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草原诗人的桂冠
《契诃夫》作者：契诃夫 2017-02-13 12:00
1885年12月契诃夫第一次去雾都圣彼得堡，以后经常来往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
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和新一代文学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这既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又为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园地。
《新时代》及其社长成了他那时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交好苏沃林
契诃夫自从与《新时代》合作以后，跟苏沃林的友情日深，苏沃林也千方百计对他施加影响。
苏沃林是有影响的首都报纸的编辑，一个自学成才的有才华的时评家、小说家和戏剧作家，狡狯的沙皇宫廷显贵。为了自己的报纸和写作适合统治集团的强烈愿望，他成了双重生活的人。在80年代“不问政治”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处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是不觉为怪的。苏沃林在与文艺界的交往中，首先善于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有一定的成就，自由报刊讨论他的作品时，完全掩盖了他的政治倾向。
60年代，苏沃林生活不怎么好。他是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起初，在博布罗夫县城一所学校当地理教帅，挣得的薪金比《海鸥》中的教师梅德韦杰科的薪金还少：梅德韦杰科月薪为23卢布，而他只14卢布67戈比。
当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随笔时，就从博布罗夫迁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离城10俄里的一栋木房里。在《现代人》担任编辑时，他写的专栏文章充满了自由主义色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亲自接见过他。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后来按列·尼·托尔斯泰授意，写了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报道，托尔斯泰还亲自把稿酬送给他。
这是苏沃林光荣的起点，但在后半生他把这光荣出卖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署名“无名卒”
的讽刺小品大受欢迎。
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荣誉和权利，就必须依傍于政府。1876年他以极低廉的价钱买下了首都一家小报《新时代》，从此便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现存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这种180°的大转弯使他受到了知识界的鄙视，但却使他得到了政府当局“慈父般的”保护。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新时代》成了俄国最大的报纸，影响越来越大。
他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推荐女厨师、女仆、保姆的广告文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经沙皇政府特许，经营全俄铁路线上的报刊书亭。财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沃林成了有钱有势的主编，沙皇宫廷感到他不大可靠，开始对他进行“关照”。他也开始改变方针，适应环境，随机应变，按谢德林的说法“适应卑鄙、下流”。《新时代》逐渐成了有害的罪恶团体的报纸。谢德林给《新时代》起了个诨名，叫做“有何吩咐？”
苏沃林的金钱和权势是以不断背叛内心深处的感情为代价换来的。他在《新时代》上宣扬**主义的好处，为沙皇政府效劳，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谴责**主义的残暴和愚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说谎能手，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
契诃夫第一次和苏沃林接触时，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热情温和、忠实可靠的人。这种表面现象使他很快和苏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以后苏沃林多次邀契诃夫去彼得堡，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并赠钱赠物，取他的欢心。邀请他去克里米亚的奥多西亚海边自己的豪华别墅度假，到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
苏沃林需要契诃夫，想使契诃夫变成自己的作家；契诃夫也需要苏沃林及其《新时代》。尽管苏沃林在自由派眼里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个无耻之徒，但契诃夫决心永远不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契诃夫认为在哪里发表作品，事实上都一样，重要的是使小说真诚纯洁，使小说服务于进步，而不是服务于反动势力。
苏沃林善于揣测契诃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开和契诃夫发生争论。他知道，独立性是契诃夫的重要生活准则之一，所以他没有向契诃夫提出什么条件，没有限制他可在哪儿不可在哪儿发表作品的条件。他一方面对契诃夫的作品称赞不已，一方面又允许自己的同事们在《新时代》上批评契诃夫。他试图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对他养成习惯。而契诃夫对苏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认、他所以需要跟苏沃林通信、“并不是说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说，我对你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逐渐看清楚了苏沃林的本质，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他认为苏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不正直的。当他的弟弟米舍尔想去《新时代》工作时，他写信劝阻，并对他说：“《新时代》里只是一些善于保养，心宽体胖的富人。苏沃林说谎，说谎透顶了……”以后，由于在文学、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过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反动长篇小说《信徒》展开的。
