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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飞虎队(下)(2/2)

陈纳德传作者:陈纳德传 2017-02-13 11:54
  该小队的一名驾驶员乔治·伯加德事后报告:

    “我开始向南150度以1.3万英尺高度飞行。马斯制斯与我一起,约在东南75公里处,我们赶上了一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和它上面的一架战斗机。我对I—97型机开火。在它转身向我飞来时,我正在对付轰炸机。轰炸机属轻型的,它飞得特别灵活而且很快。该机向下作急剧俯冲并急转弯。我第一次没有打着它,不得不爬高以便再来袭击一次。当时,I—97已盯住我们。因为它向我的左机副翼打了一梭子弹后俯冲飞走。我也来了个俯冲急转,向它打了长长的三梭偏斜子弹。这架战斗机跳动得很厉害,斜着机翼,跌了下去。我拉起飞机,看见敌机撞入一个尖峰的边缘爆炸了。我又爬高,选中一架正在山峰中贴峰飞行的轰炸机。每次我从后面盯上它时,它便在群山峻岭中忽隐忽现。当时我的0.50口径机枪失灵,大约来回兜了五六次,我才在一个山沟里完全盯在它后面,但它突然来了一个90度急转弯,并沿着一个圆锥形山峰作360度的垂直翻转,我的速度太快,无法老呆在它后面,当我拉起飞机,降低速度,它又往南飞了。我们离开地面不会高于150英尺的,在一次从上面进行袭击时,我右边的0.50机枪又管用了。一刹那间,敌机的左引擎着火。它力求维持高度。我则降低速度,不断射击,直到它拖着一个坏了的机翼,无法升高为止。机身在坠地时分成两半,在我盘旋时,看到它的右翼仍在燃烧。地点大约是在苍威以南或偏东南20公里处。”美国志愿队的另一个小队,则同日本战斗机遭遇上了。驾驶员鲍勃·尼尔在战斗结束后向陈纳德报告说:“我第一次飞向目标并不顺利,因为射击方向有偏差。第二次袭击正好与I—97型战斗机迎面相遇,它冒起了烟。我没有看到它撞毁。我向西南方向飞,又袭击了一架战斗机,它也冒了烟,但没有见到它坠毁。在这次飞行后,一架双引擎战斗机咬住我尾巴,向西紧追了五到十英里,我才与它拉开距离,并与它对着飞,我没有看到我开火后的结果……丢掉这架战斗机后,我继续往南飞,并与一架向西南飞的I—97型战斗机交战。它被打坏,但没有见到它坠毁或燃烧。”这场空战历时半小时。

    美国志愿队打掉了架日机中的28架。桂林城没有受到一颗11炸弹的威胁。

    市民们欣喜若狂,他们设宴热情款待美国志愿队,并且涌向基地表示庆贺。

    整个桂林城沉浸在一片欢庆声中。

    陈纳德又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

    他将第二中队的一部分战斗机调到衡阳的前沿阵地。其余的P-40机随同指挥部一起,迁往重庆。

    6月22日。

    驻守在衡阳的部分志愿队战斗机,奉陈纳德之命,飞往汉口袭击日军机场和长江上的日军舰只。

    驾驶员查尔斯·索耶在当日的战况报告中写道:“我在13时起飞与中队长和鲍姆勒一起爬高到2万英尺,并在机场附近盘旋。我们侦察到14架I—97型机在我们下面8000英尺处,我们即发起进攻。我的第一次进攻是迎头痛击敌机,狠狠地打了一梭子弹后,就看到那架飞机引擎里冒出了大量浓烟。接着我俯冲到它下面,没有再见到发生什么情况。稍后,我从后面向其中一架进行了后圆四分之一投影比进攻,该机引擎又冒出了黑烟。但是,我俯冲离开,没有见到它是否坠毁。之后,我又发起了几次进攻,成果不明显。最后,我处于一个能直接从后部进攻的方位上,我从下面扑了上去,而且从后面进攻,大约在500码处,我开了火,逼近到250码处,该机碎片四飞,浓烟滚滚。它向左转了一个直角。

    我正好从近距离给了它狠狠一梭子。它似乎爆炸解体。”

    翌日,陈纳德给宋美龄发去一电。电文如下:

