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巴黎
《诺贝尔》作者：诺贝尔 2017-02-13 12:01
1. 爆炸胶
1873年。步入不惑之年的诺贝尔，再次来到巴黎。今非昔比。此时的他，已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他在巴黎埃图瓦勒附近新建的上流社会居住区，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小公馆。这座公馆坐落在马拉科夫大街53—
59号。
接着，他花了大笔的金钱，把这座公馆装饰得大方而又实用，华丽而又舒适。会客室雅致、朴实。温室内，种有他最爱的兰花。后院建有马厩，停放着漂亮的四轮马车。最主要的，自然还有一个设备完好的小型实验室。
现在，他第一次聘请了私人助手，一位年轻的法国化学家，名叫乔治斯·费伦巴赫。此后，他成了诺贝尔幕后忠实可靠的助手。
任何一项新技术，无论它当时如何成功，都得继续完善，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的需要。
诺贝尔不禁想起他多年的研究工作，从硝化甘油到“诺贝尔专利火药”，到雷管的发明，再到安全炸药——达那炸药。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达那炸药是否到了它的尽头。
其实不然。
达那炸药的爆破力，就比硝化甘油要低，只不过它在运输、使用过程中，比硝化甘油要安全得多，才为用户广泛接受。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既有硝化甘油的爆破力，又像达那炸药那样相对安全、容易处理的炸药，岂不美哉。
诺贝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做过大量的试验。真是绞尽了脑汁。
1875年的一天，他在实验室继续做着试验。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他随手用火棉把伤指敷了起来。可是，到了半夜，疼痛的手指使他久久不能入眠。
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如何使火棉和硝化甘油这两种威力最大的炸药，适合地混合起来。”
凌晨4点钟。他连忙起床，跑到实验室，将他刚才想到的一种可能成功的方法，迅速付诸于实验。
早晨，当他的助手费伦巴赫来到实验室时，诺贝尔已经完成了实验。
实验室的工作台上，一个普通的玻璃平皿内，设置着第一份诺贝尔新发明的炸药。这就是“爆炸胶”。
此后，诺贝尔和费伦巴赫冒着巨大的危险，总共进行了二百五十多次试验，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
接着，又在诺贝尔的四家工厂，借助利德贝克制造的设备，对这种新型炸药作了扩大试验。
1875年，爆炸胶首先在英国取得专利权。
翌年，它在美国申请了专利权。
爆炸胶问世后，在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它不仅比纯硝化甘油的爆炸力要大，而且耐冲击，具有强大的抗湿抗火性能，尤其适合于水下爆破。
此外，它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因此，爆炸胶可以说是一种各方面都很理想的新型炸药。
就连当年极力反对诺贝尔的“英国最出色的火棉研究者”埃布尔教授，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下宣布：
“诺贝尔的爆炸胶是已知炸药中各方面最为圆满的一种。”
在英国，如同达那炸药在1871年被引进时的情况一样，由于该国法律对爆炸物的严格限制，直到1884年，诺贝尔设在英国的阿迪尔工厂，才开始生产爆炸胶。
在世界各地，爆炸胶已经以各种商品名，例如“诺贝尔特号达那炸药”，“特快达那炸药”，“撒克逊人炸药”，“葛里炸药”等，进入了市场。
在嗣后的几十年内，爆炸胶始终保持了它在工业、交通建筑业、炸药用户中最畅销的地位。
诺贝尔在发明爆炸胶后，不久又在巴黎郊外塞夫朗-利夫里建立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实验室。
他打算在这个僻静的地方，继续他的实验研究。
2. 和平战士伯莎
巴黎，是诺贝尔最喜爱的一座城市。
1873年，他购置了巴黎马拉科夫大街上的一座小公馆，而且雇用了他的第一个私人助手费伦巴赫。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次热烈的初恋。
每当他从自己繁忙的工作和实验中解脱时，难免出现一种伤感之情。
他曾经同几位有教养的聪明女性，保持通信交往。
他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可以用几种语言同她们交谈。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据我个人所见，同巴黎女士谈话，是最消沉的。相反，同有教养而又不过分受束缚的俄国女士会谈，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遗憾的是，她们都讨厌阿谀奉承。”
诺贝尔除了从事科学实验和商务方面的活动以外，大量的通信和日常文秘工作占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从复写到私人账目的保管，每一个细节，全都是他一个人亲自处理。
因此，他很想雇一名女性秘书。
