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壮志只言诗（2/2）
《叶赛宁传》作者：叶赛宁传 2017-02-13 11:55
款是：“知恩
的学生、本书作者C.叶赛宁敬上。”①在彼得堡的那些日子里，叶赛宁一直视克留耶夫为自己的“老师”，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的诗与克留耶夫的诗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明显的界限，与克留耶夫只囿于宗教色彩和落后守旧的诗歌范畴相去甚远。克留耶夫似乎整个儿沉湎于过去，而叶赛宁却是迈步向前，面向未来。不久叶赛宁完全明白了，克留耶夫与他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不管克留耶夫这只“金丝雀”是怎样“在笼子里奄奄一息”，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诗歌史上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①这本封面已经发黄了的诗集如今保存在康斯坦丁诺沃“叶赛宁文学博物馆”里。
他的品质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佩。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鼓励才使马雅可夫斯基提前登上了诗坛，而且，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的内心以及诗歌创作的主题和风格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叶赛宁在彼得堡期间，正值文学界存在着诸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新民粹派等各种文学流派，它们都各自对叶赛宁发生过无形的影响。叶赛宁常常处在这些文人的包围之中，成为上流社会贵族沙龙里的上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害影响。勃洛克曾在给年轻的叶赛宁的信中暗示过他周围环境的可怕，给他以正确的引导：“我想，你所面临的道路也许是漫长的，而为了不误入歧途，你应当慎重，戒骄戒躁。
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迟早都要自己负责。当前，要向前进是非常困难的，在文学道路上前进则尤为困难。”①
①见《星火》周刊1955年第48期。
1916年叶赛宁被征入伍，随军医列车开往前线。他的任务是负责登记伤员的姓名。同年6月，他在阑尾炎手术后得到回故乡休养半月的假期。“面孔瘦削、头发已被剃光”的叶赛宁站在窗前远眺，欣赏朝霞，心头不由地袭来一种凄凉的感觉，慨叹家乡的宁静之余，创作了《我又回到这里自己的家……》一诗，抒发了对离愁和对童年的怀念之情：
我又回到这里自己的家，
我的故乡，你沉思而又温柔！
……
往昔曾一起欢娱的友人，
我再也见不着你们的脸庞……
返回部队后，叶赛宁被安排在皇村的一座陆军医院供职。直到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他才离开了军从，加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二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叶赛宁于3月17日被派往国家杜马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供职。有感于3月3日在彼得堡马尔索夫广场为二月革命牺牲者所举行的隆重葬礼，叶赛宁创作了《同志》这首充满了革命激情的诗。同年5月底他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在那里度过6月和7月。正是在伟大转折的1917年叶赛宁在诗中抒发了对故乡和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之情：
明天一早把我唤醒，
让我们小屋里点亮油灯。
都说我不久将会变成
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
十月革命爆发时，叶赛宁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称自己“整个地站在十月一边”。十月革命的风暴带来了叶赛宁诗歌创作上的转折，使他面向革命题材。《天国鼓手》（1918）正是革命题材的诗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然而，当时叶赛宁尚未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寄托于革命是建立“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1918），以代替农民世世代代所处的不合理的地位。
1918年3月，莫斯科被宣布为国家的首都，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叶赛宁也随之迁居莫斯科。以叶赛宁为首的一批诗人，当即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出版合作社：“莫斯科语言艺术家劳动组合”。根据叶赛宁的倡议，出版工作者接受了“新纪元”
这一概念，即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算起，作为“新纪元”的开端。从此，这个出版合作社所出的书，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新的社徽和新的纪年。社徽系一只报晓的雄鸡，纪年则是“一世纪第二年”字样。
