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作家道路的艰难起步（2/2）
《契诃夫》作者：契诃夫 2017-02-13 12:00
学界的罪行之一就是查封了由谢德林主编的著名的进步刊物《祖国论丛》，严酷地进行书刊检查，进步作家的作品横遭删节，禁止出版。
谢德林在给作家热姆丘日科夫的信中写道：“你问，为什么在二月革命的小册子里没有我的文章，很简单，我的文章被书刊检查官从那本书里删去了。而且把我刊登在一月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撕去了十页，也就是全部中心内容。这就是说，允许写作，但得服从他们的条件，那是一种什么条件啊！
简直是受罪。”
波别多诺斯采夫改变了俄国出版界的面貌，对凡带有进步倾向的书刊一律查封取缔，只残留着那些畏葸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的出版物，以及对政府奴颜婢膝的类似苏沃林的《新时期》那样的杂志，还有黑帮分子宣传民族仇视的小报。
这种反动文艺政策的结果，是庸俗的幽默刊物的空前繁荣。这类刊物在莫斯科、在彼得堡以惊人的速度滋生、繁衍，如《蝉》《点滴》《闹钟》《消遣》《观众》和别的小报。
这些期刊的规模和形式要求小型的艺术体裁，短小尖锐的讽刺画题词，十行字的趣闻，两行字的对话，小小说，小剧本，而内容必须是滑稽的能引人发笑的。
在书刊检查机关的高压下，所有那些期刊都不得不百般地从纯商业性要求出发，依靠讽刺醉酒的商人、小市民的婚礼、轻佻的妻子、戴绿帽子的丈夫、渎职的官吏、失去姿色的老处女和花花公子，以取悦读者，获取微利，糊口度日。
安东为家庭生活所迫，起初编写了一些小故事试着寄给幽默刊物，但由于稿子写得太严肃且表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抱怨情绪，不对编辑的口味与要求，屡试不中，屡遭退回。后来，亚历山大给他作了提醒和建议，只好曲意以就，去迎合编辑的兴趣。严肃的作品没有人要，滑稽的说笑逗乐的东西一试即中。这就是3月15日发表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幽默刊物《蝉》上的《顿河地主的信》。
3. 安托沙·契诃昂泰
对家庭生计的操心，首战告捷的鼓舞，使他进一步鼓起勇气，利用休闲时间尽可能地多写，不停顿地写，伏案弯腰地写。
然而他那时的写作条件是非常糟糕的。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斯特伦坚卡区一套更宽阔的房子里。由于他喜欢活动和广交朋友，再加上弟弟妹妹的社交关系，所以来家的客人比过去更多。有的来后就在家里吃住玩耍，于是他家里成了娱乐消遣场所。经常是尼古拉弹钢琴，另一个人弹巴拉莱卡琴伴奏，大家一起唱俄罗斯民歌，喉咙唱干了，就举杯畅饮。
但安东不能跟他的兄弟和客人一样尽情欢乐，他还得写文章去换稿费，才不致使一家人挨饿。所以有时感到欢乐的喧闹声太吵，抱怨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我的面前是非文学性工作，它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间里来家做客的亲戚的小孩在哭闹，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在高声给母亲朗读《被感动的天使》。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再糟糕不过了。
我的床由一个新来的亲戚占用了，他老来缠我，跟我谈医学。那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环境。”
然而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仍然获得了丰收。他向《蝉》投寄了大量的滑稽故事、传说、小品文、通俗笑剧。仅1880年至1881年就发表了322篇故事，还有别的文章和报道，在这几年里契诃夫并没有把文学事业看得那么重要，他只是以写作为糊口和消遣娱乐的手段。他对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很不满意，不愿意写上真实姓名，全都署为“安托沙·契诃昂泰”，那是在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他敬爱的宗教课教师给他起的诨名。由于《蝉》编辑部对他的作品过分挑剔，近乎残忍，有时还在《读者信箱》里写一些讽刺挖苦他的话，“几句俏皮话掩盖不了满纸枯燥乏味的空谈”。“花儿未开竟凋谢，遗憾之至也”。“从事笔耕切不可以毫无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严重刺痛了契诃夫的心，他决心不再向《蝉》投寄任何稿件。
《蝉》的编辑人员不仅对契诃夫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定得低，领取还得向他们央求。当他或他的弟弟米舍尔去取钱时，主编推脱说出纳处暂时没钱。有时候主编不付现钱，对他说：也许你想买张戏票吧，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或者说：你想买条裤子吧？那就上某某商店买一条，记在我的账上好了。这种情况，也是促使契诃夫跟《蝉》脱离关系的重要原因。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