1876年春，维也纳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
居住在巴黎的一位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翁，欲雇一名精通语言的成年女士做秘书兼管家。
这则广告引起了一位名叫伯莎·金斯凯·冯奇尼克·昂德泰托的女伯爵的注意。
女伯爵伯莎，当时33岁。
她于1843年6月9日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曾是奥地利显赫一时的大元帅。但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去世。从此家道中衰，穷困潦倒。
她30岁时，在冯萨特纳家做家庭教师，同这家人的一个比她小7岁的儿子阿瑟·冯萨特纳私订了终身。可是，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一方面是两人的年龄悬殊，而主要原因还是伯莎的嫁妆不足。
所以，伯莎见到这则广告后，欣然前往应聘。
一到巴黎，在火车站就受到了诺贝尔的热情接待，随后她被安排到离诺贝尔住宅不远的一家旅馆。
伯莎在旅馆住了一段时日后，搬进诺贝尔在他自己的豪华住宅内为她准备的房间。
出乎伯莎的预料，她发现广告中说的那个“老翁”，并不很老，他年仅43岁。不过很脆弱，中等身材，满脸黑色络腮胡子，既不好看也不难看的相貌，一双蓝色眼睛，流露出忧郁而又温和的目光。说起话来，时而给人以悲切感，时而令人觉得稳重而坚定。
伯莎是位貌美、温存、端庄、聪慧的女性。她爱好音乐和文学，能流利地讲四种外语。所有这些，使诺贝尔感到很满意。
但是，诺贝尔紧张的研究工作，以及大量的应酬，使得他们很少在一起。
他们相识仅仅一个星期后，诺贝尔便因商事离开了巴黎。
就在这一时期，伯莎接二连三地收到她的未婚夫的来信，催她回去。
伯莎没有等到诺贝尔返回巴黎，她就变卖了首饰，买好车票，匆忙回到了维也纳，选择那位曾经宣称没有她就不能活下去的年轻人阿瑟·冯萨特纳作为她未来的丈夫。
1876年6月12日。他们在郊外的一个小教堂里，秘密举行了婚礼，转道去了高加索度蜜月。
伯莎的突然离去，使诺贝尔深感遗憾。
不过，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阔别11年之后，1887年伯莎和她的丈夫一起，到巴黎探望诺贝尔时，他们才又重逢。
他们的第三次相处，也是最后的一次相处，大约是1892年，在苏黎世湖的游艇上。
这时的伯莎，已经成为一名和平战士。她出版了好几部书，其中有1889年出版的《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和平之友协会”，并且当选为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
伯莎向诺贝尔叙述了她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思想，以及她设想的和平方案。一贯厌恶战争，视战争为“各种罪恶中的魁首”，热爱和平的诺贝尔，听了伯莎的一番言语，沉思良久。最终他决定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和平事业。
1893年1月7日，诺贝尔在给伯莎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拨出我的部分财产，设立一种和平基金，每五年颁发一次 （大概可颁发 6次，因为在改革现行制度中，我们经过30年后可能会失败，一切又势必回复到原始的风尚）。
这项奖金，旨在授予那些最能推进欧洲普遍和平思想的男人或女士。我不认为，仅仅通过极其缓慢的程序，就能够达到放下武器的目的。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强迫仲裁。
我的观点是，所有地区都绝对保证反对第一侵略者，这样战争就有可能制止。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必将成功，甚至那些最好争吵的地区也可以诉诸法庭，或者维持原状。
以后，诺贝尔又将设立和平奖的愿望，写进了1895年11月27日的最后遗嘱。
伯莎，这位不仅影响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而且体现了诺贝尔本人意愿的伟大的和平战士，终于在1905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3. 卖花女索菲
伯莎突然离去后不久，孤独的幽灵，再次偷偷地进入了马拉科夫大街的诺贝尔公馆。
诺贝尔写道：
“我像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觉到孤独的沉重压力。在多少个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
很明显，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给予他爱抚，驱走那孤独的幽灵，同甘共苦生活一辈子。
1876年夏秋时节，诺贝尔去奥地利作商业性旅行。
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
诺贝尔在一家花店里，邂逅了一个端庄、秀气的姑娘。
姑娘名叫索菲·赫斯，20岁，生于维也纳一个简朴的中下层家庭。
