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竞选总统
《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艾森豪威尔》作者：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艾森豪威尔 2017-02-13 11:58
问鼎白宫搞竞选，财团政客竞相劝；政治赌博非儿戏，将军审慎二又三。
1945 年11 月至1947 年2 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将军的显赫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是入主白宫。
东部财团的显贵们几乎在他还没有担任新职务以前，就已向他靠拢。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托马斯·T ·华生，在1946 年3 月初到五角大楼来会见将军，坚持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的其他一些大公司的头头也各有打算，他们利用自己在团体或大学中的地位来开始接近艾森豪威尔。在大战以前，他对美国商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在大战期间见过少数几个人；到1947 年时，他会见过他们中间的好几百个人，或者至少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其中包括最有财势的10Q 名大亨中的大多数。
许多人成了他亲密的私人朋友。
当20 年前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住在华盛顿时，他们的社交圈子是些默默无闻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然而从1946 年到1948 年，他们的社交生活中几乎已无一名军人。当他们在30 年代打桥牌时，对手是其他的少校和他们的妻子；而在40 年代，则对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从1946 年起，艾森豪威尔的新朋友，几乎清一色都是百万富翁。
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竟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竟选的话，他会以绝对的优势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或基础，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深罕众望”，或者便是拒绝相信在别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布彻写信告诉他，“许多人”对他谈到国家非常需要艾克来当总统，并预言艾森豪威尔将“被迫作出决定”，艾森豪威尔报之以嘲笑。他答道：“你谈到的那种情绪是很稀疏地散布着的东西，我对于你说我将不得不表态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这热潮由于得不到未来候选人的鼓励，将趋于自生自灭。
艾森豪威尔对其处境深感痛苦。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请求人们给予支持的想法，如同搞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以及其余一切属于党派政治的想法一样，都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但是，整个国家，从一些最大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到成千上万名退伍军人，劝他不要推辞。人们执著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要从军队退休，他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今后的“前程”了。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突出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透露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他的家中唯一与华盛顿政治舞台有关系的人是米尔顿，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工作得相当出色。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向小心地绝对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此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避免对国内政治妄加评论，对赤字财政、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沉默，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对于他自己持有的观点，他执著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
就竞选总统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征询不同倾向的人的意见，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就是其中的两位。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弟弟米尔顿已经是他的主要顾问，艾克对他言听计从。米尔顿认为，政客们需要的是德怀特风云一时的名字，而不是他本人。艾森豪威尔家族的这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反对德怀特参加竟选总统。
1948 年6 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全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已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和称号，但是，周围的人，首先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获得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军事贡献的尊敬。
还没有迈入这所驰名国内外的大学门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新任校长，他们认为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并不痛快。但是，他有一套处世本领，因而这次他又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妥善办法。他在和学校教授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因而在处理学术问题时，将主要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他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向拉比提出聘请时，艾森豪威尔使尽他浑身解数，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对拉比说，哥伦比亚需要他，他本人需要他，如果拉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等等。
拉比被说服同意留下来。
这对哥伦比亚大学显然是一个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收获。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
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
艾森豪威尔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埃利·金兹伯格主持的“保持人类资源”计划筹措款项和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几乎不可理解，竟没有一所美国大学长期从事有关战争的原因、进行和后果的研究”。为了纠正这一情况，他为“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筹集基金。他想说服乔治·凯甫任所长。凯南拒绝后，他说服威廉·福克斯离开那鲁大学担任这一职务。福克斯使这个研究所不断前进和成功地开展工作。
艾森豪威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任时，正是“冷战”寒风吹遍大学课堂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和**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被宣布为大逆不道。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对社会主义和**虽无好感，但却主张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一些人说：“艾森豪威尔懂得要掌握事实这个道理。因此，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和**体系，以便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与其斗争的有效方法。”
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勃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
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 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 年，他的《远征欧陆》第一版间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 美元。到1966 年底，《远征欧陆》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 万册，还被译成了22 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然而，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了世界。它涉及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各个领域。
1949 年4 月，在美国庇护之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 年12 月18 日，德怀特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普尔曼式卧车里，经俄亥俄州前往远方的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员工通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正在通过电话找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
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要求引起我一种失望的感觉，必须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规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1951 年1 月7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巴黎，领导西方大国一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队，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们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聘请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
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
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 个国家穿着40 种军装的200 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
的畸形儿仪表堂堂。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
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对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私人通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在私人通信中却谈到艾森豪威尔的另外一种重要使命。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1953 年3 月8 日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文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
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 年8 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德怀特给寄信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在信中最后便老实他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在70 年来的三次大战中，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艾森豪威尔像在战场一样，对此反应迅速而果断。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同丘吉尔协调了步骤之后，便要求法国政府刻不容缓地“结束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继续拖延将是对大西洋国家团结的一个打击”。在这次外交行动之后，立即成立了英美“研究小组”，研究一旦法国拒绝批准条约应采取的具体制裁措施。在美英威胁面前，法国政府最终还是表示同意重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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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11 月至1947 年2 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将军的显赫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是入主白宫。
