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在中国古代（2/2）
《孙子评传》作者：孙子评传 2017-02-13 11:50
》。北齐刘昼所作的《刘子新论》，其中《阅武》一篇也引《司马法》的"国家虽大，好战则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立论的根据。《文选》钟士季《檄蜀文》注引《司马法·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引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来也。仁者，生而不名；义者，成而不有。"由此看来，曹操还曾为《司马法》作过注释。
孙膑的兵法著作，这一时期引用者较少。但《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毗对曹操说："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此语又见应劭《风俗通》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弗能守之。"这里的"孙子"讲到墨翟，他不会是孙武，当是孙膑。按此推测，《孙膑兵法》到三国时犹有残存。此外.诸葛亮所著《兵法》也引有孙膑之言："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并指出："此兵说也，非马说也。"可见，孙膑兵法及其战略思想在这一时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战乱，虽没有三国分裂时期那样频繁，但由于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将帅叛乱、藩镇割据，战事仍然不断。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隋代名将韩擒虎经常与人"论兵"，研讨"孙、吴之术"。他在隋代屡建战功，当有不少智谋来自《孙子兵法》。韩擒虎的外甥李靖，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史称他"少有文武才略"，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木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传》）
他在隋唐风云变幻之际，以孙子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征战四方，屡出奇计，所向无敌。唐太宗十分器重他，常与他讨论兵事。后人据有关材料，撰成《李卫公问对》一书。书中记述李靖与太宗论兵，大量引用《孙子兵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佯北勿追"，"能而示之不能"；"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等论述。太宗曾感慨地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对孙子的军事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初政治家魏征摘取《孙子》各篇的重要文句，附以曹操的注解，编成《孙子兵法治要》，收在《群书治要》内，以供皇帝阅览。《孙子》成了治国安邦的重要文献。
在唐代一些专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孙子的言论，以《孙子兵法》为圭臬。如赵蕤的《长短经》，其《量才》篇引孙武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矣"；《禁令》篇又引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其他如《天时》、《地形》、《变通》、《利害》等篇，无不以孙子之言作为其立论的根据。李筌注《太白阴经》，其中《选土篇》引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攻城具篇》引"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语皆出自《孙子兵法》。又如《实有阴经篇》云："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地势篇》把地形分为"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死地"、"散地"等等。这里的语句、思想和分类的方法，皆承自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仍是唐人论兵所依据的经典著作。
中唐以后，唐政府与藩镇的战事增多起来。这时又出现了一些通晓《孙子兵法》的名将。如德宗时的马燧，其"父季龙，尝举明孙、吴，倜傥善兵法"；他本人更是"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在与藩镇作战的过程中，马燧提出"粮少利速战"的策略，并引《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攻其必救"云云（《旧唐书·马燧传》）。显然，他是运用孙子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平息藩镇叛乱的胜利。
唐代一些文人的诗文中，多有称道孙子者。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称，周衰之时，"孙武"之属，"以其术鸣"。高适的《蓟中作》、《送浑将军出塞》、《李云南征蛮》等诗，《谢上淮南节度使表》等文，均道及"孙、吴"，作为杰出军事家的代表。罗隐诗《题杜甫集》云："忍教孙武重泉下，不见时人说用兵"（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引《南部新书》），表达了对伟大军事家孙武的怀念。
杜佑和杜牧祖孙二人，在唐代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宣传。贡献最大。杜佑所编的《通典》，在《兵典》的《论将》、《法制》、《料敌知胜》等许多篇章中，都引孙子的论述作为编辑资料的总纲。杜牧称道孙子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相抵当。"他感于曹操注《孙子》未能"尽解其书"，又进行了重注："上自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卷十二《上周相公书》）他不但诠解其义，而且以战争史实来证明孙子言论的正确，成为《孙子》注释中比较完善的一种。