她的父亲，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二老和四个女儿的生活。索菲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出来做了一名卖花女。
他们经常相会，交谈。
诺贝尔听了她讲述的悲惨生活经历后，深受感动。而她的经历，自然很容易触动诺贝尔，对他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诺贝尔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并且答应帮她找一份较合意的工作。
不久，他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诺贝尔最初的目的，是想尽一个大朋友的责任，帮助这个媚人的年轻姑娘获得良好的教育，然后让她在生活中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两年后。
诺贝尔在巴黎为她租了一套房间，送给她一笔可观的津贴。可是，他又不可能长期地充任慈祥的保护者。他似乎真的爱上了这位受他保护的年轻女子。
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诺贝尔在对待索菲的举止上，也是相当矛盾的。
一方面，他告诫索菲，说她不可能得到他，劝她及早找一个年轻的伴侣。另一方面，他又极度猜疑，斥责她同其他男人有私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索菲在巴黎雨果大街上的住所，装修得时髦而又华丽。她还有一个私人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雇来教她法语的女伴。
索菲似乎变得很脆弱，她经常去国外温泉疗养。1879年，诺贝尔还在巴特伊施尔为她租了一幢别墅，这幢别墅一共拥有15个房间。
一个既不会计划开支、又不会料理账目的女人，此刻却以无限制的开销，换取纵情的享受。虽然诺贝尔经常为她提供丰厚的贴补，到头来还要替她还债，把她从法警那里救出来。
诺贝尔给她写过许多封内容很长的信，满怀希望进行规劝，苦口婆心，试图把她从一个懒惰、任性、贪玩、不负责任的姑娘培养成聪明和有事业心的女人。
结果诺贝尔失败了。
这使我们看见了一个类似萧伯纳笔下“卖花女”的故事只是索菲始终没有成为诺贝尔所期望的、有礼貌和有学识的淑女。
从1883年到1893年，正是诺贝尔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888年和1889年，他的二哥路德维希和他的母亲相继去世。索菲又使得他情绪极度低落。从而导致那种被他称作“尼费海姆幽灵拜访症”
的神经抑郁症，不断地加重。
1891年春。诺贝尔在得知索菲要在数月之内生产的消息后，给这位“可怜的姑娘”写了一封回信。
诺贝尔在信中写道：
“你现在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斥责。造成这一既成事实的责任，应归咎于你的童年和早期教育。”
不过，诺贝尔仍然答应给她慷慨的津贴花用。
经过同奥地利律师长达数年时间的谈判后，诺贝尔将一笔总额为30万匈牙利克朗（相当于15万奥地利弗罗林）的匈牙利债券，抵押在维也纳的一家银行里，以保证她每月得到500弗罗林的收入。
1894年9月。
诺贝尔首次去维也纳探视索菲和她的女儿。
回到巴黎后不久，诺贝尔在9月12日给索菲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
“你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我不知道你为何抱怨。当然，事情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你目前的处境，也不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如意。可以想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但是你并非世上最为不幸的人。
你的孩子很可爱——要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对你同孩子父亲的关系毫无所知，因此恕我无法判断你是错是对。总之，这不是我的权利。”
诺贝尔写给索菲的最后一封信，是1895年3月7日。
他在信中说：
你的骑兵军官真的想同你结婚？如果是真的，那么他最适合，也是明智的。不过，你必须抛弃你的自负，以及你的许多愚蠢的想法。
索菲终于同她孩子的父亲匈牙利军官冯卡皮瓦上尉结婚了。
但是，他们的婚姻只是个形式，索菲并没有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且两人分别不断地向诺贝尔要钱。
诺贝尔去世以后，索菲再度负债累累。
她通过奥地利律师，向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软硬兼施，要求给予帮助。她的理由是，她和诺贝尔交往18年，曾经被诺贝尔确认为他的妻子，她藏有诺贝尔写给她的大批信件，说可以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一旦在法庭上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她威胁要将这些信件公开拍卖。
