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神秘的“金帆船”（2/2）
《泰戈尔》作者：泰戈尔 2017-02-13 11:59
流里朝着未知的目的漂流，在生命这座金色圣殿里，人们献上自己的一切，也想献上自己，然而他们的财产已经十分沉重，等到他想摆脱自己这个沉重的包袱之时，生命已片刻都不肯停留地从他身边驶过，并且永不回头。
在开篇的第一首诗中，我们即目睹了金帆船徐徐驶来，运走所有刚刚收获完毕的庄稼之后，将农夫（或者可以说是诗人）孤零零地留在岸边。而“金帆船”的意象又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中重现了。卷末的那首诗题名为《漫无目的的旅行》，此刻的诗人已被接到船上，并且找到了一席之地，而船舵旁边站着一个有些面熟的人：那就是使他创造出诗歌的女神，他的缪斯，亦是他理想的梦中情人，他的守护女神。诗人惊奇地注视着这位似曾相识而又并不真正相识的仙女，不明白她将船儿驶向何方。于是，他一次次地问那操船而行的仙女：
有多远？你还要把我送多远，
呵，可爱的女神，
告诉我，它将在什么地方靠岸——
这艘金色的船？
然而，这仙女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面带着微笑遥指着那远方的地平线，那里，夕阳正在沉落：
默默地你用手指着
那汹涌澎湃的海面。
在天空的一角
土星渐渐逝去。
你要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对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萌发于这一时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情感与思想，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克里希耶·克里巴拉尼曾这样加以评论：
“这种神秘主义既不是他有意识接受一种信条或一种哲学，也不是他对自己感触颇深的迷乱现实的一种规避。罗宾从来不是哲学家，他觉得再没有比他那种用以说明一切事物的闭塞的公式化思想信条，更加令人厌恶和作茧自缚了。对于一成不变的教条，他更是毫无敬意可言。他如此酷爱大地，酷爱生活，让他离开它们是永远不可能的，生活的奥秘永远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所遭受的痛苦，目睹的残酷与污浊，没有使他厌世；相反，他更加热爱人类生活。‘我们的善恶观念是何等造作与虚假啊！’他在1894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感到，最优秀的宗教应同情一切生物，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罗宾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联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联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神秘的知觉从他儿童时代起就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这种神秘主义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动荡不安。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在他的诗中‘萌发’，它仅仅意味着，他对自己生命中这条链环的探索，他对自己天才与命运的创造力量的追求，他对存在于他自己人格深处同时又超乎其外的最高人格的探寻变得更加有意识了。”
从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如果说在《黄昏之歌》中，泰戈尔还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必经阶段，那么《晨歌集》中诗人则已经告别那种过于执着于自己小天地中悲欢哀喜的感伤，开始以崭新的乐观态度来对待人生了。到了《金帆船》这一诗集的创作时期，已入而立之年的罗宾已经学会了用平和安详的心去思考人类自身、自然界、宇宙和社会。在那纷纭多彩的种种现象背面，他执拗地追寻着、严肃而又充满理性地思考着一种真实的力量。
由于人类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或预知世间与宇宙的一切自然或精神法则，于是在诗人泰戈尔的心中，渴望了解一切的心灵的探求，便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中开始掺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因素。
实际上，把这个“神秘主义”概念加在泰戈尔身上，未免过于沉重了。必须承认，每个个体的人都会觉得，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星球及广漠的宇宙里，甚至人类自身之中都有着不可以明确解答的千古之谜，而诗人那敏感、多思的心无疑会捕捉到这一点。诗人泰戈尔只不过是以诗的形式真实地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这表明了人类的求知**在诗人罗宾身上，是以灵魂求索经历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倘若简单地用“神秘主义”一言以蔽之，便会有忽略诗人心灵历程的真实感的缺憾和过于主观臆断之嫌。
在开篇的第一首诗中，我们即目睹了金帆船徐徐驶来，运走所有刚刚收获完毕的庄稼之后，将农夫（或者可以说是诗人）孤零零地留在岸边。而“金帆船”的意象又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中重现了。卷末的那首诗题名为《漫无目的的旅行》，此刻的诗人已被接到船上，并且找到了一席之地，而船舵旁边站着一个有些面熟的人：那就是使他创造出诗歌的女神，他的缪斯，亦是他理想的梦中情人，他的守护女神。诗人惊奇地注视着这位似曾相识而又并不真正相识的仙女，不明白她将船儿驶向何方。于是，他一次次地问那操船而行的仙女：
有多远？你还要把我送多远，
呵，可爱的女神，
告诉我，它将在什么地方靠岸——
这艘金色的船？
然而，这仙女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面带着微笑遥指着那远方的地平线，那里，夕阳正在沉落：
默默地你用手指着
那汹涌澎湃的海面。
在天空的一角
土星渐渐逝去。
你要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对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萌发于这一时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情感与思想，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克里希耶·克里巴拉尼曾这样加以评论：
“这种神秘主义既不是他有意识接受一种信条或一种哲学，也不是他对自己感触颇深的迷乱现实的一种规避。罗宾从来不是哲学家，他觉得再没有比他那种用以说明一切事物的闭塞的公式化思想信条，更加令人厌恶和作茧自缚了。对于一成不变的教条，他更是毫无敬意可言。他如此酷爱大地，酷爱生活，让他离开它们是永远不可能的，生活的奥秘永远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所遭受的痛苦，目睹的残酷与污浊，没有使他厌世；相反，他更加热爱人类生活。‘我们的善恶观念是何等造作与虚假啊！’他在1894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感到，最优秀的宗教应同情一切生物，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罗宾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联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联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神秘的知觉从他儿童时代起就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这种神秘主义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动荡不安。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在他的诗中‘萌发’，它仅仅意味着，他对自己生命中这条链环的探索，他对自己天才与命运的创造力量的追求，他对存在于他自己人格深处同时又超乎其外的最高人格的探寻变得更加有意识了。”
从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如果说在《黄昏之歌》中，泰戈尔还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必经阶段，那么《晨歌集》中诗人则已经告别那种过于执着于自己小天地中悲欢哀喜的感伤，开始以崭新的乐观态度来对待人生了。到了《金帆船》这一诗集的创作时期，已入而立之年的罗宾已经学会了用平和安详的心去思考人类自身、自然界、宇宙和社会。在那纷纭多彩的种种现象背面，他执拗地追寻着、严肃而又充满理性地思考着一种真实的力量。
由于人类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或预知世间与宇宙的一切自然或精神法则，于是在诗人泰戈尔的心中，渴望了解一切的心灵的探求，便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中开始掺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因素。
实际上，把这个“神秘主义”概念加在泰戈尔身上，未免过于沉重了。必须承认，每个个体的人都会觉得，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星球及广漠的宇宙里，甚至人类自身之中都有着不可以明确解答的千古之谜，而诗人那敏感、多思的心无疑会捕捉到这一点。诗人泰戈尔只不过是以诗的形式真实地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这表明了人类的求知**在诗人罗宾身上，是以灵魂求索经历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倘若简单地用“神秘主义”一言以蔽之，便会有忽略诗人心灵历程的真实感的缺憾和过于主观臆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