《信徒》的本质是反对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无神论和唯物论。苏沃林对《信徒》大加赞扬，他向契诃夫推荐此书，并假装只不过谈“纯艺术”问题。其实契诃夫早就读过这本书，且深谙其反动内容，这就跟苏沃林发生了分歧，与之进行争论。契诃夫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这是反对唯物思潮自命不凡的斗争。”“不准人有唯物主义观点，就等于禁止他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可言。”
契诃夫和苏沃林之间的意见分歧，90年代初尤其剧烈，导致了契诃夫最终和《新时代》断绝了关系。
契诃夫和苏沃林俩人的友谊，在交往的中前期是很深的，合作是成功的。
契诃夫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呈现出兴旺景象，家庭经济的紧张局面也获得了缓解
2. 草原大诗人
80年代后半期，从侧面看好像契诃夫的处境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五斗柜”里悠扬的琴声，悦耳的歌声，欢乐的笑声，热烈的争论声，足以显示他的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显示出最富诗意、情绪乐观、视野开阔的特点。这类作品主要以《幸福》和《草原》为标志。
《幸福》是表现对人间幸福的渴望和苦闷主题的，全篇小说充满了清醒的忧郁的沉思。
在人世间存在着幸福，但是幸福埋藏在很深的地底下，就像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宝贝一样，谁也不知道怎样获得它。作品通过老牧人、放羊小伙子和一个骑马的巡查员的对话，反映出农民对幸福的向往和找不到通向幸福道路的苦恼。
老牧人说：“我这一辈子，已有十多次寻找宝藏，地方没有找错，但你知道一切宝藏都被施了符咒，所以，我的父亲找过，我的哥哥找过，可是连鬼也没有找到，就那样到死也没见到幸福……你们年轻点的人，也许还能看得到，可是我们这些人该是丢掉那些想法的时候了。”
“唉，你跟胳膊肘靠得最近，但是你啃不着它。财宝有是有，可你没本事找到它。”这句话反映了契诃夫的一个真实思想，即他对人的幸福，对美好的合理的人世生活，对这种生活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渴望和信念，焦虑和企盼。
对幸福的信心，对没有本事找到幸福的苦闷，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调。
然而在这草原之外还有没有幸福生活存在呢？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所有的古墓和远处的好像云彩般的尖顶的绍尔墓已经看得清楚了。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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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和新一代文学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这既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又为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园地。
《新时代》及其社长成了他那时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交好苏沃林
契诃夫自从与《新时代》合作以后，跟苏沃林的友情日深，苏沃林也千方百计对他施加影响。
苏沃林是有影响的首都报纸的编辑，一个自学成才的有才华的时评家、小说家和戏剧作家，狡狯的沙皇宫廷显贵。为了自己的报纸和写作适合统治集团的强烈愿望，他成了双重生活的人。在80年代“不问政治”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处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是不觉为怪的。苏沃林在与文艺界的交往中，首先善于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有一定的成就，自由报刊讨论他的作品时，完全掩盖了他的政治倾向。
60年代，苏沃林生活不怎么好。他是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起初，在博布罗夫县城一所学校当地理教帅，挣得的薪金比《海鸥》中的教师梅德韦杰科的薪金还少：梅德韦杰科月薪为23卢布，而他只14卢布67戈比。
当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随笔时，就从博布罗夫迁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离城10俄里的一栋木房里。在《现代人》担任编辑时，他写的专栏文章充满了自由主义色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亲自接见过他。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后来按列·尼·托尔斯泰授意，写了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报道，托尔斯泰还亲自把稿酬送给他。
这是苏沃林光荣的起点，但在后半生他把这光荣出卖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署名“无名卒”
的讽刺小品大受欢迎。
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荣誉和权利，就必须依傍于政府。1876年他以极低廉的价钱买下了首都一家小报《新时代》，从此便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现存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这种180°的大转弯使他受到了知识界的鄙视，但却使他得到了政府当局“慈父般的”保护。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新时代》成了俄国最大的报纸，影响越来越大。