在诺贝尔去世后的头两年，遗嘱执行人面临着许多重要事情要办，为了避免更大的困境，尤其担心这批信件的公开可能给诺贝尔本人带来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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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步入不惑之年的诺贝尔，再次来到巴黎。今非昔比。此时的他，已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他在巴黎埃图瓦勒附近新建的上流社会居住区，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小公馆。这座公馆坐落在马拉科夫大街53—
59号。
接着，他花了大笔的金钱，把这座公馆装饰得大方而又实用，华丽而又舒适。会客室雅致、朴实。温室内，种有他最爱的兰花。后院建有马厩，停放着漂亮的四轮马车。最主要的，自然还有一个设备完好的小型实验室。
现在，他第一次聘请了私人助手，一位年轻的法国化学家，名叫乔治斯·费伦巴赫。此后，他成了诺贝尔幕后忠实可靠的助手。
任何一项新技术，无论它当时如何成功，都得继续完善，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的需要。
诺贝尔不禁想起他多年的研究工作，从硝化甘油到“诺贝尔专利火药”，到雷管的发明，再到安全炸药——达那炸药。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达那炸药是否到了它的尽头。
其实不然。
达那炸药的爆破力，就比硝化甘油要低，只不过它在运输、使用过程中，比硝化甘油要安全得多，才为用户广泛接受。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既有硝化甘油的爆破力，又像达那炸药那样相对安全、容易处理的炸药，岂不美哉。
诺贝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做过大量的试验。真是绞尽了脑汁。
1875年的一天，他在实验室继续做着试验。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他随手用火棉把伤指敷了起来。可是，到了半夜，疼痛的手指使他久久不能入眠。
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如何使火棉和硝化甘油这两种威力最大的炸药，适合地混合起来。”
凌晨4点钟。他连忙起床，跑到实验室，将他刚才想到的一种可能成功的方法，迅速付诸于实验。
早晨，当他的助手费伦巴赫来到实验室时，诺贝尔已经完成了实验。
实验室的工作台上，一个普通的玻璃平皿内，设置着第一份诺贝尔新发明的炸药。这就是“爆炸胶”。
此后，诺贝尔和费伦巴赫冒着巨大的危险，总共进行了二百五十多次试验，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
接着，又在诺贝尔的四家工厂，借助利德贝克制造的设备，对这种新型炸药作了扩大试验。
1875年，爆炸胶首先在英国取得专利权。
翌年，它在美国申请了专利权。
爆炸胶问世后，在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它不仅比纯硝化甘油的爆炸力要大，而且耐冲击，具有强大的抗湿抗火性能，尤其适合于水下爆破。
此外，它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因此，爆炸胶可以说是一种各方面都很理想的新型炸药。
就连当年极力反对诺贝尔的“英国最出色的火棉研究者”埃布尔教授，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下宣布：
“诺贝尔的爆炸胶是已知炸药中各方面最为圆满的一种。”
在英国，如同达那炸药在1871年被引进时的情况一样，由于该国法律对爆炸物的严格限制，直到1884年，诺贝尔设在英国的阿迪尔工厂，才开始生产爆炸胶。
在世界各地，爆炸胶已经以各种商品名，例如“诺贝尔特号达那炸药”，“特快达那炸药”，“撒克逊人炸药”，“葛里炸药”等，进入了市场。
在嗣后的几十年内，爆炸胶始终保持了它在工业、交通建筑业、炸药用户中最畅销的地位。
诺贝尔在发明爆炸胶后，不久又在巴黎郊外塞夫朗-利夫里建立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实验室。
他打算在这个僻静的地方，继续他的实验研究。
2. 和平战士伯莎
巴黎，是诺贝尔最喜爱的一座城市。
1873年，他购置了巴黎马拉科夫大街上的一座小公馆，而且雇用了他的第一个私人助手费伦巴赫。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次热烈的初恋。
每当他从自己繁忙的工作和实验中解脱时，难免出现一种伤感之情。
他曾经同几位有教养的聪明女性，保持通信交往。
他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可以用几种语言同她们交谈。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据我个人所见，同巴黎女士谈话，是最消沉的。相反，同有教养而又不过分受束缚的俄国女士会谈，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遗憾的是，她们都讨厌阿谀奉承。”
诺贝尔除了从事科学实验和商务方面的活动以外，大量的通信和日常文秘工作占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从复写到私人账目的保管，每一个细节，全都是他一个人亲自处理。