这一时期《孙子》的其他注释者，尚有李筌、陈、贾林（见《新唐书·艺文志》）、纪（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镐①诸家。唐人所辑的类书，如虞世甫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都引有不少《孙子兵法》之文。
《司马法》在隋唐时期也流传不衰，常为谈论兵法者所称道和引用。如《李卫公问对》载，太宗问及《司马法》，李靖即论述该书的由来，并称："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太宗问及"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事，李靖又说："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把《司马法》作为韩信所学的主要著作。他还论述了《司马法》的"五人为伍"、"五兵五当"之制。可见李靖对此书的熟悉和推崇。杜牧注《孙子兵法·地形篇》，引《司马法》曰："选良次兵，益人之强。"文下并有注："勇猛劲捷，战不得功。后战必选于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所引《司马法》亦皆有注。可知《司马法》在当时不仅为论兵者所常用，并有注释通行于世。
① 见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刊《十家注孙子》，转录自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 源流述略》（《文史》第二十七辑）。
（五） 宋元时期
宋代由于外患频仍，故《孙子》等兵法著作又受到高度重视。北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为了武举试士的需要，从当时流传的二百多种兵书中选定了七部，"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这就是北宋"钦定"的《武经七书》。从此，《孙子》、《司马法》等兵法著作，经过重新校订，正式成为武学的经典，得到广泛的流传。在宋代的许多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每每称道《孙子兵法》，大量征引孙子的言论，如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其《将职》、《奇兵》、《九地》、《火攻》等篇，皆以孙子的军事思想立论。许洞撰《虎铃经》，在《自序）中称："《孙子兵法》奥而精"；其《先胜》、《使问》、《诡敌》、《远近》等篇，都详细阐发孙子之论。作者姓名已佚的《百战奇法》，在总结的一百条作战规律中，有六十余条引自孙子的论述，并对孙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戴溪撰《将鉴论断》，称孙子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其"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者，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郑厚的《艺圃折衷》评论《孙子》道："其词约而缚，易而深，畅而可用。"沈括撰《梦溪笔谈》，卷十一有一条论析孙子的"因粮于敌"的策略，指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他对"人负米"或"畜乘运之"进行了严密科学的计算，认为"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从而对孙子的这一战时后勤计谋，给予充分的肯定。
《孙子兵法》的注释者，在宋代愈见增多，主要有梅尧臣、王晰、何延锡、张预、施子美、郑友贤、宋奇、石介、王彦、陈直中、王自中、胡箕、叶宏等十余家。前四家见于吉天保编的《十家孙子会注》。①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具有《武经》教科书的性质，注释浅显易懂，影响甚为深广。郑友贤的《孙子遗说》，用问答的形式阐述孙子思想，颇多发明。宋奇的《孙子解》，见于《宋史·艺文志》；石介的注，现仅有孤本；王彦的《武经龟鉴》，已残缺不全；陈直中。王自中的注，见于孙治让的《温州经籍志》；胡箕、叶宏的注，见于陆达节《孙子考》。宋代的《孙子》注释者，大都出现在北宋后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吴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由此可以窥见宋代注释者蜂起的缘由。
宋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十分赞赏，并在实践中运用它。王安石说："孙武谈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约而所赅者博"。其时宋神宗论及韩信，安石又说："（韩）信但用孙武一两言，即能成功名。"（韩《涧泉日记》卷下）可见王安石对孙武理论的推崇。南宋爱国词人和将领辛弃疾，在所撰《美芹十论》、《九议》等文章中，运用孙子的"知彼知① 《十家注》的另六家是曹操、孟氏、李签、陈■、贾林、杜牧（附其祖杜 佑在《通典》中的论述）。后来有人把杜佑、杜牧析为二家，变成《十一家 注》。
已"、"先为不可胜"、"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战略思想和"视卒如爱子"等建军思想，提出许多对金的策略和建议。爱国名将岳飞更熟谙孙子的战略战术。史称他少年时期"家贫力学，尤好??孙、吴兵法"。他曾论道："用兵在先定谋。"在作战过程中，他"猝遇敌不动"，故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又曾论"用兵之木"，要"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宋史·岳飞传》）这些方略和战术，应该说都是得之于孙子的。
在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考试中，宋代都要加试《孙子兵法》的理论。如元丰元年（1078），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孙、吴》义十通七"者为"第一等"，"十通五"者为"第二等"，"十通三"者为"第三等"。建炎三年（1129），诏武举人要"附试《七书》义五道"；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宋史·选举志》）所谓《七书》，《孙子兵法》是第一位的。
