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和邓肯的悲剧婚姻（2/2）
《叶赛宁传》作者：叶赛宁传 2017-02-13 11:55
之间的矛盾愈益加深。这两个恋人不论论出身还是论受过的教育，不论论年龄还是论性格，差别实在过于悬殊。除此之外，还有语言不通的障碍：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他们只能求助于代名词和手势交换思想。叶赛宁是个“忧伤”
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也许，这是他们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达成了“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以“朋友”的身份相处。1923年8月，叶赛宁与邓肯结束了欧美之行，终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归程。返回苏联之后，邓肯十分伤心和难过。叶赛宁非常可怜她，甚至许诺将来修复感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叶赛宁后来并没有回到她的身边。同年秋天邓肯与叶赛宁正式分手。从此，这对情侣便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打从叶赛宁与邓肯相爱的头一天起，便埋下了绝望的种子。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邓肯，内心世界里都同时存在着爱恋和绝望。说爱恋，那是指灵魂的结合；说绝望，则是指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
这时的叶赛宁，心灵深处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内疚感。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不愿再做一个陌生人，他愿回到母亲那无限的爱抚中去，回到大自然那绚丽多彩、医治百病的美的怀抱中去。1924年春天，他又回到了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并且创作出《故乡行》这首名诗。《故乡行》以情感浸润景色，使读者有身历其境的体会。那钟楼、墓地和十字架，勾起了怎样的沉思和回忆！诗人展示了农村日常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运动：
墙上是带列宁画像的挂历。
这儿是妹妹的生活天地，
是妹妹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不管怎样，见到你，
故乡啊，我还是想跪倒在地。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故乡行”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写出了阔别多年重又相见的亲人的音容笑貌，发出了流光易逝和“换了人间”的感慨和惆怅。诗中渗透着新与旧的矛盾和联系。对叶赛宁来说，“正在离去的俄罗斯”就是指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而“苏维埃俄罗斯”则指他的两个妹妹。诗人不无象征性地写道：
妈妈和外公越是忧伤、绝望，
妹妹们的小嘴笑得越是欢畅。
读者从这首诗中仿佛看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诗人在《故乡行》一诗中所抒发的感受，也出现在《斯坦司》（1924）这首诗中：
我看见一切，
我清楚地懂得，
新纪元——
这非同小可，
列宁的名字，
像劲风呼啸在家乡，
让思想通行无阻，
如转动磨坊车的翅膀。
在叶赛宁生前，批评界也曾有人否定他所抒写的革命题材的诗篇，仿佛那都是浮光掠影的东西，掩饰不了内心的空虚。叶赛宁则对这种论调以诗的形式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击：
有音乐、诗和舞蹈，
有虚假和溜须拍马……
让他们由于《斯坦司》骂我好了，
诗中的真理却不容抹煞。
面对变化了的时代，诗人思考得更深，任别人如何指责“抒情小路”，他却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下去，哪管什么需要不需要：
从山上走来一群农民共青团员，
在手风琴伴奏下一个劲地高唱
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宣传鼓动诗，
欢快的歌声把山谷震响。
祖国已变成了这样！
我何苦还要在诗中喊叫：
我和人民站在一道？
这里已不再需要我的诗歌，
也许我自己在这里也无人需要。
（《苏维埃俄罗斯》，1924）
永远“按自己的方式”，永远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叶赛宁：“……我同样拥护苏维埃政权，不过我爱的是俄罗斯。我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
我决不允许给自己戴上兜嘴，我也不会去吹喇叭……”①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曾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影响很大的诗人流放到高加索山区，而高加索山区那独特的粗犷美每每成为被流放的诗人的灵感源泉，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是完全出乎沙皇统治者的意料的。
①参阅《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第2卷，第68页，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6年。
普希金之后，高加索曾唤起许多诗人、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叶赛宁。1924—1925年，叶赛宁曾多次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走访高加索的旅程，在第比利斯、巴统、巴库逗留过很长时间，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诗篇，其中包括《致一位女子的信》、《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颂歌》、《伟大进军之歌》以及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等。诗人的创作激情如同不息的泉水从心中涌流，可以说，那是叶赛宁一生中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