这一徽记本身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而印有这一徽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如今却已成为苏联几家大图书馆的珍本了。叶赛宁采用的雄鸡报晓作为徽记，其含义是很深的。对俄罗斯劳动人民来说，雄鸡历来是欢迎黎明和旭日东升的象征：雄鸡以自己的歌声呼唤光明、驱除邪恶与黑暗。叶赛宁就是以这一形象来代表新时代的诞生，并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同新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当时正处在饥饿之中，纸张匮乏、昂贵，“劳动组合”资金不足，很快也就破产了。叶赛宁回到康斯坦丁诺沃小住，亲眼目睹了农民“无偿”地分得了土地的喜悦。诗人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昂和振奋，并以宗教象征的形象创作出《约旦河的鸽子》一诗。“约旦河的鸽子”源自圣经故事：基督在约旦河行洗礼时，见到从天而降的鸽子在其头顶上空翱翔——此乃上帝为他祝福的征兆。该诗表达了诗人向往革命、变人间天堂的广泛联想和憧憬：
人们啊人们，我的兄弟！
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
定居在幸福的村庄里，
在那里踩出一条银河来。
逝去的和正在消逝的，
切莫舍不得把它丢弃，
在盛开铃兰的地方，
定比我们的田野美丽。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叶赛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接近，甚至与盖拉西莫夫合作创作了一个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霞光在召唤》。叶赛宁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学创作中。
噢，我满头的灌木丛已经枯萎，
诗歌俘获我，使我变得憔悴，
我终被判处在感情的苦役中，
去把叙事诗的磨盘苦苦地推。
《无赖汉》（1919）中的这一诗节，使人看到叶赛宁与诗歌创作的不懈之缘，正如那著名的“红鞋”使女主人公无法停住舞步，叶赛宁直到临终前还在进行诗歌创作，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绝命诗。
1919年，叶赛宁成为意象派诗人，并参与发表这一流派的宣言，赞成“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让语汇摆脱内容”等“纯艺术”口号。毋庸讳言，意象派的诗是谈不上重大社会内容的。叶赛宁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迷误，渐渐脱离了意象派，并在《生活与艺术》（1921）一文里对意象派作了批判，指出诗歌中只有“语言与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对艺术持这样一种态度是“极其不严肃的”。他把艺术看作是“表现理性内在要求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1921），热情歌颂俄罗斯18世纪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
的学生、本书作者C.叶赛宁敬上。”①在彼得堡的那些日子里，叶赛宁一直视克留耶夫为自己的“老师”，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的诗与克留耶夫的诗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明显的界限，与克留耶夫只囿于宗教色彩和落后守旧的诗歌范畴相去甚远。克留耶夫似乎整个儿沉湎于过去，而叶赛宁却是迈步向前，面向未来。不久叶赛宁完全明白了，克留耶夫与他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不管克留耶夫这只“金丝雀”是怎样“在笼子里奄奄一息”，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诗歌史上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①这本封面已经发黄了的诗集如今保存在康斯坦丁诺沃“叶赛宁文学博物馆”里。
他的品质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佩。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鼓励才使马雅可夫斯基提前登上了诗坛，而且，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的内心以及诗歌创作的主题和风格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叶赛宁在彼得堡期间，正值文学界存在着诸如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新民粹派等各种文学流派，它们都各自对叶赛宁发生过无形的影响。叶赛宁常常处在这些文人的包围之中，成为上流社会贵族沙龙里的上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害影响。勃洛克曾在给年轻的叶赛宁的信中暗示过他周围环境的可怕，给他以正确的引导：“我想，你所面临的道路也许是漫长的，而为了不误入歧途，你应当慎重，戒骄戒躁。
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迟早都要自己负责。当前，要向前进是非常困难的，在文学道路上前进则尤为困难。”①
①见《星火》周刊1955年第48期。
1916年叶赛宁被征入伍，随军医列车开往前线。他的任务是负责登记伤员的姓名。同年6月，他在阑尾炎手术后得到回故乡休养半月的假期。“面孔瘦削、头发已被剃光”的叶赛宁站在窗前远眺，欣赏朝霞，心头不由地袭来一种凄凉的感觉，慨叹家乡的宁静之余，创作了《我又回到这里自己的家……》一诗，抒发了对离愁和对童年的怀念之情：
我又回到这里自己的家，
我的故乡，你沉思而又温柔！
……
往昔曾一起欢娱的友人，
我再也见不着你们的脸庞……
