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膑哲学思想的局限（2/2）
《孙子评传》作者：孙子评传 2017-02-13 11:50
的"阴阳"，如昼夜、晴雨的变化，只是和"寒暑、时制"一样，作为战争指挥者应当熟悉的条件；这里的"五行"，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恒胜"法则，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但在孙膑那里，"阴阳"成了"聚众合敌"的依据，"五行"成了制胜敌人的法宝，甚至时、星、日、月都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神秘迷信的成分显著增加，这不能不是军事哲学上的一个倒退。与孙膑同时代的尉缭，曾经批评那种认为黄帝是依靠"阴阳向背"之术而取胜的说法。他论道："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尉缭子·天官》）在坚持朴素唯物的世界观，与阴阳五行说的迷信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面，孙膑与同时代的尉缭相比，显得大为逊色。
（二） 历史观中的矛盾
同孙武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一样，孙膑的历史观也有夸大统治阶级个人作用的弊病。在谈论事物的发展过程时，他总是把"明王圣人"抬出来，认为这些人是聪明绝顶，可以谋划、决定一切的。如他说"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行篡》）；"故无大兵者自力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奇正》）在用射箭来比喻打仗时，他论道："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士卒被比喻成可以任意摆弄的箭，而君主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发射者。在谈到将帅的作用时，他认为"王者之将"如果"知道"（懂得规律），便可以"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这与孙武所说的："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如出一辙。
在评价孙膑的历史观时，同样应该指出，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如他说："其强在于休民"（《篡卒》），指出了国家要强盛必须使民得到休息，否则人民不能进行生产和不出力打仗，就会使国家贫弱。在谈到将军应该具备的品质时，他又说："（将）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同上）可见将军的威信是建立在"百姓"（士兵和人民）之上的；如果"百姓弗德"、"弗畏"，将军就会成信扫地。对于将军的命令，士兵也有"听"和"不听"两种反映。孙膑指出："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奇正》）显然，"民不听其令"，军队就会无法指挥。因此，将军的命令必须得当而能为民所接受。在许多场合，孙膑表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他说："兵失民，不知过（过错）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他把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看得十分重要：如果军队的行动"合民心".就能"胜大患"；反之，如果"兵失民"、"民苦其师"，那将铸成过错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在谈到将帅与兵民的关系时，孙膑还指出："为民赇也，吾所以为贼也，此兵之久也。"（《行篡》）他强调，将帅"为赇"（以财物赏赐兵民），是"为民赇"（使兵民能出死力战斗来答谢将帅）。这样，将帅与兵民关系融洽，能互相酬劳和答谢，是军队能长"久"取得胜利的保证。
显然，在孙膑的历史观中，同样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夸大明王、圣人、君主、将帅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方面又觉得士兵、民众在军队作战中有着深厚的力量。因而他主张君主将帅要"休民"、"合民心"，尽量顺应士兵民众的要求，才能国富兵强，长久取胜。孙膑认为人民是不可欺侮和虐待的。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观中有相当进步的成分。但是，掌握国家命运、决定历史发展的，仍然是"知道"的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
（三） 时有片面性、绝对化弊病
由于孙膑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所使用的辩证方法，还是朴素的、直观的，因而不能贯彻始终，有时又暴露出其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例如在攻与守的问题上，本来应该根据敌我双方的条件，灵活地采取攻还是守的方针，但是孙膑却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在任何条件、场合下，如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面对不利的地形等等，都一定要以攻为主，把攻作为最急需要做的事，这不能不是机械绝对的形而上学思想。孙膑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十分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在某些论述中，他又只见地形、物质等条件，而忽视了事在人为的原则.对人的能力作用估计不足。如他说："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地葆》）对于上述五种地形，当然会给战争带来困难，但指挥者可以施用计谋，把敌人引出来，或迂回到敌人背后，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孙膑先下结沦"五者皆不胜"，并叫人们不战而去，逃避敌人，这无疑是一种见地不见人的片面观点。在《雄牝城》一篇中，孙膑完全从地形着眼，把城分为"不可攻"的"雄城"和"可击"的"牝城"两大类，而完全忽视了人为的因素，如军队的多寡、强弱，将帅的指挥能力，官兵军民关系是否和谐，敌人有无外来援兵，等等。在孙膑看来，只要城的地形条件好，不管城中守军如何寡少懦弱，将帅如何无能，官兵军民有很深的矛盾，都"不可攻"。这当然又是片面的，绝对的。
