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思冥想（2/2）
《汤川秀树》作者：汤川秀树 2017-02-13 11:58
他把这所房产卖掉，搬到西贺茂的深处去了。
秀树一家从新房主那里把房子租了过来。
房子很宽大，后院的一角，是一丛竹子。在对面的厨房附近，用粗竹篱笆隔开，做了个鸡舍。母亲养了几只白色的莱克亨鸡，孩子们天天都能吃上鸡蛋。中间的空地，是孩子们练接球和练铅球的地方。靠近鸡舍的一边还有单杠，但孩子们很少利用。
在四年级的生物课上，秀树接触到进化论学说。生物课首席教员是武田首之助。他年纪较大，知识很渊博，讲课的语言也很优美。同学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牛”。
武田老师先介绍了拉马尔克的“用不用”学说。他说，生物始终使用着自己的器官，这些器官慢慢地发展，生物也就慢慢地进化。秀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可是，老师接着说，这一学说不恰当。因为生物的能力，是不往下遗传的，因此就不起进化作用。
接着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老师说，生物在伙伴之间存在着竞争。适应环境的生存下去，反之就要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按照这一规律，生物或延续下去，或消失殆尽。
对这些思想，秀树很难理解。一路苦思冥想，成了一件心事。回到家里，顾不上练球、推铅球、玩其他东西，只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生物进化的学说，萦绕在他脑际。他想，为了发生自然淘汰，从一生下来，适合者与不适合者之间就必须存在着差异。如果长大后才出现差异，那就和拉马尔克的学说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天生的差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就这一点，老师似乎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老师怎么说，以一位中学生所学的知识来思索，即使是绞尽脑汁，也是不会彻底明白进化论的原理的。
这样，对这个问题反复思量，终究难以得出结论。但是，秀树从思考中还是领悟了一些道理。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把自然界所发生的事，看作是各有其因果的必然。他觉得自己的这一想法是惟一正确的。基于这一想法，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宿命论，也把它作为惟一合理的思想。至于某种生物对于全体来说，发生变化，也叫符合目的性的现象，他觉得单靠自己的思维是理解不了的。
关于进化论的问题使秀树长期苦恼，但是，这种苦恼在他精神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思索进化论开始，秀树的潜在意识里出现了新的因素。他似乎在慢慢摆脱内向心理的束缚，有了一些活泼灵动的成分。
是不是从少年的感伤情怀，开始向青年时期的罗曼蒂克转换呢？秀树一边思考，一边清理着这些年来的思想轨迹。
他想，对于老庄，思想里是分别对待的。与其说是被代表人生的徒然的智慧人物老子所吸引，不如说被自我陶醉于宏大的空想的庄子所诱惑。因为进入中学四年级的秀树的身上，流动的已经是青春的血液。向往辽阔宏大，对未知领域跃跃欲试，想尽快告别一中，告别中学时代，进入相邻的三高的心情，在秀树身上越来越强烈了。
在《近卫》杂志上写童话，被几何的魅力所吸引，为不理解进化论而苦恼，读《老子》《庄子》并思考人生，秀树在中学时代思索的东西真不少。可以说，秀树的脑袋就像装着雷达的船，在茫茫浓雾中寻找着适合于自己的目标。
少年的雷达终于在一天找到了某种东西。那东西还遥远，还可看而不可及。也正因为如此，才具备了拼搏和挑战的特质，才引导着秀树为之而奋斗终身。
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篇报道引起的。这则报道的题目是：
《爱因斯坦博士访日》
4. 爱因斯坦访日
1922年 （大正十一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博士乘北野号轮船抵达神户港。在此半月前，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日本学术界的老前辈长冈半太郎、桑木钺雄、石原纯等人到神户港迎接。博士下船后，直接去了京都，在京都住了一晚上。
邀请爱因斯坦博士来访的是 《改造》杂志社。这家杂志社与《中央 公论社》一起，促成了把日本的知识阶层一分为二的社会运动，在当时有极大的社会影响。由它出面邀请爱因斯坦博士访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爱因斯坦博士的相对论，当时也叫做相对律论。尽管相当高深，却成为日本民众的热门话题。石原纯博士等人，早就倾倒于这一理论。爱因斯坦一决定访日，无论是杂志上还是报纸上，就到处都是他的名字和他的理论。
还在爱因斯坦来日的前几天， 《改造》杂志就为博士的来访出版了 分量很重的《爱因斯坦专号》。专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博士的专业论文。
日本的15位著名学者撰写了介绍爱因斯坦和他的学问的文章。他们是长冈半太郎、桑木钺雄、石原纯、寺田寅彦、小仓金之助等。
在写纪念文章的学者中，有一位对秀树的学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就是京都大学教授玉城嘉十郎先生。秀树进入京都大学决定专攻物理学后，玉城先生一直关照着他。当然，在爱因斯坦来访的时候，还是中学生的秀树就不会知道玉城先生的名字了。
爱因斯坦在京都只待了一晚上，就启程到东京。到神户港迎接博士的学者们也一起前往。博士访日期间，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的活动的详细报道，并占据了报纸的重要位置。
