表明，早在4000 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就开始了同黄河洪水作斗争的实践。与此相适应，也就产生了最初的治水方案的争论。
传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①"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史记》中的《五帝本记》和《夏本记》都反复提到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的严重情况。这些记载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的洪水泛滥，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个先民部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了严重阻碍这一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和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尧和舜都对洪水灾害十分关注，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一再提出派遣专人领导治水，把治水作为部落的大事来抓。可见治水防洪在这时已经成为摆在各部落人民面前的共同的紧迫任务了。
首先，是共工氏治水。共工氏是我国历史上据传最早同水害作斗争的氏族部落。共工氏大约生活在今河南辉县一带，这个地区靠近黄河，洪水灾害首当其冲。据《管子·揆度》记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说明洪水危害的严重性。
为了抵御洪水危害，共工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以防洪为目标的堤防工程，或者说防洪工程的萌芽。据传说，共工氏防洪的办法是"壅防百川，堕高湮庳"。①就是把高处的泥土和石块搬下来，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将人类居住区和附近的耕地保护起来，以抵挡洪水的蔓延。共工氏"壅防百川"表明人类在洪水面前不再是无能为力，而是积极防御，揭开了我们的祖先与水争地的历史，表明人类对洪水的认识和与洪水作斗争的能力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对洪水的态度从无为进入到有为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壅防百川"不仅是我国水利工程的萌芽，而且也是水利决策思想的萌芽。但共工氏"壅防百川"还只是一个部落小范围的治水活动，辽只是一些极为简单的小堤埂，只能阻拦一般年份的洪水蔓延。这种治水方法在当时，人口不多，部落稀少，且范围很小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行的，同时和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相适应的。
其次是鲧障洪水。历史资料表明，这是一次历时九年的大规模的冶水活动。相传在严重的洪水危害面前，尧召开了部落联盟议事会议，提出治水的人选问题，大家推举了鲧。鲧接受了治水任务之后，虽然艰苦奋斗，但墨守成规，仍沿用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湮库"的老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所谓"鲧障洪水"、"鲧作城"，①即用堤防把居住地区和耕地围起来，以保护房屋和农田不受水淹。但由于这时人口增殖，村落众多，耕地扩展，这种治水方法实施的结果，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水灾，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因此，鲧治水九载，功用不成，被殛死于羽山，受到了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① 《国语·周语下》。
① 《国语·鲁语上》，《吕氏春秋·君守》等。
最严厉的处罚。②然后是禹治九河。鲧治水失败后，部落联盟议事会议又推举鲧的儿子大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据史书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决心治息水患，于是"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壑。"③率领广大群众尽力治水。
如何尽快平息严重的洪水灾害？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虽然不可能同时提出几个治水方案进行比较，但是如果历史地来看，从共工氏"壅防百川"、"鲧障洪水"，到大禹治水，实际上已有两种治水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是走前人的老路，继续沿用"障"的治水方法，实践证明它是失败的；一种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治水方法。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启迪了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大禹在治水活动中认真吸取了其父"壅障洪水"、"功用不成"的教训，根据"水无有不下"的朴素认识，创造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新方法。据史书记载："当斯之时，四读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会高险，处平土。""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①这个记载，首先说明了大禹认识到黄河中下游洪水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道壅塞，四渎不通，超量洪水无法宣泄，四处散流泛滥；其次说明了大禹针对河道壅塞、四渎不通的实际情况，采用的治理对策是开挖沟渠、疏通河道，使田野的洪涝积水排入河川，河川的洪水畅通入海；最后，说明了大禹采用"疏导"方法治水的结果是收到了"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的良好效益。
在《孟子》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②白圭大约是战国时期一位自命不凡的政治家。白圭说：我对洪水的治理，超过了大禹。盂子反驳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洪水，是遵循水流的规律加以疏导，因此大禹把四海作为消纳洪水的地方。水不遵循故道而四处泛滥叫作洚水。洚水，也就是洪水。仁德的人因为它危害百姓而深深地憎恶它。所以说你的观点错了！其实这里所争论的，正是"壅防百川"与"疏川导滞"孰优孰劣的根本问题。它说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中原各诸侯国以邻为壑，各以自利，"壅防百川"，在"以河为境"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曾一度成为各国竟相选择的主导治河方略。但是这种治河方略广泛实施以后，一方面加剧了黄河沿岸地区的洪水灾害，另一方面也激化了黄河沿岸各国之间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所谓"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①因此受到诸侯各国的广泛谴责，人们纷纷会议盟约，提出"无障谷"、②"毋壅泉"、③"无曲防"、④"毋壅利"、⑤"毋曲堤"⑥之类的信守原则。
② 《尚书·虞夏书》："殛鲧于羽山"。
③ 《韩非子·五蠹》。
① 《尚书·益稷》。
② 《孟子·告子下》。
① 《汉书·沟洫志》载《贾让三策》。
② 《春秋公羊传·鲁僖公三年》记阳谷之会。
而孟子对白圭的批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的大趋势而提出来的。总起来讲，在中国古代水利思想史上治河原则由"障"到"疏"的转变是人们在治水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从此，大禹的治水方法就成为千余年来不可更改的治水原则而被人们所遵循。