    致蒋夫人阁下:昨日美国志愿队在汉口以南江上打坏了日军的炮艇,打毁了三只小艇。还在与二十一架日本战斗机战斗中,我们打下一架,也可能是五架。我方一架在衡阳机场被打坏,但可修复,无其他损失。今日天气不好。你可发表上述报道。

    正当美国志愿队为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互相庆贺时,史迪威和比斯尔却在紧锣密鼓地为解散志愿队而活动着。

    5. “他们该回家去了”

    比斯尔遵照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全力以赴拟订美国志愿队编入陆军航空队的细节。最后,他终于得到了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同意。比斯尔来信要陈纳德对解散志愿队提出意见。陈纳德在回信中重申了他的意见。

    “每一个志愿队队员应发给500美元的回美旅差费。我已为愿留在中国并为第23战斗机大队服务的志愿队队员(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官兵)的提升进行了仔细的考虑……由于中国伙食费和劳务费用高,美军人的口粮标准应订得稍高一些。而且应当对拟成立的新大队的行政管理提供支援人员,你知道,我本人并不擅长于行政管理。”

    几天后,1942年5月15日,陈纳德突然收到总统顾问劳克林·居里的来信。

    显然,比斯尔已将陈纳德的信转到了华盛顿。居里来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将军:

    自从1月12日以来,我没有收到过你的来信,但关于你和队里的情况,我听到不少。正如你所知,你和志愿队都在美享有盛名,没有一天不听到有关志愿队的报道。陆军对志愿队态度不错,它的公共关系部已发表了一系列材料,大都是很好的。

    没有比能使我略尽微薄之力,给你们以协助要更快乐之事了。我十分珍惜你说过的话:

    我是志愿队的一位真正的队员。

    我对你们无法从此地得到充分支援深为难过。这确实是可悲的。我认为,你不该经历那个危急和士气低落的时期,不必在没有什么飞机的情况下去轰炸曼德勒……

    有关洛克希德赫德逊的事尤其使人难受。不仅是因为飞机一拖再拖,迟迟不来,而且也使三十二名驾驶员的替换无法进行。不用说,我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将你们的战斗机的替换从属于轰炸机,但由于我们在打仗,十分抱歉,我对空军没有多大影响好施加。

    令人遗憾之至,美国志愿队无法再继续下去。这里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不合并,你们就会自我消耗殆尽而结束。

    还有一些事,我还是不写为好,待我们有机会时再促膝长谈。与此同时,请你相信我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对你的钦佩。

    诚挚的

    劳克林·居里

    5月26日,陈纳德又收到一封重庆方面的来信。信中说:“蒋委员长已同意解散美国志愿队,并为解决美国志愿队的合同条款找到了办法。大部分合同仍将履行,所有人员都将取得欠给他们的全部余款,并得到一笔回国旅差费。”陈纳德回信说,对这样的解决办法表示满意。6月20日美军成立了陆、海两军种归并委员会,并开始到一些机场同美国志愿队人员谈话。

    大多数美国志愿队队员对归并一事并不热衷。驾驶员查尔斯·邦德在日记中写道:

    “6月22日,美军归并委员会人员到桂林来看我们,海恩斯上校用DC—3机把他们送来。陈纳德将军也同来,海军有一名成员。他对前海军驾驶员的谈话极其不当。他态度蛮不讲理。我们大家都听了一个陆军上校谈了归并问题,以及我们的其他抉择的事。事后,鲍勃·尼尔和我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并非易事。但我们决定回家。不呆在这里,良心上不好过,但我还是打算回华盛顿特区去,为自己弄上一个固定的差使。

    “今晚,我更敬佩这位老首长了。乔治·伯加德告诉我,在与陈纳德谈话时,陈纳德告诉他,他不怪我们要走的任何人。这使我好受了一些,也许我现在可以安心睡大觉了。”然而,史迪威和比斯尔一再声明,美国志愿队如不接受归并,将不再给予补给。

    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向志愿队队员说好话,答应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替代在中国的美国志愿队。同时他还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在这段时间里作为美驻华高级军官留任。但是后来这项诺言没有一次得到实现。

    此时的陈纳德,尽管他已尽其所能反对归并,但大势如此,当他看到反对没有用时,也只好放弃斗争,他觉得最要紧的事是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7月3日。

