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次大战之间（2/2）
《蒙哥马利传》作者：蒙哥马利传 2017-02-13 11:55
意影响蒙哥马利，让他从孤僻中走出来，尽量变得宽容幽默。在贝蒂的帮助下，蒙哥马利身上的幽默细胞终于被挖掘出来。
一次，在营晚会上，两名列兵上台表演，分别模仿蒙哥马利和团军士长。他们演得惟妙惟肖，惹来哄堂大笑。表演刚一结束，蒙哥马利站起身，指着模仿他的那一位列兵，大声说：“有这种本事，怎么可以让他当列兵，升他下士！”这一下，又惹来满堂大笑。
193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离开亚历山大，移防印度南部的浦那。第二年初，蒙哥马利同贝蒂一起去远东旅行，计划从孟买出发，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最后到达日本停留两周。3月底，蒙哥马利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一份驻印英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推荐他去设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并被提升为上校。于是，到了6月份，蒙哥马利离开了第一营，携全家乘火车赶往奎达，准备前往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
5. 再执教鞭
身着上校军服的蒙哥马利，神气地来到了奎达参谋学院，此时的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关于士兵和演习的经验，足以支持他热情洋溢地宣讲作战理论。
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以前没见过蒙哥马利，但从听说中对蒙哥马利有所了解，决定用其所长，让他担任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业务。
蒙哥马利很快赢得了学生喜爱。授课时，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先自己看三四分钟笔记，让大家静静地等他。然后才走到讲台侃侃而谈，把一点点真知灼见清晰、流利地传达给学生。这时期，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热烈称赞他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技能。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蒙哥马利的战术课时，说：“当时我们都感到，能听到他（蒙哥马利）那样知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件十分荣幸的事。后来我们个人能在军事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全有赖于他的教导和战术原则。”
不仅如此，蒙哥马利这时还表现出了对战略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1936年，他在一节课中，曾就世界形势说了这样一席话，令沃德永远难忘。他说：“一旦希特勒德国已经重新武装好了，并且弄清楚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战争就要爆发。”
蒙哥马利不仅因出色的教学赢得学员好感，他与众不同的举止，也是使他深受欢迎的原因。这时期，他常常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当别人告诉他，说这种帽子已经过时了时，他说：“哎，帽子是性格的标志，每个人都应该戴特别的帽子。”他的这一习惯被保留下来。二次大战中，他常常戴着一顶不同的军帽，这顶帽子上面，他别了两枚徽章 ，一枚是英军军徽，另一枚则是坦克兵的徽章 ，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特，当然也表明他对坦克兵的重视。
在奎达，贝蒂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常常鼓动蒙哥马利把青年人请到自己家来。一位青年军官曾经羡慕地回忆说：“贝蒂肤色黝黑，身高年龄与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欢快，笑口常开。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教练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男士们要外出当丘八，让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疯一疯。’蒙哥马利可喜欢贝蒂来这一套了，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互敬互信。”
1935年10月，奎达发生大地震。以防万一，蒙哥马利把贝蒂送回了伦敦。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二次分别，也是最后一次分别。
在奎达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德·甘冈。在埃及使他大出风头的沙漠演习中，德·甘冈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对这个年轻人极为赏识，动用自己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老关系，帮助德·甘冈在参谋学院里谋得了职位。德·甘冈为此专门写信向他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说：“对那些不走正道而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务的人，我是绝不会帮他的，这只会把他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德·甘冈后来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他俩的合作成为军事史上最成功合作的范例之一。
另外，蒙哥马利的表现，也使他得到陆军部的重视。1937年6月，蒙哥马利在奎达的任职期满，而驻在本土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恰好旅长职位空缺，陆军部于是便任命蒙哥马利就任第9旅旅长，并从接任新职务起，军衔升至准将。这样，他终于实现成为一名将军的心愿，这是他军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 心灵的黑夜
蒙哥马利返回英国后，还有两个月假期，他把戴维送到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然后，便和贝蒂一起驾车游览了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贝蒂的身体似乎较以前虚弱，容易疲劳，但她还是一如往昔的快乐。