上述诸种局限中，阴阳五行说的迷信成分是孙膑哲学思想的一个较大的缺陷，是他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又不加辨别、盲目信从的结果；历史观中的矛盾和时有片面性、绝对化的弊病，是旧唯物主义的一般缺点，是他那个时代在所难免的。这些局限与孙膑大量的表现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与辩证思想方法的言论相比，毕竟居于次要的地位。在评论孙膑的哲学思想时，既要肯定和颂扬它的主流，又应当批评它的支流，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这才是历史的辩证的态度。
（二） 历史观中的矛盾
同孙武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一样，孙膑的历史观也有夸大统治阶级个人作用的弊病。在谈论事物的发展过程时，他总是把"明王圣人"抬出来，认为这些人是聪明绝顶，可以谋划、决定一切的。如他说"唯明王圣人知之，故能留之"（《行篡》）；"故无大兵者自力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奇正》）在用射箭来比喻打仗时，他论道："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兵情》）这里士卒被比喻成可以任意摆弄的箭，而君主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发射者。在谈到将帅的作用时，他认为"王者之将"如果"知道"（懂得规律），便可以"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八阵》）。这与孙武所说的："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如出一辙。
在评价孙膑的历史观时，同样应该指出，由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实践的教训.孙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如他说："其强在于休民"（《篡卒》），指出了国家要强盛必须使民得到休息，否则人民不能进行生产和不出力打仗，就会使国家贫弱。在谈到将军应该具备的品质时，他又说："（将）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同上）可见将军的威信是建立在"百姓"（士兵和人民）之上的；如果"百姓弗德"、"弗畏"，将军就会成信扫地。对于将军的命令，士兵也有"听"和"不听"两种反映。孙膑指出："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奇正》）显然，"民不听其令"，军队就会无法指挥。因此，将军的命令必须得当而能为民所接受。在许多场合，孙膑表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他说："兵失民，不知过（过错）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将失》）他把人民对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看得十分重要：如果军队的行动"合民心".就能"胜大患"；反之，如果"兵失民"、"民苦其师"，那将铸成过错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在谈到将帅与兵民的关系时，孙膑还指出："为民赇也，吾所以为贼也，此兵之久也。"（《行篡》）他强调，将帅"为赇"（以财物赏赐兵民），是"为民赇"（使兵民能出死力战斗来答谢将帅）。这样，将帅与兵民关系融洽，能互相酬劳和答谢，是军队能长"久"取得胜利的保证。
显然，在孙膑的历史观中，同样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夸大明王、圣人、君主、将帅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方面又觉得士兵、民众在军队作战中有着深厚的力量。因而他主张君主将帅要"休民"、"合民心"，尽量顺应士兵民众的要求，才能国富兵强，长久取胜。孙膑认为人民是不可欺侮和虐待的。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观中有相当进步的成分。但是，掌握国家命运、决定历史发展的，仍然是"知道"的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
（三） 时有片面性、绝对化弊病
由于孙膑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所使用的辩证方法，还是朴素的、直观的，因而不能贯彻始终，有时又暴露出其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例如在攻与守的问题上，本来应该根据敌我双方的条件，灵活地采取攻还是守的方针，但是孙膑却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在任何条件、场合下，如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面对不利的地形等等，都一定要以攻为主，把攻作为最急需要做的事，这不能不是机械绝对的形而上学思想。孙膑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十分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在某些论述中，他又只见地形、物质等条件，而忽视了事在人为的原则.对人的能力作用估计不足。如他说："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者，均举（去）也，五者皆不胜。"（《地葆》）对于上述五种地形，当然会给战争带来困难，但指挥者可以施用计谋，把敌人引出来，或迂回到敌人背后，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孙膑先下结沦"五者皆不胜"，并叫人们不战而去，逃避敌人，这无疑是一种见地不见人的片面观点。在《雄牝城》一篇中，孙膑完全从地形着眼，把城分为"不可攻"的"雄城"和"可击"的"牝城"两大类，而完全忽视了人为的因素，如军队的多寡、强弱，将帅的指挥能力，官兵军民关系是否和谐，敌人有无外来援兵，等等。在孙膑看来，只要城的地形条件好，不管城中守军如何寡少懦弱，将帅如何无能，官兵军民有很深的矛盾，都"不可攻"。这当然又是片面的，绝对的。
上述诸种局限中，阴阳五行说的迷信成分是孙膑哲学思想的一个较大的缺陷，是他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又不加辨别、盲目信从的结果；历史观中的矛盾和时有片面性、绝对化的弊病，是旧唯物主义的一般缺点，是他那个时代在所难免的。这些局限与孙膑大量的表现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与辩证思想方法的言论相比，毕竟居于次要的地位。在评论孙膑的哲学思想时，既要肯定和颂扬它的主流，又应当批评它的支流，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这才是历史的辩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