不过在宋代，也有一批儒者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大加抨击。苏轼认为，"兵者诡道"之论，会助长"贪""诈"之心；若此说流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鲁之相搏，??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孙武论》）高似孙也非难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子略·孙子》）陈师道更称孙子之论为"盗术"（《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叶适则辱骂说："（孙）武真谲诈之雄者也！"他对孙子之学"兴起于百世之下"极为不满，感叹："人心之不仁，至此极耶！"（《水心别集》卷四《进卷·兵权上》）这些儒士贬斥孙武，其思想方法片面、偏激，是与当时理学的逐渐盛行分不开的。元代由于思想统制十分严格，故孙子的影响较稀。为《孙于》作注的仅知有潘衍翁一人，其事见于戴表元《判源集·潘可大<孙子释文>序》，其注文已只字无存。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多引张贲之注。今有的学者疑张贲是唐人，而多数学者则认为他是元人。两种意见都无确凿的证据，只能存疑。
这一时期《司马法》也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价值得到官方的肯定。在宋代的《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军事学著作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对《司马法》多所称引，说明它影响广泛，军事学权威著作的地位依旧不衰。
（六） 明清时期
明清二代，由于农民起义、"倭寇"侵扰、政权争夺、民族纠纷等原因，战事仍然不少。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依然受到重视而影响深广。
明代有许多军事学著作，都大量征引孙子的论述。如唐顺之的《武编》，在《攻》篇中引"兵法"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又引"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在《守》篇中引"兵法"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说皆出自《孙子》。何良臣的《阵纪》，其《奇正》、《率然》、《因势》、《火战》等篇，都以孙子的战略战术为根据。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在《练兵》篇中强调："整齐行伍，前视心，后视背，左右视两肩，如孙子教吴妇人。"揭暄的《兵经》，有许多说法是承袭《孙子》而来的。如上卷《智部·测》云："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智部·间》云："其法则有生、有死、??用敌、用乡。"这些论述，明显承自《孙子》的《虚实篇》、《用间篇》。又如中卷《法部·粮》云："若夫困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长恃者"，则是对孙子"因粮于敌"的谋略提出异议。他并论述其他一些"筹粮之法"，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何守法的《投笔肤谈》，仿效《孙子》的立意而撰成"十三篇"。他在《引》中说：《武经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意悉备。"茅元仪的《武备志》，在《兵决评》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他对《孙子兵法》在军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总结性的评价。
著名军事家、抗倭英雄戚继光，是这一时期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实践的代表。他在北方当都督时，曾上疏言："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明史·戚继光传》），并用孙子的军事思想进行练兵。他写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常引《孙子》来作论证。如《练兵实纪·练将》引"兵法"曰："爱士如婴儿，故可以之赴深溪"，即据自《孙子·地形篇》；同书《杂集·登坛口授》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第一着，为最上策也。"他在《纪效新书·自序》中又称："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全书各篇也每以孙子之论为指导。
明清二代的封建皇帝，也大力提倡阅读《孙子》等兵法著作，把兵法理论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如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租朱元璋有旨"仰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朝试用。"（《刘寅《武经直解序》）当年，朱元璋又旨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清康熙帝玄烨也曾下诏，定"武经三子"（即《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举考试科目。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其《提要》称"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可见清代统治者对《孙子》的推崇。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的战略战术在这一时期还被运用到医学治病上。清初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在《用药如用兵论》一节中，列举孙子的许多作战原则.