爱因斯坦在庆应义塾举行首场讲演。因为当时的日本还几乎没有专门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者，演讲会的组织者预计有1000名听众就差不多了。但是，热心的听众络绎不绝，演讲厅挤满了人，听众超过了预计的一倍。爱因斯坦博士的演讲长达5个小时，但听众始终热情洋溢，全场掌声不断。
还是中学四年级学生的秀树，在当时对物理学的兴趣还正在形成。
因为比起物理学来，他更喜欢数学一些。
除了专攻物理学的人外，物理学的著作很少有人问津。而哲学的著作却大有市场。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激动了许多青年的心。哲学家田边元博士的《最近的自然科学》，是作为哲学丛书之一出版的。在这本书里，常常出现“量子论”一词。秀树对这个词的意义一点儿也不明白，但从中开始感到某种神秘的魅力。于是，对量子论的创始人马克斯·普兰克，怀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尊敬之意。
在那个时代，记者们几乎不关心物理学的进展情况。物理学家与记者可以说是没有缘分。只有石原纯博士例外。他就理论物理学的新动向，积极地为报刊写稿，还出版了著作 《相对性原理》。当然，秀树还看不 懂这些东西。但是，阿尔巴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视野。
秀树在潜意识里，开始了向理论物理学的移动。从四年级开始，他突然对物理实验变得热心起来。
做实验是两个人一组。与秀树一组的是工藤信一良君。有一次他们做温度测定实验，使乙醚突然膨胀，因蒸发而温度下降，在容器的金属表面上就出现了露水。把这时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相比，就知道空气的湿度。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实验，感到非常愉快。
看着高兴的秀树，工藤君突然说：
“小川君会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哟。”
在那一瞬间，秀树一下子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更不会把自己的名字与伟大的爱因斯坦相提并论。实验课完了，秀树还在回味工藤的话。想着想着，不由得高兴起来。多年过后，想起当时的情形，秀树觉得自己真是处于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混沌状态，就像庄子书里的那种混沌人物。
爱因斯坦博士是与秀树天悬地隔的伟大人物，工藤君的话的确有些离谱。尽管如此，工藤君的玩笑话，给了秀树无尽的期望。就像围着命运之舟的坚冰，开了一道眼睛看不见的裂缝似的。
爱因斯坦博士由东京去仙台，又在返回东京的途中不断应邀演讲，于12月再次来到京都。在京都的公会堂，博士做了演讲。会堂挤满了听众，大家的情绪始终饱满。平时，京都的人们非常难以聚集，这次面对相对论这高深的课题，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是平常反应迟钝的京都人，也被爱因斯坦那极富魅力的风采所吸引呢，还是表现出每逢稀奇事必然到场的京都人的特性？
不，恐怕二者都不是。这是因为相对论原理以及创始人爱因斯坦博士，从几年前开始，就成为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度人们的共通话题。日本也好，东京也好，京都也好，都不例外。
爱因斯坦在日本受欢迎的盛况，秀树在当时并没有详细的了解，后来看了一些文章的介绍才知道。其实，少年秀树对爱因斯坦的了解也是懵懵懂懂的。爱因斯坦来到京都，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秀树竟然没有去听他的演讲。甚至连演讲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也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三高以后，秀树和同级同学小崛宪君谈起这件事。小崛宪君说，他听过博士的演讲。这真使秀树由衷地羡慕。
为什么这样粗心，连这样好的机会都放过了，事后，秀树自己进行了检讨。他想，一言以蔽之，是因为自己不但不关心个人小天地以外的事，就连自己身为何物、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的变化也不能察觉。
不过，以后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秀树，多次见到了爱因斯坦博士，了却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愿。第一次见到博士，是昭和十四年，秀树已经32岁。他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是应邀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秀树就介子理论问题做了演讲。那时，已经到了基本粒子论渐渐接近中心点的时代，相对论已经不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问题。而爱因斯坦博士也不在欧洲了。
然而命运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会议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秀树本来还要出席苏尔威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的，但这一切会议都因为战争而无限制地延期了。他从柏林起身，乘坐日本的靖国号轮船准备绕道美国回国。秀树在纽约下了船，然后专程前往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博士。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世界大战结束后，秀树再次访问普林斯顿，又去看望了爱因斯坦老人。从此以后又多次见到爱因斯坦博士。随着年龄的增长，秀树对博士的敬爱与日俱增。爱因斯坦的思想，就像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常常给予他新的启迪。