从北方回来以后，蒙哥马利得于8月底赶回第9旅，指挥一次例行演习。于是，他把贝蒂和戴维安排在“新公园”与他母亲同住，然后到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因为那儿既是个度假的好去处，又离他们的营房较近。结果，这一安排，对蒙哥马利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年夏天，蒙哥马利一边着手指挥部队演习，一边为搬迁新居作准备。贝蒂和戴维按照他们本来商量好的，去滨海伯纳姆度假。就在这时，厄运悄悄逼近了这个幸福的家庭。贝蒂病了。一天下午，当她领着戴维在海滩上游玩时，她的脚被一只说不出名字的虫子叮了一口。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刻把她送进了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通知了蒙哥马利。
粗心的蒙哥马利起初以为贝蒂只是一点小问题，所以在征得贝蒂同意后，仍继续忙演习和搬家的事务。这样，在贝蒂住院期间，蒙哥马利已把搬家的各项工作做完了，就等着贝蒂康复后住进去，戴维也回到欣德黑德的学校去上学。
可是，贝蒂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的腿表面上看起来没事，里面却疼得厉害。蒙哥马利打算搁下手里的工作来陪她，但贝蒂不愿影响他的前程，不让他那样做。蒙哥马利只好白天在朴次茅斯管理他那个旅，晚上，则驾车一百多英里回伯纳姆探视她心爱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医生告诉蒙哥马利，要想保住贝蒂的生命，惟一的希望是截肢，以制止毒素继续扩散。蒙哥马利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但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可是病情并未见好转，毒素继续扩散，已无法控制。医生们尽了一切努力，护士也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贝蒂病入膏肓。蒙哥马利预感到贝蒂将要离他而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贝蒂搂在怀里，轻声地为她朗诵。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也许他是想要万能的上帝给他带来奇迹。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的怀里，安然地逝去了。这时，蒙哥马利正在为她读赞美诗第23首。
蒙哥马利以他的方式安排了贝蒂的葬礼。他把贝蒂葬在伯纳姆的墓地，一个人在墓前吊唁。他既没让在读书的戴维参加葬礼，也未通知远在印度的继子约翰和迪克。其他亲属也一概没被通知，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还是霍巴特家的。他要一个人向心爱的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赶到学校，把消息告诉了戴维，然后回到他在朴次茅斯的住宅，那儿原本要成为他和贝蒂的新家。在那儿，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一连很多天，谁也不见。此刻，他万念俱灰，心灵在哭泣，精神完全垮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想我做过什么错事没有，为什么我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真不明白。我的灵魂在极度苦痛之中抱怨、呼号。我好像堕入一片黑暗之中，心灰意冷。”
贝蒂的死，对蒙哥马利来说，好似进入了“心灵的黑夜”。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0年里，蒙哥马利充分享受了爱情和家庭的快乐，同时在对贝蒂的百般呵护中他也体会到真诚无私地去爱别人的幸福。在贝蒂的感染和引导下，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一点点地被改变了。比如他爱钻牛角尖的意念和褊狭的心理，离群索居的意识和怀疑一切人类情感的倾向，都得到了改变。而这些缺陷如果任其发展，蒙哥马利绝不会成其为蒙哥马利。在他的身上，正好体现了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位成功的男性后面，总有一位伟大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英国欠了贝蒂一笔人情，也绝不为过。
经过几星期痛苦的煎熬，蒙哥马利终于从丧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他想：贝蒂是不会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我要振作起来。他把贝蒂的去世，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作为朴次茅斯的驻军司令，他觉得要对人们、对他的旅负责。他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目前，他们父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戴维幼时几乎全由贝蒂负责，由于蒙哥马利曾对贝蒂对戴维的教养加以干涉，因此他有时对父亲不太满意。贝蒂对戴维过于溺爱，什么事都顺着他。为此，蒙哥马利决定当戴维进入预备学校后，由他来担负教育之责。可正当他实施计划而戴维显出反抗的苗子时，贝蒂去世了。现在，这对父子要在一起重新开始生活，隔阂很快消除，他们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蒙哥马利沉浸于丧偶之痛无法开展工作时，富兰克·辛普森少校尽量分担了他的工作，帮助他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他们后来成了朋友，当蒙哥马利于敦刻尔克撤退后任第5军军长时，辛普森成了他的参谋长；当蒙哥马利出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时，辛普森则是他的副手。
朋友们看到蒙哥马利终于重新开始正常生活，都非常高兴。有的人甚至说蒙哥马利将会再次结婚。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人一生是不可能有两次恋爱的，尤其是像他所经历过的爱。事实上，贝蒂之死使他内心的平衡被严重地破坏了，在很多方面，他又恢复到从前那种样子。除了军事以外，似乎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工作中。这样，蒙哥马利永远告别了情场，他两眼紧盯着的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7. 大战之前
1938年3月，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禁止德奥合并的条款，悍然以武力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上空已出现了一团乌云。
