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之缘
《纽曼》作者：纽曼 2017-02-13 12:01
1. 飞向中国的抗日战场
在1938年圣诞节和1939年元旦期间，纽曼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大量的德国新式军事设备。尽管仅在两年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刚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轴心国协定，但由精明能干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仍被派往中国。1937年北平的“卢沟桥”事件之后，这个被日本的进犯所激怒的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一直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当时，蒋委员长需要工程师来教他的士兵，去维修那些新的德国武器。柏林政府急于和中国继续进行这笔买卖。
这不仅是为了旧的友谊关系，也是为了得到出售军事设备的外汇。除此以外，纳粹德国在中国还经营着一个航空公司和一所大学，中国使馆的官员确信，一定有人愿意做赚钱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德国获得兵役的缓征许可。
雇佣的条件是吸引人的，待遇很可观，一半用德国马克支付，一半用美元支付，另外乘飞机到香港的一切费用也全由中国负担。从热那亚乘船一般要花七个多星期，乘法航从航班表看只需8天，使馆将负责办理飞机去远东途中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的所有过境签证。一旦飞机抵达目的地——香港，纽曼就要向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报到并安排下一步计划（他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该公司是中**方在香港化名设立的公司）。 纽曼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填写了成堆的签证申请表格，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狭窄的照相棚里照了48张相片（在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德国）。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乘飞机周游半个世界的滋味，就是坐上几个小时飞机也是非同小可的，这种旅行的幻想使他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的这次旅行能够真正实现，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读了德文版波尔·巴克的《大地》和埃德加斯诺写的《六亿人》。
旅行护照一个月才下来，又等了两个多月才办妥最后一个边境签证，纽曼真有些迫不及待了。父亲请来了一个能说“地道”英语的家庭教师，他曾在伦敦住过几个月。他的发音同纽曼几年前在高级学校，从那些在法兰克福长大的教师那里所学的大不一样。上第一课时，家庭教师说的纽曼一句也没听懂，其中部分原因是此人在英国时嘴上留起了小胡子。最后终于在1939年4月份，万事俱备，纽曼可以去世界上最有名的旅行社——英国汤姆斯·库克公司驻柏林办公室了，他带了护照和到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过境签证，即：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斯、意属的黎波里、埃及、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香港和中国，库克公司订购了崭新的法国三发动机客机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的机票。飞机计划每星期三上午10点从伦敦克罗敦机场起飞，几天后抵达香港的启德机场，每日行程1200英里至1500英里。由于飞机的航程所限，每天飞行分为三段，整个旅行中除了“星期几”的数字以外，没有确定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1939年5月，在父母少有的亲吻和多余的“好好干”的叮嘱下，纽曼告别了柏林的费利德立希火车站，前往布鲁塞尔再到伦敦。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1940年父亲在柏林一家医院动一次小手术后，因“血凝”而不幸去世。
当时，普通的德国公司对希特勒将于1939年8月与他所憎恨的苏俄（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了挚友），签署举世震惊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的 战略秘密一无所知，希特勒虽已决定一旦德苏条约签订，就立刻向波兰发动战争，但却在5年以前（即1934年），与波兰也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波兰投降以后，又倚仗德苏条约以使其无后顾之忧，企图以闪电式的攻击打败西欧国家。对于这点，普通德国公民同样毫无觉察。
这还不算完，当他把德国西部战线稳固之后，就立刻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了战争，由此也就中断了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
到香港的法航飞机可以在巴黎的拉布慧机场登机或是到伦敦克罗敦机场。几年前在高级学校，纽曼看到不少关于大伦敦的报道，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眼看一看白金汉宫，皮卡迪利广场、纳尔逊纪念碑、唐宁街十号和伦敦大桥。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们的英语课中所学的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海德公园、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非常非常深的地铁。有一个例外，就是书本里告诉他们英国妇女长得像“豇豆夹”，但他发现，尽管她们比希特勒时代丰满的德国女子要苗条些，但却楚楚动人。
在伦敦的四天一瞬而过，他终于登上了飞往远东的飞机，飞机上用英语和法语印刷的小册子向乘客介绍了从法航到远东路线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各种有趣的处所。小册子上也介绍了这架法国飞机所采用的尖端技术，……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是三发动机的全金属结构的陆用单翼飞机；机上配有20个可以躺卧的舒适座椅，每小时航行速度150英里，最大高度为15000英尺，为增加速度，它的可收放式起落架能巧妙地折叠起来。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就像轮船的控制室，飞机起飞之后，和驾驶舱隔开的客舱就如同一个宁静的小岛，让人有一种在海中航行的感受。
机组成员包括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兼随机机械员和负责照顾每位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和提供饮料的机上乘务员。所有的正餐都安排在地面上，每一晚上都在当地最好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早晨，乘客的手提包都必须放在一个像马鞍形之指针的磅砰上重新过磅，然后由随机机械员安排座位，使得飞机重量维持平衡。乘客被警告，在飞机升空后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第一天晚上在马赛降落，在那里，迪沃蒂尼飞机最后一次用加油机加油，在这以后就靠两个人用手从滚到飞机前的 50加仑圆桶里往外抽油。一个光脚的助手先站在右机翼一边，然后又站在左机翼一边用加油管伸进大漏斗中，油箱覆盖着麂皮布以防水和沙土进入。在飞机加油时，乘客们吃午餐，坐在机翼阴凉下的长椅子（装在货舱里带来的）上休息，这些足足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在旅途中有两次，机组成员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出毛病的螺旋桨叶。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时，12辆游览车开到距飞机只有几步路的出口小舱门前 （人们理所当然 的认为，每个乘客都应有自己的出租车）。当地司机像比赛一样把车队从机场开往市中心，他们把手放在喇叭的按钮上，脚踩在加速的油门上，在我们前方的街上，人群蜂拥，山羊、狗、乳牛和骆驼向四面八方躲闪。
每天下午，当纽曼乘上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司机所驾驶的车时，总是有一种叫天不应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心，这些司机开车的劲头仿佛是刚从驾驶学校出来的一样。
他们通常在下午到达，以便在晚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在城里游览。在旅馆的餐厅里，乘客和机组成员们在一条长桌上一起用餐，饭后，机长用法语和英语宣布第二天早饭的时间，一般在早晨5点，这样飞机可在冷气流中起飞，以增大机翼的升力。
因为很早就要起来，所以一吃完晚饭，乘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打开了两扇叶片的低速的吊扇，然后用放在屋子墙角里的竹竿拨动一下电扇叶子，使它转动起来，冲一个冷水澡，就钻进带有蚊帐的床上。
早睡有好处，因为不单是在太阳升起前就醒了，而且由于飞机向东飞，每天夜间还要把时间拨快一小时。
航线沿途的国家禁止在空中拍照。在巴黎，机长收走了所有的照相机，由他保管。同样的，他们的护照也被收走，直到抵达目的地后发还。
行李并不检查，也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劫机事件发生。
他们跨过地中海到达突尼斯，第一次在北非过夜，纽曼吃惊地看到穿着飘垂及地长袍的男人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但很少见到突尼斯妇女，她们从头到脚穿着类似床单布的大袍，只在眼睛的地方留一条缝，以便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机场到壮观的美琪旅馆，沿路都是簇拥的骆驼、成百的驴和拖着两个大木轮的骡车，第二个晚上是在班加西过的夜，这里的情况和突尼斯恰恰相反。它是意属的黎波里坦尼亚的一个海港 （现在属利比亚），这个市规划得很好，街道两旁种着棕榈树， 有一个不大但设备新颖的旅馆。在傍地中海建立的大爱尔贝格旅馆里，纽曼看到了四个穿黑军装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在阳台上喝啤酒，他当时猜想这几个男人在那里的目的是为了对该国进行侦察。3年后欧文·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就是经过这里到埃及同英国的柏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会战的。
在下一站亚利山卓加油后，他们飞往贝鲁特（法属黎巴嫩的首都），到那儿以后，汽车把他们送往城市中心美丽的圣·乔治旅馆吃午饭，他们从地中海的最东边饱览了地中海美妙的景色，更特殊的是看到了躺在太阳伞下喝饮料的苗条法国女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游泳衣）。
在贝鲁特起飞后，为达到足够的高度，翻过山脉往东飞去他们在空中盘旋了30分钟，但飞机仍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迪沃蒂尼飞机被迫返回贝鲁特机场。过了2个小时，当空气凉快一些的时候，机翼获得了较大的升力，他们终于飞过去了。飞机腹部刚刚擦过山尖。到大马士革只是一段不长的航程，而能在巴格达过一个阿拉伯式的夜晚令纽曼振奋不已，但使他大失所望是没有看到一个性感的“肚皮舞”的舞女，伊拉克人喜欢胖女人。当他们降落在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时，这里根本没有跑道，只是一条两英里长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海滩，它和波斯湾平行，相距300英尺。在这里，折叠餐桌放在宽大机翼下的阴影里，四位赤脚招待员端上有各种佐料的饭菜，两个小男孩在他们面前和饭菜上挥着羽毛扇，驱赶成百上千的苍蝇，从许多个50加仑的油桶里把油抽进迪沃蒂尼的油箱里，整整花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飞过，也没有必要设塔台指挥，他们的飞机只是滑行到海滩的一头，转过身，然后再启动三台发动机，飞机就起飞了，仅此而已。
下一站是印度的喀拉奇，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库前下机，这座机库在9年前建成，原准备存放英国R101型飞艇。R101比德国齐格飞机的兴登堡号还要大，但从未抵达印度。在1930年从伦敦到喀拉奇的处女航中（当时机上乘坐的有英国航空大臣汤姆林勋爵），这架超重的飞艇，遇到了强劲的逆风，因发动机的马力不够，失去了前进速度，坠毁在法国贝奥伐附近，机上的人全部遇难。4年后在印度，纽曼曾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技术军士的身份，在这个机库进行过一项秘密的工作。
初次到印度，尽管时间短暂，却给纽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堆的人群，甚至比在中东地区看到的还要多。男人和女人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人赤着脚，衣衫褴褛，成群的老少乞丐在祈求着“给点钱吧，先生！”纽曼发现，在印度有一半妇女不像在北非或伊朗那样用床单把身体遮盖起来，她们把水果篮子、整袋的大米，甚至大块的水泥顶在头上，还能挺直着身子走路，身上只是用布裹起来。信奉印度教的女人的前额上有一红点，还在鼻孔上穿一个小金环。几乎所有的年轻和中年的妇女都在背后背着婴儿。晚上，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人躺在路边或大门前睡觉，有些一个挨一个地睡在航空站小小的候机室那冰凉的地砖上，他们在早上6点以前经过黑暗的房间去过磅和上飞机时，不得不小心地躲过那些躺着的躯体。
以前，纽曼从未听说过“神圣的牛”，现在是亲眼所见了。白牛在马路中间闲逛，或四平八稳地卧着，阻塞了市内交通。电车车长只得下来把牛引开，然后让电车通过。没有一个印度人打白色的公牛或母牛。
类似的情景，在海德拉巴、阿拉哈海巴，甚至在加尔各答都屡见不鲜。
在加尔各答最漂亮的商业区，到处都是玻璃窗和茶馆沙龙，面对着横跨在人行道上漫步的牛，行人经常只能绕道而行。纽曼还看到加尔各答“清洁工”们的工作——巨大丑陋的黑兀鹰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到市区里去捡食垃圾、残羹剩饭和死动物。男人们在灭火栓下洗澡或公然在大街的阴沟里小便，没有丝毫顾忌。站在宽阔的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岸边，纽曼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情景：臃肿的人尸顺流而下，巨大的黑兀鹰落在死尸上随波逐流，以求得一顿免费的美食，并不是所有的死尸都这样处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在城里把死尸放在一个6或8英尺高的木柴堆上火葬。
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大东方旅馆过夜，这里和新加坡的拉弗斯一样，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馆。旅馆里边安静、凉爽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同旅馆外边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群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
曼谷的情况不算太糟，他们住在东方宾馆。曼谷的房屋同湄南河对岸精心建造的、色彩鲜艳的镀金寺庙相比，简直就像是简陋的茅屋，暹罗人很穷，但比印度人稍强。仲夏季节，暹罗的气候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咖喱味道的菜和饭，人们像葡萄干一样挂在为数不多的并且很慢的电车外面。
在每次相差几小时的飞行距离中，种族习惯和语言的变化，使得纽曼简直无法消化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正发生和进行的事情，竟如此之多，以致使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孤陋寡闻。毕竟他仅仅只是一个去中国途中的旅客而已，当他们的机长把三个发动机的油门向前一推，他们的迪沃蒂尼飞机爬进纯洁、凉爽和宽阔蔚蓝的天空时，人群和悲伤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离开曼谷以前，机长把照相机还给了他们，他宣布，他们将在附近的柬埔寨低空掠过，在半路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七大奇景之一——最近才发现的吴哥窟遗址。机长为他们讲了一段历史：几百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这里生存过，也供奉过这座庙宇，后来又由于某种原因消失了，那里长着稠密的森林，完全覆盖了这个被遗弃的城市，使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它。他还告诉他们，现在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这个地方，并且在修复吴哥窟。
飞机在低于1000英尺的高度盘旋，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空中尽情拍照时，他却忙着换胶卷，侍候这台老式的120型照相机是很费工夫的，在他们脚下面是发黑的石头墙和塔，一条壕沟围绕着庙宇，壕沟上横跨着一座长桥，偶尔可以看到驯服的大象正在搬运木材。飞机在这上面转了几圈后，机长拉开了客舱和驾驶舱之间的帘子，看一看所有的乘客是否都已拍摄好了，以便继续向前飞行。当他看到纽曼在忙乱着给照相机换胶卷时，就安慰他说：“别急，我们等你！”然后，飞机又向右和向左绕起圈子来。直到他也照完为止。
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贡，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纽曼认为这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她们具有法、中女子融合的媚力，只可惜被槟榔染黑了牙齿。甜香的遮荫树成排地直立在大道两旁，夜晚温柔芳香的空气和人行道上众多的巴黎式咖啡馆，穿着真丝衣服、纤腰的女人，上身穿着颜色艳丽的宽松衬衣，这些情景使人感到西贡就像天堂一样。田里的农人都戴圆锥形的竹帽，既遮阴又挡雨，城里那些苗条的姑娘也把竹帽背在背后，作为装饰品。车夫们骑着乘客座前的那种三轮车，在街上来往穿梭。市内没有母牛、骆驼和水牛阻碍交通。纽曼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法国驻外人员乐于驻在印度支那，而不愿意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离开伦敦后的第八天，飞机准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草地跑道上，启德机场实际上是国际机场，中德欧亚公司经营它们的三发动机的容克飞机，从中国境内飞到香港，一周两次。属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则使用道格拉斯的DC—2和DC—3飞机，隔一天一次从香港飞到中国境内，然后飞到缅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桑德兰得水上飞机，每星期一从伦敦到香港。法航使用迪沃蒂尼飞机星期四到香港。泛美有名的塞科斯基“飞船”水上飞机，一周两次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后抵香港。
所有从伦敦或巴黎上机的12名乘客，除了3人外，都在西贡下了飞机。3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一座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这是算在已付旅费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39年6月1日，纽曼怀着迫切的心清开始了在远东的生活。
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柜台前，纽曼询问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负责继续送他到中国内陆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市区电话服务人员告诉侍者，十天以前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刚把电话拆了，也没有留下新的通讯地址。这时候纽曼进退两难，不免有些焦急。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英镑换成了港币，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写了一封航空信，解释他的困境 （他们 可能还不知道这情况），并要求他们用电报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照着离开柏林前军方的指示，他在24小时内把他的抵达日期和住址向德国使馆报告，他们答应向中国政府去了解情况。他寄往德国的航空信估计大约需三个星期才能到，但他在柏林只得到了有效期六天的香港过境签证，所以首先他需要获得在香港的停留许可，下一步要考虑找一份工作，一直到把中国秘密机关的情况弄清楚为止。
真是天公作美，远东汽车——远东航空销售服务公司就在半岛酒店斜对面的街上。该公司负责香港和所有华南雪佛兰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和修理，同时也是英国“标准牌”汽车的代理。另外他们在启德机场还销售和服务轻型双翼飞机。总经理是克劳得·怀特先生，他15岁时从加州的家里跑出来，于1900年受雇在一艘三桅船上航行到中国，他是纽曼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个头很高，英俊，好动，50出头，头发发白。怀特不打领带，身着便装。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怀特说，他可代他从港府那里获得工作许可，直到他离开这里去中国内陆，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先决条件是他得在他的车行里干活，每月只能给30港元（相当于7.5美元），这显然是很低的。抛开他的微薄工资不论，他立刻喜欢上怀特。
怀特不像他碰到的几个英国人那样华而不实。他没有犹豫，同意了怀特的安排。
纽曼最喜欢是他的行动快，当他还在他的简易办公室里时，他就马上给几个人挂了电话。纽曼问他何时开始工作？怀特回答“午饭后”。
怀特答应找人帮他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以便度过今后的几个星期，另外他又补充说，在他得知去中国内陆的工作情况以前，他将负担房租，老实说，纽曼当时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他已囊空如洗，怀特给了他在找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以前的生存机会。
傍晚，纽曼得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没有吊扇，只有一张床。住地离远东汽车公司不远，可以走着上班。怀特借给他几个港币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那些衣服比他从德国带来的衣服薄多了。几天以后，他就和远东汽车公司的中国技师混熟了，他们教他一些中国的脏话。虽然怀特有一个从澳门来的经理，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中国语，但纽曼在FEM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后，怀特要求纽曼从一本美国工具和设备目录册中，选择他认为车行里所需的东西。不久，远东汽车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干这行的了。他教会远东汽车公司的工人使用电焊和气焊，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链条吊挂架，用来拆除和安装发动机（在那以前，都是人力用扁担靠肩膀去扛）。没多久，“一个白人在那里干活”的消息在欧洲车主 （大多是英国人）中传播开，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住在远东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新顾客纷纷而至，提出他们的车要由“那个欧洲人”修的要求，有的车甚至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搭乘轮渡运到九龙来，这时纽曼才体会到，多亏他父亲安排他在德国斯特劳斯先生那里学了这门手艺。
当纽曼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他的月薪支票时，他又把它退回到前面办公室的桌上，因为他怀疑是弄错了，支票上写的是90港币而不是事先约定的30港币。怀特只是说：“没错”，还告诉他，下月底（1939年7月）将付给他270港币。他有足够的钱偿还他欠怀特的钱，并搬进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有吊扇的房间，并且早、中、晚饭也不必都靠“青”香蕉充饥了（这些“青”香蕉是中国南部的特产，熟透了味道很甜）。有一天他牙痛得很厉害，打算到车行拐角的一家牙医诊所去看病，这儿以收费低廉著称，但只是把牙拔掉而不治疗。怀特听说了这件事，他对纽曼说：“你11点钟去马路对面的半岛酒店美国牙科医生那里看病。”他不干，因为他花不起这个钱，怀特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叫他少说废话，别在办公室纠缠。原来他已同那位牙医说妥，他将替他付账，真是个怪人！
当怀特跟他混得很熟并且在他的英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上午，怀特请他到他的新界的海滩别墅去玩，他见到了他的维也纳出生的夫人，他们一起在中国南海里游泳。几个星期以后，怀特又邀请他参加在他家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并想让他告诉他的客人，有关他从伦敦到远东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纽曼不得不很吃力的用英语描述他的旅行经过，随着美国人越喝越多，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完成了。
一位客人问他是否已开始学中文。为了证明这点，他随口说一句从他的技师们那里学来的一个常用短句，是他们每当高兴或不高兴时总喜欢这样说的。当他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用正确的声调脱口而出时，怀特立刻把他拖到一边，问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不懂”，这时，怀特慎重地劝告他千万别再当着女士们的面说这句中国话。
“香港是我的天堂”——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白人也这样认为，纽曼特别喜欢观赏停满各式各样船舶且充满活力的港口，几百条带着巨大的棕色和紫色顶篷的小船和竹帆船尽收眼底，汽艇（水上出租车）穿港而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英国的战舰和潜水艇，不是绑在港湾中间浮标上，就是系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战舰正在装煤、加水或加油。最现代化的、光彩照人的要数白色德国游船和四个烟筒的旧式黄色美国总统号客轮，而五颜六色崭新的法国船和荷兰船，只有一个巨型烟筒，烟筒口冒着的不是烧煤的浓烟而是烧柴油的轻烟。