秀树一家从新房主那里把房子租了过来。
房子很宽大，后院的一角，是一丛竹子。在对面的厨房附近，用粗竹篱笆隔开，做了个鸡舍。母亲养了几只白色的莱克亨鸡，孩子们天天都能吃上鸡蛋。中间的空地，是孩子们练接球和练铅球的地方。靠近鸡舍的一边还有单杠，但孩子们很少利用。
在四年级的生物课上，秀树接触到进化论学说。生物课首席教员是武田首之助。他年纪较大，知识很渊博，讲课的语言也很优美。同学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牛”。
武田老师先介绍了拉马尔克的“用不用”学说。他说，生物始终使用着自己的器官，这些器官慢慢地发展，生物也就慢慢地进化。秀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可是，老师接着说，这一学说不恰当。因为生物的能力，是不往下遗传的，因此就不起进化作用。
接着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老师说，生物在伙伴之间存在着竞争。适应环境的生存下去，反之就要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按照这一规律，生物或延续下去，或消失殆尽。
对这些思想，秀树很难理解。一路苦思冥想，成了一件心事。回到家里，顾不上练球、推铅球、玩其他东西，只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生物进化的学说，萦绕在他脑际。他想，为了发生自然淘汰，从一生下来，适合者与不适合者之间就必须存在着差异。如果长大后才出现差异，那就和拉马尔克的学说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天生的差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就这一点，老师似乎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老师怎么说，以一位中学生所学的知识来思索，即使是绞尽脑汁，也是不会彻底明白进化论的原理的。
这样，对这个问题反复思量，终究难以得出结论。但是，秀树从思考中还是领悟了一些道理。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把自然界所发生的事，看作是各有其因果的必然。他觉得自己的这一想法是惟一正确的。基于这一想法，他很容易地接受了宿命论，也把它作为惟一合理的思想。至于某种生物对于全体来说，发生变化，也叫符合目的性的现象，他觉得单靠自己的思维是理解不了的。
关于进化论的问题使秀树长期苦恼，但是，这种苦恼在他精神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思索进化论开始，秀树的潜在意识里出现了新的因素。他似乎在慢慢摆脱内向心理的束缚，有了一些活泼灵动的成分。
是不是从少年的感伤情怀，开始向青年时期的罗曼蒂克转换呢？秀树一边思考，一边清理着这些年来的思想轨迹。
他想，对于老庄，思想里是分别对待的。与其说是被代表人生的徒然的智慧人物老子所吸引，不如说被自我陶醉于宏大的空想的庄子所诱惑。因为进入中学四年级的秀树的身上，流动的已经是青春的血液。向往辽阔宏大，对未知领域跃跃欲试，想尽快告别一中，告别中学时代，进入相邻的三高的心情，在秀树身上越来越强烈了。
在《近卫》杂志上写童话，被几何的魅力所吸引，为不理解进化论而苦恼，读《老子》《庄子》并思考人生，秀树在中学时代思索的东西真不少。可以说，秀树的脑袋就像装着雷达的船，在茫茫浓雾中寻找着适合于自己的目标。
少年的雷达终于在一天找到了某种东西。那东西还遥远，还可看而不可及。也正因为如此，才具备了拼搏和挑战的特质，才引导着秀树为之而奋斗终身。
这一切都是由于一篇报道引起的。这则报道的题目是：
《爱因斯坦博士访日》
4. 爱因斯坦访日
1922年 （大正十一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博士乘北野号轮船抵达神户港。在此半月前，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日本学术界的老前辈长冈半太郎、桑木钺雄、石原纯等人到神户港迎接。博士下船后，直接去了京都，在京都住了一晚上。
邀请爱因斯坦博士来访的是 《改造》杂志社。这家杂志社与《中央 公论社》一起，促成了把日本的知识阶层一分为二的社会运动，在当时有极大的社会影响。由它出面邀请爱因斯坦博士访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爱因斯坦博士的相对论，当时也叫做相对律论。尽管相当高深，却成为日本民众的热门话题。石原纯博士等人，早就倾倒于这一理论。爱因斯坦一决定访日，无论是杂志上还是报纸上，就到处都是他的名字和他的理论。
还在爱因斯坦来日的前几天， 《改造》杂志就为博士的来访出版了 分量很重的《爱因斯坦专号》。专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博士的专业论文。
日本的15位著名学者撰写了介绍爱因斯坦和他的学问的文章。他们是长冈半太郎、桑木钺雄、石原纯、寺田寅彦、小仓金之助等。
在写纪念文章的学者中，有一位对秀树的学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就是京都大学教授玉城嘉十郎先生。秀树进入京都大学决定专攻物理学后，玉城先生一直关照着他。当然，在爱因斯坦来访的时候，还是中学生的秀树就不会知道玉城先生的名字了。
爱因斯坦在京都只待了一晚上，就启程到东京。到神户港迎接博士的学者们也一起前往。博士访日期间，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的活动的详细报道，并占据了报纸的重要位置。
爱因斯坦在庆应义塾举行首场讲演。因为当时的日本还几乎没有专门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者，演讲会的组织者预计有1000名听众就差不多了。但是，热心的听众络绎不绝，演讲厅挤满了人，听众超过了预计的一倍。爱因斯坦博士的演讲长达5个小时，但听众始终热情洋溢，全场掌声不断。