在英国朴次茅斯，蒙哥马利正为把他的步兵旅训练成英国最优秀的部队而忙碌着。这一年7月，陆军部指令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南部军区司令员韦维尔曾经痛苦地反省：“在这时期没有举行过任何像样的演习，因此我在战场指挥艺术方面没有得到任何锻炼。”这一次，三军联合演习，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为了保证演习取得成功，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负责人科克和奥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少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演习并不成功。韦维尔认为这依然是个不像样的演习，因为演习中暴露出英军忽视登陆战的毛病。他这样评论说：“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默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以往200年来登陆的部队那样。”
尽管韦维尔对演习的印象非常恶劣，但对蒙哥马利，他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后来说：“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演习刚一结束，蒙哥马利便接到命令，让他率第9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这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呈报陆军部的材料中，韦维尔这样写道：
“伯纳德·蒙哥马利准将在今年的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他或许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楚的军官和最卓越的军队训练者。”
一切都那么顺利，看来蒙哥马利准将的肩上不久又要加一颗星了。可就在这时，他又制造了一件富有蒙哥马利特色的麻烦，使他与陆军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险些“地位不稳”。
由于第9旅的驻军基金需要大幅度增加，加上已婚军人的福利需要改善，蒙哥马利自作主张地决定以1500镑的价格把第9旅占用的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银行休假展销会使用。这一消息传出后，朴次茅斯市政当局拒绝批准在那儿举办展销会。不得已，蒙哥马利亲自去见市长，同市长达成协议，只要市政府批准那个计划，他愿意从此项收入中拿出500镑给市长，支持他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交易完毕后，蒙哥马利如约把500镑交给了市长，而另1000镑被他用于驻军福利，很快就花完了。
陆军部风闻此事后，大为恼火，指责他违反了陆军条例，擅自出租军用土地，并说如果他交出1500镑的话，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不理这一套，回答说钱已用完了。这一下给自己惹来了麻烦，用蒙哥马利自己的话讲，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幸运的是，南部军区司令韦维尔对驻军福利一事一直对陆军部颇有微辞，如今看到自己的手下敢于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部队福利，感到非常高兴，坚定地支持蒙哥马利。于是，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文来函往，卷宗堆积如山。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1938年10月，蒙哥马利再次获得晋升，成为陆军少将。这时他接到调令，去担负一项他从未干过的艰巨任务——接管英军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将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
1938年的巴勒斯坦比起蒙哥马利1931年在此驻防时的情况要糟得多。1931年的时候，仅用一个营就足以警卫整个地区，可现在该地区却出现了某种准战争状态。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国当局在当地实行了一种移民定额制度，每年允许一定限额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此事激怒了当地阿拉伯人，他们担心大批犹太人移入该地区会危及他们的生存。二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使得大批犹太人被迫逃离欧洲，涌入巴勒斯坦，大大超过了英国所规定的限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以及他们和当地英国政府之间矛盾在加剧。大量秘密武装团体活动频繁。主要公共设施经常遭到破坏。虽然实行了宵禁，但并无人遵守。
鉴于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蒙哥马利决定不带戴维同去。他把戴维托付给朋友代为照顾，然后于1938年10月28日启程赶往巴勒斯坦。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蒙哥马利几乎和戴维就没有再生活在一起。
抵达巴勒斯坦后，蒙哥马利很快就把第8师组建起来，司令部设在海法。爱尔兰战争时的经验对他这次完成任务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把他所负责的区域划分成几个地段，各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发起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骚乱多发地区，迅速没收了所有储存的武器，逮捕了一切嫌疑分子，并毫不留情地处理了一批人。几个月以后，蒙哥马利控制了那个地区。到了1939年春天，巴勒斯坦最危险的局势过去了。
这个时候，英国陆军第3师师长的位置出现空缺，原师长改任百慕大总督，于是出现了选择谁来继任师长的问题。第3师是一战时期闻名的“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属于南方军区，此时已编入英国远征军。毫无疑问，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师将要在英军中打头阵。因此，选择谁来出任师长，是件很慎重的事。在选拔委员会上，他的老上级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韦维尔一向赏识蒙哥马利的才干，加上蒙哥马利原来所在第9旅也属于第3师，知根知底，所以他极力推荐蒙哥马利出任该师师长。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