香港由驻守在九龙的50000名英国皇家军队守卫，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褶叠短裙，吹着风笛的苏格兰军乐队从九龙的主要街道纳珍街走过来。因为纽曼习惯于德**裤 （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鲁士的长笛、军号 和鼓乐队，所以对纽曼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不大像军队。英国、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住在纳珍街的兵营或他们的公寓里，甚至最低层的英国士兵也可以带着家眷在这个低消费的城市里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只需付微薄工资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鞋。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当太阳刚刚落到多石但无人居住的岛屿背后时，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成苍白，随后再变成各种令人遐思的彩霞。这一壮丽景色加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集在一起，就把整个港口装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闪烁不定的灿烂奇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被称做远东的明珠。整个香港在1939年只有一幢高楼，即矗立在维多利亚的20层的香港汇丰银行。这里，两只石雕的雄狮守卫在门两侧，许多外国公司在这座白色大理石的楼房里设有办公室。一年以后，就是这幢楼，在纽曼的生平经历中扮演了一个不平常的角色。
纽曼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时，欧洲的战争显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香港的《南华早报》用大字标题，登载了德、苏出乎意料之外地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使各国人士为之震惊，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政权在葛莱维茨伪造了波兰进攻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假现场，他们让12名集中营里的犯人穿上军装，随后又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放在电台周围，再从这个德国电台发表了4分钟假造的波兰无线电台广播。他们利用这次“事件”作为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大规模入侵的“最后的理由”。
当德国于1938年首先占领奥地利，然后又占领捷克斯拉夫时，英国和法国只是袖手旁观，尽管他们和布拉格订有具体的互相援助协议，但事到临头，他们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励来执行他摧毁波兰的计划（同样英国和法国新近同波兰又重新确认了签署的相互援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听从其幕僚的劝告，准备冒他认为是有把握的危险，他认为同盟国又将只是威胁警告而已（民主国家的小人们害怕战争）。
他指示魏玛施特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驻扎在德国西部前线的部队，进攻波兰，这样德国就可以在伦敦和巴黎做出反映之前消灭波兰。
1939年9月1日晨4点钟，德**队越过波兰边境，当天希特勒就收到了英国要求他于1939年9月3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队的最后通牒。否则，“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纽曼怀疑，在 英国和法国真会有人相信德国能够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且节节胜利的军队。
1939年9月3日，香港时间下午7点，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对德宣战。几分钟后，一个英国殖民局官员。在一个英**官和两名拿长枪、带头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响了纽曼的房门，他们很客气的要求看一下他的旅行证和军事护照。还没等他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他被塞进车带到了九龙的警察总部，那里已经有15名德国人，一小时内又带来了更多的人，到凌晨两点，被带到那里的已有90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国人对由此而带来的不便一再向他们道歉，他相信他们也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以后，他们被装入三辆公共汽车，带到九龙的喇沙书院。在汛光灯下，他们看到中国工人正在地下钉桩子，准备围绕学校拉上铁丝网，另外还有四个瞭望塔正在建造。因为当时正是假期，所以学校的宿舍是空的。凌晨时分，又有几位德国商人被带到这里。
纽曼渐渐弄明白了，英国人还不打算挽留这100名德国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并不是战俘，而是被挽留的公民。一个英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很快离开这个临时营地，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多数德国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国人住的时间还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两名中国老人也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他们幼年时期在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当过小佣人，1906年加入了德国国籍，他们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
英国人感到最棘手的是种族问题，由于好奇的中国人挤在他们营地的铁丝网外边往里观看，一个白人必须在几百个黄种人面前对另一个白人表示尊敬。为了证明他们不是英国的囚犯，他们被允许在餐厅里雇佣中国人，来准备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并为他们洗衣服。拘留营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坏，他们在户外晒太阳，在学校的运动场上打网球，并满怀喜悦地看着英国警卫队从四个瞭望塔中的一个爬下来，去捡回打到铁丝网外的球。
苏格兰部队颁布了新的营地规则，包括每天早饭前“点名”，其程序是：他们102名挽留犯排成3列，那个苏格兰军官和他旁边的军曹面对着他们这些敌国侨民站着，每一个挽留犯都有一个号码，军曹叫到他的号码时，他就要上前一步，立正报名，然后由军曹在自己手中的夹子里核实他的号码和名字，这个人才能离队去吃早饭。
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
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他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他们并未自由。
白天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8点后回家，当面宣布，他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并注明是“敌侨”。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纽曼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纽曼担保，劳伦斯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杜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纽曼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纽曼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纽曼接替他的职务。在纽曼被拘留以前，他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蹲在水泥地上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了，当他从拘留所回来时，他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却有人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人的怀特先生又使他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他的家，不过他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纽曼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官。总督先生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档装置经常跳档，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纽曼自己亲手干这个活。他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然后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到这里，然后重新把零件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之后，他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的橙黄色的大木箱子上 （他还 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他们愉快地驾驶了3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位军官请他吃午饭，他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他是否愿意修他的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飞机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和船坞旁。
接着，他又去办理允许他在那儿工作的许可手续。
1940年6月后，当纽曼正在盼望能再一次看到他最喜欢的港口时，一个英国士兵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递给他一封密封的信，他打开信，激动地看着：
“香港总督要求你马上返回喇沙书院，并且从今晚午夜开始，在48小时内离开这个英国管辖的殖民地，若违反，你将被送到印度锡兰新建的一个拘留营去，总督谨启。”
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什么地方弄错了。他拿着信走进怀特的办公室，怀特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和任何人对这件事都爱莫能助，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离开香港。”
驱逐的理由很简单，在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迅速投降之后，德**队势如破竹地攻破防线，法国也突然崩溃了。灾祸临头的英国从敦克尔克的撤退，损失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装备，总得找些人代为受过，对同盟国的崩溃似乎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对同盟国领土上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德国公民，他们被怀疑在那些国家进行破坏通讯和运输的活动。只给他们两天时间离开香港，但英国却决定扣留他们的护照，伤害之外又加污辱，他们这些不想去锡兰而想方设法去其他国家的少数人，每天还得付5个港币给一位武装士兵。这些士兵被命令要跟他所看管的人寸步不离。
纽曼到过美国、瑞士、菲律宾、日本和葡萄牙领事馆，试图最后一次寻找他一年前应去那儿报到的中国机构，但没有用——他们真是销声匿迹了。他也没有收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回音，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护照的人，他试过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他们在远东有装配厂，但也未成功。中德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停止到香港的飞行。一年前，德国驻香港的领事官员也迁到澳门去了，剩下的只是泛美航空公司营运的中国航空 （CNAC）公司，飞机是每天从香港到成都和重庆，然后到云南的昆明。
发配锡兰以前，在第二天 （最后一天）下午4点，纽曼和他的英国卫兵到汇丰银行大楼，就在这里，他在电梯旁碰到了W·兰霍恩·邦德。
邦德替他打了几个电话，就像怀特一样，他试了一处又一处，……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不行”，“那太晚了”……
过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宁静对他来说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邦德忽然改变了语气，在电话里向对方说：“好，我将在晚上11点把他送到启德机场，谢谢。”他正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邦德转脸对他说：“我刚雇佣了你在CNAC工作，一般来说，我只能雇美国人，他们都是在指导中国人。你被允许无护照进入中国内陆，我将把你用飞机送到重庆然后再到昆明，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年前在这里没有找到的中国人接头。中国空军现在受一个前美**官陈纳德上尉指导，你去找他，因为你一到昆明，CNAC将解雇你，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工作给你。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你离开这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好运！”
奇迹发生了，正合时机，没有证明他也可以离开香港了！他傲慢地对他的卫兵 （在这之前叫他在走廊里等着）说：“告诉你们当官的，不 必再为纽曼费心了。”他们所该做的是在今晚11点以前把我送到启德机场。
在午夜前几分钟，纽曼又登机升空了。香港五彩缤纷的明亮的灯光消失在他的身后，他到了中国内陆的上空。真是走运，他想……
2. 誉满昆明的修车技术
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他们在1000英尺的空中慢慢掠过大地。俯瞰大地，农夫戴着苦力帽子在稻田里耕作，泥深至膝。另一些农夫扶着犁在耕地，前面由黑色的大水牛拖着，速度慢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男人们脚踩或者用手摇着水车，把泥黄色的水从一块稻田送到另一块稻田。一排排的妇女，也戴着同样的尖顶笠帽，弯着腰在泥泞的稻田里插秧。这些个景象，在一千年以前就一定是这样子。
纽曼原以为在香港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生活”，但是拿来与他在中国成都上空低掠飞过时所看到的，和在那里地面上停留的几小时所见到的稍做比较，就感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在重庆，泥屋顶上铺了一层间距一英尺的粗竹竿做保护（使日本人的炸弹还没有穿透屋顶时就爆炸）；在香港，到处是坚固的殖民地式的四层砖楼；在重庆，见到的是破烂不堪的人力车；在香港，是成百上千辆用鸡毛掸子掸得干干净净的车和出租车；在重庆，老百姓穿着中式服装；在香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们西装革履；在重庆，破旧的公共汽车没有保险杆，没有车灯，有时甚至连发动机的盖板都没有；在香港，红颜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和绿颜色的双层电车保养良好；在重庆，是乱七八糟一片泥泞的穷街陋巷；在香港，整齐的街道上划着白色的中心线。整个中国大陆都和纽曼刚才几小时中在重庆所见到的一个样子吗？他问自己。什么鬼使神差让他到了这里？
他们在重庆机场提早吃了午饭。机场坐落在黄褐色的长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上，他们的飞机在那里停了几小时。在东方过了一年日子后，纽曼终于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中国饭（在香港他只吃西餐），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一双不听话的筷子进行认真的较量。从现在起他就要完全以传统的方式，品尝云南、广东和中国北方菜的风味了。不管你点几样菜，包括最后上的米饭和汤，你通通都是用一个小碗食用，每个客人用一只。
一位和气的中国女乘客为他做了如何正确使用那双可扭来扭去的骨头筷子的示范，她教他如何从餐桌中的碗里，把鸡片、眼睛呆滞的鸭头、猪肉片和中国蔬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来，她为他表演应该如何吃米饭——把碗放在下嘴唇，然后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张开的嘴里去。如果不谈优雅，这办法倒是挺有效的。
从潮湿、闷热的重庆起飞以后，他们乘坐的双发动机道格拉斯DC—2飞机的座舱里很快就凉爽了下来。他们穿过一层厚厚的距地面1000英尺漂浮在空中的黄色尘土层，这尘土层是头一天夜里日本人轰炸重庆时造成的。飞机的机长原是美国海军飞行员，他的副驾驶是个中国人，飞机爬升到12000英尺高度后，便转向西南方向，朝云南飞去，在阴暗的云中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飞机穿过云层，降低了高度，飞过起伏的棕红色坡地，坡地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是干的，有的有水，地的四周环绕着窄窄的绿色的小路。山坡上开出来的一块块稻田，尽量地利用了它在等高线上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平地，让人很难意识到，下面的这个宁静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经多年了，而且是在与一个强敌抗争。日本人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要使中国与外界隔绝，只有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丛林边境和与英属缅甸连接的山区边界还没有被切断。
他们在昆明着陆前掠过一个平静的湖面，飞机在草地跑道上滑行了一段以后停了下来，中国空军司令部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松树林里。昨天下午，在香港兰霍恩·邦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曾催促他到昆明后去找中国空军的总顾问，退役的美国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谈谈。
但现在他总觉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刚刚跨出DC—2飞机，纽曼就喜欢上了海拔6000英尺的昆明。傍晚的空气，凉爽而干燥，一条通向某地的道路两旁，耸立着两排高大白杨树——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在离他们飞机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飞机维修棚，上面有中文、英文和德文标志。附近停着一架大的装着三具发动机的德国“容克”J—52型飞机，机身的两侧在红白底色上涂着“EURASIA”（欧亚）字样和一个巨大的黑色“X”字，这种飞机与德国空军在欧洲大战中当做兵员运输机的飞机一样。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昆明是第二大城市，它是云南省的省会，坐落在这个多山国家的最西南的角落里。据估计，昆明的人口为15万，包括长期居民、逃难的难民和从北面山上搬下来的部落。
他们坐着嘎嘎作响的破汽车，顺着5英里长的路，一路向前颠簸，从机场穿过昆明市中心到达法国的“都拉”旅馆，所有过往的外国人都住这里。街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灰色或黑色中式服装，或是绿色的军装。
苦力在石子路上拉人力车，推两轮车，或是肩上挑着一根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箩筐。他们身穿短裤，脚穿草鞋，头上戴着锥形的“苦力帽”，脖子上围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纽曼看到两个苦力用扁担抬着猪，一前一后往前走，猪的四只蹄子用绳子绑着，朝上挂在扁担上，头朝下，猪不停地尖叫着。行人在人行道和马路当中慢吞吞地走着，只有偶尔一辆开得很慢的汽车按着喇叭时，他们才吓得往两旁闪开。这些小汽车属于政府要员、银行老板或在昆明的八个领事馆的官员，或者属于另外少数几个住在城墙外边的外国人。
除了两座15层高的优美的古塔外，林荫路两旁的木房和泥屋。没有一座高度超过两层。沿昆明主要大街的两旁有饭馆、一家电影院 （上演 带有中文字幕的法国老片子）和卖土布、草鞋、蔬菜、大米的商店。所有的商店和饭馆都朝着大街敞着，没有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或窗户，小窗户上糊着白纸，所有的标志和广告只写中文，云南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主要的外国语是法语，警察也戴着法国兵的头盔，穿着黑色的制服和灰色网球鞋站在主要十字路口的水泥岗台上指挥车辆，他们在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把行人和牲口赶到路边上去。法国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米歇林”一条窄规格的单轨铁路，从印度支那 （现越南）的河内到中国境 内的终点站昆明之间，沿着山脚蜿蜒向上。这条铁路是75年前勇敢的法国工程师为了连接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从东京湾的海平面一直到海拔6000英尺高的昆明。自从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停止通过香港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全部军事物质都是经过这里运来的，英国政府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中国西南运输公司 （纽曼的所谓雇主），这 家公司就在1939年纽曼到香港的前几天，被迫从香港销声匿迹了。
纽曼在“都拉”旅馆费劲地用筷子吃第一顿饭时，坐在一位德国外交人员旁边，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德国既继续支持日本，又支持中国。对中国是提供顾问，并通过俄国和横跨西伯利亚的快车提供武器；对日本则通过经常来往于布利斯特 （德国潜 艇基地）和横滨之间的德国和日本潜艇，获得尖端武器的最新资料和图纸。尽管有官方的轴心国 （德、意、日）盟约，这位外交人员表示德国 还是非常倾向蒋委员长的。他还举例说明，蒋的一个儿子不是刚从波茨坦的德国“西点军校”毕业吗？日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占领了德国在华的殖民地天津和青岛吗？用德语教学的中国同济大学虽然由于日本的推进而两次向后方转移，却继续在中国后方，另外欧亚航空公司的首席驾驶员赫鲁兹驾驶的标志鲜明的德国运输机，在上个月被一驾日本战斗机狠狠地开火乱打了一通。显而易见，德国有充足的理由要帮助中国。
这个外交人员向纽曼解释说，中国，现有十几个省的省长自行收税，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制订自己的法律，蒋委员长要把这许多省的势力组成一支国家的军队，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是不容易的。
按这位外交人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中国**正在合作，努力阻挡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还没有受中国**太多的影响。他还说，另一个中国的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统治着“占领区”和它的4亿人员。
第二天一早，纽曼乘公共汽车到机场去会见总统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母系祖先，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罗伯特·E·李将军有亲缘关系。他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方下颏，头发乌黑发亮，目光锐利。他原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后来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驱逐机飞行员。他退役后，于1937年被蒋夫人召到中国，他的名字是一位在华飞行的美国人和一位访问过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的中国空军司令告诉蒋夫人的。当这位中国空军将领在该基地访问时，陈纳德还在这个基地研究一种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斗机战术，陈纳德这种不墨守成规的作法，使他与喜欢搞轰炸飞行而低估战斗机效用的美国高级军官发生龃龉。
纽曼拜访陈纳德时，陈纳德讲得很少，看了他的德文简历之后，他告诉纽曼，他认为在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将会面临被隔离的困境，所有的供应都将被切断，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干的。因此，仅配备有铁锹、十字镐和爆破筒的成千名的苦力，正在另外建造并即将完工的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很窄没有铺路石的公路，穿过难以置信的地形、山脉、峡谷和吊桥……在它直通中缅边界村庄望亭的500英里路程中，没有一个服务站。陈纳德 （当对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衔）催纽曼 去见荷·诺斯曼，他是当地的法国雷诺——提萨卡车装配厂的德国经理，这家工厂与中国交通部订有合同。陈纳德说，此时此刻、如果纽曼能够对中国的地面运输有所帮助，他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陈纳德上校可能提出由中国空军雇佣他，但他感到这样做还太早，而且他以后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然后，他亲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张先生，让他帮纽曼从六十七幢欧式住宅租到一幢。张先生把“模范村”里仅剩的一幢欧式住宅分配给了纽曼。这房子在城外半英里处。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鲍勃·安格尔和他的太太——一位前美国海军护士住在第六十号住宅，陈纳德住第六十五号，纽曼住进了第六十七号。“模范村”住宅里的其他居民都是欧洲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蒋委员长的政府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
