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2/2）
《诺贝尔》作者：诺贝尔 2017-02-13 12:01
经说过：
“如果有哪一个工业部门不应该依赖外国的话，那可能就是国防工业。”
他认为，瑞典的防御武器应该由本国制造，而不可依赖外国。晚年，他甚至买下了波福什的一座军工厂。这正是他爱国思想的体现。
当时这座军工厂设备陈旧简陋，只有数百名工人。诺贝尔利用他的发明和技术，使这座濒临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如今，波福什工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5万名员工的大型现代化联合企业。
4. “为活人的肚皮帮忙”
随着诺贝尔的事业日益扩大，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都向他伸手求援。
他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每天平均收到两打之多的求助信件，求助的金额平均为2万瑞典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要700万瑞典克朗。
对于这些求助他曾经形象地作过这样的描述：
“世上决没有吸收记忆的海绵，而有的是求助者的清单。”
因此，其中大部分求助，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态度是：“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诺贝尔对那些懒惰的求助者，尤其感到恼火。他不喜欢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施舍方式，因为从他年轻时起，他的自尊心就不能容忍这样的施舍。对此，他说过一句这样的名言：
“只知道自尊而不知道尊重别人，犹如没有放到阳光底下的宝石。”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优越的商人，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拖延贷款还账期限。诺贝尔不得不采取措施，给这个贷款人发了一封函件：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拖延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缺钱的同胞使用。”
从诺贝尔的账本上可以找到这项“小要求”，其金额为一万瑞典克朗。后来，这笔款项果然被用于生活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的福利事业。
诺贝尔虽然很警惕，但是仍然防不胜防，时常有一些巧妙的骗子诈骗他的钱财。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斥责了那些骗子：
“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寂静的湖底，还是在大发其财的街头？真的，此时能够见到的 ‘很多’朋友，只是那些用 其他动物的肉所豢养的狗，和用自己的肉喂大的蠕虫。”
但是，对于那些很有抱负的青年人，只要提出的申请项目很合诺贝尔的口味，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因为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诺贝尔看到了他自己的年轻时代，为了寻找援助而碰得头破血流的遭遇。
诺贝尔对这些有前途的青年求助者，从不带任何偏见，他曾经写信告诉他们说：
“我不计较他们的父亲出生在哪里，哪一个上帝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诺贝尔对于那些为了立雕像、举办纪念晚宴之类的活动而提出来的资助要求，从不动心。而为了帮助奋发有为的青年、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他很少说个“不”字。
在这方面，他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至今令人难以忘却而又发人深省的话：
“一般说来，我宁愿为活人的肚皮帮忙，也不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
死人对于我们的大理石贡品毫无感知，谅必也不会计较。与其给予死人荣誉，还不如帮助生活贫苦的活人，这就是我天生的癖性。”
一次，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告诉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
诺贝尔出于善意，问她想要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说：
“诺贝尔先生，我想要您本人一天所挣的钱。”
诺贝尔听后，开始大吃一惊。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
过了几天，他对人说：
“答应了的事情，就得照办。”
于是，诺贝尔给了她4万法郎的赏钱。这在当时，仅仅靠这笔钱的利息，就够她安乐地过上一辈子。
5. “恐怖中的恐怖”
诺贝尔的童年，长期体弱多病，家境又贫寒。青年时代，他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影响。这些经历，促使成年后的诺贝尔成为一名同情人间弱者，向往和平和自由的追求者。
他热爱科学，在炸药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发明和改进。可是，他的发明又常常被用于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对此，他曾经感到过忧虑：
“现实无情地挫伤了我的理想。”
诺贝尔对他发明的达那炸药，在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土木工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却是深信不疑的。
他说：
“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不遭人误解或辱骂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妥善处置。”
诺贝尔作为一个发明家和企业家，尤其厌恶战争和暴力。他还是一名忠诚的和平战士。
他一向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他越来越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决不能依靠战争。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对那些无事生非的人，和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干扰别人的人，一直采取躲避的方法。他认为，同个人进行争吵，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
他曾说：
“我避免争吵，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我有充分的理由，也不与人争吵。”
他有很多方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然后在和平的气氛中，在友好的基础上，再来解决各种争端，尽管有时他会蒙受损失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符合最终的长远利益。
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团性的舞台表演罢了。
诺贝尔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但是丝毫没有私人的权欲，更没有想去征服别人的领域和掠夺他们财产的意图。
为了和平事业，他甚至愿意将他的部分财产作为一种基金，每五年颁发一次奖金，以奖励那些用最有效的办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