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接到了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告诉他，他已被选中在适当时候出任第3师师长，至迟不超过1939年8月。这一消息使蒙哥马利欣喜若狂。欧洲此时已战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个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意味着他将要像他多年来所盼望的那样，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重返疆场，为国效力。
在蒙哥马利的生活里，幸运与倒霉时常交替出现。这一次，又是好事多磨。1939年5月，蒙哥马利突然病倒了。他连续发着高烧，身体越来越虚弱，病得无法起床。经过海法的陆军医院检查，在他的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初步怀疑为肺结核。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经过蒙哥马利的坚决要求，医院只好安排男女各两名看护以及一名勤务兵，把他送上驶往英国的船上。这时，他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病魔似乎随时都能夺走这位隆美尔无法击败的英雄的生命。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海上航行居然使蒙哥马利奇迹般地康复了。当船驶入地中海时，他的脸色已逐渐红润起来；当船抵达马耳他时，他已经能够在看护的搀扶下到甲板上去眺望海上的美景；到达马赛港时，他已经能够自己走路；当轮船最终在英国靠岸时，他已一如常人。下船后，他径直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三天时间，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健康”。蒙哥马利不安地问起他肺部的阴影，回答是“完全消失了”。
战争的脚步已越来越急了。英国开始了动员。蒙哥马利向陆军部询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工作。陆军部答复：在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律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将继续留任。第3师原师长正准备去百慕大任总督，此时也不得不留在师长岗位上。
蒙哥马利不愿意闲着。于是，他便要求派他回第8师，答案仍然是不行，因为在他返回英国治病期间，一个新的指挥官已经接管了那个师。这样，在大战的前夕，蒙哥马利少将却“失业”了，等待着陆军部给他派新的差使。可他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一连10多天，他像一块牛皮糖似地粘住了陆军部，非让他们执行此前的任命不可。这时接替韦维尔任南方军区司令的、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任教时的同事兼密友艾伦·布鲁克中将也出来为蒙哥马利活动，迫使陆军部相信蒙哥马利是第3师师长的最佳人选。他们成功了。陆军部宣布过去的那项任命依然有效。
1939年8月28日，年届52岁的蒙哥马利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此时离德国入侵波兰的时间，只差三天。
一次，在营晚会上，两名列兵上台表演，分别模仿蒙哥马利和团军士长。他们演得惟妙惟肖，惹来哄堂大笑。表演刚一结束，蒙哥马利站起身，指着模仿他的那一位列兵，大声说：“有这种本事，怎么可以让他当列兵，升他下士！”这一下，又惹来满堂大笑。
193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离开亚历山大，移防印度南部的浦那。第二年初，蒙哥马利同贝蒂一起去远东旅行，计划从孟买出发，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最后到达日本停留两周。3月底，蒙哥马利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一份驻印英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推荐他去设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并被提升为上校。于是，到了6月份，蒙哥马利离开了第一营，携全家乘火车赶往奎达，准备前往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
5. 再执教鞭
身着上校军服的蒙哥马利，神气地来到了奎达参谋学院，此时的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关于士兵和演习的经验，足以支持他热情洋溢地宣讲作战理论。
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以前没见过蒙哥马利，但从听说中对蒙哥马利有所了解，决定用其所长，让他担任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业务。
蒙哥马利很快赢得了学生喜爱。授课时，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先自己看三四分钟笔记，让大家静静地等他。然后才走到讲台侃侃而谈，把一点点真知灼见清晰、流利地传达给学生。这时期，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热烈称赞他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技能。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蒙哥马利的战术课时，说：“当时我们都感到，能听到他（蒙哥马利）那样知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件十分荣幸的事。后来我们个人能在军事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全有赖于他的教导和战术原则。”
不仅如此，蒙哥马利这时还表现出了对战略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1936年，他在一节课中，曾就世界形势说了这样一席话，令沃德永远难忘。他说：“一旦希特勒德国已经重新武装好了，并且弄清楚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战争就要爆发。”