还是中学四年级学生的秀树，在当时对物理学的兴趣还正在形成。
因为比起物理学来，他更喜欢数学一些。
除了专攻物理学的人外，物理学的著作很少有人问津。而哲学的著作却大有市场。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激动了许多青年的心。哲学家田边元博士的《最近的自然科学》，是作为哲学丛书之一出版的。在这本书里，常常出现“量子论”一词。秀树对这个词的意义一点儿也不明白，但从中开始感到某种神秘的魅力。于是，对量子论的创始人马克斯·普兰克，怀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尊敬之意。
在那个时代，记者们几乎不关心物理学的进展情况。物理学家与记者可以说是没有缘分。只有石原纯博士例外。他就理论物理学的新动向，积极地为报刊写稿，还出版了著作 《相对性原理》。当然，秀树还看不 懂这些东西。但是，阿尔巴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视野。
秀树在潜意识里，开始了向理论物理学的移动。从四年级开始，他突然对物理实验变得热心起来。
做实验是两个人一组。与秀树一组的是工藤信一良君。有一次他们做温度测定实验，使乙醚突然膨胀，因蒸发而温度下降，在容器的金属表面上就出现了露水。把这时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相比，就知道空气的湿度。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实验，感到非常愉快。
看着高兴的秀树，工藤君突然说：
“小川君会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哟。”
在那一瞬间，秀树一下子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更不会把自己的名字与伟大的爱因斯坦相提并论。实验课完了，秀树还在回味工藤的话。想着想着，不由得高兴起来。多年过后，想起当时的情形，秀树觉得自己真是处于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混沌状态，就像庄子书里的那种混沌人物。
爱因斯坦博士是与秀树天悬地隔的伟大人物，工藤君的话的确有些离谱。尽管如此，工藤君的玩笑话，给了秀树无尽的期望。就像围着命运之舟的坚冰，开了一道眼睛看不见的裂缝似的。
爱因斯坦博士由东京去仙台，又在返回东京的途中不断应邀演讲，于12月再次来到京都。在京都的公会堂，博士做了演讲。会堂挤满了听众，大家的情绪始终饱满。平时，京都的人们非常难以聚集，这次面对相对论这高深的课题，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是平常反应迟钝的京都人，也被爱因斯坦那极富魅力的风采所吸引呢，还是表现出每逢稀奇事必然到场的京都人的特性？
不，恐怕二者都不是。这是因为相对论原理以及创始人爱因斯坦博士，从几年前开始，就成为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度人们的共通话题。日本也好，东京也好，京都也好，都不例外。
爱因斯坦在日本受欢迎的盛况，秀树在当时并没有详细的了解，后来看了一些文章的介绍才知道。其实，少年秀树对爱因斯坦的了解也是懵懵懂懂的。爱因斯坦来到京都，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秀树竟然没有去听他的演讲。甚至连演讲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也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三高以后，秀树和同级同学小崛宪君谈起这件事。小崛宪君说，他听过博士的演讲。这真使秀树由衷地羡慕。
为什么这样粗心，连这样好的机会都放过了，事后，秀树自己进行了检讨。他想，一言以蔽之，是因为自己不但不关心个人小天地以外的事，就连自己身为何物、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的变化也不能察觉。
不过，以后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秀树，多次见到了爱因斯坦博士，了却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愿。第一次见到博士，是昭和十四年，秀树已经32岁。他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是应邀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秀树就介子理论问题做了演讲。那时，已经到了基本粒子论渐渐接近中心点的时代，相对论已经不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问题。而爱因斯坦博士也不在欧洲了。
然而命运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会议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秀树本来还要出席苏尔威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的，但这一切会议都因为战争而无限制地延期了。他从柏林起身，乘坐日本的靖国号轮船准备绕道美国回国。秀树在纽约下了船，然后专程前往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博士。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世界大战结束后，秀树再次访问普林斯顿，又去看望了爱因斯坦老人。从此以后又多次见到爱因斯坦博士。随着年龄的增长，秀树对博士的敬爱与日俱增。爱因斯坦的思想，就像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常常给予他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