因此，他很想雇一名女性秘书。
1876年春，维也纳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
居住在巴黎的一位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翁，欲雇一名精通语言的成年女士做秘书兼管家。
这则广告引起了一位名叫伯莎·金斯凯·冯奇尼克·昂德泰托的女伯爵的注意。
女伯爵伯莎，当时33岁。
她于1843年6月9日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曾是奥地利显赫一时的大元帅。但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去世。从此家道中衰，穷困潦倒。
她30岁时，在冯萨特纳家做家庭教师，同这家人的一个比她小7岁的儿子阿瑟·冯萨特纳私订了终身。可是，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一方面是两人的年龄悬殊，而主要原因还是伯莎的嫁妆不足。
所以，伯莎见到这则广告后，欣然前往应聘。
一到巴黎，在火车站就受到了诺贝尔的热情接待，随后她被安排到离诺贝尔住宅不远的一家旅馆。
伯莎在旅馆住了一段时日后，搬进诺贝尔在他自己的豪华住宅内为她准备的房间。
出乎伯莎的预料，她发现广告中说的那个“老翁”，并不很老，他年仅43岁。不过很脆弱，中等身材，满脸黑色络腮胡子，既不好看也不难看的相貌，一双蓝色眼睛，流露出忧郁而又温和的目光。说起话来，时而给人以悲切感，时而令人觉得稳重而坚定。
伯莎是位貌美、温存、端庄、聪慧的女性。她爱好音乐和文学，能流利地讲四种外语。所有这些，使诺贝尔感到很满意。
但是，诺贝尔紧张的研究工作，以及大量的应酬，使得他们很少在一起。
他们相识仅仅一个星期后，诺贝尔便因商事离开了巴黎。
就在这一时期，伯莎接二连三地收到她的未婚夫的来信，催她回去。
伯莎没有等到诺贝尔返回巴黎，她就变卖了首饰，买好车票，匆忙回到了维也纳，选择那位曾经宣称没有她就不能活下去的年轻人阿瑟·冯萨特纳作为她未来的丈夫。
1876年6月12日。他们在郊外的一个小教堂里，秘密举行了婚礼，转道去了高加索度蜜月。
伯莎的突然离去，使诺贝尔深感遗憾。
不过，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阔别11年之后，1887年伯莎和她的丈夫一起，到巴黎探望诺贝尔时，他们才又重逢。
他们的第三次相处，也是最后的一次相处，大约是1892年，在苏黎世湖的游艇上。
这时的伯莎，已经成为一名和平战士。她出版了好几部书，其中有1889年出版的《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和平之友协会”，并且当选为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
伯莎向诺贝尔叙述了她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思想，以及她设想的和平方案。一贯厌恶战争，视战争为“各种罪恶中的魁首”，热爱和平的诺贝尔，听了伯莎的一番言语，沉思良久。最终他决定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和平事业。
1893年1月7日，诺贝尔在给伯莎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拨出我的部分财产，设立一种和平基金，每五年颁发一次 （大概可颁发 6次，因为在改革现行制度中，我们经过30年后可能会失败，一切又势必回复到原始的风尚）。
这项奖金，旨在授予那些最能推进欧洲普遍和平思想的男人或女士。我不认为，仅仅通过极其缓慢的程序，就能够达到放下武器的目的。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强迫仲裁。
我的观点是，所有地区都绝对保证反对第一侵略者，这样战争就有可能制止。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必将成功，甚至那些最好争吵的地区也可以诉诸法庭，或者维持原状。
以后，诺贝尔又将设立和平奖的愿望，写进了1895年11月27日的最后遗嘱。
伯莎，这位不仅影响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而且体现了诺贝尔本人意愿的伟大的和平战士，终于在1905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3. 卖花女索菲
伯莎突然离去后不久，孤独的幽灵，再次偷偷地进入了马拉科夫大街的诺贝尔公馆。
诺贝尔写道：
“我像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觉到孤独的沉重压力。在多少个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
很明显，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给予他爱抚，驱走那孤独的幽灵，同甘共苦生活一辈子。
1876年夏秋时节，诺贝尔去奥地利作商业性旅行。
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
诺贝尔在一家花店里，邂逅了一个端庄、秀气的姑娘。
姑娘名叫索菲·赫斯，20岁，生于维也纳一个简朴的中下层家庭。
