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迷茫岁月与《戈拉》
《泰戈尔》作者:泰戈尔 2017-02-13 11:59
孤独与愁闷并未遏止住诗人生命中的创作之泉。相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种种情感渴望表达出来的催化剂。在离开斗争与运动的日子里,他提笔写下不少充满着讽刺和幽默气息的随笔文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渡河》。
正如诗集标题所表示的那样,诗人泰戈尔那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渡到神灵们的境界之中去。
几乎所有那些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临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
如果说在《奉献集》中,泰戈尔已用严谨的诗行,带着宗教的虔敬拜倒在不可见到的至尊之神的威严之下,那么在1906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
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在《渡河》中的诗篇里,诗人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原谅我,兄弟们”,“我的体力正在衰退,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请不要等候我。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渡河》中绝大部分的诗篇(包括一些歌曲),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诗行中,诗人或是把自己比作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他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他曾在诗中自况做一个乞丐女孩儿,不期然与娱乐中的君王相遇: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讨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予,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手来
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非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
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奉献给你。
正如同那个渴望把一切都献给君王的人一样,泰戈尔也渴望着把自己的所有都呈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11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症传染,很快就死去了。当时,小男孩才只有13岁。这个迎头痛击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
从1902年到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
先是相伴20余年的爱妻撒手人寰,接着是13岁的次女,然后是泰戈尔敬重的父亲,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怎能用语言表达,又如何能倾诉得尽呢?
如今的泰戈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所以此际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只剩下了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然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
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到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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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诗集标题所表示的那样,诗人泰戈尔那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渡到神灵们的境界之中去。
几乎所有那些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临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
如果说在《奉献集》中,泰戈尔已用严谨的诗行,带着宗教的虔敬拜倒在不可见到的至尊之神的威严之下,那么在1906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
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在《渡河》中的诗篇里,诗人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原谅我,兄弟们”,“我的体力正在衰退,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请不要等候我。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渡河》中绝大部分的诗篇(包括一些歌曲),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诗行中,诗人或是把自己比作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他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他曾在诗中自况做一个乞丐女孩儿,不期然与娱乐中的君王相遇: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讨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予,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手来
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非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
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奉献给你。
正如同那个渴望把一切都献给君王的人一样,泰戈尔也渴望着把自己的所有都呈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11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症传染,很快就死去了。当时,小男孩才只有13岁。这个迎头痛击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
从1902年到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
先是相伴20余年的爱妻撒手人寰,接着是13岁的次女,然后是泰戈尔敬重的父亲,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怎能用语言表达,又如何能倾诉得尽呢?
如今的泰戈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所以此际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只剩下了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然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
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到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