返回部队后，叶赛宁被安排在皇村的一座陆军医院供职。直到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他才离开了军从，加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二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叶赛宁于3月17日被派往国家杜马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供职。有感于3月3日在彼得堡马尔索夫广场为二月革命牺牲者所举行的隆重葬礼，叶赛宁创作了《同志》这首充满了革命激情的诗。同年5月底他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在那里度过6月和7月。正是在伟大转折的1917年叶赛宁在诗中抒发了对故乡和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之情：
明天一早把我唤醒，
让我们小屋里点亮油灯。
都说我不久将会变成
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
十月革命爆发时，叶赛宁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称自己“整个地站在十月一边”。十月革命的风暴带来了叶赛宁诗歌创作上的转折，使他面向革命题材。《天国鼓手》（1918）正是革命题材的诗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然而，当时叶赛宁尚未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寄托于革命是建立“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1918），以代替农民世世代代所处的不合理的地位。
1918年3月，莫斯科被宣布为国家的首都，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叶赛宁也随之迁居莫斯科。以叶赛宁为首的一批诗人，当即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出版合作社：“莫斯科语言艺术家劳动组合”。根据叶赛宁的倡议，出版工作者接受了“新纪元”
这一概念，即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算起，作为“新纪元”的开端。从此，这个出版合作社所出的书，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新的社徽和新的纪年。社徽系一只报晓的雄鸡，纪年则是“一世纪第二年”字样。
这一徽记本身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而印有这一徽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如今却已成为苏联几家大图书馆的珍本了。叶赛宁采用的雄鸡报晓作为徽记，其含义是很深的。对俄罗斯劳动人民来说，雄鸡历来是欢迎黎明和旭日东升的象征：雄鸡以自己的歌声呼唤光明、驱除邪恶与黑暗。叶赛宁就是以这一形象来代表新时代的诞生，并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同新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当时正处在饥饿之中，纸张匮乏、昂贵，“劳动组合”资金不足，很快也就破产了。叶赛宁回到康斯坦丁诺沃小住，亲眼目睹了农民“无偿”地分得了土地的喜悦。诗人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昂和振奋，并以宗教象征的形象创作出《约旦河的鸽子》一诗。“约旦河的鸽子”源自圣经故事：基督在约旦河行洗礼时，见到从天而降的鸽子在其头顶上空翱翔——此乃上帝为他祝福的征兆。该诗表达了诗人向往革命、变人间天堂的广泛联想和憧憬：
人们啊人们，我的兄弟！
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
定居在幸福的村庄里，
在那里踩出一条银河来。
逝去的和正在消逝的，
切莫舍不得把它丢弃，
在盛开铃兰的地方，
定比我们的田野美丽。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叶赛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接近，甚至与盖拉西莫夫合作创作了一个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霞光在召唤》。叶赛宁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学创作中。
噢，我满头的灌木丛已经枯萎，
诗歌俘获我，使我变得憔悴，
我终被判处在感情的苦役中，
去把叙事诗的磨盘苦苦地推。
《无赖汉》（1919）中的这一诗节，使人看到叶赛宁与诗歌创作的不懈之缘，正如那著名的“红鞋”使女主人公无法停住舞步，叶赛宁直到临终前还在进行诗歌创作，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绝命诗。
1919年，叶赛宁成为意象派诗人，并参与发表这一流派的宣言，赞成“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让语汇摆脱内容”等“纯艺术”口号。毋庸讳言，意象派的诗是谈不上重大社会内容的。叶赛宁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迷误，渐渐脱离了意象派，并在《生活与艺术》（1921）一文里对意象派作了批判，指出诗歌中只有“语言与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对艺术持这样一种态度是“极其不严肃的”。他把艺术看作是“表现理性内在要求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1921），热情歌颂俄罗斯18世纪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