“模范村”的四周用泥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以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
在它的每一幢小巧、现代的平房里，家具简单但足够使用，在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之外，每幢平房还有一个壁炉、一间带厕所的西式盥洗室（但没有浴盆或淋浴）、玻璃窗，有的还有一扇通往花园平台的玻璃门。 每天早晨，厨房和盥洗室的用水得由苦力用桶从附近的滇池湖挑来，爬上又窄又陡的木板梯子，倒进撑在一个柱子上的水箱里，这样的水箱，每幢住宅一个，如果要饮用这种水，那还得将它煮沸几分种。这里只在白天供电，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30分，只要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时间一到，供电便停止。纽曼还有一个女厨师和一名留宿女佣人，她们留着长辫子，走起路或干活时，长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她们在他家里每星期工作七天。她们是由中国银行提供的，中国银行与中央政府另有协议，要照顾好“友好”的外国人。房租和女佣人们的薪金都没与他们商量。
纽曼搬进这个村几个月，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奉命回国，他把他那台很大的菲利浦牌短波收音机留给了他，作为他为他修好了那辆马力很大的哈得逊牌敞篷车刹车的报答。从那时起，他就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虔诚地收听每天下午六点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向东方播放的节目。精彩的新闻广播开始时，先是英国议会大钟声，随后是广播员那著名的低音：“我们在伦敦播音，现在是新闻……”这是他们获得外面世界报道的惟一来源，他们真该向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致敬！
在昆明市外的雷诺厂，20辆柴油发动机的卡车，正准备好要首次登上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滇缅路。纽曼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经理问他：“你愿意带领这个卡车车队去缅甸边境吗？”这些卡车将装载锌棒和钨棒，从中国经缅甸首都仰光运往美国，然后再装回一桶一桶的航空汽油和柴油，一箱一箱的机关枪子弹和许多的每枚重达500磅的空用炸弹。如果纽曼能写一份道路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呈交经济部的适当建议，那就更好了，他感到这差事很有吸引力，就答应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两星期以后”。
纽曼的助理司机和另外十几辆车上的38名司机都是中国人、他每天都到雷诺厂去协助检查每一辆卡车和发动机。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他在香港学到的广东话和他最得意的手势，在昆明一点也用不上，完全一样的中国文字在那个地方的读法却完全不同，使得纽曼和他的同事之间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车队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昆明市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尖叫尖叫的警报声向这个城市的市民表明“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在陈纳德的帮助下，中国人建立了一种简单但很有效的预警系统。它是在市区最高的山丘上竖起一根高杆，杆子的顶端挂一个直径五英尺的红球，从各方向都可以看到，告诉大家在离昆明200英里的地方听到或看到了有“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向昆明飞来；45分钟以后，发现这些“不明飞机”已到了50英里远的地方，正明显地向昆明飞来，第二个红球就升起来；10分钟以后，飞机已经离这个城市很近而且足以被认定是日本飞机，第三个红球就升起来了，和另外两个红球挂在一起，在任何道路上都禁止再有任何活动。天空中由九个银点组成的V字形，在阳光下闪着光，肉眼几乎看不见，几秒钟之前还在23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昆明市中心，现在正在城外他们的头顶上嗡嗡飞过。在这些银点的下面，亮光一闪，看起来就像有传单撒向大地，随后一声轻微的尖啸声由弱渐强，等响声如雷鸣一般时，空气便开始震动，一连串的爆炸就像一座爆发着的小火山，这是纽曼第一次“挨炸”，这也是对昆明的第一次轰炸。那一天，他精神上的迷惘多于害怕。
30分钟后，第一次空袭结束了，警报解除，红球落了下来。后来纽曼步行进城，去看看情况如何，看到的一切令他毛骨悚然。在这座“未设防的城市”的市中心，死人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他们的五脏六腑都露在外面，各种颜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受伤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到处躺着，他们身上、手上、脚上沾着血，死人的身旁跪着他们放声哭嚎的亲人，木头房子在燃烧，两头水牛被炸弹的弹片撕成了碎片，这些，就在他所进入的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以后的每次空袭里，纽曼都吓坏了，由于自私的天性，他惟恐日本的轰炸机飞行员中，会有人把应该对准昆明市中心而投下去的炸弹，晚投几秒钟，而把距城墙半英里远的模范村炸成粉碎，他也担心飞机与地面之间的逆风和顺风的计算错误，或是炸弹会在飞机弹舱里多停留了那么一下，都有可能把他们给毁了。
不管是中式房屋还是模范村都没有地下室，当第二个红球升起时，他们外国人就从家里跑出来，在穿过他们村子的道路下面的一直径为周英尺的排水管里，挤成一团躲避炸弹；住在他们附近的中国人，总要靠得离他们近近的，一个农民告诉纽曼，他们相信他们这些“洋鬼子”能知道炸弹往哪儿掉，往哪儿躲保险。
除了星期天，昆明几乎每天都是在上午10点挨炸。据后来一个被俘虏的日本飞行员供称，27架日本双引擎飞机，编成3个V字形，每个V字形9架飞机，每架飞机投掷5枚炸弹，把昆明当做训练靶标。中国人民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已经掩埋了死人的尸体，清除了堵塞主要街道的碎石烂瓦。男人女人一齐动手，把大片倒塌的泥墙用铁锹堆成一大堆，再用水和成泥，就开始做新的土坯，摆在太阳下晒三天，如果在随后的72小时里没有再轰炸，就用这些土坯立即重建他们被毁掉的泥屋。多亏窗户都是用纸糊的，没有因飞起的玻璃碎片而造成的损伤。
这座城市没有自来水系统，昆明救火队救起火来，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万歌剧里的一幕，灭火用的水，由一个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手里拿着桶的救火队，用桶从滇池湖一桶一桶传过来的，这些桶随后又回转过去重新装水。救火队长身穿色彩鲜艳的制服和镀克络末的头盔，站在一处高处，以便指挥众人救火。中国人的适应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来，在经过两次10点钟的空袭之后，很明显地，每天的轰炸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每天早晨从8点到9点，人们毫不慌张地从城里出来，赶着牲口，用扁担挑着所有可以收拾到筐里去的家当，或者装在车里，从四座城门川流而出。在离城几英里远的地方，商贩们在路边撑起摊子，出售他们就地做熟或烤制的食品，手摇警报器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之后，人们又回到城里去看他们是否还有个家或者做买卖的地方。
尽管不得不改变它的生活规律，外国人居住的模范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纽曼的厨子和女佣人以及他们在他邻居家的同事，在空袭中几乎都没有离开住宅，他们非常天真地跑到餐桌底下躲炸弹，头上顶个大锅。佣人们直到听到“紧急”警报才停下做家务。5点钟饭又做好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尽管每天都有轰炸，昆明的生活还是有它幽默的一面。我还记得饭馆侍者如何从客人手里诱惑出更慷慨的小费的巧妙方法 （他们共同分 享）。每一个离去的客人的名字和他给的小费的钱数，在他离开之前，都由侍者领班用低而洪亮的嗓子向全体用餐的客人宣布。这么一来，自然就使人在给小费时不敢小里小气了。
城里的每一个人时常要雇人力车——由瘦而有力的苦力拉的两轮车。这些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无知但很诚实的人，对于荣誉和骄傲有他们自己职业的标准，一旦事先讲好价钱，即使因为桥被炸断了而跑路的时间比预计的要远两倍，也从不吵着要多的钱。苦力还会拒收小费，就算把一个体重很重的客人拉上陡峭的小山，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一项成就。
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装备检查和装好货物后，雷诺卡车队向缅甸边境开去。调整敏感的柴油注入泵所花去的时间，比工厂修理预计的时间要长，因为中国机械师对柴油机缺少经验。每天下几场阵雨，使红土路面泥泞不堪，如果这些超载的卡车中，有一辆一滑坡，就将无法阻止它慢慢侧滑，翻下去之前能够让驾驶员紧急跳车，弃车逃命，在车队出发前，纽曼把卡车的车门、车窗甚至连挡风玻璃都卸下来。就是在晴天，对司机和卡车来说，也有许多危险，滇缅公路一段段的沙质路面，在每一个轮子所给予的重量和压力之下，很容易塌陷。为了防止卡车的钢板被压断，他们在每辆车的底盘和大轴之间，安上了质地坚硬的抽木块，以便超载行车。
预计走完到缅甸边境580英里的路程要用8天的时间，再用8天时间回到昆明。每小时行车5～10英里，包括不断地停下来清除从陡坡上滚到路面上的巨石。政府还预计这支车队的损失是每跑一趟损失一辆车。
这伙儿中国司机足智多谋、情绪高昂，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总能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一次，一台发动机中涂有软金属的5个主轴中的一个出了故障，迫使整个车队停了一天，纽曼把卡车马达上的滑油壶取出来。躺在马达下的泥泞地里，一连几个小时琢磨不出办法时，就有一个中国司机建议纽曼把他毡帽切成条，然后把这些帽条包在曲轴上，代替原来轴承上熔化了的软金属，使轴承能继续使用。千真万确，吸滑油的毡子成功了！离开昆明9天以后，他们到达了边境城镇望亭——仅由于滑坡损失了一辆卡车，但车上的人员都安全无恙。
出发之前，纽曼得到一个消息，一个澳大利亚冒险家，带领着一个由20辆英国卡车组成的车队，从缅甸边界进入中国，往东向昆明驶来。
他事先就担忧，当两个车队相遇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车子一辆对一辆地互相擦身而过？而“他的”每一辆卡车要通过20辆朝着反方向开的卡车，又要花多少时间？
他们是怎样通过从缅甸开过来的车队的呢？双方领头的卡车一见到对方都立即停了下来，他们车队领队向着对方走去寻找更宽一点路段，以便两辆车能紧紧地擦身而过。由于没有人愿意在互相挤过去时靠着外边开，他们商定，每一辆车轮换着靠路的里边行驶。说真的。两个车队交叉通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干得更好，一辆车也没有损失，回到昆明时，他一身脏极了，脸也没有刮，但心里为这次独特的经历感到高兴。
返回昆明的第二天，纽曼先到雷诺厂经理那儿，然后又到交通部报告情况。他建议每隔一段距离，用炸药在靠山的一边炸出一个“会车点”。
纽曼还没有离开那间政府办公室时，正巧有一辆闪闪发亮的、1940年型的黑色别克高级轿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位绅士，这在中国内地实属罕见，因为在这儿开车的都是专职司机。这位绅士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总领事，问他是否愿意替他检查和调整一下他的发动机。自从这辆车用火车从河内运来以后，发动机一直运转得不太好。
纽曼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报酬，而且他还要把他介绍给外交使团的其他官员。
坑坑洼洼、肮里肮脏的雷诺卡车厂院子，不适合修理这辆娇贵的汽车，纽曼便把模范村他家旁边的泥墙打开一个缺口，宽度足够让那辆别克车一直开到他的西红柿地里去。这修车场地很原始，但必须看到，这是在战争时期。
他没用太多的时间就修好了这台别克车的发动机，这之后不久，在昆明注册的150辆小汽车里的相当一部分，就在纽曼的住宅前排起了长队，而且由于后来的空袭，送来修的车子也越来越多。车主都希望自己的交通工具安全可靠，以保证在上午11点的轰炸以前把家里人送出城去。他的邻居、飞行员鲍勃·安格尔看见小汽车停在他们两家的住宅前面，而且顺着道路一直排下去，便主动提出做纽曼的不公开的合伙人，利用每周两次中航公司的飞行，把所需的各种零件从仰光带回来。纽曼接受了他的提议并通知了雷诺厂的赫·诺斯曼，安格尔和他决定开一个修车店，就这样一直干到中国空军把他召了去。
他们在离他们住宅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空地，建了一座草棚可以保护10辆汽车免受日晒雨淋，还在地上挖了几个地槽，以便在车底下作业，两个星期后，“信得过修车店”诞生，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纽曼自己在修车店的招牌上画了辆汽车，当地一个朋友帮着写上了中文字，在 3个月的时间里，有不仅外交使团的全体人员成了他的顾客，而且还有国际红十字会，“英国之友社”的救护车、在昆明的中国要员，当然还有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那辆1936年的“福特”。
昆明汽车发动机的通病，是在汽化器或燃油过滤器的细小的管道中产生水阻，原因是汽车的主人把盛油的桶放在露天的院子中的时间太长，油桶里进了水。在昆明，炎热的白天和凉爽的夜晚之间有着很大的湿差，这使汽油表面和桶盖内壁之间的空气冷凝成水，油桶里剩下的油越少，这个问题就越突出。在汽车的汽化器里有一滴水，就能使发动机在运转时发出粗糙刺耳的声音或者干脆不转。
由于缺少应有工具，以及白天空袭情况下进行修理的时间有限，修理工作往往十分困难。纽曼雇用了24名技术较好的修理工人，他们这一伙人是最忠心耿耿和最肯干的，他自己也从清晨到傍晚都参加修理汽车的工作，每天上午9点整，赶在10点钟的空袭之前，“信得过修车店”
就把一长串汽车从店里开走或拖开，停在沿公路的树下继续修，到空袭轰炸的炸弹落下来时，他们就躲到路边的沟里，停止工作。
纽曼的修理工人和他之间都很了解，语言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这些工人原本是广东人，而他在香港时就学过广东话，除了几位要人成了他的顾客之外，从仰光到重庆，去给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两艘美国炮舰运送补给的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定期地在“信得过修车店”
停车检修，昆明是一个妓院很多的地方，这使美国水兵们大为高兴。在纽曼的修理店检修车辆，他们借口在这里停歇两三天，以调养精神。即使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的大医院里当个外科主治大夫，也不会比他在云南穿着黑色的工作服，指甲肮脏得像油猴子那样干活得到更多的尊敬和赞扬。当第一辆汽车于1938年来到昆明时，它还是一件表示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而到1941年的年中，对于汽车的主人来说，它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东西，他们要在炸弹呼啸着从头顶上落下来之前，依靠他们的汽车安全逃出城门。
纽曼的中国修理工人所干的活，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都会认为是绝对办不到的。比如，英国总领事普利多克斯·布鲁恩的一辆1937年型的“福特”汽车，它的前方主钢板断了，这辆车也因此无法再用，但在这里他的这些修理工又给他修好了。在昆明的道路上有着成干上万的坑洼，一个坑洼把“福特”车这片又长又薄的钢板给颠断了，在仰光买不到可以替换的钢板，除非他们用在昆明所能找到的原材料造出一片扁平的，5英尺长，3英寸宽，l/4英寸厚的钢板，而且要富有弹性和减震性能，否则，这辆车就算报废了，他们只能买到长的圆钢棒，纽曼雇请的一个姓孔的铁匠，把他的工具搬到修车店开始他的“克难铁工厂”。炭炉是用铁砧、大锤和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改造而成，风箱是用一个空心树干加上推杆做成的，用一个带羽毛的鸡翅膀做气阀。孔铁匠是北方人，很瘦，6英尺高，他带了个助手——他的广东老婆。她又矮又胖，经常当着修车店所有人的面，用两只大**喂她那4个月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孔铁匠把那根圆钢棒一段一段地烧得通红，然后大声叫他老婆把胖娃娃放下，实际上她是把孩子扔到靠土墙墙角的地方，然后抓起一把15磅重的大铁锤，使出全身力气抡了起来。这样抡锤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在德国是禁止的。她把大锤一下又一下地锤在她丈夫紧紧握住并放在铁砧上的刚烧红了的铁棒上。就这样干了两天，一根圆钢就变成了钢板。看孔先生、孔太太把那圆铁棒弄成扁平的铁板还真有意思。
终于，给钢板“淬火”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要使这板变得既硬又有弹性，但又不能脆得再次断裂，专家们都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办不到的”，我也这么想，但技术熟练的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事先就在修理店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又窄又长的槽子，在过去的几周里，让每一个工人都往这槽子里撒尿。这时槽子里已积满了半槽尿水，孔铁匠烧红的钢板在刚到“火候”的时候浸到了尿里，一会又把它从冒蒸气的尿水里拿出来片刻，看着钢板的颜色渐渐暗下去然后再把钢板慢慢地放进黄色的液体里，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下子都放进去……，我只是站在那儿看，并摇头，不相信这种方法会奏效。真出人意料，两年以后，这辆“福特”和它的前钢板仍完好无恙，而英国总领事也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
一天下午，一辆人力车来到我的修理店，一位显然地位很高、衣着不凡的先生 （可以很容易地从人力车上比平常更响的铃铛和充气的轮子 判断出，乘车者是一位要人）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代表云南省民政厅李子侯先生来的，他用地道的英语问纽曼：用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能否为厅长检修一下他的崭新的1940年的“别克”汽车？这辆车在几天以前刚从仰光码头运来。“非常不幸，令我的主人万分遗憾的是，这辆新车出了大毛病，厅长都不敢坐它了，发动机的噪音大得可怕，可否请您检查一下这辆轿车，看看能不能修好。”纽曼答应他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报警的红球在防空杆上升起之前去看那辆“别克车”。
那辆为要人乘坐的人力车，很早就被派来接纽曼了。纽曼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膝盖上放着装有工具的竹篮子，被拉到被高墙围着的厅长宅第。这幢房子有一张由锻铁制成的圆月形大门，在他到达前的数秒钟一下子打开了。他乘的人力车拉上了一条铺好的车道，经过一排车棚，在最后一个车棚里停着那辆“出了毛病”的轿车，最大的“别克”。就在它的前头，还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出厂的绿色、四座的“标致”
敞篷汽车，里面装着绿色的皮里子，真美极了！
李厅长和他的司机在他的中国式的住宅前面等着，当纽曼和李厅长互相鞠躬致意后，一名随从开始为他们的谈话作翻译。李子侯对他能来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翻译介绍了司机对汽车的毛病及其症状的看法。司机说，在他几次开着“别克”送厅长和他的家人在第一个空袭警报红球升起来时，穿城而过到城外去的时候，汽车发出可怕的噪音，其他的场合就再没有用过这辆“别克”轿车，李厅长出外活动时，还是坐他的人力车。纽曼建议把车开出去试验一下，由司机驾车表演一下翻译所描述的噪音。李厅长坐在后排，他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城里开了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他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纽曼分析产生巨大噪音的原因有两个：每当汽车陷入昆明大街上慢慢移动着的人群，而且又有行动缓慢的水牛和猪挡在前面时，司机没有把排档换到较低的一档，汽车的发动机因此不得不沉重的工作而发出响声。而这种发动机的点火定时又只适应美国的高辛烷汽油。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必然要导致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声音。他没有批评司机，怕丢他的脸，而是做了惟一实际可行的事：他把这辆“别克”车的点火定时大大地调慢了，具体就是拧紧了一个小螺丝钉，把分电盘的定时调节向后转动，再把螺钉拧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车子跑起来发动机再也没有任何噪音了。老实说，这辆车因而马力小多了。但这又有谁在乎呢？
你要是看到厅长当时的那副表情就好了，纽曼成了伟人，一个在他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回到他的府第时，他得到了一笔确实可观的酬谢。厅长注意到了他曾用赞赏的眼光看他的“标致”敞篷汽车，他通过他的翻译告诉他，既然他的“别克”车修好了，他也就不会再坐这辆小的“标致”汽车了。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他的感激，还有什么比把这辆新的绿色“标致”车送给他更好呢？当然，他拒绝了，但毫无作用。
翻译站出来说，如果他再继续争执下去就是对厅长的不礼貌了。因此，他突然之间在中国有了一部汽车。他也就这样像一只浑身油泥的猴子，突然间成了一辆装着皮椅的敞篷汽车的车主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他离开厅长宅第时，守门人又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3张崭新的面值为100美元的钞票，两倍于他在“提萨”修车厂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他骄傲地驾驶着他所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回到了“模范村”。
第二天早上，纽曼又收到了民政厅长的一封信，是由厅长的翻译执笔，用流畅的英语书写的。信中提到，既然他如此成功地使他的“别克”
车得以复原，是否可为龙主席检修一下他那由7辆车组成的车队，这些车是龙主席自己1辆，4个太太和2个儿子 （一个12岁、一个 10岁）
每人各一辆，龙主席家的车大多是美国造的，儿子的车是小型的英国“奥斯汀”。纽曼把龙主席自己坐的车和一个儿子车的刹车、离合器和油门的踏板，都用木块垫起增加高度。顺便说一句，龙主席的两个儿子开车开得很好。此外，李厅长请求他今后每个月都到他的车棚来检修一下他的“别克”。
一辆崭新的“别克”，驾驶的最高时速不过20英里，不管驾驶员技术有多不好，在白天有空袭的日子里，每月行程仅三四百英里，是不大可能出什么毛病的，但纽曼还是得小心些，不能让厅长丢面子，他毕竟赠送给了他一份很了不起的礼品。自此以后，纽曼每个月都开着“标致”
到厅长家里去一次。一次当他在上午9点钟到达的时候 （当时日本人把 他们在1941年秋季的轰炸时间从上午10点往后推了），他发现“别克”
车已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四个轮子都垫在木块上，在车底下铺着一块红色的毯子。侍卫们站在一旁准备随时出手相助，当然绝无此必要。厅长是为了让他舒服些。他让人把他的大红竹圈椅，摆在离“别克”车棚100英尺远的地方，他坐在那看他干活，并要确保要他干完活后受到他事先交代部下所应该给他的适当照顾。
每次上厅长家去的程序都一样，在正式问候致意之后，纽曼就钻到“别克”车底下去检查。这只是画蛇添足，实际上没有可修的，况且他 当学徒的时候第一课就是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坏，就别去动它”，于是他就只是把滤油器擦洗干净，每三个月换一次润滑油，有时候他查看一下火花塞和点火断电器的接触点，擦洗一下汽化器的空气过滤和检查一下刹车，有一次他重装了减震器。每当他让翻译告诉厅长车没有什么毛病，应该减少来的次数时，厅长总是充耳不闻。很显然，厅长深知“预防重于修理”的道理。在磨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纽曼从车底下出 来，让他的中国主人感到他确实对他的“别克”车下了一番功夫，以使它百分之百地可靠。这之后，一位副官捧着白瓷脸盆，另一位身着制服的副官往脸盆里倒温水，还有一位副官拿来香皂，托着毛巾侍候使用。
厅长家的那些佣人恭敬地与厅长保持着一段距离，围着厅长站了个大的半圆，他当着这所有人的面洗脸洗手。
然后就是厅长通过翻译问每次必问的问题，他问他是否可以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这种一个月一次的午餐上，在座的总还有昆明的防空司令和昆明市市长，他们也都已成了他的主雇。在空旷的大餐厅里摆上一个圆桌进餐，菜一道接一道，每上一道菜，主人都要按照习惯，用他自己的筷子先夹起一点儿，放到贵宾的碗里。午餐最后上米饭和汤。进餐时，主人和客人随口把鸡、鸭或鸽子的骨头吐到地板上，厅长家两只狗等在桌子底下，骨头掉下来后立即被它们吃掉。吃饭时很少讲话，每个人都专心吃饭。
有一次上的米饭是加有佐料的，纽曼先不知道这一点。他熟练地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嘴里，扒了一满口，直到这时，他忍不住咳嗽，眼泪也流出来，他噎住了，一口把米饭全喷了出来，然后又剧烈地咳嗽着。饭粒喷了一桌子，他连忙道歉，但听到的却是翻译对他说：“厅长万分遗憾地请你接受他的歉意，这种饭实在是上不了桌面的，尚请见谅。”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实在是无与伦比。
3. 美国志愿军航空队的机务长
1941年12月8日，昆明，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纽曼刚要离开屋子往车库去的时候，他的邻居克莱尔·李·陈纳德正要坐进他的老福特汽车，陈纳德叫住他：“你听到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了吗？”
他摇了摇头，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甚至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陈纳德简单地讲了那个星期日早晨夏威夷发生的事件，并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缅甸有三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驱逐机中队使用美国P—40飞机，其中一个中队几天后即将在昆明降落。他是这三个中队的司令，中国空军给他的军衔是上校。
陈纳德问纽曼是否愿意放弃修车店的工作，参加由退伍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跟机械师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提前终止了和美国政府间原订的4～6年的正式合同，他们要和中国空军一起参加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三个中队的美国人全部都是自愿者，他们从1941年的中期开始，已经在仰光以北根据陈纳德上校制定的规则进行了密集的再训练。当时他们所用的柯蒂斯P—40战斧式飞机，还是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在缅甸腊茂附近装配完成的，该地为中缅前线的英国防区，用以躲避日本的空袭。252人和两名护士组成了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即 AVE（AVG，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继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进入中国以后，在汤姆·柯克兰的指导下，华盛顿秘密拟订了另外两个自愿飞行大队的长远计划。柯克兰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和有名的“神童”之一。此时，在中国有一个意大利战斗机大队，又有几个俄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由于都是西班牙内战时用过的过时装备，实际上帮不了中国什么忙。