蒙哥马利不仅因出色的教学赢得学员好感，他与众不同的举止，也是使他深受欢迎的原因。这时期，他常常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当别人告诉他，说这种帽子已经过时了时，他说：“哎，帽子是性格的标志，每个人都应该戴特别的帽子。”他的这一习惯被保留下来。二次大战中，他常常戴着一顶不同的军帽，这顶帽子上面，他别了两枚徽章 ，一枚是英军军徽，另一枚则是坦克兵的徽章 ，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特，当然也表明他对坦克兵的重视。
在奎达，贝蒂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常常鼓动蒙哥马利把青年人请到自己家来。一位青年军官曾经羡慕地回忆说：“贝蒂肤色黝黑，身高年龄与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欢快，笑口常开。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教练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男士们要外出当丘八，让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疯一疯。’蒙哥马利可喜欢贝蒂来这一套了，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互敬互信。”
1935年10月，奎达发生大地震。以防万一，蒙哥马利把贝蒂送回了伦敦。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二次分别，也是最后一次分别。
在奎达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德·甘冈。在埃及使他大出风头的沙漠演习中，德·甘冈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对这个年轻人极为赏识，动用自己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老关系，帮助德·甘冈在参谋学院里谋得了职位。德·甘冈为此专门写信向他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说：“对那些不走正道而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务的人，我是绝不会帮他的，这只会把他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德·甘冈后来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他俩的合作成为军事史上最成功合作的范例之一。
另外，蒙哥马利的表现，也使他得到陆军部的重视。1937年6月，蒙哥马利在奎达的任职期满，而驻在本土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恰好旅长职位空缺，陆军部于是便任命蒙哥马利就任第9旅旅长，并从接任新职务起，军衔升至准将。这样，他终于实现成为一名将军的心愿，这是他军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 心灵的黑夜
蒙哥马利返回英国后，还有两个月假期，他把戴维送到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然后，便和贝蒂一起驾车游览了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贝蒂的身体似乎较以前虚弱，容易疲劳，但她还是一如往昔的快乐。
从北方回来以后，蒙哥马利得于8月底赶回第9旅，指挥一次例行演习。于是，他把贝蒂和戴维安排在“新公园”与他母亲同住，然后到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因为那儿既是个度假的好去处，又离他们的营房较近。结果，这一安排，对蒙哥马利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年夏天，蒙哥马利一边着手指挥部队演习，一边为搬迁新居作准备。贝蒂和戴维按照他们本来商量好的，去滨海伯纳姆度假。就在这时，厄运悄悄逼近了这个幸福的家庭。贝蒂病了。一天下午，当她领着戴维在海滩上游玩时，她的脚被一只说不出名字的虫子叮了一口。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刻把她送进了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通知了蒙哥马利。
粗心的蒙哥马利起初以为贝蒂只是一点小问题，所以在征得贝蒂同意后，仍继续忙演习和搬家的事务。这样，在贝蒂住院期间，蒙哥马利已把搬家的各项工作做完了，就等着贝蒂康复后住进去，戴维也回到欣德黑德的学校去上学。
可是，贝蒂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的腿表面上看起来没事，里面却疼得厉害。蒙哥马利打算搁下手里的工作来陪她，但贝蒂不愿影响他的前程，不让他那样做。蒙哥马利只好白天在朴次茅斯管理他那个旅，晚上，则驾车一百多英里回伯纳姆探视她心爱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医生告诉蒙哥马利，要想保住贝蒂的生命，惟一的希望是截肢，以制止毒素继续扩散。蒙哥马利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但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可是病情并未见好转，毒素继续扩散，已无法控制。医生们尽了一切努力，护士也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贝蒂病入膏肓。蒙哥马利预感到贝蒂将要离他而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贝蒂搂在怀里，轻声地为她朗诵。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也许他是想要万能的上帝给他带来奇迹。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的怀里，安然地逝去了。这时，蒙哥马利正在为她读赞美诗第23首。
蒙哥马利以他的方式安排了贝蒂的葬礼。他把贝蒂葬在伯纳姆的墓地，一个人在墓前吊唁。他既没让在读书的戴维参加葬礼，也未通知远在印度的继子约翰和迪克。其他亲属也一概没被通知，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还是霍巴特家的。他要一个人向心爱的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赶到学校，把消息告诉了戴维，然后回到他在朴次茅斯的住宅，那儿原本要成为他和贝蒂的新家。在那儿，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一连很多天，谁也不见。此刻，他万念俱灰，心灵在哭泣，精神完全垮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想我做过什么错事没有，为什么我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真不明白。我的灵魂在极度苦痛之中抱怨、呼号。我好像堕入一片黑暗之中，心灰意冷。”