诺贝尔这一思想，后来在他的遗嘱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明。他将这一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分为五份。其中一份用于奖励那些“曾经为促进国家之间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举行和促进和平会议作出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这就是后来众所共知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起源。
6. 一个多重性格的人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长得像他母亲的模样，又黑又瘦。
他那双深邃、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情。有时，在他那高凸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系了一条黑带的近视眼镜。
诺贝尔，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腰缠万贯的跨国企业家，也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他给人的印象是，忧郁，寂寞，孤独。
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他整天忙忙碌碌。而作为一个单身汉，似乎缺少一种文化与欢乐的情趣。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赌钱，他对音乐也无欣赏兴趣，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
他曾经在给他嫂嫂，二哥路德维希之妻的信中写道：
“我们之间真是泾渭分明。环绕着你的是：爱，欢乐，喧闹，充满生气的生活。你照顾着别人，也得到别人的照顾。你抚爱别人，也得到别人的抚爱，你完全沉浸在满足的情怀之中。
“而我，像是被命运打翻了的沉船，失去了罗盘或舵轮，随波逐流。
我既没有对过去光辉灿烂的回忆，也没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没有自满，虽然自满是粗鄙的，但它毕竟可以美化人生。
“我没有家庭，而家庭是我们生活惟一的希望。我没有高尚的知心朋友，我也没有需要出气解恨的仇人。而要对付这一切，我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无情地揭发每一个污点和每一次失败。
“但是，对于一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家庭来说，这样一张粗略的画像显然是不适宜的，而只配扔进它该去的废纸篓。”
诺贝尔在他多病的童年时代，当伙伴们幸福地玩耍时，他“却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观看”。
这个充满忧郁的孩子，后来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腼腆的思想家。
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但是对什么都不觉得奇怪。一方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经常怀疑自己能否得到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类的进步和未来做出了慷慨的贡献。
刻骨铭心的初恋的打击，商场上尔虞我诈的庸俗手腕，弟弟埃米尔惨死的情景，不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这一切，无形中加重了他的孤独。郁抑症逐步在加剧。
他经常把自己说成是：
“一个无用的思维工具，带着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心情，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不时觉得，头痛难忍，呼吸困难。接着，坐立不安，反复无常，严厉尖刻。直到晚年，他诉说他患有心绞痛。
他说：
“我是一个厌世者，不过非常善良，怪毛病不少，又是一个领会哲学比消化食物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在他情绪稳定，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
他开始紧张的工作，四处奔波，或者呆在实验室里，设计实验方案，或者伏在写字台上，写信，撰写短篇文学作品。
“如果有哪一个工业部门不应该依赖外国的话，那可能就是国防工业。”
他认为，瑞典的防御武器应该由本国制造，而不可依赖外国。晚年，他甚至买下了波福什的一座军工厂。这正是他爱国思想的体现。
当时这座军工厂设备陈旧简陋，只有数百名工人。诺贝尔利用他的发明和技术，使这座濒临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如今，波福什工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5万名员工的大型现代化联合企业。
4. “为活人的肚皮帮忙”
随着诺贝尔的事业日益扩大，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都向他伸手求援。
他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每天平均收到两打之多的求助信件，求助的金额平均为2万瑞典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要700万瑞典克朗。
对于这些求助他曾经形象地作过这样的描述：
“世上决没有吸收记忆的海绵，而有的是求助者的清单。”
因此，其中大部分求助，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态度是：“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诺贝尔对那些懒惰的求助者，尤其感到恼火。他不喜欢那种令人感到屈辱的施舍方式，因为从他年轻时起，他的自尊心就不能容忍这样的施舍。对此，他说过一句这样的名言：
“只知道自尊而不知道尊重别人，犹如没有放到阳光底下的宝石。”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优越的商人，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拖延贷款还账期限。诺贝尔不得不采取措施，给这个贷款人发了一封函件：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拖延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缺钱的同胞使用。”
从诺贝尔的账本上可以找到这项“小要求”，其金额为一万瑞典克朗。后来，这笔款项果然被用于生活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的福利事业。
诺贝尔虽然很警惕，但是仍然防不胜防，时常有一些巧妙的骗子诈骗他的钱财。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斥责了那些骗子：
“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寂静的湖底，还是在大发其财的街头？真的，此时能够见到的 ‘很多’朋友，只是那些用 其他动物的肉所豢养的狗，和用自己的肉喂大的蠕虫。”
但是，对于那些很有抱负的青年人，只要提出的申请项目很合诺贝尔的口味，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因为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诺贝尔看到了他自己的年轻时代，为了寻找援助而碰得头破血流的遭遇。
诺贝尔对这些有前途的青年求助者，从不带任何偏见，他曾经写信告诉他们说：
“我不计较他们的父亲出生在哪里，哪一个上帝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诺贝尔对于那些为了立雕像、举办纪念晚宴之类的活动而提出来的资助要求，从不动心。而为了帮助奋发有为的青年、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他很少说个“不”字。
在这方面，他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至今令人难以忘却而又发人深省的话：
“一般说来，我宁愿为活人的肚皮帮忙，也不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
死人对于我们的大理石贡品毫无感知，谅必也不会计较。与其给予死人荣誉，还不如帮助生活贫苦的活人，这就是我天生的癖性。”