论述如何在医疗中运用它们。他最后总结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这是继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后，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治疗疾病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孙子》的注解本，到明代愈见繁多。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疏通文义，证之史事，明白易懂，流传甚广。其后，张居正作《增订武经七书直解》，乃选取旧注补人刘书中。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在《凡例》中称："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其书精确详明，亦为注中的善本。李贽的《孙子参同》，独用曹操的注，并附以《武经》的其他六书，互相参比发明。其在《序》中称："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他对"七书"的推崇有些出格，故遭到时人的非议。明代其他注本，较著名的还有：王世贞的《孙子评释》，郑灵的《孙子十二篇本义》，李清的《孙子集注》，陈琛的《孙武子品节》，李腾芳的《孙子说印》，孙履恒的《孙子商骘》，黄献臣的《孙子开宗》，方家振的《孙子翼》，赵光裕的《孙子标题正义》，黄邦彦的《校正孙子集注》，周国雍的《孙子考注》，何守法的《孙子音注》，郭良翰的《孙武子会解》，黄华的《孙子类注》等。
清代的《孙子》注解本仍然不少。邓廷罗的《兵镜备考》，把孙子十三篇条分缕析，证以许多史事，并加评语；其《兵镜或问》用问答形式，阐发孙子思想；邓氏并作《孙子集注》，在《序》中说："孙子十三篇，简而赅，精而有则。??治国治兵之理，若符券焉，是可为韬铃士之金科玉律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校本，流传颇广，影响较大。它虽然在文字训沽和校勘上有一定成绩，但往往以《通典》、《御览》为据改动原文，显得不够严谨和慎重。毕以的《孙子叙录》，稽考孙武的生平及其著作时代，钩沉《孙子》的佚文，列举后世的注家，亦颇有参考价值。清代的其他注本尚有：王瞰的《孙子集注》，汪淇的《孙子直解开宗合参》，郑端的《孙子汇征》，朱墉的《孙子汇解》，丁洪章的《孙子全解》，周亮辅的《孙子讲意备旨》，鲁经的《孙子析疑详解》，艾钦的《孙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孙子体注大全会解》，朱煌的《孙子释要》，郭伟的《孙子金丹》，郑达的《孙子附解》等。
《司马法》自宋代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流传就和"七书"的其他著作联系在一起。各种"七书"的注解本，都包括《司马法》在内。据统计，明代《武经七书》的注本就有二十多种。较著名的有：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王升的《武经七书解义》，李清的《武经七书集注》，赵光裕的《武经七书标题正义》等。清代的"七书"注本仍然不少，有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自康熙帝定《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经三子"，作为武试必考科目后，又有一批"三子"的注本出现，如艾钦的《武经三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武经三子体注大全会解》等。此外，如何良臣的《阵纪》、邓廷罗的《兵镜或问》，都有称引或阐发《司马法》之处。《司马法》在明清时期仍然是兵学方面的一部有权威性的著作。
孙膑的兵法著作，这一时期引用者较少。但《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毗对曹操说："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此语又见应劭《风俗通》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弗能守之。"这里的"孙子"讲到墨翟，他不会是孙武，当是孙膑。按此推测，《孙膑兵法》到三国时犹有残存。此外.诸葛亮所著《兵法》也引有孙膑之言："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并指出："此兵说也，非马说也。"可见，孙膑兵法及其战略思想在这一时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战乱，虽没有三国分裂时期那样频繁，但由于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将帅叛乱、藩镇割据，战事仍然不断。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隋代名将韩擒虎经常与人"论兵"，研讨"孙、吴之术"。他在隋代屡建战功，当有不少智谋来自《孙子兵法》。韩擒虎的外甥李靖，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史称他"少有文武才略"，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木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传》）
他在隋唐风云变幻之际，以孙子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征战四方，屡出奇计，所向无敌。唐太宗十分器重他，常与他讨论兵事。后人据有关材料，撰成《李卫公问对》一书。书中记述李靖与太宗论兵，大量引用《孙子兵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佯北勿追"，"能而示之不能"；"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等论述。太宗曾感慨地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对孙子的军事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初政治家魏征摘取《孙子》各篇的重要文句，附以曹操的注解，编成《孙子兵法治要》，收在《群书治要》内，以供皇帝阅览。《孙子》成了治国安邦的重要文献。