（二）两汉时期以"贾让三策"为核心的治河方略大辩论
前面所介绍的大禹治水以及由此产生的"障""疏"之争，还仅仅属于远古传说中的史影。我国古代真正见诸于史籍并得到了详细记录的第一次治河方略大辩论是兴起于西汉末年，其**以王莽新政时期的治河专门会议为中心，代表作以贾让的《治河三策》为标志。
西汉黄河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河水溢于平原"以后，河患越来越重，以至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 年）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黄河大改道，给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朝中大臣，无不感到莫大的忧虑烦恼。人们要求治理黄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皇帝也亲下诏书，博求能治河者。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治黄逐渐被推到了当时社会问题中的突出地位，探求治黄方略的人大为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些治黄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到了王莽新政时期，朝廷"征能治河者以百数"，①并召开了讨论治河方略的专门会议，使关于治河方略的大辩论达到最**。
根据史籍的记载，当时提出的不同治理方案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冯逡、韩牧所提出的分疏治河说；关并提出的"滞洪治河说"；齐人延年、孙禁、王横等提出的"改道治河说"和张戎提出的"水力刷沙治河说"。
"分疏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用开支渠分疏的办法，来消减主河道的洪峰流量，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对主河道两岸农田和民居的威胁，防止河患的发生。其着眼点是分疏的减洪作用。
"滞洪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则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②即选择黄河灾害经常侵扰的地方，为超量洪水留一存蓄空间，一旦洪水暴涨，泄入其间，就可以减轻下游河道的负担，减少河水泛滥的机会。其着眼点是滞洪的缓冲减洪作用。
"改道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放弃原来排沙输沙能力大大减弱的旧河道，选择距海流程近，河流比降大，有利于洪水和泥沙宣泄的理想河道，解决河患频发的问题。其着眼点是改道所带来的行洪便利的效果。
"水力刷沙治河说"的主要观点是："河水重浊，号为一担水而六斗泥。""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①因此可以借助河流本身的水流挟沙力，冲走泥沙，刷深河道，从而改善河道的行洪能力减轻洪水灾害。其着眼点在于冲沙深槽所带来的行洪便利的效果。
③ 《春秋谷梁传·鲁僖公九年》记蔡丘之会。
④ 《孟子·告子》记蔡丘之会。
⑤ 《春秋左传·鲁襄公十一年》记毫盟。
⑥ 《管子·露形》记召陵之会。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汉书·沟洫志》。
① 《汉书·沟洫志》。
以上汉代各派治河观点，从每一个侧面看，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大司马史张戎的观点，首次从水流泥沙的角度分析河患的成因，并提出了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可以说是束水攻沙理论的最早发端。所以当时的著名学者垣谭在评价这次治河方案的争鸣时说："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②可惜当年它们都只是停留在议论阶段，并无一件付诸实行。
在汉代各派的治河方略中，唯有待诏贾让的"治河三策"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各家观点之长，达到了当时治黄思想的最高水平。贾让治河观点的要旨就是"不与水争地"。他认为，古代黄河之所以安流，原因就在于"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所以他主张"人与水不相争"，"人水各处其所"。从这个大原则出发，他提出"治河三策"的基本内容就是：上策主张"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实际就是主张采用人工改道的办法，为黄河选择一条宽河行洪的理想河道。他认为，这样可使"河定民安，干载无患。"但是实施上策，淹没区的损失代价太大。因此又提出了中策："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这是上策的蜕变。实际上仍是以解决冀州河患为重点，把改河变成了穿渠分流、利用分水的办法，把多余的洪水从旁渠引走，以减轻下游河道的行洪负担。贾让认为，采用分疏之法，除了可以保证黄河下游河道的安全，而且还具有"灌溉"、"通航"和"洗碱"改造农作物的作用。
下策的内容是："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意思是说，如果继续加高培厚原来黄河两岸的堤防，而不采取其它治理办法，即使花费再多的劳力和财力，也难以改变黄河泛滥的局面，因此只能作为治河的下策。因为在贾让看来，原有的河床已经浅涩，原有的河道过于弯曲，原有的堤防又宽窄不一过于凌乱，它们已经成为阻碍洪水顺利下泄，导致河患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险恶的旧河形势下，还一味去加高培厚原堤防，至多只能暂时稍稍缓和河情，结果必然是加剧河道的衰老，造成黄河的又一次大改道。
贾让的治河三策在汉代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也许各有其立论的根据。但是思想历史继承的特点是由特殊趋向一般，由个性趋向共性，而且持续的时间越久，这种抽象和蒸馏的程度越高。贾让的治河三策也不例外，经过千百年来的蒸馏，治河三策遗留给后人的"精髓"就是，上策：改道；中策：分流；下策：堤防。再加上它的总原则是"不与水争地"。这样，贾让的治河思想也就被合理地解释为大禹"疏川导滞"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了。
所以人们公认，在西汉以来提出的各种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疏分治河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核心就是主张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即治河首先要顺从黄河的自然特性，给黄河的洪水以足够的出路，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减少人为的干扰和侵袭，掌握水流的形、势、法度，做到"因时为主"、"因物与合"。用贾让的话来说就是"不与水争地"，"人水不相争"。所以，西汉时期疏分治河的思想，已不是对大禹疏导法的简单② 《汉书·沟洫志》。
重复，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即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黄河河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积极主动的治河思想，其杰出的代表就是贾让所提出来的"治河三策"。70 多年以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 年），治河家王景据说采用了类似贾让中策的治河方略，一方面，筑黄河大堤"自荣阳东至于乘海口千余里"；另一方面，采取多穿漕渠的办法，在汴渠引黄分水口修筑引水口门，"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结果黄河面貌大改观，出现了东汉以后800 年相对安流的局面。①
（三）北宋时期的"回河之争"
水利史上第二次治河方略的大辩论兴起并贯穿于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