纽曼当场决定：“好，我参加。”这一仓促的决定，在久经世故、见多识广的人看来是轻率的，而他的答复是来自 l7个月对陈纳德的信赖。事实证明这是他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断。他把“信得过汽车修理店”交给了两个月前到店里来的一德国难民，把心爱的绿色篷车“标致”还给了民政厅长，同前两个中队美军人员一起住进了“第一招待所”。
队里约有50人，部分志愿人员是在珍珠港事件6个月前，冒充旅游者从美国到缅甸。他们在护照上填的职业，从音乐家到银行副总裁，干什么的都有。这些人和两名护士都穿着运动衫、戴着草帽，挂着照相机，乘坐“Jaeggers Fonrtaine”号荷兰游艇来的，他们全都有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批准（据说连国会都不知道这件事）。纽曼对在昆明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的印象如何呢？他喜欢他们。他们都对他好，这些多数为大学毕业的军官与被征召的士兵，在对待中国人，特别是在对待中国姑娘的言行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在美**队里服役多年的士兵爱喝酒、打扑克牌，又粗又野，互相之间直呼其名。在这里美**人则不同，他们把藏在皮夹里的父母姐妹和狗的照片拿给纽曼看，他们不怕麻烦地教他学美国生活方式，过去他从未听说过“木屋牌”枫树糖浆烤饼和方格煎饼，当他在吃早餐时，听到一个美国人喊：“山姆，把果酱干掉！”他不明白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什么棒球赛和美式足球赛。有一次，纽曼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在街上，前面有一个穿紧身丝绸衣服的漂亮中国姑娘，这位得克萨斯州人叹了一口气：“我真想咬她（ass）一口，就是让她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纽曼实在想不出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念头，他也不懂这三个字母“ass”代表的就是屁股，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为此而死。不过，当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尔曼”时，他却了解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赫尔曼”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甚至到现在有时候还有人做绰号称他。1944年，有一次，他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一位在印度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收信人地址写得很简单：“寄中国，美国空军赫尔曼收”。真有意思！
和这些大兵相比，美国志愿飞行大队里部分军官和飞行员都很内向、安静而且彬彬有礼，他们始终与地勤人员保持着距离。在志愿人员中没有正规的军事礼仪或衣着规定，根据陈纳德指示，他们在中国为了与日本人作战，不是为了展示军容，不必拘泥于衣着和礼仪细节。
1941年12月中旬，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到昆明参加防御作战，昆明市民的生活条件就大大改善了。日美空军在昆明的一次交战中，由于中国有一套优良的预警系统，美国志愿队在日本飞机到达前一个小时便进入警戒状态，并有充分时间飞到高空等着日本飞机。那次空战中，9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日本轰炸机，因为事出意外，在仓皇应战中被打下5架，其余几架也受重伤，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坠毁了，因为据发自河内的可靠消息报道，只有一架轰炸机返回了基地。5日后，又来了9架轰炸机，又被打下5架。日本轰炸机行动笨拙，速度慢得出奇，而且在回航之前拐个180度的大弯，这时，缺乏掩护的机腹和机翼部位就成了飞行缓慢但火力猛烈的美国P—40飞机的理想目标，因此日本飞机容易受到攻击。
这次空战后，习惯于以V字形飞行的日本轰炸机，再也不到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来了。
在1942年3月仰光陷落于日本陆军以前，美国志愿飞行大队中最后一个中队，由于敌人的行动和事故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前线。这三个中队频繁地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以便阻止日本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的任何地区，他们在飞机螺旋桨壳盖下画上了鲨鱼牙齿，与某些德国的 ME—190战斗机一样，飞虎队的队徽则是华德·迪斯耐创作的，是一只带有蓝色小翅膀的老虎飞跃进一大V字母（V代表胜利）。美国志愿军很快就成了中国和美国的英雄，因为他们取得了14比1的战绩，即每击落14架敌机自己才损失一架飞机。这个战绩令人瞩目，尤其是在 1942年头几个月，受创的盟军急需鼓舞人心的战事新闻的时候。美国志愿飞行员有一个条件比日本飞行员优越，即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的上空，跳伞离开受了重创的飞机，并且保证能够得到好客的中国人极其友好的接待。相反的，尽管日本人提出悬赏，交出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就给10000元现金，中国人却宁愿立即把飞行员送回基地。日本飞行员根本连降落伞都不带，他们被中国人抓到也是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快就领悟到空中优势不再专属于他们了，并随即做了调整以对付美国志愿航空队，从此只有当他们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时候，日本飞机才能袭击他们的基地。1941年12月在昆明遭受巨大损失以后，假若没有“零式”战斗机护航，日本轰炸机再也不敢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白天空袭了。
与蹩脚的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却很高级。它有两挺三○口径的机关枪从螺旋桨处射击，机翼上各装一门 20厘米的机关炮。比起自重两倍的美国战斗机，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好得多，航程远，爬升快，飞得高。“零式”战斗机的发动功率和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一样，但是飞机的重量却要轻一半，因而1937年设计的“战斧”P—40飞机性能和“零式”战斗机相比之下就显得很笨拙。但结实笨重的P—40飞机被打得满身是洞像瑞士奶酪一样时，还能继续飞行，而“零式”战斗机被五○口径机关枪射出的燃烧弹击中时，便爆炸成一团火球了。
美国志愿航空队当时只有数量很少的飞机，但要防卫中国的大片地区。为了欺骗日本人，中国木匠用竹子和木头做出了惟妙惟肖的P—40飞机，假飞机上画了中队的队徽，甚至飞虎队的鲨鱼牙齿也画上了。因为伪装得非常像，以致一次警报响起时，一名有点喝醉了酒的飞行员，把假飞机误当成他的飞机，从木头翅膀爬进了驾驶舱。到了晚上，他们把假飞机搬到了一个地方，让每天早晨从高空飞越他们基地来侦察的“偷摄者”，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架飞机。
1942年中期，日本空军开始把飞虎队当作“真正的对手”，认真地对付起来，他们派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我们天皇空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时进行一场战斗。”他们所有的人都怀疑这是阴谋诡计，只有克莱尔·李·陈纳德例外，他非常了解日本人。命令另一个空军基地的一个中队，于 6月28日当天，和已在桂林的空军中队一起参加决斗，四架P—40飞机在约定时间前10分钟飞到机场西南方，在上空的有利地位保持背朝太阳。
两个中队剩余的26架P—40飞机的发动机启动，并保持慢速在跑道尽头待发。
6月28日下午3点差15分时，陈纳德将军命令飞机起飞。快3点时，“零式”战斗机十分准时地出现了，地面无线电刚向上空的4架飞机发出警报，60架天皇空军的挑战者飞机已进入空域。1分钟内，20架已经开空的P—40飞机，已用最高的爬升速度进入上空。正在盘旋着的4架飞虎队的飞机，从太阳里钻了出来，向“零式”战斗机猛烈地射出一连串致命的机关枪子弹。头6架“零式”战斗机被太阳光迷住了眼睛，还没有看清进攻的飞机就冒着浓烟坠到地上或在空中解体了。而P—40飞机早就得到命令，不要陷入敌众我寡的绝境，必要时以俯冲解脱格斗，飞虎队当时只是怀疑，但不知道日本战斗机不能快速俯冲。战斗就发生在桂林机场上空，飞机在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
10分钟之后，对方的燃油都用得差不多了，敌军撤退了。这短短的 10分钟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日本人损失了14架飞机和机上飞行员，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有4人跳伞，但无1人伤亡。
1942年6月底，接到通知，美国志愿飞行队不久要解散，由正规的陆军航空队接管。7月3日，美国志愿飞行团解散的前一天，已经闻名世界的飞虎队全体人员，被邀请去参加桂林当地商界举行的晚会。一群身材苗条，从上海和香港逃亡出来，会说英语的漂亮姑娘，穿着轻飘飘的丝绸旗袍，黑头发上戴一朵花，站在人行道上迎接他们。他们坐卡车从10英里以外的机场到城里来，下车以后，姑娘们一个个挽着他们的胳膊，在主人的掌声中陪着他们走进宽敞餐厅，满怀感激之情的商人们筹备了这场晚会，他们称之为“慰劳晚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晚会，一直开到深夜……
飞虎队干得这么出色，为什么要解散呢？原因很简单，陈纳德遭到美**政部的联合反对。他们不给他补充飞机，不提供弹药不给他足够的零件，从来不全力支持仅仅有253人和2个护士的飞行大队。美国许多航空队的将军都嫉妒陈纳德，这是因他从一个中学教师，航空队退伍的上尉，竟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纽曼以为还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原因，这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和正规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同样作战，在战争中同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优厚待遇，但一个小小的空军大队，却从中国政府那儿得到几倍薪资，而且每打下1架日本飞机还另有现金奖励。
美国退伍军人上尉、中国空军上校陈纳德，被征召在中国重新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罗斯福总统提出立即给他连升四级为空军准将，陈纳德同意了。思想缜密的陈纳德想得很周到，他事先没有告诉纽曼，即向军政部长亨利·史汀生提出要求，让他在美国志愿飞行队解散以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42年7月4日以后，志愿跟随陈纳德留在中国的原飞虎队人员的作战经验，对第一批刚来中国还没有经验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人员来说，那是十分宝贵的，这些留下的人，无论是士兵或是军官，都得了晋级的鼓励。尽管如此，251人中只有35人留了下来。
留下的人这么少，是一份“海外征兵法”的威胁造成的。这份文件是在十四航空队正式接管志愿飞行大队的前夕，用非外交语言向集合的志愿飞行大队人员宣读的。根据法令，美国人只能在美国国土上应征服役。据说，军政部派了克莱顿·比塞尔准将到中国来，是为了尽可能说服更多的志愿队人员留下来，加入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志愿飞行大队的人都爱他们的“老总”，但不要比塞尔插手，可是比塞尔暗示他有完全的指挥权。志愿飞行大队的人教中国小孩站在马路边翘起中指，对过路的美国人扯着嗓门喊：“Piss on Bissel！ Piss on Bissel！”（臭比塞尔）孩子们当然不懂这几个英文的意思，志愿队中的人员掀起的这场对比塞尔将军的“亲善”运动，像野火一般在昆明地区蔓延了一两年。
有几个志愿队人员回美国后就应征入伍了，绝大多数人员在外国找薪金较高的民间工作，在与美国国防部订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或者为美国厂商装配坦克、吉普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是在“租借法案”项下，从伊朗南部沿海运往俄国的。
为飞虎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期已订好，飞虎队员们即将离去。福斯公司电影新闻部准备把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拍摄成电影，那些志愿留在中国的人员和当时为交接工作决定多留两星期以协助陈纳德将军的人员编成三个排，以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40战斗机作背景，虽然纽曼从没有受过任何美军的基本操练，但仍被说服去充充数，捧个人场。
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知道美**队的口令和德国的相似，动作也差不多，陈纳德为了保险起见，把他排列在一排人的中间。他们告诉纽曼，“不要怕”，“当叫出预令时，你旁边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每一个 军事操练的口令都分为两段，前面的“预令”是告诉你将要做什么动作，几秒钟以后再发“动令”，那就是行动的时间了，纽曼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当喊出“散开”口令时，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样做还差不多，接着又听到叫“向后……”口令，这是向后转180，他旁边的一个兵提醒他，三秒钟后叫出“转”字时，就应该立即转向后。最后，动令喊出来了，他也转了，不过美国和德国执行这个口令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他转身向左转到180度的四分之三时，突然发现别人都是按美国规矩往右转的，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用左脚跟转去，然后再按美国方式向后转，福斯公司只好把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剪掉几英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美国的军事操练。
1942年7月4日傍晚，在桂林军营，飞行大队医官杰特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的办公室里，纽曼宣誓加入了美国陆军，当一名中士。他们给他一块“模压”的小金属牌，这种金属牌是挂在士兵的脖子上，用来鉴别身份的，叫“狗牌”。他的狗牌上刻着ASN10500000（Army Seria LNumber）
军籍号码，他们告诉他，1代表士兵，第一个0代表无地区（美国分九个地区，用1～9来表示），而他号码中的5这个数字，只是为了使编号看起来更真一点，随便编上去的，不然的话，陆军兵籍编号10 000 000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他在两张文件上签了名，纸上印的小字连看也没看，因此也不知道一张文件上写着：“为防备被德军俘虏，我只能在日本前线服务”；另一张文件上写着“身为敌侨，我没有资格被任命为军官，被授予勋章，我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美国”。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提升为上士，后来又升为中队军士长，这是军士级中最高阶层了。纽曼在14航空队开始服务，在第76战斗机中当了机务长。第23战斗机大队有3个中从，第76中队是其中的一个中队。23大队由原飞虎队的35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是罗伯特·李·斯各特上校 （他后来写了《上 帝随我同飞》这本书），他不是飞虎队员，陈纳德将军是他的上司。尽管我们已是正规的美国航空队的一部分，供应却仍然极少 （北非战事截 留了很多运往中国的物资），日军到达滇缅公路的西端以后，立即封锁了滇缅公路。此后，除了从印度东部阿萨姆飞越20 000英尺高的喜玛拉雅雪山的低峰 （有很多山峰超过23 000英尺），运来一批物资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一些飞机飞离印度的阿萨姆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在几乎终年都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飞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撞到山峰便坠毁，因此，更增加了补给的困难。
在美国航空队中国特遣队里，分配纽曼的第一项任务，是摸回到已撤退的桂林前线基地，修好原志愿队用的三架P—40战斗机，使它们能飞到后方去。他和一名军士从天不亮干到黄昏，天天如此，终于把这三架飞机修好了。最后一天，中国基地司令为他们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美丽的韩国姑娘安吉拉·艾。安吉拉三年前从汉城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香港，最后又从香港逃了出来，她每次总能在日军到达之前离开险地。安吉拉像许许多多的难民一样，步行了 200英里，穿过无数田野山丘，才到达安全地区——美国空军前进基地，她父亲担任过韩国驻柏林的大使，她叔叔是韩国首相，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安吉拉会说流利的德语，几个月后，她救了纽曼的命，纽曼后来和她成了知交。第二天，他和军士就到云南昆明他们的主要基地去了。
中国政府从纽曼这里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作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给他母亲去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将荣幸地欢迎一位帮助中国的人的母亲前来中国。”他母亲先取了份德国旅行护照， 1942年 10月，她先乘鲁汉沙航空公司飞机从柏林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沿中俄边界到达阿尔玛·阿塔，再在那里搭乘欧亚航空公司 （鲁汉沙航空公司的子公司）的飞机到达昆明，途中在新疆的 哈密停了一夜，到昆明时，她像往常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由于纽曼加入了美国航空队，他的老邻居陈纳德认为，让他母亲一个人留在战火弥漫的中国不安全，他向纽曼建议，让他劝他母亲乘一架运输机飞越驼峰，然后从孟买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开罗，从开罗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耶路撒冷。自1943年起母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和他姐姐一起生活。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母亲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她生前遍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
4. 拼装日制“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在昆明我们中队机库里，纽曼和一批刚来的美国兵站在一架P—40飞机的机翼上，他正在讲解对作战飞机如何维修，以及与在美国课堂所学的差别时，高个子中校布鲁斯·凯·豪洛威（战后他成为了美国空军副总司令部的四星将军）大步走到机旁，对着他说：
“纽曼，老总要立即见你。”
从机库到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大约只需3分钟。到了那里后，将军说：“纽曼，我们搞到了一架很好的零式战斗机，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面日本人占领的海滩上捡获来的，他们把飞机拆卸后拉到内地来，他们说是把弄到的所有东西都通过日本封锁线运过来了，但恐怕有不少零件被损坏或丢失了。我们在过去9个月中打下的很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一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零件。这儿有一张图，残骸所在地地点都标在上面了，你们要设法拼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先试飞，然后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抗比较。你看如何？”
纽曼一时语塞，千头万绪涌入脑中，德国人、军士、最有名的、神秘的、令人羡慕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他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老总又说：
“能使这样一架该死的飞机飞起来，对美国来说是极重要的，除你之外 没有人能办得成这件事。”
“谢谢。长官！”纽曼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陈纳德给了纽曼一张写有中英文的通行证，上面已贴上了他的照片和陈纳德的签名，纽曼只须按一个手印就行了。通行证给了他在运输等多方面的优先，提审日本俘虏了解有关飞机的事项，以及取得中国当局的最好的协助等。关于这架飞机的图纸、说明书等等什么都没有，要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而且是美国人手里的第一架零式战斗机，这对任何一个工程师来说都是一项有趣的挑战，纽曼挑选了得克萨斯州出生的马凯军士，也就是在几个月以前，情愿让中国姑娘把他整死的那个美国大兵当他的助手。还有6个中国机械人员，在存放飞机残骸的地方等着他们。
这个被列为“机密”的任务，预定在靠近前线的一个紧急备用跑道几英尺以外的树林里进行，当然那儿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源，他们干活的工具就是扳手、手摇钻、鎯头和各种铆钉，还有一个用来加热和矫直螺旋桨叶片的炭火炉。他们把连着机翼的机身，架在3只50加仑的空汽油桶上。当他们从打落的其他零式战斗机上拆下零件时，立即明白了这些飞机不是整批生产出来的，这为他们提供了极重要的情报。全部零件在最后装配以前都要锉修，原装的轮胎被中国农民割掉做了鞋底，他们无法恢复原状。他们只好把一架老式美国霍克双翼飞机上的轮胎拆下来，装到了零式战斗机上。那些用来包零式战斗机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日本蒙布，已被用来做了衣服。为此，他们就用中国的丝绸涂几层漆来代替。
日本飞机的设计原理非常新颍、聪明而有趣。像现在从“日出之国”
进口的汽车一样，零式战斗机具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明。它的冷却器、油箱、美式螺旋桨和发动机装成一个整体。只用四个大螺钉就固定在飞机的火墙（即机头前后的隔板）上，全部燃油、润滑油、压力、温度和其他管道，都连到一个简单的“快卸”接线盒上，安装或拆卸一台完整的日本发动机以及飞机螺旋桨和滑油冷却系统，只需25分钟至30分钟，而美国飞机柯梯斯P—40或较新的北美P—51，干同样的活却需要五六个小时，这种显著的时间优势，在战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空中多一架飞机可能意味着赢得胜利，而地上多一架飞机，就留给敌人做炮击或轰炸的现成目标。零式战斗机的左右翼与驾驶舱浑然一体，减轻了接头和螺杆的重量，它的起落架很轻，只有P—40飞机起落架的1/3重，瞄准器和氧气装置等其他组合体，与德国和俄国的设计相似或是他们的翻版。
他们敢肯定，日本情报部门已经觉察到他们要修复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行动，他们企图阻止他们探索零式战斗机的秘密。日本侦察机每天在他们工作地区上空盘旋，想找到他们隐藏飞机的地方，但伪装技术优秀的中国士兵，使他们的希望无法实现，两个月后，他向司令部发出飞机能够飞行的密码电报，他们急于尽快地把这架飞机转移到桂林他们自己控制的战斗机前进基地去。他们给飞机加了100号燃油，在机腹下安装了一只日本造的副油箱（这种副油箱可以在飞机参加战斗前立即扔掉），也灌满了75加仑的燃油。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样做是最愚蠢的。
第二天上午，l架B—25轰炸机在前进机场的短跑道上着陆，随机来的是将要首次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的约翰·艾利森少校。他是个技术顶尖的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空中英雄，还记得当时的战时歌曲“强尼击落了1架零式战斗机”吗？为了保护起飞区域以及将这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至桂林，4架P—40战斗机在上空盘旋，纽曼先把零式战斗机滑行到沙石跑道的尽头，然后让艾利森坐到机舱的位子上，发动机一直没有停机。他站在机翼上，身体俯在驾驶舱里，给少校指出各种发动和飞行操纵系统安装的位置，以及如何阅读日本仪表，然后祝他好运。他们不想在备降跑道上多耽误一分钟，总是担心日本轰炸机可能随时出现而使他们前功尽弃。纽曼冲向旁边那架也一直没有停机的B—25飞机，爬上伸缩梯，钻进了尾炮塔的玻璃舱内，他俯卧着，准备好了照相机。
他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方低空盘旋，发现零式战斗机的螺旋桨不转……。B—25轰炸机只好再次降落。他赶到少校那儿，较详细地向他说明应移动那个操纵杆，可避免发动机停机。两个中国机械士帮着摇动在飞机一侧的曲柄，再次启动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的他建议少校先起飞，然后低而慢地飞往他们在桂林的空军基地，使他们的轰炸机能赶到前面去，纽曼想摄下这架珍贵的飞机在飞行时的姿态，然后再赶在它之前在桂林着落。艾利森少校应在机场上空低飞以便他观察起落架放下的位置，如果没有问题，他就给他发出约定的着落信号。
这次艾利森向前推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没有停机，纽曼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但他看到零式战斗机先摇动了一下 （这是少校对各种操 纵系统的性能作测试反应），然后便拔地而起，他的心是多么激动啊！
少校收起了轮子，以飞行员传统的表示“没问题”的方式——摇动机翼，从他们头上飞掠而去，他祈祷上帝保佑平安无事。
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数百名大兵站在跑道的两侧，陈纳德将军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派特里克·赫尔利也专程从重庆赶来了，4架P—40飞机仍在他们头上高空盘旋掩护，按预定计划，他们乘坐的B—25轰炸机先降落，艾利森在机场低飞通过时，这架零式战斗机在他眼里真是了不起。少校低而慢地飞过，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他摇动一面绿旗，准许他降落。