贝蒂的死，对蒙哥马利来说，好似进入了“心灵的黑夜”。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0年里，蒙哥马利充分享受了爱情和家庭的快乐，同时在对贝蒂的百般呵护中他也体会到真诚无私地去爱别人的幸福。在贝蒂的感染和引导下，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一点点地被改变了。比如他爱钻牛角尖的意念和褊狭的心理，离群索居的意识和怀疑一切人类情感的倾向，都得到了改变。而这些缺陷如果任其发展，蒙哥马利绝不会成其为蒙哥马利。在他的身上，正好体现了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位成功的男性后面，总有一位伟大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英国欠了贝蒂一笔人情，也绝不为过。
经过几星期痛苦的煎熬，蒙哥马利终于从丧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他想：贝蒂是不会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我要振作起来。他把贝蒂的去世，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作为朴次茅斯的驻军司令，他觉得要对人们、对他的旅负责。他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目前，他们父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戴维幼时几乎全由贝蒂负责，由于蒙哥马利曾对贝蒂对戴维的教养加以干涉，因此他有时对父亲不太满意。贝蒂对戴维过于溺爱，什么事都顺着他。为此，蒙哥马利决定当戴维进入预备学校后，由他来担负教育之责。可正当他实施计划而戴维显出反抗的苗子时，贝蒂去世了。现在，这对父子要在一起重新开始生活，隔阂很快消除，他们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蒙哥马利沉浸于丧偶之痛无法开展工作时，富兰克·辛普森少校尽量分担了他的工作，帮助他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他们后来成了朋友，当蒙哥马利于敦刻尔克撤退后任第5军军长时，辛普森成了他的参谋长；当蒙哥马利出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时，辛普森则是他的副手。
朋友们看到蒙哥马利终于重新开始正常生活，都非常高兴。有的人甚至说蒙哥马利将会再次结婚。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人一生是不可能有两次恋爱的，尤其是像他所经历过的爱。事实上，贝蒂之死使他内心的平衡被严重地破坏了，在很多方面，他又恢复到从前那种样子。除了军事以外，似乎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工作中。这样，蒙哥马利永远告别了情场，他两眼紧盯着的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7. 大战之前
1938年3月，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禁止德奥合并的条款，悍然以武力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上空已出现了一团乌云。
在英国朴次茅斯，蒙哥马利正为把他的步兵旅训练成英国最优秀的部队而忙碌着。这一年7月，陆军部指令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南部军区司令员韦维尔曾经痛苦地反省：“在这时期没有举行过任何像样的演习，因此我在战场指挥艺术方面没有得到任何锻炼。”这一次，三军联合演习，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为了保证演习取得成功，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负责人科克和奥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少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演习并不成功。韦维尔认为这依然是个不像样的演习，因为演习中暴露出英军忽视登陆战的毛病。他这样评论说：“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默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以往200年来登陆的部队那样。”
尽管韦维尔对演习的印象非常恶劣，但对蒙哥马利，他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后来说：“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演习刚一结束，蒙哥马利便接到命令，让他率第9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这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呈报陆军部的材料中，韦维尔这样写道：
“伯纳德·蒙哥马利准将在今年的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他或许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楚的军官和最卓越的军队训练者。”
一切都那么顺利，看来蒙哥马利准将的肩上不久又要加一颗星了。可就在这时，他又制造了一件富有蒙哥马利特色的麻烦，使他与陆军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险些“地位不稳”。
由于第9旅的驻军基金需要大幅度增加，加上已婚军人的福利需要改善，蒙哥马利自作主张地决定以1500镑的价格把第9旅占用的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银行休假展销会使用。这一消息传出后，朴次茅斯市政当局拒绝批准在那儿举办展销会。不得已，蒙哥马利亲自去见市长，同市长达成协议，只要市政府批准那个计划，他愿意从此项收入中拿出500镑给市长，支持他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交易完毕后，蒙哥马利如约把500镑交给了市长，而另1000镑被他用于驻军福利，很快就花完了。
陆军部风闻此事后，大为恼火，指责他违反了陆军条例，擅自出租军用土地，并说如果他交出1500镑的话，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不理这一套，回答说钱已用完了。这一下给自己惹来了麻烦，用蒙哥马利自己的话讲，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幸运的是，南部军区司令韦维尔对驻军福利一事一直对陆军部颇有微辞，如今看到自己的手下敢于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部队福利，感到非常高兴，坚定地支持蒙哥马利。于是，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文来函往，卷宗堆积如山。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1938年10月，蒙哥马利再次获得晋升，成为陆军少将。这时他接到调令，去担负一项他从未干过的艰巨任务——接管英军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将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