谢德林在给作家热姆丘日科夫的信中写道：“你问，为什么在二月革命的小册子里没有我的文章，很简单，我的文章被书刊检查官从那本书里删去了。而且把我刊登在一月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撕去了十页，也就是全部中心内容。这就是说，允许写作，但得服从他们的条件，那是一种什么条件啊！
简直是受罪。”
波别多诺斯采夫改变了俄国出版界的面貌，对凡带有进步倾向的书刊一律查封取缔，只残留着那些畏葸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的出版物，以及对政府奴颜婢膝的类似苏沃林的《新时期》那样的杂志，还有黑帮分子宣传民族仇视的小报。
这种反动文艺政策的结果，是庸俗的幽默刊物的空前繁荣。这类刊物在莫斯科、在彼得堡以惊人的速度滋生、繁衍，如《蝉》《点滴》《闹钟》《消遣》《观众》和别的小报。
这些期刊的规模和形式要求小型的艺术体裁，短小尖锐的讽刺画题词，十行字的趣闻，两行字的对话，小小说，小剧本，而内容必须是滑稽的能引人发笑的。
在书刊检查机关的高压下，所有那些期刊都不得不百般地从纯商业性要求出发，依靠讽刺醉酒的商人、小市民的婚礼、轻佻的妻子、戴绿帽子的丈夫、渎职的官吏、失去姿色的老处女和花花公子，以取悦读者，获取微利，糊口度日。
安东为家庭生活所迫，起初编写了一些小故事试着寄给幽默刊物，但由于稿子写得太严肃且表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抱怨情绪，不对编辑的口味与要求，屡试不中，屡遭退回。后来，亚历山大给他作了提醒和建议，只好曲意以就，去迎合编辑的兴趣。严肃的作品没有人要，滑稽的说笑逗乐的东西一试即中。这就是3月15日发表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幽默刊物《蝉》上的《顿河地主的信》。
3. 安托沙·契诃昂泰
对家庭生计的操心，首战告捷的鼓舞，使他进一步鼓起勇气，利用休闲时间尽可能地多写，不停顿地写，伏案弯腰地写。
然而他那时的写作条件是非常糟糕的。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斯特伦坚卡区一套更宽阔的房子里。由于他喜欢活动和广交朋友，再加上弟弟妹妹的社交关系，所以来家的客人比过去更多。有的来后就在家里吃住玩耍，于是他家里成了娱乐消遣场所。经常是尼古拉弹钢琴，另一个人弹巴拉莱卡琴伴奏，大家一起唱俄罗斯民歌，喉咙唱干了，就举杯畅饮。
但安东不能跟他的兄弟和客人一样尽情欢乐，他还得写文章去换稿费，才不致使一家人挨饿。所以有时感到欢乐的喧闹声太吵，抱怨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我的面前是非文学性工作，它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间里来家做客的亲戚的小孩在哭闹，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在高声给母亲朗读《被感动的天使》。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再糟糕不过了。
我的床由一个新来的亲戚占用了，他老来缠我，跟我谈医学。那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环境。”
然而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仍然获得了丰收。他向《蝉》投寄了大量的滑稽故事、传说、小品文、通俗笑剧。仅1880年至1881年就发表了322篇故事，还有别的文章和报道，在这几年里契诃夫并没有把文学事业看得那么重要，他只是以写作为糊口和消遣娱乐的手段。他对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很不满意，不愿意写上真实姓名，全都署为“安托沙·契诃昂泰”，那是在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他敬爱的宗教课教师给他起的诨名。由于《蝉》编辑部对他的作品过分挑剔，近乎残忍，有时还在《读者信箱》里写一些讽刺挖苦他的话，“几句俏皮话掩盖不了满纸枯燥乏味的空谈”。“花儿未开竟凋谢，遗憾之至也”。“从事笔耕切不可以毫无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严重刺痛了契诃夫的心，他决心不再向《蝉》投寄任何稿件。
《蝉》的编辑人员不仅对契诃夫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定得低，领取还得向他们央求。当他或他的弟弟米舍尔去取钱时，主编推脱说出纳处暂时没钱。有时候主编不付现钱，对他说：也许你想买张戏票吧，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或者说：你想买条裤子吧？那就上某某商店买一条，记在我的账上好了。这种情况，也是促使契诃夫跟《蝉》脱离关系的重要原因。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