    陈纳德接到了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

    美国志愿队指挥部陈纳德将军:

    兹命令你解散美国志愿队,并按我们核准的计划解雇志愿队队员。

    蒋委员长令

    1942年7月3日

    重庆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天上开始下起了雨。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这一天在重庆举行。重庆市民纷纷上街集会。燃放烟花和爆竹,为美国志愿队祝福。

    晚上,在林森主席的官邸举行了结束仪式。实际上这是一个告别晚宴。

    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将军主持宴会。他一直在负责美国志愿队在华的吃住问题。

    参加仪式的有:

    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蒋介石等中**政要员,各盟国使馆代表,美国和英国的军方代表、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志愿队队员。

    黄仁霖将军宣布晚宴开始。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支外国乐曲:《阿,小小的伯利恒镇》。

    一些美国志愿队的队员伴随着乐曲声低声地唱道:

    ……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

    乐曲终于停止了。

    两名勤务兵抬出一个红绸裹着的东西——像是一块牌匾。黄仁霖将军大声宣布道:

    “请委员长和陈纳德将军揭幕!”

    蒋介石和陈纳德走上前,伸手揭开了红绸。原来是宋庆龄和宋霭龄送给陈纳德的一幅大型油画,上面画着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三人的合影。

    接着,蒋介石发表祝酒词。他说:

    “中国民众将永远把陈纳德将军和他的一队空中将士当作自己的战友和来自一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代表。”晚宴上频频祝酒。

    黄仁霖将军在宣读美国志愿队的战绩:

    “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四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六名被高射炮击中阵亡,三名被敌人炸弹炸死,三名被俘,十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斗机)……”

    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之后,由毛邦初将军宣布美国志愿队王牌飞行员名单:R.H.尼尔15架半;

    D.L.希尔12架又1/4;

    W.N.里德10架半;

    W.D.麦加里10架又1/4;

    K.A.杰鲁斯特10架半;

    R.L.利特尔(阵亡)10架半;

    G.伯加德10架又3/4;J.V.纽柯克(阵亡)10架半;

    G.H.奥尔德10架又1/4;

    G.R.邦德8架又3/4;

    R.T.史密斯8架又2/3;

    F.劳勒8架半;

    F.希尔7架;

    雷克托6架半;

    J.R.罗西6架又1/4;

    J.霍华德H.6架又1/3;

    J.H.布赖特6架;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夜。零点钟声过后。美国志愿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雨,仍然在下。

    可是,7月4日美国志愿队驾驶员的阵亡人数并没有结束。两名自愿再留两周的驾驶员约翰·佩特奇和阿诺德·尚布林,在7月10日的空战中不幸又阵亡了。

    美联社7月14日重庆电:陈纳德在谈他对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感想时,说:

    “他们该回家去了,但我对解散一事感到遗憾。这是一个空军指挥员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完全不受拘束地集合和训练一批战斗的官兵。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

    6.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美国志愿队解散之前,史迪威曾信誓旦旦,答应要用一支满员的战斗机大队,即由四个中队100架飞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来替换美国志愿队。

    可是,事实上美**方只提供了10来名没有战斗经验的驾驶员,以及20名文职人员和地勤人员。更不用说,提供战斗机、卡车或吉普车、无线电台、办公和维修设备了。

    好不容易,七拼八凑组成了一支第23战斗机大队,作为新建的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核心。

    这种局面正如陈纳德自己所说的;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完全是在战斗声中拼凑而成,是以1942年那阴霾的夏天在中国能弄到的任何东西拼起来的。东西极少。作为远在新德里的第10航空队的后娘养的孩子,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得不为争抢每一个人、每一个电花塞头和每加仑汽油而奋斗。”

    1942年8月18日,比斯尔出任第10航空队的指挥官。

    比斯尔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委派海恩斯上校指挥驻印度的特遣队,陈纳德指挥新组建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陈纳德早就看到,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日本到印度支那和缅甸的补给线。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应立即将其切断。

    他的更为详细的看法,见之于7月29日向当时第10航空大队的指挥官内登将军发出的一封密函:

    事由:收到有关目标的指示——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送:美第10航空大队指挥官

    1.约7月24日的来电收悉。你说密支那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第一个目标事已悉。