在唐代一些专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孙子的言论，以《孙子兵法》为圭臬。如赵蕤的《长短经》，其《量才》篇引孙武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矣"；《禁令》篇又引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其他如《天时》、《地形》、《变通》、《利害》等篇，无不以孙子之言作为其立论的根据。李筌注《太白阴经》，其中《选土篇》引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攻城具篇》引"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语皆出自《孙子兵法》。又如《实有阴经篇》云："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地势篇》把地形分为"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死地"、"散地"等等。这里的语句、思想和分类的方法，皆承自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仍是唐人论兵所依据的经典著作。
中唐以后，唐政府与藩镇的战事增多起来。这时又出现了一些通晓《孙子兵法》的名将。如德宗时的马燧，其"父季龙，尝举明孙、吴，倜傥善兵法"；他本人更是"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在与藩镇作战的过程中，马燧提出"粮少利速战"的策略，并引《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攻其必救"云云（《旧唐书·马燧传》）。显然，他是运用孙子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平息藩镇叛乱的胜利。
唐代一些文人的诗文中，多有称道孙子者。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称，周衰之时，"孙武"之属，"以其术鸣"。高适的《蓟中作》、《送浑将军出塞》、《李云南征蛮》等诗，《谢上淮南节度使表》等文，均道及"孙、吴"，作为杰出军事家的代表。罗隐诗《题杜甫集》云："忍教孙武重泉下，不见时人说用兵"（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四引《南部新书》），表达了对伟大军事家孙武的怀念。
杜佑和杜牧祖孙二人，在唐代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宣传。贡献最大。杜佑所编的《通典》，在《兵典》的《论将》、《法制》、《料敌知胜》等许多篇章中，都引孙子的论述作为编辑资料的总纲。杜牧称道孙子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相抵当。"他感于曹操注《孙子》未能"尽解其书"，又进行了重注："上自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卷十二《上周相公书》）他不但诠解其义，而且以战争史实来证明孙子言论的正确，成为《孙子》注释中比较完善的一种。
这一时期《孙子》的其他注释者，尚有李筌、陈、贾林（见《新唐书·艺文志》）、纪（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镐①诸家。唐人所辑的类书，如虞世甫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都引有不少《孙子兵法》之文。
《司马法》在隋唐时期也流传不衰，常为谈论兵法者所称道和引用。如《李卫公问对》载，太宗问及《司马法》，李靖即论述该书的由来，并称："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太宗问及"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事，李靖又说："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把《司马法》作为韩信所学的主要著作。他还论述了《司马法》的"五人为伍"、"五兵五当"之制。可见李靖对此书的熟悉和推崇。杜牧注《孙子兵法·地形篇》，引《司马法》曰："选良次兵，益人之强。"文下并有注："勇猛劲捷，战不得功。后战必选于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所引《司马法》亦皆有注。可知《司马法》在当时不仅为论兵者所常用，并有注释通行于世。
① 见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刊《十家注孙子》，转录自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 源流述略》（《文史》第二十七辑）。
（五） 宋元时期
宋代由于外患频仍，故《孙子》等兵法著作又受到高度重视。北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为了武举试士的需要，从当时流传的二百多种兵书中选定了七部，"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这就是北宋"钦定"的《武经七书》。从此，《孙子》、《司马法》等兵法著作，经过重新校订，正式成为武学的经典，得到广泛的流传。在宋代的许多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每每称道《孙子兵法》，大量征引孙子的言论，如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其《将职》、《奇兵》、《九地》、《火攻》等篇，皆以孙子的军事思想立论。许洞撰《虎铃经》，在《自序）中称："《孙子兵法》奥而精"；其《先胜》、《使问》、《诡敌》、《远近》等篇，都详细阐发孙子之论。作者姓名已佚的《百战奇法》，在总结的一百条作战规律中，有六十余条引自孙子的论述，并对孙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戴溪撰《将鉴论断》，称孙子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其"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者，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郑厚的《艺圃折衷》评论《孙子》道："其词约而缚，易而深，畅而可用。"沈括撰《梦溪笔谈》，卷十一有一条论析孙子的"因粮于敌"的策略，指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他对"人负米"或"畜乘运之"进行了严密科学的计算，认为"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从而对孙子的这一战时后勤计谋，给予充分的肯定。