在巴库，叶赛宁见到过基洛夫、伏龙芝和其他工人领导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都使叶赛宁深受感染。叶赛宁以《二十六人颂歌》这首诗为革命的阿塞拜疆的儿子们塑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924年9月20日，叶赛宁站在巴库的自由广场上，面对着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遭到敌人枪杀的这26位政治委员的纪念碑，朗诵了这首诗。9月22日，此诗全文发表在《巴库工人报》上。而起初再现国内战争全景的《伟大进军之歌》，最早发表在1924年9月份的《东方之星报》上。此后该诗很快就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带插图的单行本，印数达2万册。这在当时属于出人意料的大印数量了，堪称“诗歌大军”！诗城第比利斯给叶赛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诗人、演员、画家、音乐家都成为他的亲密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叶赛宁在《致格鲁吉亚诗人们》这首诗中写道：
我是你们的北方朋友，
我是你们的兄弟！
诗人们都是同一个血统。
在行动上，思想上，
还有谈吐上，
我本人也是亚洲人！……
1925年叶赛宁在巴库出版了诗集《苏维埃俄罗斯》，在第比利斯出版了诗集《苏维埃国家》。这两本诗集在当时就引起很大反响。这不仅说明叶赛宁在苏维埃国家里是个最突出的“同路人”，而且还证明他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是同革命群众共呼吸、步调一致的诗人。他以罕见的艺术功力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爱。在一系列描写列宁的诗篇里，诗人以抒情的笔触再现了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在诗人笔下列宁既是“大地的船长”和“舵手”，又是普通人，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在《伟大进军之歌》（1924）这首诗里，诗人描写了保卫彼得格勒，反对尤登尼奇白军进攻的历史画卷，字里行间渗透着号召斗争的革命激情和对劳动人民定能实现自己宿愿的坚强信念。而在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里，诗人通过抒情主人公与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可悲恋爱史，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十月革命以后农村的政治变革，展示了农村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战士们的英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当时农村“十月革命”的史诗。
邓肯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短期旅行之后，便永远离开了苏联。但是，邓肯认为自己在苏联生活三年，其中包括与叶赛宁的恋爱悲剧，比她一生中所有其他岁月的总和还有价值。①作为诗人和艺术家，叶赛宁和邓肯都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坦荡胸怀，在结束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怨恨，而且各念对方的长处。邓肯自始至终都对叶赛宁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感情。当她惊悉叶赛宁自杀时，立即给巴黎诸家报社拍去这样一封电报：“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②1926年1月27日邓肯在写给女友艾玛的信中说“谢尔盖的死使我深为震动，而我已经为他哭泣了好长时间。我哭的是，看来他已耗尽了任何一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苦难重重，无尽无休，这使我常常想到步他的后尘，只是我想采取的方式是投海……”③这字里行间渗透着多么深挚而又痴情的爱！这爱来自一颗高尚、圣洁的心灵！1926年11月下旬，邓肯在巴黎时曾接到一份通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这一事实，决定她为叶赛宁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这笔遗产包括约40万法郎，这是来自叶赛宁死后，他的诗集大量销售所得的版税。
①《回忆谢尔盖·叶赛宁》第320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②见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第9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5年。
③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6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0年。
但是，邓肯虽然身无分文，却起草了一封电报，让她的一位朋友翻译成俄文，发给莫斯科首席法官。她在电报中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给叶赛宁的妹妹及其生活在农村的母亲，她们比她
更迫切需要这笔钱……①在这个伟大的女性那里只有爱，只有无私的爱！
①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8、320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邓肯后来的命运也是不幸的：1927年，由于脖子上的围巾的一端卷进了飞驰的敞篷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然死去。在那令人悲痛的日子里，人们发现，邓肯遗体上别着的宽幅红色缎带上闪耀着金色的题词：“俄罗斯的心为伊莎朵拉哭泣。”在此之前，邓肯意外死时，人们还发现，她的手提包里有自己的一本苏联护照……而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你的一生中，你认为哪一个时期最伟大和最幸福？”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俄罗斯，只有俄罗斯。我在俄罗斯这三年过程中，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短短的三年里，足够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不久我又要到那里去了，我愿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②这位痴情的现代舞后愿在俄罗斯度过自己的余生，是不是由于她在那里能经常去凭吊终生不忘的情侣叶赛宁的坟墓呢？