他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推荐女厨师、女仆、保姆的广告文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经沙皇政府特许，经营全俄铁路线上的报刊书亭。财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沃林成了有钱有势的主编，沙皇宫廷感到他不大可靠，开始对他进行“关照”。他也开始改变方针，适应环境，随机应变，按谢德林的说法“适应卑鄙、下流”。《新时代》逐渐成了有害的罪恶团体的报纸。谢德林给《新时代》起了个诨名，叫做“有何吩咐？”
苏沃林的金钱和权势是以不断背叛内心深处的感情为代价换来的。他在《新时代》上宣扬**主义的好处，为沙皇政府效劳，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谴责**主义的残暴和愚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说谎能手，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
契诃夫第一次和苏沃林接触时，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热情温和、忠实可靠的人。这种表面现象使他很快和苏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以后苏沃林多次邀契诃夫去彼得堡，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并赠钱赠物，取他的欢心。邀请他去克里米亚的奥多西亚海边自己的豪华别墅度假，到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
苏沃林需要契诃夫，想使契诃夫变成自己的作家；契诃夫也需要苏沃林及其《新时代》。尽管苏沃林在自由派眼里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个无耻之徒，但契诃夫决心永远不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契诃夫认为在哪里发表作品，事实上都一样，重要的是使小说真诚纯洁，使小说服务于进步，而不是服务于反动势力。
苏沃林善于揣测契诃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开和契诃夫发生争论。他知道，独立性是契诃夫的重要生活准则之一，所以他没有向契诃夫提出什么条件，没有限制他可在哪儿不可在哪儿发表作品的条件。他一方面对契诃夫的作品称赞不已，一方面又允许自己的同事们在《新时代》上批评契诃夫。他试图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对他养成习惯。而契诃夫对苏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认、他所以需要跟苏沃林通信、“并不是说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说，我对你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逐渐看清楚了苏沃林的本质，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他认为苏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不正直的。当他的弟弟米舍尔想去《新时代》工作时，他写信劝阻，并对他说：“《新时代》里只是一些善于保养，心宽体胖的富人。苏沃林说谎，说谎透顶了……”以后，由于在文学、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过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反动长篇小说《信徒》展开的。
《信徒》的本质是反对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无神论和唯物论。苏沃林对《信徒》大加赞扬，他向契诃夫推荐此书，并假装只不过谈“纯艺术”问题。其实契诃夫早就读过这本书，且深谙其反动内容，这就跟苏沃林发生了分歧，与之进行争论。契诃夫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这是反对唯物思潮自命不凡的斗争。”“不准人有唯物主义观点，就等于禁止他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可言。”
契诃夫和苏沃林之间的意见分歧，90年代初尤其剧烈，导致了契诃夫最终和《新时代》断绝了关系。
契诃夫和苏沃林俩人的友谊，在交往的中前期是很深的，合作是成功的。
契诃夫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呈现出兴旺景象，家庭经济的紧张局面也获得了缓解
2. 草原大诗人
80年代后半期，从侧面看好像契诃夫的处境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五斗柜”里悠扬的琴声，悦耳的歌声，欢乐的笑声，热烈的争论声，足以显示他的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显示出最富诗意、情绪乐观、视野开阔的特点。这类作品主要以《幸福》和《草原》为标志。
《幸福》是表现对人间幸福的渴望和苦闷主题的，全篇小说充满了清醒的忧郁的沉思。
在人世间存在着幸福，但是幸福埋藏在很深的地底下，就像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宝贝一样，谁也不知道怎样获得它。作品通过老牧人、放羊小伙子和一个骑马的巡查员的对话，反映出农民对幸福的向往和找不到通向幸福道路的苦恼。
老牧人说：“我这一辈子，已有十多次寻找宝藏，地方没有找错，但你知道一切宝藏都被施了符咒，所以，我的父亲找过，我的哥哥找过，可是连鬼也没有找到，就那样到死也没见到幸福……你们年轻点的人，也许还能看得到，可是我们这些人该是丢掉那些想法的时候了。”
“唉，你跟胳膊肘靠得最近，但是你啃不着它。财宝有是有，可你没本事找到它。”这句话反映了契诃夫的一个真实思想，即他对人的幸福，对美好的合理的人世生活，对这种生活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渴望和信念，焦虑和企盼。
对幸福的信心，对没有本事找到幸福的苦闷，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调。
然而在这草原之外还有没有幸福生活存在呢？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所有的古墓和远处的好像云彩般的尖顶的绍尔墓已经看得清楚了。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