1938年的巴勒斯坦比起蒙哥马利1931年在此驻防时的情况要糟得多。1931年的时候，仅用一个营就足以警卫整个地区，可现在该地区却出现了某种准战争状态。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国当局在当地实行了一种移民定额制度，每年允许一定限额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此事激怒了当地阿拉伯人，他们担心大批犹太人移入该地区会危及他们的生存。二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使得大批犹太人被迫逃离欧洲，涌入巴勒斯坦，大大超过了英国所规定的限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以及他们和当地英国政府之间矛盾在加剧。大量秘密武装团体活动频繁。主要公共设施经常遭到破坏。虽然实行了宵禁，但并无人遵守。
鉴于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蒙哥马利决定不带戴维同去。他把戴维托付给朋友代为照顾，然后于1938年10月28日启程赶往巴勒斯坦。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蒙哥马利几乎和戴维就没有再生活在一起。
抵达巴勒斯坦后，蒙哥马利很快就把第8师组建起来，司令部设在海法。爱尔兰战争时的经验对他这次完成任务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把他所负责的区域划分成几个地段，各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发起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骚乱多发地区，迅速没收了所有储存的武器，逮捕了一切嫌疑分子，并毫不留情地处理了一批人。几个月以后，蒙哥马利控制了那个地区。到了1939年春天，巴勒斯坦最危险的局势过去了。
这个时候，英国陆军第3师师长的位置出现空缺，原师长改任百慕大总督，于是出现了选择谁来继任师长的问题。第3师是一战时期闻名的“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属于南方军区，此时已编入英国远征军。毫无疑问，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师将要在英军中打头阵。因此，选择谁来出任师长，是件很慎重的事。在选拔委员会上，他的老上级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韦维尔一向赏识蒙哥马利的才干，加上蒙哥马利原来所在第9旅也属于第3师，知根知底，所以他极力推荐蒙哥马利出任该师师长。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
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接到了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告诉他，他已被选中在适当时候出任第3师师长，至迟不超过1939年8月。这一消息使蒙哥马利欣喜若狂。欧洲此时已战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个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意味着他将要像他多年来所盼望的那样，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重返疆场，为国效力。
在蒙哥马利的生活里，幸运与倒霉时常交替出现。这一次，又是好事多磨。1939年5月，蒙哥马利突然病倒了。他连续发着高烧，身体越来越虚弱，病得无法起床。经过海法的陆军医院检查，在他的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初步怀疑为肺结核。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经过蒙哥马利的坚决要求，医院只好安排男女各两名看护以及一名勤务兵，把他送上驶往英国的船上。这时，他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病魔似乎随时都能夺走这位隆美尔无法击败的英雄的生命。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海上航行居然使蒙哥马利奇迹般地康复了。当船驶入地中海时，他的脸色已逐渐红润起来；当船抵达马耳他时，他已经能够在看护的搀扶下到甲板上去眺望海上的美景；到达马赛港时，他已经能够自己走路；当轮船最终在英国靠岸时，他已一如常人。下船后，他径直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三天时间，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健康”。蒙哥马利不安地问起他肺部的阴影，回答是“完全消失了”。
战争的脚步已越来越急了。英国开始了动员。蒙哥马利向陆军部询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工作。陆军部答复：在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律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将继续留任。第3师原师长正准备去百慕大任总督，此时也不得不留在师长岗位上。
蒙哥马利不愿意闲着。于是，他便要求派他回第8师，答案仍然是不行，因为在他返回英国治病期间，一个新的指挥官已经接管了那个师。这样，在大战的前夕，蒙哥马利少将却“失业”了，等待着陆军部给他派新的差使。可他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一连10多天，他像一块牛皮糖似地粘住了陆军部，非让他们执行此前的任命不可。这时接替韦维尔任南方军区司令的、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任教时的同事兼密友艾伦·布鲁克中将也出来为蒙哥马利活动，迫使陆军部相信蒙哥马利是第3师师长的最佳人选。他们成功了。陆军部宣布过去的那项任命依然有效。
1939年8月28日，年届52岁的蒙哥马利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此时离德国入侵波兰的时间，只差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