《孙子兵法》的注释者，在宋代愈见增多，主要有梅尧臣、王晰、何延锡、张预、施子美、郑友贤、宋奇、石介、王彦、陈直中、王自中、胡箕、叶宏等十余家。前四家见于吉天保编的《十家孙子会注》。①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具有《武经》教科书的性质，注释浅显易懂，影响甚为深广。郑友贤的《孙子遗说》，用问答的形式阐述孙子思想，颇多发明。宋奇的《孙子解》，见于《宋史·艺文志》；石介的注，现仅有孤本；王彦的《武经龟鉴》，已残缺不全；陈直中。王自中的注，见于孙治让的《温州经籍志》；胡箕、叶宏的注，见于陆达节《孙子考》。宋代的《孙子》注释者，大都出现在北宋后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吴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由此可以窥见宋代注释者蜂起的缘由。
宋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十分赞赏，并在实践中运用它。王安石说："孙武谈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约而所赅者博"。其时宋神宗论及韩信，安石又说："（韩）信但用孙武一两言，即能成功名。"（韩《涧泉日记》卷下）可见王安石对孙武理论的推崇。南宋爱国词人和将领辛弃疾，在所撰《美芹十论》、《九议》等文章中，运用孙子的"知彼知① 《十家注》的另六家是曹操、孟氏、李签、陈■、贾林、杜牧（附其祖杜 佑在《通典》中的论述）。后来有人把杜佑、杜牧析为二家，变成《十一家 注》。
已"、"先为不可胜"、"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战略思想和"视卒如爱子"等建军思想，提出许多对金的策略和建议。爱国名将岳飞更熟谙孙子的战略战术。史称他少年时期"家贫力学，尤好??孙、吴兵法"。他曾论道："用兵在先定谋。"在作战过程中，他"猝遇敌不动"，故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又曾论"用兵之木"，要"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宋史·岳飞传》）这些方略和战术，应该说都是得之于孙子的。
在选拔军事人才的武举考试中，宋代都要加试《孙子兵法》的理论。如元丰元年（1078），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规定："《孙、吴》义十通七"者为"第一等"，"十通五"者为"第二等"，"十通三"者为"第三等"。建炎三年（1129），诏武举人要"附试《七书》义五道"；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宋史·选举志》）所谓《七书》，《孙子兵法》是第一位的。
不过在宋代，也有一批儒者对孙子的军事理论大加抨击。苏轼认为，"兵者诡道"之论，会助长"贪""诈"之心；若此说流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鲁之相搏，??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孙武论》）高似孙也非难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子略·孙子》）陈师道更称孙子之论为"盗术"（《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叶适则辱骂说："（孙）武真谲诈之雄者也！"他对孙子之学"兴起于百世之下"极为不满，感叹："人心之不仁，至此极耶！"（《水心别集》卷四《进卷·兵权上》）这些儒士贬斥孙武，其思想方法片面、偏激，是与当时理学的逐渐盛行分不开的。元代由于思想统制十分严格，故孙子的影响较稀。为《孙于》作注的仅知有潘衍翁一人，其事见于戴表元《判源集·潘可大<孙子释文>序》，其注文已只字无存。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武子》多引张贲之注。今有的学者疑张贲是唐人，而多数学者则认为他是元人。两种意见都无确凿的证据，只能存疑。
这一时期《司马法》也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价值得到官方的肯定。在宋代的《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军事学著作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对《司马法》多所称引，说明它影响广泛，军事学权威著作的地位依旧不衰。
（六） 明清时期
明清二代，由于农民起义、"倭寇"侵扰、政权争夺、民族纠纷等原因，战事仍然不少。因此，《孙子》等兵法著作依然受到重视而影响深广。
明代有许多军事学著作，都大量征引孙子的论述。如唐顺之的《武编》，在《攻》篇中引"兵法"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又引"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在《守》篇中引"兵法"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说皆出自《孙子》。何良臣的《阵纪》，其《奇正》、《率然》、《因势》、《火战》等篇，都以孙子的战略战术为根据。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在《练兵》篇中强调："整齐行伍，前视心，后视背，左右视两肩，如孙子教吴妇人。"揭暄的《兵经》，有许多说法是承袭《孙子》而来的。如上卷《智部·测》云："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智部·间》云："其法则有生、有死、??用敌、用乡。"这些论述，明显承自《孙子》的《虚实篇》、《用间篇》。又如中卷《法部·粮》云："若夫困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长恃者"，则是对孙子"因粮于敌"的谋略提出异议。他并论述其他一些"筹粮之法"，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何守法的《投笔肤谈》，仿效《孙子》的立意而撰成"十三篇"。他在《引》中说：《武经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意悉备。"茅元仪的《武备志》，在《兵决评》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他对《孙子兵法》在军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总结性的评价。