一次，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告诉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
诺贝尔出于善意，问她想要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说：
“诺贝尔先生，我想要您本人一天所挣的钱。”
诺贝尔听后，开始大吃一惊。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
过了几天，他对人说：
“答应了的事情，就得照办。”
于是，诺贝尔给了她4万法郎的赏钱。这在当时，仅仅靠这笔钱的利息，就够她安乐地过上一辈子。
5. “恐怖中的恐怖”
诺贝尔的童年，长期体弱多病，家境又贫寒。青年时代，他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影响。这些经历，促使成年后的诺贝尔成为一名同情人间弱者，向往和平和自由的追求者。
他热爱科学，在炸药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发明和改进。可是，他的发明又常常被用于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对此，他曾经感到过忧虑：
“现实无情地挫伤了我的理想。”
诺贝尔对他发明的达那炸药，在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土木工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却是深信不疑的。
他说：
“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不遭人误解或辱骂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妥善处置。”
诺贝尔作为一个发明家和企业家，尤其厌恶战争和暴力。他还是一名忠诚的和平战士。
他一向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他越来越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决不能依靠战争。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对那些无事生非的人，和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干扰别人的人，一直采取躲避的方法。他认为，同个人进行争吵，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
他曾说：
“我避免争吵，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我有充分的理由，也不与人争吵。”
他有很多方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然后在和平的气氛中，在友好的基础上，再来解决各种争端，尽管有时他会蒙受损失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符合最终的长远利益。
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团性的舞台表演罢了。
诺贝尔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但是丝毫没有私人的权欲，更没有想去征服别人的领域和掠夺他们财产的意图。
为了和平事业，他甚至愿意将他的部分财产作为一种基金，每五年颁发一次奖金，以奖励那些用最有效的办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
诺贝尔这一思想，后来在他的遗嘱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明。他将这一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分为五份。其中一份用于奖励那些“曾经为促进国家之间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举行和促进和平会议作出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这就是后来众所共知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起源。
6. 一个多重性格的人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长得像他母亲的模样，又黑又瘦。
他那双深邃、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情。有时，在他那高凸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系了一条黑带的近视眼镜。
诺贝尔，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腰缠万贯的跨国企业家，也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他给人的印象是，忧郁，寂寞，孤独。
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他整天忙忙碌碌。而作为一个单身汉，似乎缺少一种文化与欢乐的情趣。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赌钱，他对音乐也无欣赏兴趣，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
他曾经在给他嫂嫂，二哥路德维希之妻的信中写道：
“我们之间真是泾渭分明。环绕着你的是：爱，欢乐，喧闹，充满生气的生活。你照顾着别人，也得到别人的照顾。你抚爱别人，也得到别人的抚爱，你完全沉浸在满足的情怀之中。
“而我，像是被命运打翻了的沉船，失去了罗盘或舵轮，随波逐流。
我既没有对过去光辉灿烂的回忆，也没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没有自满，虽然自满是粗鄙的，但它毕竟可以美化人生。
“我没有家庭，而家庭是我们生活惟一的希望。我没有高尚的知心朋友，我也没有需要出气解恨的仇人。而要对付这一切，我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无情地揭发每一个污点和每一次失败。
“但是，对于一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家庭来说，这样一张粗略的画像显然是不适宜的，而只配扔进它该去的废纸篓。”
诺贝尔在他多病的童年时代，当伙伴们幸福地玩耍时，他“却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观看”。
这个充满忧郁的孩子，后来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腼腆的思想家。
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但是对什么都不觉得奇怪。一方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经常怀疑自己能否得到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类的进步和未来做出了慷慨的贡献。
刻骨铭心的初恋的打击，商场上尔虞我诈的庸俗手腕，弟弟埃米尔惨死的情景，不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这一切，无形中加重了他的孤独。郁抑症逐步在加剧。
他经常把自己说成是：
“一个无用的思维工具，带着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心情，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不时觉得，头痛难忍，呼吸困难。接着，坐立不安，反复无常，严厉尖刻。直到晚年，他诉说他患有心绞痛。
他说：
“我是一个厌世者，不过非常善良，怪毛病不少，又是一个领会哲学比消化食物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在他情绪稳定，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
他开始紧张的工作，四处奔波，或者呆在实验室里，设计实验方案，或者伏在写字台上，写信，撰写短篇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