艾利森少校灵巧地驾驶着这架美国飞行员从未飞过的飞机，他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进场，让飞机轮子轻轻地着陆。由于他们没有日本飞机上专用小电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机内也没有起落架放妥的警告灯。发动机油门收回后，飞机仍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滑行，突然间，飞机的右起落架向内倾斜，右机翼的翼尖触到沙砾跑道，扭曲了螺旋桨叶，也折断了机翼和机身。75加仑燃油装得满满的副油箱也被撞得粉碎。
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居然没有受伤。飞机在弥漫的尘土中摇摇晃晃停下来了，跑道上撒了一地的100号汽油，飞机居然没有着火，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生爆炸、着火，也没有伤人。
假如你想知道一刹那间从“洋洋得意”到“垂头丧气”的境地心里是什么滋味的话，只要想想纽曼和零式飞机在中国着陆的情景就够了，他当时是什么感觉？糟糕透了！真的，他都准备好从腰里拔出科尔特—
45手枪自杀。尘土消失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他检查了残骸，他立即找到了这场不幸事件的原因：飞机起飞时，一小块碎石被螺旋桨吹进起落架，这架零式飞机是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甲板上没有沙石，因而它的起落架公差精度比陆军用的零式飞机高，陈纳德立即命令把损坏的飞机搬离跑道伪装起来，并命令纽曼把这架飞机重新装好，他简直预料不到会得到这样的信任。
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学徒时期，纽曼也没有这么拼命干过，一天工作没日没夜。他的动机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急需这种飞机的性能资料，以便制订作战战术，更为了不辜负陈纳德将军对他的信赖。
在桂林机场跑道两英里外，有个机库，那儿有使用电动工具的电源。
由于这架飞机的机尾部分一点没有损坏，他们把它拆卸下来，装到一辆平板卡车上，让一个中国司机开车把它运到那个伪装的机库。马凯军士和他随着平板车，用手扶住很轻的机尾，不让被风刮跑，没想到卡车司机想抄近路，离开公路从两棵大树中间穿过去而两棵树之间的距离不够装配起来的机尾水平尾翼的宽度，司机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纽曼发现几秒钟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时，他拼命地敲汽车驾驶室顶棚，可是已经晚了！惟一没有损坏的部分——机尾，现在也需要修理了。
他、马凯和几名中国人一起修复飞机的时候，正值1942年雨季。和一年前一样，他们中队撤离了桂林，他和马凯军士留下，还有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和几名以前共过事的中国机械士。在飞机修复工作即将完毕时，由于过度劳累，筋疲力尽，纽曼病倒了。伤寒、疟疾（他以前得过两次）和黄疸病同时来了！他高烧至106度，每隔36小时就冷得浑身发抖，打寒战，附近没有美国战地医院，就在此时，他的韩国朋友安吉拉来救了他的命。她让当地的中国医院安排他住了院，用挥发很快的航空汽油给他擦身，使高烧退了下来。美国无线电报务员让安吉拉和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通话，她请求立即给予帮助。不到18个小时，他躺在担架上，被安置在专门派来接他的C—47飞机里，机上有医生、护士，还有牧师和安吉拉，将军让安吉拉陪他到昆明医院。
医院的大夫立即把他隔离了起来，只有安吉拉和将军本人能来探视。陈纳德不考虑医生的意见，指示主任医师只要纽曼一旦恢复得可以回去修飞机时，就立刻让他出院。零式飞机的修复工作已停顿了，等着他回去。
三个星期以后，纽曼对医生说：“行了，大夫，让我走吧！”医生认为他哪儿都不能去，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赢了，可是后来的情况证明医生是对的，送纽曼的飞机升空后不久，纽曼就喘不上气来，飞机只好在最近的机场紧急着陆，离昆明只有100英里。过了两天他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医生非要他戴上氧气面罩，尽管飞往桂林的高度还不到10000英尺，但还是那样做了。
他穿着有毛里衬的飞行服，裹着毛毯，坐在零式飞机旁边的帆布床上指挥修飞机。就这样又艰苦工作了两个星期，这架飞机又能飞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到昆明的空军司令部，飞行员是他的中队长，格兰特·马霍尼少校 （他后来死在菲律宾）。为确保不再发生起落架故障，他们决 定把轮子保持在“放下锁妥”的位置，450英里的飞行一帆风顺，安全降落后，纽曼方在这架飞机的周围布置了宪兵来保护，防的并不是敌人的阴谋破坏，而是喜欢猎取纪念品的美国大兵，在他的疟疾病治好前，他不得不留在桂林，他所在的战斗机大队队长拍来电报：“零式机正常，你返回前不再飞，——豪洛威。”回到昆明后，他再次检查了飞机的各个系统，然后开始了比较试飞，用他们的零式战斗机与美国的各种飞机进行各种模拟格斗。
概括说来，从每次空中遭遇中，他们都看到零式飞机重量比美国飞机轻一半，使某些飞行能具有极大的优势。它怎么会这么轻呢？除了纽曼前文中曾经提到的诸如机翼与驾驶舱是整体的结构之外，日本军方把飞行员的装甲保护全部拆除了，又去掉了一英寸厚的自封油箱。这种油箱在被子弹打穿的情况下，自封材料是很有用的，但却减少了载油量，也减少了飞机的航程。日本人还把发动机的电动启动机去掉了，电动启动机不仅自身重达10磅，而且还需要一个很重的电瓶和粗铜线来带动起发动机马达，他们使用更轻的铝合金，采用聪明的设计思想，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去节省关键性的重量。
但是，事情总是有利有弊的。零式飞机太轻、太单薄了，纤维蒙布的飞行操纵面又是如此脆弱易损。因此当它要甩掉跟在尾巴后面的美国重型战斗机时，却不能很快地俯冲！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确实还是发生过。他们的飞行试验评估之后，司令部向在中国的飞行员发出指示：“只与零式飞机交手一个回合，发出全部火力，然后赶紧脱离，俯冲！绝对不作一场英勇缠斗的念头……”豪洛威上校叫纽曼写一份零式飞机的情报，给俄亥俄州戴顿城怀特基地的技术专家，所有敌机的资料都在该地作分析，他努力用英文写完了报告，信差将它送到了美国，他收到的回条上这样写着：“纽曼军士，请你用德文写报告，他们不懂你写的英文。”
1943年3月15日以前，零式飞机与他们在中国所有各种可飞的飞机作比较的鉴定飞行完成后，华盛顿美国空军司令部将这驾飞机运往美国。飞机先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去兜售战争债券，然后同设在戴顿的美国技术情报组织对它作检验。
第二天，纽曼和马凯军士乘一架B—25轰炸机，飞在零式飞机的前面，越过驼峰，穿过印度，从汀江 （阿萨姆）到喀拉奇，曾在亚格拉和 包格普两地停留，在每个停留地，他们都对零式飞机作检查和维修。四架派来保护这架日本飞机的P－40飞机都出了问题，在长途飞行中的每一段就有一架飞机出毛病，结果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到达喀拉奇，零式飞机却什么毛病也没出。马霍尼少校驾驶着这架飞机，一路从中国飞到印度西海岸港口降落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国的掩护飞机。那儿的人看到有一架零式飞机停在他们的跑道中间，都感到非常惊奇，纽曼想，如果有一架美国飞机把它打下来，那会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呢？
零式飞机在喀拉奇分解，然后用货船经澳洲运往美国。他们降落几小时后，驻印第10空军司令比塞尔少将来看望他们，表示可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3天后他的车再次出现，守卫在他们分解零式飞机的英国 P－101巨型飞艇机库门口的两名宪兵举枪致敬。一位头发灰白、身穿绉褶短皮大衣的绅士，和比塞尔少将一起从车里出来，这位年长者围着飞机走了一圈。飞机的一部分已拆卸下来，机身又架在三只汽油桶上，然而这个老头爬上左机翼并且要进入驾驶舱的样子，使纽曼不得不出面劝止，他告诉他飞机放杆不稳和这架飞机对他们空军是多么的重要，请他立即下来。
纽曼注意到了他衣领子上的四颗小星，但没有多去想它，他想他一定是一个来收集纪念品的新闻记者。这位灰白头发的人顺从他的要求从飞机上下来，道了歉，然后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诺德。”
“很高兴见到你。”纽曼说：“我的名字叫纽曼。”
比塞尔将军吓呆了。他示意他到一边，悄声地说：“这是我们的最高司令，海普·安诺德将军。”他很尴尬，反过来向这位四星大老板道歉，而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他非常和蔼可亲，因他没有认出他来而乐得合不拢嘴。他了解他的过去，指示比塞尔将军通知陈纳德将军，他已经命令他到西海岸去，等装运那架零式飞机的木箱到达加利福尼亚或奥勒同后，由他来重新组装零式飞机。
两个星期后，印度木匠做好了三只大木箱，其中一个特大箱子是装驾驶舱和相连的机翼的。为了在美国重新组装方便，纽曼把所有重要的连接部分都做了标记，然而他的美国之行却未能实现。美国政府派驻新德里的官员，查看了他在1942年7月4日签字的入伍文件，底下印着一行小字，他气疯了！一个小文官竟可以违抗四星将军的命令，这种事情在德国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陈纳德将军没有命令他返回中国，而是让他在加尔各答基地医院彻底休息，疗养一个月。这是他几年来的第一次休假。
纽曼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在中国不仅陈纳德将军赏识他，而且他的中队长和大队长也很喜欢他。1971年，四星将军布鲁基·凯·豪洛威—
—战略空军司令，在空军年会的讲话中，谈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担任他的中校大队长时，是这样提到纽曼的：“有纽曼当我的机务长，就如同由凯德林先生来管理一个当地的雪佛兰修车店一样……。”
（查利·F凯德林是通用汽车公司有名的工程师、发明者和研究顾问）
5. 忙碌在桂林空军基地
纽曼在加尔各答的那段日子过得还不错，病床上铺着舒适的垫子，有热水浴，军人伙食也挺可口。加尔各答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他常到那些时髦的咖啡馆坐坐，吃着冰淇淋，瞧那些白色的“神牛”满不在乎地在闹市街头徜徉，阻塞了汽车和有轨电车。这样的街景正像他在1939年飞往中国途中所见到一样，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们。
每日清晨，她们在加尔各答用沙袋和茅草搭成的后方医院里来往穿梭，给病人分发牙膏、口香糖、平装书之类的小礼品。她们年轻，长得又漂亮，身穿平整的淡蓝色制服，明眸皓齿，个个都很惹人喜爱。在中国，除了从挂在卡车上的白床单上看到电影或偶尔有像金凯丝·福尔肯的格这样的明星来看看他们之外，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女人。
纽曼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位红十字会的姑娘，她叫弗吉亚，加利福尼亚人，一头金色秀发。那时，每天清晨，当她来到他们病房时，那些病号们就对她起哄吹口哨，他为此十分恼火。在德国，对姑娘吹口哨被认为是侮辱行为。于是他和邻床的一个家伙大动干戈，他也是一名军士长。
末了，以他的鼻青脸肿和他的右臂骨折而告终。院长只好出面为他们调停，并友善地向纽曼解释说，如果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没有得到美国大兵赞美的口哨，她就会因此而感到沮丧。
纽曼在那里消磨的时间也许太长，开始不安起来，后来他终于离开了医院，搭乘一架飞机又回到了中国，等待着新的任务。
离开中国已经7个月，纽曼原来所在的那个中队的人员都已轮换回国了。现在，他必须在战斗机的维修工作中再培养另一批新手。
纽曼是机务长，手下有60名中队维修人员。其中只有一半是属于“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使仅有的几架飞机能在前线执行任务，其他人则整天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缺少工具和零件、单调的伙食以及见不到美国姑娘而牢骚满腹。所以纽曼主要和那些愿意干而又认真干的人一块工作。两个月的雨季，他们都无所事事，中队长送给他一本戴利·卡耐基写的书—— 《怎样交朋友与感化别人》，他希望他能按照 卡耐基的忠告，鼓舞他的全班人马努力工作，借助一本破烂不堪的英德字典，纽曼好不容易把这本书读完，据他回忆：卡耐基的主张是“为了友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步”，这种观点，他完全不能接受，不过看在这个老学究的份上，他还是试一试为妙。果然不错，照着卡耐基的话心诚意挚地去做，纽曼交上了许多朋友，他的这些“被冷淡了”的人们和他的关系突然热起来了，他们邀请他玩扑克打二十一点，到了晚上，还要他陪他们到附近的镇上去玩女人，然而纽曼却没有能够感化他们把工作干得更多更好。一个月后，纽曼还得按照他的老套。让“怎样交朋友”见鬼去吧！他们这里是在作战，飞机完好正常才是头等大事，有朋友无关紧要。
为了提高发动机维修的可靠性，纽曼要求中队机械士“自愿”参加他们自己修好的单座战斗机的试飞。飞行员坐在机械士的大腿上，因为座舱太低谁也不能坐在降落伞上，纽曼自己就同那位高大的中队长罗伯特·科斯特洛少校这样飞了几次，纽曼坐在他的大腿上，飞行高度在两万英尺以上，这样才能找出发动机的毛病。飞行员对他的计划是积极支持的，因为这对提高维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天色已黑，整个机场仍荧光闪烁，仿佛是萤火虫的世界，其实，那是技师们工作的手电筒，用以检查管道或接头是否牢固，惟恐第二天纽曼建议他们“自愿”参加试飞。
为使他们的飞机上天，需要零配件，但运到中国的零配件总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只好从被拖进机库再也不能起飞的“机库皇后”飞机上拆卸，用来维修同一型号的飞机。有一次，纽曼还用锯子和锉刀把一块一英寸厚的坚韧而不导电的水牛角，做成了个分电盘的打火头，用以代替刚用不久，但已出现毛细裂缝的胶木。这一故障曾使 15至20万伏特的高压电火的电弧，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跳过裂缝，造成发动机点火失灵和损失马力。水牛角做的零件使用寿命和飞机原来的一样，也是一年，用它来代替胶木，材料专家对此一定会感兴趣。
有一架P－40B飞机的机枪发射同步器坏了，结果机炮把自己的螺旋桨叶打穿，由于缺少螺旋桨，这架老的P—40B战斗机9个月以来都在桨叶根部带着三个枪眼。要是放在美国检验官身上，这架飞机是绝对不允许再飞的。还由于缺少备用轮胎，他们只好把飞机停放在跑道的尽头，在没有轮胎的尾轮下面垫上空子弹箱，然后飞行员把发动机加大到最大马力，同时紧紧地踩住刹车，直到飞机用力把尾部抬起，机身呈水平状态时，再让飞行员突然松开刹车，这样飞机就可以在尾轮没有轮胎而又不触地的情况下安然起飞。运输机的轮胎也很缺乏，橡胶轮胎被锋利炸弹碎片划得遍体鳞伤，这些弹片散布在沙石平面的跑道上难以清除。我们的一架道格拉斯—47运输机，在只有一个橡胶轮胎的情况下，飞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另一个轮子则是用了一条直径一英寸的马尼拉麻绳紧紧地捆在轮圈上。
战争期间，纽曼在桂林度过了最令人兴奋的春季和夏天。每天黎明之前，看到机工长们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飞机的情景，真是令人振奋不已。这些P—40B飞机夜间都疏散在机场边缘。发动机要做“预热、试大车”等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每架飞机的12个排管都排出明亮的火焰。吓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吼声震撼着大地，划破了整个前进机场的寂静，这种震撼也许只有那些热爱发动机的人们才能理解。数分钟后，天亮了，光线划出桂林圆形山峦的风貌。当太阳爬出山腰时，机械师把他们的 P－40B飞机滑行到飞行员待命的帐篷前，一辆敞篷卡车从营房运来了一筐筐炒蛋三明治和咖啡……
夜间又是如何的呢？纽曼在中国许多空军基地待过，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惟有桂林在夜间遭敌机多次轰炸。原因很简单，远东当时几乎还没有什么导航设施，但那条从广州 （在附近日军有一个基地）到桂林的 铁路，在明亮的月夜下，那两条闪光的铁轨是敌人领航员最理想的参考目标。在收到中国部队地面防空网发出“发现不明飞行物”的警报后，他们通常起飞二至三架P－40B战斗机，在空中等候敌机。夜间，日军轰炸机有个先天性致命弱点，其排气管口没有遮蔽火焰的装置，在夜空里喷射出明亮的黄色或淡青色的火焰，是非常理想的追击目标，不少日军轰炸机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一天夜里，中队长约翰·艾利森少校，在 5分钟内就击落了2架日军轰炸机。
到了1943年中期，用飞机撒传单成了一种新式的战争。新成立的中美混合联队的一架飞机，向日本占领的香港地区为中国人散发了一封信：
你们的朋友谨向你们致意，这张传单是由联合国的飞机散发的。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日本占领区的上空飞行，向日本军阀讨还血债。我们一天天在强大，日本在新几内亚、索罗门群岛和南洋的战场一再溃败。我们摧毁其飞机，击沉其军舰，他们的五艘航空母舰已葬身海底。在中国的盟国空军所向披靡。联合国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妇女遭奸淫，生灵涂炭，财产被掠夺，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强盗迫害你们、给你们留下的奇耻大辱。你们在振作精神，同中**队的弟兄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回到香港。
这些传单是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的前两年撒下的。
“双十节”那天，一架教练机在他们头顶上散发传单，结尾说：“我们没有忘记送给你们一点礼物来振奋你们的精神，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的民众共同欢庆，谨致。”
1943年前不全是在“战争是地狱”的情况下度过的。士兵们总是要寻找机会到最近的城市里轻松一下，他们的士兵总是不难找到愿意合作的年轻女人，但这种消遣太昂贵了。珍贵的汽油用来开车进城，轮胎被嫉妒的中国男人割坏，醉酒的士兵被抢劫。在中国，士兵们染上性病的越来越多，陈纳德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由来已久的职业性问题。为什么不采取严格禁止士兵进城，把山搬到穆罕默德面前的办法呢？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在桂林机场的入口处建了起来，地面一层设有带酒吧的舞厅和自动钢琴演奏机，播放着流行的“不知道楼上在干什么”。楼上都是一些小卧室，管他是“圣人”还是“情人”。军官们可以在双数日自由地出入“百老汇旅店”，单数日是专门招待士兵的，就好像70年代单双日汽油配给制一样。但星期天一律谢绝……
那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可以在桂林弄到日本安南的上等啤酒，不过也没有人敢问酒是从哪里运来的，是怎样通过日本的前线的，他们也用不着管这些，在他们面前，摆着带有“上海制造”商标的啤酒瓶，其他的带有“河内制造”的商标，想喝冰镇啤酒，却没有冰箱，但这难不倒那些聪明的美国大兵。他们在副油箱的顶部割开一个洞，来一个“啤酒飞行”，这个空中“电冰箱”里装的不是油料而是瓶装啤酒。飞机在15000英尺高空飞行10分钟后，储存在飞机副油箱里的啤酒就变得冰凉爽口了。
1943年终于过去了，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他们第76战斗机中队向北转移到华中衡阳。就在感恩节的前两天，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在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秘密地飞往遂川。这是美国在中国最靠东南方向的一个机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工人在距离日军占领的从长沙到广州铁路线200公里以外的地方，修了一条临时的跑道。
几百桶汽油被稻草掩盖着，用两轮水牛车拉着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秘密的行动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敌人，都不晓得陈纳德将军要干什么。第二天晚上，一个老式的柯蒂斯P—40型中队（15架飞机），降落在沙石铺成的跑道上，跑道的灯光是用20支手电筒组成的。30分钟后，20架美国最新、最快、航程远的美北 P－51、野马式及洛克希德 —P38战斗机出现了。P—51型飞机前一天才运到中国，是从北非战场上直接运来的，几分钟后，一个 75毫米炮管伸在机头前的中型米契尔B—25型轰炸机中队，也降落在遂川机场，飞行员都穿着黄色的救生衣。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不管是飞行员还是他们这些人都不晓得。前飞虎队王牌驾驶员、空军上校德克斯布尔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意外的问题发生了。P－51战斗机比他们老战斗机P－40机更富有流线型，有自己的发动机冷却剂，滑油散热器位于机腹下方、飞行座舱的后段，有像P—40机那样在螺旋桨的后面离地面那样高。毫无疑问，从空气动力学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极好的设计，但在中国这样的跑道的实际情况下，这则是一个大灾难，这里的跑道不是铺沥青或水泥，而是用沙石铺成的，其后果，同18个月前在桂林他们的“零式”飞机失事非常相似。螺旋桨产生的强大气流卷起无数的沙石块，以极大的力量撞击在P—51机身下蜂窝状的滑油和发动机冷却剂散热器上，结果至关重要的冷却液严重渗漏。几乎所有新运来的P—51机第二天都不能再飞行，除非他们更换那些被损坏了的冷却器，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就地立即采取别的措施才行。
纽曼想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的主意，他派了4名美籍华人机械士，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买来了4部旧自行车。他们卸下车胎，拆下钢丝，切掉它两头的螺纹，将钢丝插入散热器漏油的蜂窝内，漏油管道两端用自行车内胎剪下来的两块垫圈封住，再用螺钉帽拧紧，这种装置居然成功了。
第二天大清早，也就是1943年的感恩节那天，P－40机离开了临时机场，向北飞去，以欺骗那些可能向日本谍报机关告密的人。30分钟，全部P－51、P—38和B－25飞机，以密集的队形起飞，向东南的台湾海峡飞去，一直到此时，他们才被告之这次飞行的任务。才明白为什么飞行员都穿黄色救生衣。那是一次远距离的越海飞行，保持直线飞行，节省每滴燃料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飞机才能返回遂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忧心如焚，无线电全部静默，使他们无法得知这次突袭的进展。能成功吗？他们的飞机能否找到他们的目标？几年来，美国的侦察机为陈纳德将军提供的照片显示，那里的机场集结着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那个岛被占领了五十多年之久，他们知道，台湾在P—40飞机的航程之外，因此美国战斗轰炸机就无法在P－41飞机掩护之下对台湾进行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先用了“安全”的台湾，作为从日本到南太平洋诸岛的海上集结输补基地。
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过周密的计划，彼此互不妨碍，密切配合，他们必须以紧凑的顺序，精确地飞抵目标上空，“有限的”燃料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起飞前的任务提示是正确的，他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是机翼挨着机翼，在跑道两边排成两行，他们的P－51、P—38和B－25机做超低空飞行，掠过中国的稻田，越过台湾海峡，日本的雷达防空系统一点也没有发现。
这次突袭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只有一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它的起落架还没有来得及收起，就被揍了下来。
三个半小时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兴奋地数着降落的飞机，从他们遂川临时机场起飞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了。
那些提前起飞的P－40飞机在北面搞了个佯攻，也在三个小时前就返航了，加油之后，又盘旋在遂川机场的上空，以防日机前来报复。他们很快地为返航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做好了准备，不能让日本人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日本人已经被这次来自中国大陆的空袭搞得惊慌失措，人仰马翻，哪里还会有心思想到报复。
美国人惟一的差错就是错误的判断了台湾的风向。燃烧着的日军飞机黑烟滚滚，遮住了机场的一部分，使日本人保住了几架飞机。根据他们的高空侦察机洛克希德P－38飞机在空袭两小时之后所拍摄的照片看，63架日本飞机被彻底摧毁，更多架飞机受重创。美国飞机没有一架中弹。
1943年感恩节那天稍晚他们才返回常驻基地。陈纳德将军非常高兴地给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报称：“谢谢你们全体人员，感恩节的火鸡明日运到你处。”他命令一架载满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到衡阳，凡是去过遂川的人都吃到了火鸡。他们这些技师都做了感恩节祈祷，由于他们拆了几辆自行车，才使得所有P－51飞机能够参加这次空袭，并取得成功，安全返回。
在天气不好的季节里，纽曼总得找点什么别的事干，他被调到了第332部队运输中队任空勤机械员，在不同天气情况下，他们都照常飞行，走遍了他们中国的每个空军基地。有一次，离衡阳不远，那里距敌人占领地区也很近，他们没有武装的P－47飞机与3架“零式”战斗机相遇，他们的飞机擦着树梢和稻田低飞，又伪装得很好，终于躲过了敌机。飞行不无乐趣，但只持续了几个月，一项紧急任务，又使他转到了别的地方。
几年来，纽曼从中国士兵那里学了不少“丘八话”，这与美国语言学校教的普通话大不一样，他可以用这种话与他们顺利地交谈，由于这样，他被派到第5329空军地面部队资源和技术部，那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部，实际上就是战时的中央情报局（CIA）。11个月之中，他一直是两人小组的成员之一，该小组的任务是，不仅搜集日本人的情报，也负责报道中国盟友方面的情况。小组的另一名成员，也是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约翰·伯奇中尉，中国出生，性情温和，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60年代的那个反动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名字，就是以这个已故军官之名而命名的，但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倘若伯奇中尉天上有灵，一想起此事与他有关，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日复一日地活动在敌后地区或附近，他们或坐小木船，或乘吉普车，有时也步行。有一次执行任务，纽曼和一位海军上校戴着中国式的苦力帽，用竹扁担挑着竹筐，走在又窄又滑的田间小路上。一连走了几天，找到什么吃的就吃什么，睡在农家，通常都由一伙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德国造毛瑟手枪的中国游击队保护他们。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用无线电来指挥对日军的攻击，通讯设备就安装在他们的吉普车里。他们隐藏在茂密的竹林中监视敌人的行动，无线电发报的电能用手摇发电机来提供，他们俩轮流着拼命地摇发电机，这个工作比间谍任务本身还累人。
敌人非常清楚有人在直接指挥美国的飞机攻击他们隐藏的地方，但又搞不清这种指挥来自何方，因为他们不断地转移他们的吉普车，运输日军的船只、轻型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是他们最好的轰炸目标，他们用密码准确地向基地报告并建议出动多少架飞机，使用何种炸弹来消灭敌人。飞机起飞前和在飞行途中，他们一直用密码联络，当飞机飞抵他们上空时，一般都在1000英尺高度，他们便改为英语直接通话，以便将那些正渡河的日军消灭。根据他们的报告，即使飞行员看不见地面的目标，他们也准确地知道在何时何地投下杀伤力大和高爆性炸弹。