著名军事家、抗倭英雄戚继光，是这一时期把《孙子兵法》运用于实践的代表。他在北方当都督时，曾上疏言："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明史·戚继光传》），并用孙子的军事思想进行练兵。他写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常引《孙子》来作论证。如《练兵实纪·练将》引"兵法"曰："爱士如婴儿，故可以之赴深溪"，即据自《孙子·地形篇》；同书《杂集·登坛口授》说：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第一着，为最上策也。"他在《纪效新书·自序》中又称："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全书各篇也每以孙子之论为指导。
明清二代的封建皇帝，也大力提倡阅读《孙子》等兵法著作，把兵法理论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如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租朱元璋有旨"仰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朝试用。"（《刘寅《武经直解序》）当年，朱元璋又旨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清康熙帝玄烨也曾下诏，定"武经三子"（即《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举考试科目。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其《提要》称"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可见清代统治者对《孙子》的推崇。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的战略战术在这一时期还被运用到医学治病上。清初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在《用药如用兵论》一节中，列举孙子的许多作战原则.论述如何在医疗中运用它们。他最后总结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这是继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后，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治疗疾病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孙子》的注解本，到明代愈见繁多。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疏通文义，证之史事，明白易懂，流传甚广。其后，张居正作《增订武经七书直解》，乃选取旧注补人刘书中。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在《凡例》中称："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其书精确详明，亦为注中的善本。李贽的《孙子参同》，独用曹操的注，并附以《武经》的其他六书，互相参比发明。其在《序》中称："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他对"七书"的推崇有些出格，故遭到时人的非议。明代其他注本，较著名的还有：王世贞的《孙子评释》，郑灵的《孙子十二篇本义》，李清的《孙子集注》，陈琛的《孙武子品节》，李腾芳的《孙子说印》，孙履恒的《孙子商骘》，黄献臣的《孙子开宗》，方家振的《孙子翼》，赵光裕的《孙子标题正义》，黄邦彦的《校正孙子集注》，周国雍的《孙子考注》，何守法的《孙子音注》，郭良翰的《孙武子会解》，黄华的《孙子类注》等。
清代的《孙子》注解本仍然不少。邓廷罗的《兵镜备考》，把孙子十三篇条分缕析，证以许多史事，并加评语；其《兵镜或问》用问答形式，阐发孙子思想；邓氏并作《孙子集注》，在《序》中说："孙子十三篇，简而赅，精而有则。??治国治兵之理，若符券焉，是可为韬铃士之金科玉律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校本，流传颇广，影响较大。它虽然在文字训沽和校勘上有一定成绩，但往往以《通典》、《御览》为据改动原文，显得不够严谨和慎重。毕以的《孙子叙录》，稽考孙武的生平及其著作时代，钩沉《孙子》的佚文，列举后世的注家，亦颇有参考价值。清代的其他注本尚有：王瞰的《孙子集注》，汪淇的《孙子直解开宗合参》，郑端的《孙子汇征》，朱墉的《孙子汇解》，丁洪章的《孙子全解》，周亮辅的《孙子讲意备旨》，鲁经的《孙子析疑详解》，艾钦的《孙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孙子体注大全会解》，朱煌的《孙子释要》，郭伟的《孙子金丹》，郑达的《孙子附解》等。
《司马法》自宋代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它的流传就和"七书"的其他著作联系在一起。各种"七书"的注解本，都包括《司马法》在内。据统计，明代《武经七书》的注本就有二十多种。较著名的有：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王升的《武经七书解义》，李清的《武经七书集注》，赵光裕的《武经七书标题正义》等。清代的"七书"注本仍然不少，有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自康熙帝定《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经三子"，作为武试必考科目后，又有一批"三子"的注本出现，如艾钦的《武经三子标题详解》，夏振翼的《武经三子体注大全会解》等。此外，如何良臣的《阵纪》、邓廷罗的《兵镜或问》，都有称引或阐发《司马法》之处。《司马法》在明清时期仍然是兵学方面的一部有权威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