②参阅杜承南：《聚散两依依·生死情切切》，《情海遗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也许，这是他们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达成了“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以“朋友”的身份相处。1923年8月，叶赛宁与邓肯结束了欧美之行，终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归程。返回苏联之后，邓肯十分伤心和难过。叶赛宁非常可怜她，甚至许诺将来修复感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叶赛宁后来并没有回到她的身边。同年秋天邓肯与叶赛宁正式分手。从此，这对情侣便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打从叶赛宁与邓肯相爱的头一天起，便埋下了绝望的种子。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邓肯，内心世界里都同时存在着爱恋和绝望。说爱恋，那是指灵魂的结合；说绝望，则是指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
这时的叶赛宁，心灵深处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内疚感。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不愿再做一个陌生人，他愿回到母亲那无限的爱抚中去，回到大自然那绚丽多彩、医治百病的美的怀抱中去。1924年春天，他又回到了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并且创作出《故乡行》这首名诗。《故乡行》以情感浸润景色，使读者有身历其境的体会。那钟楼、墓地和十字架，勾起了怎样的沉思和回忆！诗人展示了农村日常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运动：
墙上是带列宁画像的挂历。
这儿是妹妹的生活天地，
是妹妹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不管怎样，见到你，
故乡啊，我还是想跪倒在地。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故乡行”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写出了阔别多年重又相见的亲人的音容笑貌，发出了流光易逝和“换了人间”的感慨和惆怅。诗中渗透着新与旧的矛盾和联系。对叶赛宁来说，“正在离去的俄罗斯”就是指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而“苏维埃俄罗斯”则指他的两个妹妹。诗人不无象征性地写道：
妈妈和外公越是忧伤、绝望，
妹妹们的小嘴笑得越是欢畅。
读者从这首诗中仿佛看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诗人在《故乡行》一诗中所抒发的感受，也出现在《斯坦司》（1924）这首诗中：
我看见一切，
我清楚地懂得，
新纪元——
这非同小可，
列宁的名字，
像劲风呼啸在家乡，
让思想通行无阻，
如转动磨坊车的翅膀。
在叶赛宁生前，批评界也曾有人否定他所抒写的革命题材的诗篇，仿佛那都是浮光掠影的东西，掩饰不了内心的空虚。叶赛宁则对这种论调以诗的形式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击：
有音乐、诗和舞蹈，
有虚假和溜须拍马……
让他们由于《斯坦司》骂我好了，
诗中的真理却不容抹煞。
面对变化了的时代，诗人思考得更深，任别人如何指责“抒情小路”，他却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下去，哪管什么需要不需要：
从山上走来一群农民共青团员，
在手风琴伴奏下一个劲地高唱
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宣传鼓动诗，
欢快的歌声把山谷震响。
祖国已变成了这样！
我何苦还要在诗中喊叫：
我和人民站在一道？
这里已不再需要我的诗歌，
也许我自己在这里也无人需要。
（《苏维埃俄罗斯》，1924）
永远“按自己的方式”，永远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叶赛宁：“……我同样拥护苏维埃政权，不过我爱的是俄罗斯。我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
我决不允许给自己戴上兜嘴，我也不会去吹喇叭……”①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曾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影响很大的诗人流放到高加索山区，而高加索山区那独特的粗犷美每每成为被流放的诗人的灵感源泉，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是完全出乎沙皇统治者的意料的。
①参阅《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第2卷，第68页，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6年。
普希金之后，高加索曾唤起许多诗人、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叶赛宁。1924—1925年，叶赛宁曾多次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走访高加索的旅程，在第比利斯、巴统、巴库逗留过很长时间，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诗篇，其中包括《致一位女子的信》、《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颂歌》、《伟大进军之歌》以及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等。诗人的创作激情如同不息的泉水从心中涌流，可以说，那是叶赛宁一生中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