根据陈纳德将军和蒋委员长达成的协议，空军基地的地面保卫由中**队负责。
中国的士兵都是勇敢的，但指挥不利，缺乏武器，弹药也不足。没有指挥官命令不准开炮，因为只有那几发屈指可数的炮弹。有一次，日军准备用驳船渡过零陵附近的湘江，那里有英国在一个半月之前才撤离的重要空军基地，纽曼困惑不解地看着，中**队的大炮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射击地形，伪装得也很好，隔着湘江只有500码，这样的接近射击肯定会致日军于死地。日军的驳船已开始启动，在这关键的时刻，一名中国士兵找不着他的长官，他急得团团转。没有长官的命令，他们是不能开炮的。据说这位长官大人带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坐着轿子已不知去向。结果是中国的大炮没有放一发炮弹就从河边撤走了，日本军队未伤一根毫毛就过了河。几小时之后，日军就占领了离河 2公里的零陵空军基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日军仍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抢占美国的空军基地，掠走大量给养，这些物资我们还没来得及销毁 （纽曼总算抢出了几瓶草莓酱）。
当他们这两位情报员完成任务返回桂林时，他们发现他们在桂林的主要基地，正在做撤退前的销毁工作，留下来的美国人把供应站、兵营和飞机跑道统统销毁掉。这些工作是在零陵失守一个星期，撤出衡阳两个星期后开始的。很明显，日本决心清除美国在中国所有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1944年夏秋两季，纽曼出席了有关中国战况报告会，在会上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士气崩溃的危险信号。中国下级军官向他们指挥官的报告总是与事实出入很大。例如，关于铁路线的报告“从A地到B地已被拆毁，铁轨和枕木都扔进了附近的河中。”如果真是如此，日军前进速度就会受阻，他们的空军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撤退，或利用此机会对敌人多发动几次空袭，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中国高级指挥官并不了解这些，他们还以他的下级军官报告的情况为根据，自以为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战略决策！但他们所依据的报告是不准确的，或完全是编造的。这对纽曼后来的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弄清事实真相”！
1944年10月中旬，陈纳德将军从他的昆明总部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地向他报到。那时雨季刚好开始，在中国东部飞行是不可能的，处境困难的中**队再也得不到空中援助了。和他一同去昆明的那位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好不容易弄到一辆情况还不算太坏的吉普车。上尉和他在一条550英里长的崎岖而又泥泞的路上蜿蜒行驶，每小时只能走15英里。他们所带的汽油足够走完这条路。他们昼夜兼程，饿了就吃冷干粮，当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已经是饥肠辘辘，蓬头垢面，满脸胡须，疲惫不堪了，就像著名的贝尔·莫尔丁的卡通片中的角色一样。
纽曼立刻被送到将军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简陋的泥巴地面的屋子。
纽曼1940年第一次见到陈纳德将军时，陈纳德是一名退役陆军上尉，而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了。
陈纳德将军详细地询问了他同中**队相处的感受，并问他，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下去。
“守不住！”
经过一阵询问和回答，将军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铃，把他的助手叫来。
“斯垂克兰德上校”，将军指着纽曼说，“这是纽曼军士长，他刚从东面回来，我想让他立刻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将军报告，请给他开个通行证。”
“将军，我知道纽曼军士长，当然他应该去美国。”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咕哝一句说：“但他去美国是不合法的，长官……”
“就是让他非法进入美国，那又怎么样？”将军对他的助手怒吼着。
将军缩在他那简陋的司令部的木办公桌后面，拳头猛捶桌子，把杯子里茶水都震了出来。“这个人为我们立了大功！”
纽曼站在离司令几英尺的地方，身上仍穿着溅满泥浆的飞行服。他从柳州南方空军基地开着吉普车，马不停蹄地在泥泞的红粘土路上跑了36个小时。陈纳德把他叫到昆明他的司令部，听取了他对东部前线最新的观察报告，并打算派他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当面报告。由于他获得了机密资料，他还想让他得到战地任命，成为军官。
战略情报局的局长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的得主“野比尔”杜诺万将军。现在纽曼有了第二次去美国的机会（第一次被拒绝了）。而且这一次机会是陈纳德将军努力争取的。
可怜的斯垂克兰德上校，他很清楚将军为什么如此大发雷霆。斯垂克兰德知道纽曼的事，也知道第一次那个小文官不让他去美国是根据副官署署长的规定而做出的。他吞吞吐吐地再次对陈纳德将军说：“将军！
纽曼军士长去美国是非法的。”
陈纳德将军拍着桌子反问道：“打仗的事谁说了算，国务院还是军队？”然后他指示斯垂克兰德上校别管那些繁文缛节，立即用打字机打一份旅行命令，派他去华盛顿“执行陆军第14空军司令秘密口头指示”。
这样，路上谁也不能问他了。
“把命令拿到这儿来”，将军吩咐上校。“军士在这儿等着。”
斯垂克兰德走后，将军对纽曼挤挤眼。“在饭桶文官找麻烦以前就离开。”说完，将军伸手从最上一格的抽屉里拿出一张3×4英寸大小的钢笔画，画的正是他那张坚毅的脸。他在画上写了“向纽曼致最诚挚的祝福，克·李·陈纳德”。后来这张画经常在纽曼的桌上摆着。10分钟后，斯垂克兰德上校回来了，把他的旅行命令交给了将军。陈纳德签了名，对纽曼说：“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军士！”经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幸运的三年，一个德国公民终于以美国空军军士长的身份，将第一次踏上从中国去美国本土的旅程。
6. 第一次神秘的美国之行
一位军士长站在昆明空运指挥部木制柜台后面，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司令官亲自签署的出差命令，如此简单而又神秘。
1分钟之内，纽曼就被带到一架往返于中国和阿萨姆之间的柯蒂斯C－46型运输机上，当他爬上飞机的时候，右边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一把牙刷，一个刮胡须的刀子，洗脸毛巾，绿浴巾，绿内衣内裤，绿色手帕，还有他那架照相机，这就是他第一次去美国所带的全部行李。他的那些在中国的伙伴们，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都知道他从没有去过美国，在美国也没有任何熟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把他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情人的地址都给了他。希望有朝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1938年圣诞节和1939年元旦期间，纽曼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大量的德国新式军事设备。尽管仅在两年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刚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轴心国协定，但由精明能干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仍被派往中国。1937年北平的“卢沟桥”事件之后，这个被日本的进犯所激怒的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一直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当时，蒋委员长需要工程师来教他的士兵，去维修那些新的德国武器。柏林政府急于和中国继续进行这笔买卖。
这不仅是为了旧的友谊关系，也是为了得到出售军事设备的外汇。除此以外，纳粹德国在中国还经营着一个航空公司和一所大学，中国使馆的官员确信，一定有人愿意做赚钱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德国获得兵役的缓征许可。
雇佣的条件是吸引人的，待遇很可观，一半用德国马克支付，一半用美元支付，另外乘飞机到香港的一切费用也全由中国负担。从热那亚乘船一般要花七个多星期，乘法航从航班表看只需8天，使馆将负责办理飞机去远东途中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的所有过境签证。一旦飞机抵达目的地——香港，纽曼就要向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报到并安排下一步计划（他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该公司是中**方在香港化名设立的公司）。 纽曼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填写了成堆的签证申请表格，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狭窄的照相棚里照了48张相片（在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德国）。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乘飞机周游半个世界的滋味，就是坐上几个小时飞机也是非同小可的，这种旅行的幻想使他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的这次旅行能够真正实现，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读了德文版波尔·巴克的《大地》和埃德加斯诺写的《六亿人》。
旅行护照一个月才下来，又等了两个多月才办妥最后一个边境签证，纽曼真有些迫不及待了。父亲请来了一个能说“地道”英语的家庭教师，他曾在伦敦住过几个月。他的发音同纽曼几年前在高级学校，从那些在法兰克福长大的教师那里所学的大不一样。上第一课时，家庭教师说的纽曼一句也没听懂，其中部分原因是此人在英国时嘴上留起了小胡子。最后终于在1939年4月份，万事俱备，纽曼可以去世界上最有名的旅行社——英国汤姆斯·库克公司驻柏林办公室了，他带了护照和到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过境签证，即：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斯、意属的黎波里、埃及、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香港和中国，库克公司订购了崭新的法国三发动机客机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的机票。飞机计划每星期三上午10点从伦敦克罗敦机场起飞，几天后抵达香港的启德机场，每日行程1200英里至1500英里。由于飞机的航程所限，每天飞行分为三段，整个旅行中除了“星期几”的数字以外，没有确定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1939年5月，在父母少有的亲吻和多余的“好好干”的叮嘱下，纽曼告别了柏林的费利德立希火车站，前往布鲁塞尔再到伦敦。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1940年父亲在柏林一家医院动一次小手术后，因“血凝”而不幸去世。
当时，普通的德国公司对希特勒将于1939年8月与他所憎恨的苏俄（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了挚友），签署举世震惊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的 战略秘密一无所知，希特勒虽已决定一旦德苏条约签订，就立刻向波兰发动战争，但却在5年以前（即1934年），与波兰也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波兰投降以后，又倚仗德苏条约以使其无后顾之忧，企图以闪电式的攻击打败西欧国家。对于这点，普通德国公民同样毫无觉察。
这还不算完，当他把德国西部战线稳固之后，就立刻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了战争，由此也就中断了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
到香港的法航飞机可以在巴黎的拉布慧机场登机或是到伦敦克罗敦机场。几年前在高级学校，纽曼看到不少关于大伦敦的报道，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眼看一看白金汉宫，皮卡迪利广场、纳尔逊纪念碑、唐宁街十号和伦敦大桥。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们的英语课中所学的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海德公园、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非常非常深的地铁。有一个例外，就是书本里告诉他们英国妇女长得像“豇豆夹”，但他发现，尽管她们比希特勒时代丰满的德国女子要苗条些，但却楚楚动人。
在伦敦的四天一瞬而过，他终于登上了飞往远东的飞机，飞机上用英语和法语印刷的小册子向乘客介绍了从法航到远东路线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各种有趣的处所。小册子上也介绍了这架法国飞机所采用的尖端技术，……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是三发动机的全金属结构的陆用单翼飞机；机上配有20个可以躺卧的舒适座椅，每小时航行速度150英里，最大高度为15000英尺，为增加速度，它的可收放式起落架能巧妙地折叠起来。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就像轮船的控制室，飞机起飞之后，和驾驶舱隔开的客舱就如同一个宁静的小岛，让人有一种在海中航行的感受。
机组成员包括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兼随机机械员和负责照顾每位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和提供饮料的机上乘务员。所有的正餐都安排在地面上，每一晚上都在当地最好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早晨，乘客的手提包都必须放在一个像马鞍形之指针的磅砰上重新过磅，然后由随机机械员安排座位，使得飞机重量维持平衡。乘客被警告，在飞机升空后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第一天晚上在马赛降落，在那里，迪沃蒂尼飞机最后一次用加油机加油，在这以后就靠两个人用手从滚到飞机前的 50加仑圆桶里往外抽油。一个光脚的助手先站在右机翼一边，然后又站在左机翼一边用加油管伸进大漏斗中，油箱覆盖着麂皮布以防水和沙土进入。在飞机加油时，乘客们吃午餐，坐在机翼阴凉下的长椅子（装在货舱里带来的）上休息，这些足足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在旅途中有两次，机组成员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出毛病的螺旋桨叶。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时，12辆游览车开到距飞机只有几步路的出口小舱门前 （人们理所当然 的认为，每个乘客都应有自己的出租车）。当地司机像比赛一样把车队从机场开往市中心，他们把手放在喇叭的按钮上，脚踩在加速的油门上，在我们前方的街上，人群蜂拥，山羊、狗、乳牛和骆驼向四面八方躲闪。
每天下午，当纽曼乘上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司机所驾驶的车时，总是有一种叫天不应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心，这些司机开车的劲头仿佛是刚从驾驶学校出来的一样。
他们通常在下午到达，以便在晚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在城里游览。在旅馆的餐厅里，乘客和机组成员们在一条长桌上一起用餐，饭后，机长用法语和英语宣布第二天早饭的时间，一般在早晨5点，这样飞机可在冷气流中起飞，以增大机翼的升力。
因为很早就要起来，所以一吃完晚饭，乘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打开了两扇叶片的低速的吊扇，然后用放在屋子墙角里的竹竿拨动一下电扇叶子，使它转动起来，冲一个冷水澡，就钻进带有蚊帐的床上。
早睡有好处，因为不单是在太阳升起前就醒了，而且由于飞机向东飞，每天夜间还要把时间拨快一小时。
航线沿途的国家禁止在空中拍照。在巴黎，机长收走了所有的照相机，由他保管。同样的，他们的护照也被收走，直到抵达目的地后发还。
行李并不检查，也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劫机事件发生。
他们跨过地中海到达突尼斯，第一次在北非过夜，纽曼吃惊地看到穿着飘垂及地长袍的男人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但很少见到突尼斯妇女，她们从头到脚穿着类似床单布的大袍，只在眼睛的地方留一条缝，以便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机场到壮观的美琪旅馆，沿路都是簇拥的骆驼、成百的驴和拖着两个大木轮的骡车，第二个晚上是在班加西过的夜，这里的情况和突尼斯恰恰相反。它是意属的黎波里坦尼亚的一个海港 （现在属利比亚），这个市规划得很好，街道两旁种着棕榈树， 有一个不大但设备新颖的旅馆。在傍地中海建立的大爱尔贝格旅馆里，纽曼看到了四个穿黑军装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在阳台上喝啤酒，他当时猜想这几个男人在那里的目的是为了对该国进行侦察。3年后欧文·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就是经过这里到埃及同英国的柏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会战的。
在下一站亚利山卓加油后，他们飞往贝鲁特（法属黎巴嫩的首都），到那儿以后，汽车把他们送往城市中心美丽的圣·乔治旅馆吃午饭，他们从地中海的最东边饱览了地中海美妙的景色，更特殊的是看到了躺在太阳伞下喝饮料的苗条法国女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游泳衣）。
在贝鲁特起飞后，为达到足够的高度，翻过山脉往东飞去他们在空中盘旋了30分钟，但飞机仍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迪沃蒂尼飞机被迫返回贝鲁特机场。过了2个小时，当空气凉快一些的时候，机翼获得了较大的升力，他们终于飞过去了。飞机腹部刚刚擦过山尖。到大马士革只是一段不长的航程，而能在巴格达过一个阿拉伯式的夜晚令纽曼振奋不已，但使他大失所望是没有看到一个性感的“肚皮舞”的舞女，伊拉克人喜欢胖女人。当他们降落在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时，这里根本没有跑道，只是一条两英里长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海滩，它和波斯湾平行，相距300英尺。在这里，折叠餐桌放在宽大机翼下的阴影里，四位赤脚招待员端上有各种佐料的饭菜，两个小男孩在他们面前和饭菜上挥着羽毛扇，驱赶成百上千的苍蝇，从许多个50加仑的油桶里把油抽进迪沃蒂尼的油箱里，整整花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飞过，也没有必要设塔台指挥，他们的飞机只是滑行到海滩的一头，转过身，然后再启动三台发动机，飞机就起飞了，仅此而已。
下一站是印度的喀拉奇，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库前下机，这座机库在9年前建成，原准备存放英国R101型飞艇。R101比德国齐格飞机的兴登堡号还要大，但从未抵达印度。在1930年从伦敦到喀拉奇的处女航中（当时机上乘坐的有英国航空大臣汤姆林勋爵），这架超重的飞艇，遇到了强劲的逆风，因发动机的马力不够，失去了前进速度，坠毁在法国贝奥伐附近，机上的人全部遇难。4年后在印度，纽曼曾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技术军士的身份，在这个机库进行过一项秘密的工作。
初次到印度，尽管时间短暂，却给纽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堆的人群，甚至比在中东地区看到的还要多。男人和女人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人赤着脚，衣衫褴褛，成群的老少乞丐在祈求着“给点钱吧，先生！”纽曼发现，在印度有一半妇女不像在北非或伊朗那样用床单把身体遮盖起来，她们把水果篮子、整袋的大米，甚至大块的水泥顶在头上，还能挺直着身子走路，身上只是用布裹起来。信奉印度教的女人的前额上有一红点，还在鼻孔上穿一个小金环。几乎所有的年轻和中年的妇女都在背后背着婴儿。晚上，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人躺在路边或大门前睡觉，有些一个挨一个地睡在航空站小小的候机室那冰凉的地砖上，他们在早上6点以前经过黑暗的房间去过磅和上飞机时，不得不小心地躲过那些躺着的躯体。
以前，纽曼从未听说过“神圣的牛”，现在是亲眼所见了。白牛在马路中间闲逛，或四平八稳地卧着，阻塞了市内交通。电车车长只得下来把牛引开，然后让电车通过。没有一个印度人打白色的公牛或母牛。
类似的情景，在海德拉巴、阿拉哈海巴，甚至在加尔各答都屡见不鲜。
在加尔各答最漂亮的商业区，到处都是玻璃窗和茶馆沙龙，面对着横跨在人行道上漫步的牛，行人经常只能绕道而行。纽曼还看到加尔各答“清洁工”们的工作——巨大丑陋的黑兀鹰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到市区里去捡食垃圾、残羹剩饭和死动物。男人们在灭火栓下洗澡或公然在大街的阴沟里小便，没有丝毫顾忌。站在宽阔的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岸边，纽曼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情景：臃肿的人尸顺流而下，巨大的黑兀鹰落在死尸上随波逐流，以求得一顿免费的美食，并不是所有的死尸都这样处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在城里把死尸放在一个6或8英尺高的木柴堆上火葬。
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大东方旅馆过夜，这里和新加坡的拉弗斯一样，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馆。旅馆里边安静、凉爽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同旅馆外边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群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
曼谷的情况不算太糟，他们住在东方宾馆。曼谷的房屋同湄南河对岸精心建造的、色彩鲜艳的镀金寺庙相比，简直就像是简陋的茅屋，暹罗人很穷，但比印度人稍强。仲夏季节，暹罗的气候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咖喱味道的菜和饭，人们像葡萄干一样挂在为数不多的并且很慢的电车外面。
在每次相差几小时的飞行距离中，种族习惯和语言的变化，使得纽曼简直无法消化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正发生和进行的事情，竟如此之多，以致使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孤陋寡闻。毕竟他仅仅只是一个去中国途中的旅客而已，当他们的机长把三个发动机的油门向前一推，他们的迪沃蒂尼飞机爬进纯洁、凉爽和宽阔蔚蓝的天空时，人群和悲伤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离开曼谷以前，机长把照相机还给了他们，他宣布，他们将在附近的柬埔寨低空掠过，在半路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七大奇景之一——最近才发现的吴哥窟遗址。机长为他们讲了一段历史：几百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这里生存过，也供奉过这座庙宇，后来又由于某种原因消失了，那里长着稠密的森林，完全覆盖了这个被遗弃的城市，使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它。他还告诉他们，现在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这个地方，并且在修复吴哥窟。
飞机在低于1000英尺的高度盘旋，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空中尽情拍照时，他却忙着换胶卷，侍候这台老式的120型照相机是很费工夫的，在他们脚下面是发黑的石头墙和塔，一条壕沟围绕着庙宇，壕沟上横跨着一座长桥，偶尔可以看到驯服的大象正在搬运木材。飞机在这上面转了几圈后，机长拉开了客舱和驾驶舱之间的帘子，看一看所有的乘客是否都已拍摄好了，以便继续向前飞行。当他看到纽曼在忙乱着给照相机换胶卷时，就安慰他说：“别急，我们等你！”然后，飞机又向右和向左绕起圈子来。直到他也照完为止。
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贡，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纽曼认为这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她们具有法、中女子融合的媚力，只可惜被槟榔染黑了牙齿。甜香的遮荫树成排地直立在大道两旁，夜晚温柔芳香的空气和人行道上众多的巴黎式咖啡馆，穿着真丝衣服、纤腰的女人，上身穿着颜色艳丽的宽松衬衣，这些情景使人感到西贡就像天堂一样。田里的农人都戴圆锥形的竹帽，既遮阴又挡雨，城里那些苗条的姑娘也把竹帽背在背后，作为装饰品。车夫们骑着乘客座前的那种三轮车，在街上来往穿梭。市内没有母牛、骆驼和水牛阻碍交通。纽曼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法国驻外人员乐于驻在印度支那，而不愿意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离开伦敦后的第八天，飞机准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草地跑道上，启德机场实际上是国际机场，中德欧亚公司经营它们的三发动机的容克飞机，从中国境内飞到香港，一周两次。属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则使用道格拉斯的DC—2和DC—3飞机，隔一天一次从香港飞到中国境内，然后飞到缅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桑德兰得水上飞机，每星期一从伦敦到香港。法航使用迪沃蒂尼飞机星期四到香港。泛美有名的塞科斯基“飞船”水上飞机，一周两次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后抵香港。
所有从伦敦或巴黎上机的12名乘客，除了3人外，都在西贡下了飞机。3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一座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这是算在已付旅费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39年6月1日，纽曼怀着迫切的心清开始了在远东的生活。
