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战争制止战争（2/2）

宣称："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朱熹《集注》曰："善战，如孙膑、吴起之徒。"孟子要求行"仁政"施惠于民，以取得民众的拥护，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反对加强战备，要把孙膑、吴起等"善战者"都加以刑戮，认为单凭着得民心就能"无敌"、"莫之能御"，这显然也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战国时代还有宋、尹文一派学者，以宣传"**寡浅"为宗旨，他们"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要求人们"见侮不辱"，"禁攻寝兵"，以此来"救民之斗"，"救世之战"（《庄子·天下篇》）。很明显，这种宣传说教，同样不会有多少效果。与上述各种学派的意见相比，孙膑的"举兵绳之"，以"禁争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理论，应该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虽然，孙膑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主张"举兵绳之"，但他与孙武一样，仍然认为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他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符）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他强调，对于战争要看准时机，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敌人向我进犯、掠夺人民财产时，方可进行。他告诫说："其伤在于数战。"（《篡卒》）频繁地进行战争，是会伤害国家和军队的元气的。他甚至认为："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同上）要憎恶战争，为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这是王者用兵所应有的态度。他对齐威王提出过这样的警语："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好战是要亡国的，贪图胜利也要受辱的。当威王问及："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连忙称赞说："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威王问》）我军众且强，还是不能莽撞乱打，犹要讲究用兵之法，方能取胜。他把这种慎战的态度称作"安国之道"。当威王问了九个问题，田忌问了七个问题，孙膑察觉二人好战的心态后，又语重心长地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同上）对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热中于战争的情况，他预感到齐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有忧患了。

    要谨慎地对待战争，"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这是孙膑从无数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春秋未年，吴王阖庐、夫差父子，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败齐于艾陵，并进而直上中原，与晋争霸于黄池，其屡战屡胜，兵威远震，不可一世，但最后为越王勾践所乘，吴国终于覆亡。同在春秋末期，晋国六将军争夺晋国的土地，其中以智氏为最强，也最好战。智氏在兼并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后，又向韩、魏要地。韩、魏因畏智氏而割地给了它。智氏再向赵氏要地，赵氏不与。智伯就胁迫韩、魏一起伐赵。这时，韩、魏相与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墨子·非攻中》）于是，韩、魏与赵互相联合，内外夹击，"三国反灭知（智）氏，共分其他"（《史记·赵世家》）。这是好战、贪得无厌而最终遭到覆亡的又一生动实例。齐国自威王以后、一直好战。至王后期，齐国悍然出兵攻灭宋国，占有了淮北相当多的上地。这一行动，构成了对三晋和楚的威胁，使秦也感到不安。因此，引来了其他六国的联合攻齐，燕将乐毅乘势攻人齐都临淄，王出逃而被杀。自威王中经宣王至王遇难，正好是"三世"，孙膑所说的"齐三世其忧矣"，不幸而言中了。由此更可见，孙膑在政治上同样具有远见卓识。

    对于当时诸侯混战、互相兼并的局面，孙膑提出要"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用战争制止战争，以达到"天下服"的目的；他又强调不能穷兵黩武，"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必须谨慎地对待战争，才能国泰民安。这些主张，当然是从齐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在为他们出谋划策；但他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客观上也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其计划又较为切实可行，因而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