在巴库，叶赛宁见到过基洛夫、伏龙芝和其他工人领导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都使叶赛宁深受感染。叶赛宁以《二十六人颂歌》这首诗为革命的阿塞拜疆的儿子们塑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924年9月20日，叶赛宁站在巴库的自由广场上，面对着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遭到敌人枪杀的这26位政治委员的纪念碑，朗诵了这首诗。9月22日，此诗全文发表在《巴库工人报》上。而起初再现国内战争全景的《伟大进军之歌》，最早发表在1924年9月份的《东方之星报》上。此后该诗很快就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带插图的单行本，印数达2万册。这在当时属于出人意料的大印数量了，堪称“诗歌大军”！诗城第比利斯给叶赛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诗人、演员、画家、音乐家都成为他的亲密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叶赛宁在《致格鲁吉亚诗人们》这首诗中写道：
我是你们的北方朋友，
我是你们的兄弟！
诗人们都是同一个血统。
在行动上，思想上，
还有谈吐上，
我本人也是亚洲人！……
1925年叶赛宁在巴库出版了诗集《苏维埃俄罗斯》，在第比利斯出版了诗集《苏维埃国家》。这两本诗集在当时就引起很大反响。这不仅说明叶赛宁在苏维埃国家里是个最突出的“同路人”，而且还证明他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是同革命群众共呼吸、步调一致的诗人。他以罕见的艺术功力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爱。在一系列描写列宁的诗篇里，诗人以抒情的笔触再现了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在诗人笔下列宁既是“大地的船长”和“舵手”，又是普通人，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在《伟大进军之歌》（1924）这首诗里，诗人描写了保卫彼得格勒，反对尤登尼奇白军进攻的历史画卷，字里行间渗透着号召斗争的革命激情和对劳动人民定能实现自己宿愿的坚强信念。而在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里，诗人通过抒情主人公与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可悲恋爱史，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十月革命以后农村的政治变革，展示了农村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战士们的英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当时农村“十月革命”的史诗。
邓肯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短期旅行之后，便永远离开了苏联。但是，邓肯认为自己在苏联生活三年，其中包括与叶赛宁的恋爱悲剧，比她一生中所有其他岁月的总和还有价值。①作为诗人和艺术家，叶赛宁和邓肯都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坦荡胸怀，在结束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怨恨，而且各念对方的长处。邓肯自始至终都对叶赛宁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感情。当她惊悉叶赛宁自杀时，立即给巴黎诸家报社拍去这样一封电报：“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②1926年1月27日邓肯在写给女友艾玛的信中说“谢尔盖的死使我深为震动，而我已经为他哭泣了好长时间。我哭的是，看来他已耗尽了任何一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苦难重重，无尽无休，这使我常常想到步他的后尘，只是我想采取的方式是投海……”③这字里行间渗透着多么深挚而又痴情的爱！这爱来自一颗高尚、圣洁的心灵！1926年11月下旬，邓肯在巴黎时曾接到一份通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这一事实，决定她为叶赛宁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这笔遗产包括约40万法郎，这是来自叶赛宁死后，他的诗集大量销售所得的版税。
①《回忆谢尔盖·叶赛宁》第320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②见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第9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5年。
③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6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0年。
但是，邓肯虽然身无分文，却起草了一封电报，让她的一位朋友翻译成俄文，发给莫斯科首席法官。她在电报中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给叶赛宁的妹妹及其生活在农村的母亲，她们比她
更迫切需要这笔钱……①在这个伟大的女性那里只有爱，只有无私的爱！
①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8、320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邓肯后来的命运也是不幸的：1927年，由于脖子上的围巾的一端卷进了飞驰的敞篷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然死去。在那令人悲痛的日子里，人们发现，邓肯遗体上别着的宽幅红色缎带上闪耀着金色的题词：“俄罗斯的心为伊莎朵拉哭泣。”在此之前，邓肯意外死时，人们还发现，她的手提包里有自己的一本苏联护照……而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你的一生中，你认为哪一个时期最伟大和最幸福？”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俄罗斯，只有俄罗斯。我在俄罗斯这三年过程中，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短短的三年里，足够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不久我又要到那里去了，我愿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②这位痴情的现代舞后愿在俄罗斯度过自己的余生，是不是由于她在那里能经常去凭吊终生不忘的情侣叶赛宁的坟墓呢？
②参阅杜承南：《聚散两依依·生死情切切》，《情海遗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