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柜台前，纽曼询问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负责继续送他到中国内陆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市区电话服务人员告诉侍者，十天以前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刚把电话拆了，也没有留下新的通讯地址。这时候纽曼进退两难，不免有些焦急。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英镑换成了港币，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写了一封航空信，解释他的困境 （他们 可能还不知道这情况），并要求他们用电报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照着离开柏林前军方的指示，他在24小时内把他的抵达日期和住址向德国使馆报告，他们答应向中国政府去了解情况。他寄往德国的航空信估计大约需三个星期才能到，但他在柏林只得到了有效期六天的香港过境签证，所以首先他需要获得在香港的停留许可，下一步要考虑找一份工作，一直到把中国秘密机关的情况弄清楚为止。
真是天公作美，远东汽车——远东航空销售服务公司就在半岛酒店斜对面的街上。该公司负责香港和所有华南雪佛兰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和修理，同时也是英国“标准牌”汽车的代理。另外他们在启德机场还销售和服务轻型双翼飞机。总经理是克劳得·怀特先生，他15岁时从加州的家里跑出来，于1900年受雇在一艘三桅船上航行到中国，他是纽曼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个头很高，英俊，好动，50出头，头发发白。怀特不打领带，身着便装。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怀特说，他可代他从港府那里获得工作许可，直到他离开这里去中国内陆，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先决条件是他得在他的车行里干活，每月只能给30港元（相当于7.5美元），这显然是很低的。抛开他的微薄工资不论，他立刻喜欢上怀特。
怀特不像他碰到的几个英国人那样华而不实。他没有犹豫，同意了怀特的安排。
纽曼最喜欢是他的行动快，当他还在他的简易办公室里时，他就马上给几个人挂了电话。纽曼问他何时开始工作？怀特回答“午饭后”。
怀特答应找人帮他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以便度过今后的几个星期，另外他又补充说，在他得知去中国内陆的工作情况以前，他将负担房租，老实说，纽曼当时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他已囊空如洗，怀特给了他在找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以前的生存机会。
傍晚，纽曼得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没有吊扇，只有一张床。住地离远东汽车公司不远，可以走着上班。怀特借给他几个港币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那些衣服比他从德国带来的衣服薄多了。几天以后，他就和远东汽车公司的中国技师混熟了，他们教他一些中国的脏话。虽然怀特有一个从澳门来的经理，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中国语，但纽曼在FEM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后，怀特要求纽曼从一本美国工具和设备目录册中，选择他认为车行里所需的东西。不久，远东汽车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干这行的了。他教会远东汽车公司的工人使用电焊和气焊，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链条吊挂架，用来拆除和安装发动机（在那以前，都是人力用扁担靠肩膀去扛）。没多久，“一个白人在那里干活”的消息在欧洲车主 （大多是英国人）中传播开，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住在远东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新顾客纷纷而至，提出他们的车要由“那个欧洲人”修的要求，有的车甚至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搭乘轮渡运到九龙来，这时纽曼才体会到，多亏他父亲安排他在德国斯特劳斯先生那里学了这门手艺。
当纽曼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他的月薪支票时，他又把它退回到前面办公室的桌上，因为他怀疑是弄错了，支票上写的是90港币而不是事先约定的30港币。怀特只是说：“没错”，还告诉他，下月底（1939年7月）将付给他270港币。他有足够的钱偿还他欠怀特的钱，并搬进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有吊扇的房间，并且早、中、晚饭也不必都靠“青”香蕉充饥了（这些“青”香蕉是中国南部的特产，熟透了味道很甜）。有一天他牙痛得很厉害，打算到车行拐角的一家牙医诊所去看病，这儿以收费低廉著称，但只是把牙拔掉而不治疗。怀特听说了这件事，他对纽曼说：“你11点钟去马路对面的半岛酒店美国牙科医生那里看病。”他不干，因为他花不起这个钱，怀特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叫他少说废话，别在办公室纠缠。原来他已同那位牙医说妥，他将替他付账，真是个怪人！
当怀特跟他混得很熟并且在他的英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上午，怀特请他到他的新界的海滩别墅去玩，他见到了他的维也纳出生的夫人，他们一起在中国南海里游泳。几个星期以后，怀特又邀请他参加在他家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并想让他告诉他的客人，有关他从伦敦到远东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纽曼不得不很吃力的用英语描述他的旅行经过，随着美国人越喝越多，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完成了。
一位客人问他是否已开始学中文。为了证明这点，他随口说一句从他的技师们那里学来的一个常用短句，是他们每当高兴或不高兴时总喜欢这样说的。当他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用正确的声调脱口而出时，怀特立刻把他拖到一边，问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不懂”，这时，怀特慎重地劝告他千万别再当着女士们的面说这句中国话。
“香港是我的天堂”——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白人也这样认为，纽曼特别喜欢观赏停满各式各样船舶且充满活力的港口，几百条带着巨大的棕色和紫色顶篷的小船和竹帆船尽收眼底，汽艇（水上出租车）穿港而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英国的战舰和潜水艇，不是绑在港湾中间浮标上，就是系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战舰正在装煤、加水或加油。最现代化的、光彩照人的要数白色德国游船和四个烟筒的旧式黄色美国总统号客轮，而五颜六色崭新的法国船和荷兰船，只有一个巨型烟筒，烟筒口冒着的不是烧煤的浓烟而是烧柴油的轻烟。
香港由驻守在九龙的50000名英国皇家军队守卫，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褶叠短裙，吹着风笛的苏格兰军乐队从九龙的主要街道纳珍街走过来。因为纽曼习惯于德**裤 （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鲁士的长笛、军号 和鼓乐队，所以对纽曼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不大像军队。英国、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住在纳珍街的兵营或他们的公寓里，甚至最低层的英国士兵也可以带着家眷在这个低消费的城市里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只需付微薄工资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鞋。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当太阳刚刚落到多石但无人居住的岛屿背后时，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成苍白，随后再变成各种令人遐思的彩霞。这一壮丽景色加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集在一起，就把整个港口装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闪烁不定的灿烂奇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被称做远东的明珠。整个香港在1939年只有一幢高楼，即矗立在维多利亚的20层的香港汇丰银行。这里，两只石雕的雄狮守卫在门两侧，许多外国公司在这座白色大理石的楼房里设有办公室。一年以后，就是这幢楼，在纽曼的生平经历中扮演了一个不平常的角色。
纽曼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时，欧洲的战争显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香港的《南华早报》用大字标题，登载了德、苏出乎意料之外地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使各国人士为之震惊，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政权在葛莱维茨伪造了波兰进攻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假现场，他们让12名集中营里的犯人穿上军装，随后又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放在电台周围，再从这个德国电台发表了4分钟假造的波兰无线电台广播。他们利用这次“事件”作为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大规模入侵的“最后的理由”。
当德国于1938年首先占领奥地利，然后又占领捷克斯拉夫时，英国和法国只是袖手旁观，尽管他们和布拉格订有具体的互相援助协议，但事到临头，他们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励来执行他摧毁波兰的计划（同样英国和法国新近同波兰又重新确认了签署的相互援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听从其幕僚的劝告，准备冒他认为是有把握的危险，他认为同盟国又将只是威胁警告而已（民主国家的小人们害怕战争）。
他指示魏玛施特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驻扎在德国西部前线的部队，进攻波兰，这样德国就可以在伦敦和巴黎做出反映之前消灭波兰。
1939年9月1日晨4点钟，德**队越过波兰边境，当天希特勒就收到了英国要求他于1939年9月3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队的最后通牒。否则，“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纽曼怀疑，在 英国和法国真会有人相信德国能够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且节节胜利的军队。
1939年9月3日，香港时间下午7点，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对德宣战。几分钟后，一个英国殖民局官员。在一个英**官和两名拿长枪、带头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响了纽曼的房门，他们很客气的要求看一下他的旅行证和军事护照。还没等他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他被塞进车带到了九龙的警察总部，那里已经有15名德国人，一小时内又带来了更多的人，到凌晨两点，被带到那里的已有90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国人对由此而带来的不便一再向他们道歉，他相信他们也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以后，他们被装入三辆公共汽车，带到九龙的喇沙书院。在汛光灯下，他们看到中国工人正在地下钉桩子，准备围绕学校拉上铁丝网，另外还有四个瞭望塔正在建造。因为当时正是假期，所以学校的宿舍是空的。凌晨时分，又有几位德国商人被带到这里。
纽曼渐渐弄明白了，英国人还不打算挽留这100名德国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并不是战俘，而是被挽留的公民。一个英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很快离开这个临时营地，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多数德国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国人住的时间还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两名中国老人也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他们幼年时期在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当过小佣人，1906年加入了德国国籍，他们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
英国人感到最棘手的是种族问题，由于好奇的中国人挤在他们营地的铁丝网外边往里观看，一个白人必须在几百个黄种人面前对另一个白人表示尊敬。为了证明他们不是英国的囚犯，他们被允许在餐厅里雇佣中国人，来准备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并为他们洗衣服。拘留营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坏，他们在户外晒太阳，在学校的运动场上打网球，并满怀喜悦地看着英国警卫队从四个瞭望塔中的一个爬下来，去捡回打到铁丝网外的球。
苏格兰部队颁布了新的营地规则，包括每天早饭前“点名”，其程序是：他们102名挽留犯排成3列，那个苏格兰军官和他旁边的军曹面对着他们这些敌国侨民站着，每一个挽留犯都有一个号码，军曹叫到他的号码时，他就要上前一步，立正报名，然后由军曹在自己手中的夹子里核实他的号码和名字，这个人才能离队去吃早饭。
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
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他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他们并未自由。
白天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8点后回家，当面宣布，他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并注明是“敌侨”。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纽曼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纽曼担保，劳伦斯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杜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纽曼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纽曼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纽曼接替他的职务。在纽曼被拘留以前，他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蹲在水泥地上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了，当他从拘留所回来时，他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却有人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人的怀特先生又使他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他的家，不过他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纽曼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官。总督先生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档装置经常跳档，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纽曼自己亲手干这个活。他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然后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到这里，然后重新把零件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之后，他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的橙黄色的大木箱子上 （他还 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他们愉快地驾驶了3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位军官请他吃午饭，他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他是否愿意修他的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飞机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和船坞旁。
接着，他又去办理允许他在那儿工作的许可手续。
1940年6月后，当纽曼正在盼望能再一次看到他最喜欢的港口时，一个英国士兵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递给他一封密封的信，他打开信，激动地看着：
“香港总督要求你马上返回喇沙书院，并且从今晚午夜开始，在48小时内离开这个英国管辖的殖民地，若违反，你将被送到印度锡兰新建的一个拘留营去，总督谨启。”
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什么地方弄错了。他拿着信走进怀特的办公室，怀特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和任何人对这件事都爱莫能助，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离开香港。”
驱逐的理由很简单，在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迅速投降之后，德**队势如破竹地攻破防线，法国也突然崩溃了。灾祸临头的英国从敦克尔克的撤退，损失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装备，总得找些人代为受过，对同盟国的崩溃似乎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对同盟国领土上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德国公民，他们被怀疑在那些国家进行破坏通讯和运输的活动。只给他们两天时间离开香港，但英国却决定扣留他们的护照，伤害之外又加污辱，他们这些不想去锡兰而想方设法去其他国家的少数人，每天还得付5个港币给一位武装士兵。这些士兵被命令要跟他所看管的人寸步不离。
纽曼到过美国、瑞士、菲律宾、日本和葡萄牙领事馆，试图最后一次寻找他一年前应去那儿报到的中国机构，但没有用——他们真是销声匿迹了。他也没有收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回音，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护照的人，他试过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他们在远东有装配厂，但也未成功。中德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停止到香港的飞行。一年前，德国驻香港的领事官员也迁到澳门去了，剩下的只是泛美航空公司营运的中国航空 （CNAC）公司，飞机是每天从香港到成都和重庆，然后到云南的昆明。
发配锡兰以前，在第二天 （最后一天）下午4点，纽曼和他的英国卫兵到汇丰银行大楼，就在这里，他在电梯旁碰到了W·兰霍恩·邦德。
邦德替他打了几个电话，就像怀特一样，他试了一处又一处，……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不行”，“那太晚了”……
过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宁静对他来说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邦德忽然改变了语气，在电话里向对方说：“好，我将在晚上11点把他送到启德机场，谢谢。”他正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邦德转脸对他说：“我刚雇佣了你在CNAC工作，一般来说，我只能雇美国人，他们都是在指导中国人。你被允许无护照进入中国内陆，我将把你用飞机送到重庆然后再到昆明，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年前在这里没有找到的中国人接头。中国空军现在受一个前美**官陈纳德上尉指导，你去找他，因为你一到昆明，CNAC将解雇你，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工作给你。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你离开这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好运！”
奇迹发生了，正合时机，没有证明他也可以离开香港了！他傲慢地对他的卫兵 （在这之前叫他在走廊里等着）说：“告诉你们当官的，不 必再为纽曼费心了。”他们所该做的是在今晚11点以前把我送到启德机场。
在午夜前几分钟，纽曼又登机升空了。香港五彩缤纷的明亮的灯光消失在他的身后，他到了中国内陆的上空。真是走运，他想……
2. 誉满昆明的修车技术
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他们在1000英尺的空中慢慢掠过大地。俯瞰大地，农夫戴着苦力帽子在稻田里耕作，泥深至膝。另一些农夫扶着犁在耕地，前面由黑色的大水牛拖着，速度慢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男人们脚踩或者用手摇着水车，把泥黄色的水从一块稻田送到另一块稻田。一排排的妇女，也戴着同样的尖顶笠帽，弯着腰在泥泞的稻田里插秧。这些个景象，在一千年以前就一定是这样子。
纽曼原以为在香港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生活”，但是拿来与他在中国成都上空低掠飞过时所看到的，和在那里地面上停留的几小时所见到的稍做比较，就感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在重庆，泥屋顶上铺了一层间距一英尺的粗竹竿做保护（使日本人的炸弹还没有穿透屋顶时就爆炸）；在香港，到处是坚固的殖民地式的四层砖楼；在重庆，见到的是破烂不堪的人力车；在香港，是成百上千辆用鸡毛掸子掸得干干净净的车和出租车；在重庆，老百姓穿着中式服装；在香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们西装革履；在重庆，破旧的公共汽车没有保险杆，没有车灯，有时甚至连发动机的盖板都没有；在香港，红颜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和绿颜色的双层电车保养良好；在重庆，是乱七八糟一片泥泞的穷街陋巷；在香港，整齐的街道上划着白色的中心线。整个中国大陆都和纽曼刚才几小时中在重庆所见到的一个样子吗？他问自己。什么鬼使神差让他到了这里？
他们在重庆机场提早吃了午饭。机场坐落在黄褐色的长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上，他们的飞机在那里停了几小时。在东方过了一年日子后，纽曼终于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中国饭（在香港他只吃西餐），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一双不听话的筷子进行认真的较量。从现在起他就要完全以传统的方式，品尝云南、广东和中国北方菜的风味了。不管你点几样菜，包括最后上的米饭和汤，你通通都是用一个小碗食用，每个客人用一只。
一位和气的中国女乘客为他做了如何正确使用那双可扭来扭去的骨头筷子的示范，她教他如何从餐桌中的碗里，把鸡片、眼睛呆滞的鸭头、猪肉片和中国蔬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来，她为他表演应该如何吃米饭——把碗放在下嘴唇，然后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张开的嘴里去。如果不谈优雅，这办法倒是挺有效的。
从潮湿、闷热的重庆起飞以后，他们乘坐的双发动机道格拉斯DC—2飞机的座舱里很快就凉爽了下来。他们穿过一层厚厚的距地面1000英尺漂浮在空中的黄色尘土层，这尘土层是头一天夜里日本人轰炸重庆时造成的。飞机的机长原是美国海军飞行员，他的副驾驶是个中国人，飞机爬升到12000英尺高度后，便转向西南方向，朝云南飞去，在阴暗的云中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飞机穿过云层，降低了高度，飞过起伏的棕红色坡地，坡地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是干的，有的有水，地的四周环绕着窄窄的绿色的小路。山坡上开出来的一块块稻田，尽量地利用了它在等高线上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平地，让人很难意识到，下面的这个宁静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经多年了，而且是在与一个强敌抗争。日本人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要使中国与外界隔绝，只有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丛林边境和与英属缅甸连接的山区边界还没有被切断。
他们在昆明着陆前掠过一个平静的湖面，飞机在草地跑道上滑行了一段以后停了下来，中国空军司令部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松树林里。昨天下午，在香港兰霍恩·邦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曾催促他到昆明后去找中国空军的总顾问，退役的美国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谈谈。
但现在他总觉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刚刚跨出DC—2飞机，纽曼就喜欢上了海拔6000英尺的昆明。傍晚的空气，凉爽而干燥，一条通向某地的道路两旁，耸立着两排高大白杨树——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在离他们飞机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飞机维修棚，上面有中文、英文和德文标志。附近停着一架大的装着三具发动机的德国“容克”J—52型飞机，机身的两侧在红白底色上涂着“EURASIA”（欧亚）字样和一个巨大的黑色“X”字，这种飞机与德国空军在欧洲大战中当做兵员运输机的飞机一样。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昆明是第二大城市，它是云南省的省会，坐落在这个多山国家的最西南的角落里。据估计，昆明的人口为15万，包括长期居民、逃难的难民和从北面山上搬下来的部落。