    2.如能通过电台从速收到你有关日本人在密支那活动的一切可靠情报事关重要,为此,我向你提出上述请求,坦率地说,密支那似乎是日本人用来进行其典型的声东击西的地方,其用意是让我们只注意它而不去管日本人在其他地方作出的更为重要的准备活动。当然,日本人在某个时候可能利用密支那。我敦促你能充分使用空中和秘密情报,以便弄清日本人在何时会使用密支那。然而,在我在远东指挥期间,我总觉得,去应急轰炸一个还未动用的机场以防止敌人利用它是不切实际的,诚然,日本人用逐日轰炸的办法阻挠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占用衡阳、桂林地区的机场,尽管我当时并没使用过这些机场。下列事实可以说明日本人使用这种策略是徒劳无益的:当我决定将战斗机和轰炸机调到这些机场上去的时候,我一天也没受到过阻挡或捣乱。

    3.就我对中国的经验而言,保持我们运输路线畅通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一次周密拟订的计划,即:计划将敌机摧毁在地上;在敌机进入我地区时,与其展开毁灭性的战斗。

    4.鉴于上述,我认为,对印中运输线的真正威胁是该线以南的敌人空军基地,特别是那些日本人早就用飞机占领的基地。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些机场上不断施工,以便一俟雨季停止时或者提前直接进攻我们的空中航线。我特别是指日本人在猛锡、垒允、腊戍、瑞昌、曼德勒、马圭、东瓜和仰光。正如你所知,这些基地离印中运输线150到600英里。日本人可能从这些基地使用轰炸机来袭击该运输线的昆明东端或者丁羌两端控制站。敌人也可能从这些基地(或用这些基地作为前沿基地)使用长距离战斗机以攻击我们正在飞行的运输机。清迈和南奔是敌人可以快速飞向中间集结路线的基地。

    5.为了应付这种局势,为了完成蒋委员长通过总指挥部、美国陆军部队和中缅印战区交给我的战略任务,我特敦促采取下列步骤:

    (1)在丁羌地区,组织和管理一个有效的空中报告网,能足以日以继夜地发出有关来犯敌机的适当警报。

    (2)增加每天向我们提供上述第4段提及的各基地上的日机和设施的情况,以便我们得到充分的预警并对付敌人的任何空中活动。

    (3)经常不断地向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提供最现代化的飞机、人员和补给,以便增援该队,以便我消灭敌人于他们的基地上,防止他们拦截运输线。

    我相信,如果能以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到上述我要求的程度,如果上述建议得以落实,我不仅能保持印中运输线畅通,且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如你能告我,你为我源源不断送来最新型的飞机、人员和补给而采取的措施,我将不胜感激。

    6.如果不按我在此信中所建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我有责任预告你,我就马上会遇到这种情况:以装备低劣的力量去对付具有巨大优势的敌人。我想重申,我相信,如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变成了一支力量,我不仅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而且也能切断从日本到马来亚的交通线,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

    美国指挥官陈纳德将军

    内登将军读完这封密函后,终于明白了陈纳德的战略意图。

    不久,他便指派罗伯特·斯科特担任第23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斯科特是一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上校,具有很长时间的战斗机飞行经历。他在志愿队解散之前曾与队员们有过多次战斗飞行,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接着,内登将军又从新德里调来了亨利·斯特里克兰和梅里安·古柏分别担任陈纳德的副官和参谋长。

    古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是波兰空军中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他还在亚洲和非洲拍摄过新闻纪录片,当过好莱坞的导演。后来,他成了陈纳德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还有四名中国勤杂人员照料陈纳德的起居。一个姓王的厨师;一个司机,也姓王;一个茶房,绰号叫“游艇”;一个餐厅服务员,叫“炮艇”,因为他曾经在美国炮艇上服务过,该艇在1937年被日军击沉。

    陈纳德还养了一条名叫“乔”的狗。他很喜欢这条狗,空闲时经常训练它如何捕抓鸭、鹅、鹤和鸽子。

    1942年的夏天,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几乎不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只拥有7架B-25轰炸机和40架P-40战斗机。

    陈纳德让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希尔和雷克托分别担任第75战斗机中队长和第76战斗机中队长。

    到雨季结束时,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击落了日军24架战斗机和120架轰炸机,自己方面损失了5架P-40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但飞行员没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