她的父亲，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二老和四个女儿的生活。索菲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出来做了一名卖花女。
他们经常相会，交谈。
诺贝尔听了她讲述的悲惨生活经历后，深受感动。而她的经历，自然很容易触动诺贝尔，对他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诺贝尔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并且答应帮她找一份较合意的工作。
不久，他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诺贝尔最初的目的，是想尽一个大朋友的责任，帮助这个媚人的年轻姑娘获得良好的教育，然后让她在生活中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两年后。
诺贝尔在巴黎为她租了一套房间，送给她一笔可观的津贴。可是，他又不可能长期地充任慈祥的保护者。他似乎真的爱上了这位受他保护的年轻女子。
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诺贝尔在对待索菲的举止上，也是相当矛盾的。
一方面，他告诫索菲，说她不可能得到他，劝她及早找一个年轻的伴侣。另一方面，他又极度猜疑，斥责她同其他男人有私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索菲在巴黎雨果大街上的住所，装修得时髦而又华丽。她还有一个私人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雇来教她法语的女伴。
索菲似乎变得很脆弱，她经常去国外温泉疗养。1879年，诺贝尔还在巴特伊施尔为她租了一幢别墅，这幢别墅一共拥有15个房间。
一个既不会计划开支、又不会料理账目的女人，此刻却以无限制的开销，换取纵情的享受。虽然诺贝尔经常为她提供丰厚的贴补，到头来还要替她还债，把她从法警那里救出来。
诺贝尔给她写过许多封内容很长的信，满怀希望进行规劝，苦口婆心，试图把她从一个懒惰、任性、贪玩、不负责任的姑娘培养成聪明和有事业心的女人。
结果诺贝尔失败了。
这使我们看见了一个类似萧伯纳笔下“卖花女”的故事只是索菲始终没有成为诺贝尔所期望的、有礼貌和有学识的淑女。
从1883年到1893年，正是诺贝尔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888年和1889年，他的二哥路德维希和他的母亲相继去世。索菲又使得他情绪极度低落。从而导致那种被他称作“尼费海姆幽灵拜访症”
的神经抑郁症，不断地加重。
1891年春。诺贝尔在得知索菲要在数月之内生产的消息后，给这位“可怜的姑娘”写了一封回信。
诺贝尔在信中写道：
“你现在需要的是同情，而不是斥责。造成这一既成事实的责任，应归咎于你的童年和早期教育。”
不过，诺贝尔仍然答应给她慷慨的津贴花用。
经过同奥地利律师长达数年时间的谈判后，诺贝尔将一笔总额为30万匈牙利克朗（相当于15万奥地利弗罗林）的匈牙利债券，抵押在维也纳的一家银行里，以保证她每月得到500弗罗林的收入。
1894年9月。
诺贝尔首次去维也纳探视索菲和她的女儿。
回到巴黎后不久，诺贝尔在9月12日给索菲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
“你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我不知道你为何抱怨。当然，事情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你目前的处境，也不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如意。可以想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但是你并非世上最为不幸的人。
你的孩子很可爱——要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对你同孩子父亲的关系毫无所知，因此恕我无法判断你是错是对。总之，这不是我的权利。”
诺贝尔写给索菲的最后一封信，是1895年3月7日。
他在信中说：
你的骑兵军官真的想同你结婚？如果是真的，那么他最适合，也是明智的。不过，你必须抛弃你的自负，以及你的许多愚蠢的想法。
索菲终于同她孩子的父亲匈牙利军官冯卡皮瓦上尉结婚了。
但是，他们的婚姻只是个形式，索菲并没有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且两人分别不断地向诺贝尔要钱。
诺贝尔去世以后，索菲再度负债累累。
她通过奥地利律师，向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软硬兼施，要求给予帮助。她的理由是，她和诺贝尔交往18年，曾经被诺贝尔确认为他的妻子，她藏有诺贝尔写给她的大批信件，说可以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一旦在法庭上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她威胁要将这些信件公开拍卖。
在诺贝尔去世后的头两年，遗嘱执行人面临着许多重要事情要办，为了避免更大的困境，尤其担心这批信件的公开可能给诺贝尔本人带来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