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反对越南战争
《萨特传》作者：萨特传 2017-02-13 11:53
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任何侵略行径。
当萨特不再被阿尔及利亚战争所缠绕时，越南战争又占领了他思想的最前线。
1965年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恰好这年年初，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儿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五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他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一开始，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无独有偶，不久20位美国作家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萨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第一次抗议无疑取得了胜利。
战势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萨特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他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这场战争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隔海相望的英国，一位已有93岁高龄的哲学家正策划着一个较大的行动。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一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使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罗素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仅仅站出来说几句话是不够的，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一旦明白了它的意义之所在，萨特决定把全部精力放入这一新的事业。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但问题接踵而来——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英国、瑞典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使自己不介入此事。萨特所希望的开庭地点——巴黎也拒绝了他们。萨特直接写信给戴高乐责问此事，在回信中，尽管总统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这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接着，他指出政府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然而，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我们所遭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法国当局再一次领教了萨特的“厉害”。
天无绝人之路，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斯德哥尔摩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位外来者展示它如诗如画的魅力，然而与会者中谁也无法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的另一面：轰炸、烧伤、抢劫、酷刑……正使百万民众陷入了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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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萨特不再被阿尔及利亚战争所缠绕时，越南战争又占领了他思想的最前线。
1965年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恰好这年年初，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儿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五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他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一开始，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无独有偶，不久20位美国作家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萨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第一次抗议无疑取得了胜利。
战势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萨特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他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这场战争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隔海相望的英国，一位已有93岁高龄的哲学家正策划着一个较大的行动。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一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使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罗素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仅仅站出来说几句话是不够的，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一旦明白了它的意义之所在，萨特决定把全部精力放入这一新的事业。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但问题接踵而来——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英国、瑞典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使自己不介入此事。萨特所希望的开庭地点——巴黎也拒绝了他们。萨特直接写信给戴高乐责问此事，在回信中，尽管总统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这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接着，他指出政府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然而，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我们所遭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法国当局再一次领教了萨特的“厉害”。
天无绝人之路，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斯德哥尔摩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位外来者展示它如诗如画的魅力，然而与会者中谁也无法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的另一面：轰炸、烧伤、抢劫、酷刑……正使百万民众陷入了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