东部财团的显贵们几乎在他还没有担任新职务以前，就已向他靠拢。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托马斯·T ·华生，在1946 年3 月初到五角大楼来会见将军，坚持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的其他一些大公司的头头也各有打算，他们利用自己在团体或大学中的地位来开始接近艾森豪威尔。在大战以前，他对美国商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在大战期间见过少数几个人；到1947 年时，他会见过他们中间的好几百个人，或者至少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其中包括最有财势的10Q 名大亨中的大多数。
许多人成了他亲密的私人朋友。
当20 年前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住在华盛顿时，他们的社交圈子是些默默无闻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然而从1946 年到1948 年，他们的社交生活中几乎已无一名军人。当他们在30 年代打桥牌时，对手是其他的少校和他们的妻子；而在40 年代，则对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从1946 年起，艾森豪威尔的新朋友，几乎清一色都是百万富翁。
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竟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竟选的话，他会以绝对的优势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或基础，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深罕众望”，或者便是拒绝相信在别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布彻写信告诉他，“许多人”对他谈到国家非常需要艾克来当总统，并预言艾森豪威尔将“被迫作出决定”，艾森豪威尔报之以嘲笑。他答道：“你谈到的那种情绪是很稀疏地散布着的东西，我对于你说我将不得不表态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这热潮由于得不到未来候选人的鼓励，将趋于自生自灭。
艾森豪威尔对其处境深感痛苦。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请求人们给予支持的想法，如同搞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以及其余一切属于党派政治的想法一样，都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但是，整个国家，从一些最大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到成千上万名退伍军人，劝他不要推辞。人们执著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要从军队退休，他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今后的“前程”了。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突出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透露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他的家中唯一与华盛顿政治舞台有关系的人是米尔顿，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工作得相当出色。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向小心地绝对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此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避免对国内政治妄加评论，对赤字财政、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沉默，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对于他自己持有的观点，他执著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
就竞选总统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征询不同倾向的人的意见，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就是其中的两位。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弟弟米尔顿已经是他的主要顾问，艾克对他言听计从。米尔顿认为，政客们需要的是德怀特风云一时的名字，而不是他本人。艾森豪威尔家族的这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反对德怀特参加竟选总统。
1948 年6 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全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已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和称号，但是，周围的人，首先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获得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军事贡献的尊敬。
还没有迈入这所驰名国内外的大学门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新任校长，他们认为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并不痛快。但是，他有一套处世本领，因而这次他又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妥善办法。他在和学校教授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因而在处理学术问题时，将主要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他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向拉比提出聘请时，艾森豪威尔使尽他浑身解数，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对拉比说，哥伦比亚需要他，他本人需要他，如果拉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等等。
拉比被说服同意留下来。
这对哥伦比亚大学显然是一个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收获。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
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
艾森豪威尔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埃利·金兹伯格主持的“保持人类资源”计划筹措款项和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几乎不可理解，竟没有一所美国大学长期从事有关战争的原因、进行和后果的研究”。为了纠正这一情况，他为“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筹集基金。他想说服乔治·凯甫任所长。凯南拒绝后，他说服威廉·福克斯离开那鲁大学担任这一职务。福克斯使这个研究所不断前进和成功地开展工作。
艾森豪威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任时，正是“冷战”寒风吹遍大学课堂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和**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被宣布为大逆不道。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对社会主义和**虽无好感，但却主张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一些人说：“艾森豪威尔懂得要掌握事实这个道理。因此，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和**体系，以便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与其斗争的有效方法。”
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勃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
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 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 年，他的《远征欧陆》第一版间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 美元。到1966 年底，《远征欧陆》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 万册，还被译成了22 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然而，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了世界。它涉及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各个领域。
1949 年4 月，在美国庇护之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 年12 月18 日，德怀特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普尔曼式卧车里，经俄亥俄州前往远方的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员工通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正在通过电话找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
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要求引起我一种失望的感觉，必须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规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1951 年1 月7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巴黎，领导西方大国一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队，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们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聘请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
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
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 个国家穿着40 种军装的200 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
的畸形儿仪表堂堂。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
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对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私人通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在私人通信中却谈到艾森豪威尔的另外一种重要使命。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1953 年3 月8 日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文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
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 年8 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德怀特给寄信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在信中最后便老实他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在70 年来的三次大战中，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艾森豪威尔像在战场一样，对此反应迅速而果断。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同丘吉尔协调了步骤之后，便要求法国政府刻不容缓地“结束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继续拖延将是对大西洋国家团结的一个打击”。在这次外交行动之后，立即成立了英美“研究小组”，研究一旦法国拒绝批准条约应采取的具体制裁措施。在美英威胁面前，法国政府最终还是表示同意重新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