他们坐着嘎嘎作响的破汽车，顺着5英里长的路，一路向前颠簸，从机场穿过昆明市中心到达法国的“都拉”旅馆，所有过往的外国人都住这里。街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灰色或黑色中式服装，或是绿色的军装。
苦力在石子路上拉人力车，推两轮车，或是肩上挑着一根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箩筐。他们身穿短裤，脚穿草鞋，头上戴着锥形的“苦力帽”，脖子上围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纽曼看到两个苦力用扁担抬着猪，一前一后往前走，猪的四只蹄子用绳子绑着，朝上挂在扁担上，头朝下，猪不停地尖叫着。行人在人行道和马路当中慢吞吞地走着，只有偶尔一辆开得很慢的汽车按着喇叭时，他们才吓得往两旁闪开。这些小汽车属于政府要员、银行老板或在昆明的八个领事馆的官员，或者属于另外少数几个住在城墙外边的外国人。
除了两座15层高的优美的古塔外，林荫路两旁的木房和泥屋。没有一座高度超过两层。沿昆明主要大街的两旁有饭馆、一家电影院 （上演 带有中文字幕的法国老片子）和卖土布、草鞋、蔬菜、大米的商店。所有的商店和饭馆都朝着大街敞着，没有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或窗户，小窗户上糊着白纸，所有的标志和广告只写中文，云南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主要的外国语是法语，警察也戴着法国兵的头盔，穿着黑色的制服和灰色网球鞋站在主要十字路口的水泥岗台上指挥车辆，他们在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把行人和牲口赶到路边上去。法国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米歇林”一条窄规格的单轨铁路，从印度支那 （现越南）的河内到中国境 内的终点站昆明之间，沿着山脚蜿蜒向上。这条铁路是75年前勇敢的法国工程师为了连接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从东京湾的海平面一直到海拔6000英尺高的昆明。自从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停止通过香港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全部军事物质都是经过这里运来的，英国政府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中国西南运输公司 （纽曼的所谓雇主），这 家公司就在1939年纽曼到香港的前几天，被迫从香港销声匿迹了。
纽曼在“都拉”旅馆费劲地用筷子吃第一顿饭时，坐在一位德国外交人员旁边，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德国既继续支持日本，又支持中国。对中国是提供顾问，并通过俄国和横跨西伯利亚的快车提供武器；对日本则通过经常来往于布利斯特 （德国潜 艇基地）和横滨之间的德国和日本潜艇，获得尖端武器的最新资料和图纸。尽管有官方的轴心国 （德、意、日）盟约，这位外交人员表示德国 还是非常倾向蒋委员长的。他还举例说明，蒋的一个儿子不是刚从波茨坦的德国“西点军校”毕业吗？日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占领了德国在华的殖民地天津和青岛吗？用德语教学的中国同济大学虽然由于日本的推进而两次向后方转移，却继续在中国后方，另外欧亚航空公司的首席驾驶员赫鲁兹驾驶的标志鲜明的德国运输机，在上个月被一驾日本战斗机狠狠地开火乱打了一通。显而易见，德国有充足的理由要帮助中国。
这个外交人员向纽曼解释说，中国，现有十几个省的省长自行收税，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制订自己的法律，蒋委员长要把这许多省的势力组成一支国家的军队，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是不容易的。
按这位外交人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中国**正在合作，努力阻挡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还没有受中国**太多的影响。他还说，另一个中国的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统治着“占领区”和它的4亿人员。
第二天一早，纽曼乘公共汽车到机场去会见总统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母系祖先，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罗伯特·E·李将军有亲缘关系。他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方下颏，头发乌黑发亮，目光锐利。他原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后来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驱逐机飞行员。他退役后，于1937年被蒋夫人召到中国，他的名字是一位在华飞行的美国人和一位访问过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的中国空军司令告诉蒋夫人的。当这位中国空军将领在该基地访问时，陈纳德还在这个基地研究一种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斗机战术，陈纳德这种不墨守成规的作法，使他与喜欢搞轰炸飞行而低估战斗机效用的美国高级军官发生龃龉。
纽曼拜访陈纳德时，陈纳德讲得很少，看了他的德文简历之后，他告诉纽曼，他认为在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将会面临被隔离的困境，所有的供应都将被切断，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干的。因此，仅配备有铁锹、十字镐和爆破筒的成千名的苦力，正在另外建造并即将完工的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很窄没有铺路石的公路，穿过难以置信的地形、山脉、峡谷和吊桥……在它直通中缅边界村庄望亭的500英里路程中，没有一个服务站。陈纳德 （当对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衔）催纽曼 去见荷·诺斯曼，他是当地的法国雷诺——提萨卡车装配厂的德国经理，这家工厂与中国交通部订有合同。陈纳德说，此时此刻、如果纽曼能够对中国的地面运输有所帮助，他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陈纳德上校可能提出由中国空军雇佣他，但他感到这样做还太早，而且他以后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然后，他亲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张先生，让他帮纽曼从六十七幢欧式住宅租到一幢。张先生把“模范村”里仅剩的一幢欧式住宅分配给了纽曼。这房子在城外半英里处。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鲍勃·安格尔和他的太太——一位前美国海军护士住在第六十号住宅，陈纳德住第六十五号，纽曼住进了第六十七号。“模范村”住宅里的其他居民都是欧洲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蒋委员长的政府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
“模范村”的四周用泥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以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
在它的每一幢小巧、现代的平房里，家具简单但足够使用，在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之外，每幢平房还有一个壁炉、一间带厕所的西式盥洗室（但没有浴盆或淋浴）、玻璃窗，有的还有一扇通往花园平台的玻璃门。 每天早晨，厨房和盥洗室的用水得由苦力用桶从附近的滇池湖挑来，爬上又窄又陡的木板梯子，倒进撑在一个柱子上的水箱里，这样的水箱，每幢住宅一个，如果要饮用这种水，那还得将它煮沸几分种。这里只在白天供电，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30分，只要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时间一到，供电便停止。纽曼还有一个女厨师和一名留宿女佣人，她们留着长辫子，走起路或干活时，长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她们在他家里每星期工作七天。她们是由中国银行提供的，中国银行与中央政府另有协议，要照顾好“友好”的外国人。房租和女佣人们的薪金都没与他们商量。
纽曼搬进这个村几个月，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奉命回国，他把他那台很大的菲利浦牌短波收音机留给了他，作为他为他修好了那辆马力很大的哈得逊牌敞篷车刹车的报答。从那时起，他就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虔诚地收听每天下午六点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向东方播放的节目。精彩的新闻广播开始时，先是英国议会大钟声，随后是广播员那著名的低音：“我们在伦敦播音，现在是新闻……”这是他们获得外面世界报道的惟一来源，他们真该向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致敬！
在昆明市外的雷诺厂，20辆柴油发动机的卡车，正准备好要首次登上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滇缅路。纽曼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经理问他：“你愿意带领这个卡车车队去缅甸边境吗？”这些卡车将装载锌棒和钨棒，从中国经缅甸首都仰光运往美国，然后再装回一桶一桶的航空汽油和柴油，一箱一箱的机关枪子弹和许多的每枚重达500磅的空用炸弹。如果纽曼能写一份道路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呈交经济部的适当建议，那就更好了，他感到这差事很有吸引力，就答应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两星期以后”。
纽曼的助理司机和另外十几辆车上的38名司机都是中国人、他每天都到雷诺厂去协助检查每一辆卡车和发动机。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他在香港学到的广东话和他最得意的手势，在昆明一点也用不上，完全一样的中国文字在那个地方的读法却完全不同，使得纽曼和他的同事之间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车队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昆明市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尖叫尖叫的警报声向这个城市的市民表明“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在陈纳德的帮助下，中国人建立了一种简单但很有效的预警系统。它是在市区最高的山丘上竖起一根高杆，杆子的顶端挂一个直径五英尺的红球，从各方向都可以看到，告诉大家在离昆明200英里的地方听到或看到了有“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向昆明飞来；45分钟以后，发现这些“不明飞机”已到了50英里远的地方，正明显地向昆明飞来，第二个红球就升起来；10分钟以后，飞机已经离这个城市很近而且足以被认定是日本飞机，第三个红球就升起来了，和另外两个红球挂在一起，在任何道路上都禁止再有任何活动。天空中由九个银点组成的V字形，在阳光下闪着光，肉眼几乎看不见，几秒钟之前还在23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昆明市中心，现在正在城外他们的头顶上嗡嗡飞过。在这些银点的下面，亮光一闪，看起来就像有传单撒向大地，随后一声轻微的尖啸声由弱渐强，等响声如雷鸣一般时，空气便开始震动，一连串的爆炸就像一座爆发着的小火山，这是纽曼第一次“挨炸”，这也是对昆明的第一次轰炸。那一天，他精神上的迷惘多于害怕。
30分钟后，第一次空袭结束了，警报解除，红球落了下来。后来纽曼步行进城，去看看情况如何，看到的一切令他毛骨悚然。在这座“未设防的城市”的市中心，死人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他们的五脏六腑都露在外面，各种颜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受伤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到处躺着，他们身上、手上、脚上沾着血，死人的身旁跪着他们放声哭嚎的亲人，木头房子在燃烧，两头水牛被炸弹的弹片撕成了碎片，这些，就在他所进入的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以后的每次空袭里，纽曼都吓坏了，由于自私的天性，他惟恐日本的轰炸机飞行员中，会有人把应该对准昆明市中心而投下去的炸弹，晚投几秒钟，而把距城墙半英里远的模范村炸成粉碎，他也担心飞机与地面之间的逆风和顺风的计算错误，或是炸弹会在飞机弹舱里多停留了那么一下，都有可能把他们给毁了。
不管是中式房屋还是模范村都没有地下室，当第二个红球升起时，他们外国人就从家里跑出来，在穿过他们村子的道路下面的一直径为周英尺的排水管里，挤成一团躲避炸弹；住在他们附近的中国人，总要靠得离他们近近的，一个农民告诉纽曼，他们相信他们这些“洋鬼子”能知道炸弹往哪儿掉，往哪儿躲保险。
除了星期天，昆明几乎每天都是在上午10点挨炸。据后来一个被俘虏的日本飞行员供称，27架日本双引擎飞机，编成3个V字形，每个V字形9架飞机，每架飞机投掷5枚炸弹，把昆明当做训练靶标。中国人民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已经掩埋了死人的尸体，清除了堵塞主要街道的碎石烂瓦。男人女人一齐动手，把大片倒塌的泥墙用铁锹堆成一大堆，再用水和成泥，就开始做新的土坯，摆在太阳下晒三天，如果在随后的72小时里没有再轰炸，就用这些土坯立即重建他们被毁掉的泥屋。多亏窗户都是用纸糊的，没有因飞起的玻璃碎片而造成的损伤。
这座城市没有自来水系统，昆明救火队救起火来，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万歌剧里的一幕，灭火用的水，由一个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手里拿着桶的救火队，用桶从滇池湖一桶一桶传过来的，这些桶随后又回转过去重新装水。救火队长身穿色彩鲜艳的制服和镀克络末的头盔，站在一处高处，以便指挥众人救火。中国人的适应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来，在经过两次10点钟的空袭之后，很明显地，每天的轰炸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每天早晨从8点到9点，人们毫不慌张地从城里出来，赶着牲口，用扁担挑着所有可以收拾到筐里去的家当，或者装在车里，从四座城门川流而出。在离城几英里远的地方，商贩们在路边撑起摊子，出售他们就地做熟或烤制的食品，手摇警报器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之后，人们又回到城里去看他们是否还有个家或者做买卖的地方。
尽管不得不改变它的生活规律，外国人居住的模范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纽曼的厨子和女佣人以及他们在他邻居家的同事，在空袭中几乎都没有离开住宅，他们非常天真地跑到餐桌底下躲炸弹，头上顶个大锅。佣人们直到听到“紧急”警报才停下做家务。5点钟饭又做好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尽管每天都有轰炸，昆明的生活还是有它幽默的一面。我还记得饭馆侍者如何从客人手里诱惑出更慷慨的小费的巧妙方法 （他们共同分 享）。每一个离去的客人的名字和他给的小费的钱数，在他离开之前，都由侍者领班用低而洪亮的嗓子向全体用餐的客人宣布。这么一来，自然就使人在给小费时不敢小里小气了。
城里的每一个人时常要雇人力车——由瘦而有力的苦力拉的两轮车。这些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无知但很诚实的人，对于荣誉和骄傲有他们自己职业的标准，一旦事先讲好价钱，即使因为桥被炸断了而跑路的时间比预计的要远两倍，也从不吵着要多的钱。苦力还会拒收小费，就算把一个体重很重的客人拉上陡峭的小山，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一项成就。
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装备检查和装好货物后，雷诺卡车队向缅甸边境开去。调整敏感的柴油注入泵所花去的时间，比工厂修理预计的时间要长，因为中国机械师对柴油机缺少经验。每天下几场阵雨，使红土路面泥泞不堪，如果这些超载的卡车中，有一辆一滑坡，就将无法阻止它慢慢侧滑，翻下去之前能够让驾驶员紧急跳车，弃车逃命，在车队出发前，纽曼把卡车的车门、车窗甚至连挡风玻璃都卸下来。就是在晴天，对司机和卡车来说，也有许多危险，滇缅公路一段段的沙质路面，在每一个轮子所给予的重量和压力之下，很容易塌陷。为了防止卡车的钢板被压断，他们在每辆车的底盘和大轴之间，安上了质地坚硬的抽木块，以便超载行车。
预计走完到缅甸边境580英里的路程要用8天的时间，再用8天时间回到昆明。每小时行车5～10英里，包括不断地停下来清除从陡坡上滚到路面上的巨石。政府还预计这支车队的损失是每跑一趟损失一辆车。
这伙儿中国司机足智多谋、情绪高昂，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总能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一次，一台发动机中涂有软金属的5个主轴中的一个出了故障，迫使整个车队停了一天，纽曼把卡车马达上的滑油壶取出来。躺在马达下的泥泞地里，一连几个小时琢磨不出办法时，就有一个中国司机建议纽曼把他毡帽切成条，然后把这些帽条包在曲轴上，代替原来轴承上熔化了的软金属，使轴承能继续使用。千真万确，吸滑油的毡子成功了！离开昆明9天以后，他们到达了边境城镇望亭——仅由于滑坡损失了一辆卡车，但车上的人员都安全无恙。
出发之前，纽曼得到一个消息，一个澳大利亚冒险家，带领着一个由20辆英国卡车组成的车队，从缅甸边界进入中国，往东向昆明驶来。
他事先就担忧，当两个车队相遇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车子一辆对一辆地互相擦身而过？而“他的”每一辆卡车要通过20辆朝着反方向开的卡车，又要花多少时间？
他们是怎样通过从缅甸开过来的车队的呢？双方领头的卡车一见到对方都立即停了下来，他们车队领队向着对方走去寻找更宽一点路段，以便两辆车能紧紧地擦身而过。由于没有人愿意在互相挤过去时靠着外边开，他们商定，每一辆车轮换着靠路的里边行驶。说真的。两个车队交叉通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干得更好，一辆车也没有损失，回到昆明时，他一身脏极了，脸也没有刮，但心里为这次独特的经历感到高兴。
返回昆明的第二天，纽曼先到雷诺厂经理那儿，然后又到交通部报告情况。他建议每隔一段距离，用炸药在靠山的一边炸出一个“会车点”。
纽曼还没有离开那间政府办公室时，正巧有一辆闪闪发亮的、1940年型的黑色别克高级轿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位绅士，这在中国内地实属罕见，因为在这儿开车的都是专职司机。这位绅士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总领事，问他是否愿意替他检查和调整一下他的发动机。自从这辆车用火车从河内运来以后，发动机一直运转得不太好。
纽曼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报酬，而且他还要把他介绍给外交使团的其他官员。
坑坑洼洼、肮里肮脏的雷诺卡车厂院子，不适合修理这辆娇贵的汽车，纽曼便把模范村他家旁边的泥墙打开一个缺口，宽度足够让那辆别克车一直开到他的西红柿地里去。这修车场地很原始，但必须看到，这是在战争时期。
他没用太多的时间就修好了这台别克车的发动机，这之后不久，在昆明注册的150辆小汽车里的相当一部分，就在纽曼的住宅前排起了长队，而且由于后来的空袭，送来修的车子也越来越多。车主都希望自己的交通工具安全可靠，以保证在上午11点的轰炸以前把家里人送出城去。他的邻居、飞行员鲍勃·安格尔看见小汽车停在他们两家的住宅前面，而且顺着道路一直排下去，便主动提出做纽曼的不公开的合伙人，利用每周两次中航公司的飞行，把所需的各种零件从仰光带回来。纽曼接受了他的提议并通知了雷诺厂的赫·诺斯曼，安格尔和他决定开一个修车店，就这样一直干到中国空军把他召了去。
他们在离他们住宅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空地，建了一座草棚可以保护10辆汽车免受日晒雨淋，还在地上挖了几个地槽，以便在车底下作业，两个星期后，“信得过修车店”诞生，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纽曼自己在修车店的招牌上画了辆汽车，当地一个朋友帮着写上了中文字，在 3个月的时间里，有不仅外交使团的全体人员成了他的顾客，而且还有国际红十字会，“英国之友社”的救护车、在昆明的中国要员，当然还有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那辆1936年的“福特”。
昆明汽车发动机的通病，是在汽化器或燃油过滤器的细小的管道中产生水阻，原因是汽车的主人把盛油的桶放在露天的院子中的时间太长，油桶里进了水。在昆明，炎热的白天和凉爽的夜晚之间有着很大的湿差，这使汽油表面和桶盖内壁之间的空气冷凝成水，油桶里剩下的油越少，这个问题就越突出。在汽车的汽化器里有一滴水，就能使发动机在运转时发出粗糙刺耳的声音或者干脆不转。
由于缺少应有工具，以及白天空袭情况下进行修理的时间有限，修理工作往往十分困难。纽曼雇用了24名技术较好的修理工人，他们这一伙人是最忠心耿耿和最肯干的，他自己也从清晨到傍晚都参加修理汽车的工作，每天上午9点整，赶在10点钟的空袭之前，“信得过修车店”
就把一长串汽车从店里开走或拖开，停在沿公路的树下继续修，到空袭轰炸的炸弹落下来时，他们就躲到路边的沟里，停止工作。
纽曼的修理工人和他之间都很了解，语言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这些工人原本是广东人，而他在香港时就学过广东话，除了几位要人成了他的顾客之外，从仰光到重庆，去给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两艘美国炮舰运送补给的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定期地在“信得过修车店”
停车检修，昆明是一个妓院很多的地方，这使美国水兵们大为高兴。在纽曼的修理店检修车辆，他们借口在这里停歇两三天，以调养精神。即使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的大医院里当个外科主治大夫，也不会比他在云南穿着黑色的工作服，指甲肮脏得像油猴子那样干活得到更多的尊敬和赞扬。当第一辆汽车于1938年来到昆明时，它还是一件表示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而到1941年的年中，对于汽车的主人来说，它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东西，他们要在炸弹呼啸着从头顶上落下来之前，依靠他们的汽车安全逃出城门。
纽曼的中国修理工人所干的活，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都会认为是绝对办不到的。比如，英国总领事普利多克斯·布鲁恩的一辆1937年型的“福特”汽车，它的前方主钢板断了，这辆车也因此无法再用，但在这里他的这些修理工又给他修好了。在昆明的道路上有着成干上万的坑洼，一个坑洼把“福特”车这片又长又薄的钢板给颠断了，在仰光买不到可以替换的钢板，除非他们用在昆明所能找到的原材料造出一片扁平的，5英尺长，3英寸宽，l/4英寸厚的钢板，而且要富有弹性和减震性能，否则，这辆车就算报废了，他们只能买到长的圆钢棒，纽曼雇请的一个姓孔的铁匠，把他的工具搬到修车店开始他的“克难铁工厂”。炭炉是用铁砧、大锤和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改造而成，风箱是用一个空心树干加上推杆做成的，用一个带羽毛的鸡翅膀做气阀。孔铁匠是北方人，很瘦，6英尺高，他带了个助手——他的广东老婆。她又矮又胖，经常当着修车店所有人的面，用两只大**喂她那4个月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孔铁匠把那根圆钢棒一段一段地烧得通红，然后大声叫他老婆把胖娃娃放下，实际上她是把孩子扔到靠土墙墙角的地方，然后抓起一把15磅重的大铁锤，使出全身力气抡了起来。这样抡锤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在德国是禁止的。她把大锤一下又一下地锤在她丈夫紧紧握住并放在铁砧上的刚烧红了的铁棒上。就这样干了两天，一根圆钢就变成了钢板。看孔先生、孔太太把那圆铁棒弄成扁平的铁板还真有意思。
终于，给钢板“淬火”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要使这板变得既硬又有弹性，但又不能脆得再次断裂，专家们都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办不到的”，我也这么想，但技术熟练的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事先就在修理店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又窄又长的槽子，在过去的几周里，让每一个工人都往这槽子里撒尿。这时槽子里已积满了半槽尿水，孔铁匠烧红的钢板在刚到“火候”的时候浸到了尿里，一会又把它从冒蒸气的尿水里拿出来片刻，看着钢板的颜色渐渐暗下去然后再把钢板慢慢地放进黄色的液体里，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下子都放进去……，我只是站在那儿看，并摇头，不相信这种方法会奏效。真出人意料，两年以后，这辆“福特”和它的前钢板仍完好无恙，而英国总领事也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
一天下午，一辆人力车来到我的修理店，一位显然地位很高、衣着不凡的先生 （可以很容易地从人力车上比平常更响的铃铛和充气的轮子 判断出，乘车者是一位要人）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代表云南省民政厅李子侯先生来的，他用地道的英语问纽曼：用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能否为厅长检修一下他的崭新的1940年的“别克”汽车？这辆车在几天以前刚从仰光码头运来。“非常不幸，令我的主人万分遗憾的是，这辆新车出了大毛病，厅长都不敢坐它了，发动机的噪音大得可怕，可否请您检查一下这辆轿车，看看能不能修好。”纽曼答应他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报警的红球在防空杆上升起之前去看那辆“别克车”。
那辆为要人乘坐的人力车，很早就被派来接纽曼了。纽曼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膝盖上放着装有工具的竹篮子，被拉到被高墙围着的厅长宅第。这幢房子有一张由锻铁制成的圆月形大门，在他到达前的数秒钟一下子打开了。他乘的人力车拉上了一条铺好的车道，经过一排车棚，在最后一个车棚里停着那辆“出了毛病”的轿车，最大的“别克”。就在它的前头，还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1939年出厂的绿色、四座的“标致”
敞篷汽车，里面装着绿色的皮里子，真美极了！
李厅长和他的司机在他的中国式的住宅前面等着，当纽曼和李厅长互相鞠躬致意后，一名随从开始为他们的谈话作翻译。李子侯对他能来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翻译介绍了司机对汽车的毛病及其症状的看法。司机说，在他几次开着“别克”送厅长和他的家人在第一个空袭警报红球升起来时，穿城而过到城外去的时候，汽车发出可怕的噪音，其他的场合就再没有用过这辆“别克”轿车，李厅长出外活动时，还是坐他的人力车。纽曼建议把车开出去试验一下，由司机驾车表演一下翻译所描述的噪音。李厅长坐在后排，他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城里开了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他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纽曼分析产生巨大噪音的原因有两个：每当汽车陷入昆明大街上慢慢移动着的人群，而且又有行动缓慢的水牛和猪挡在前面时，司机没有把排档换到较低的一档，汽车的发动机因此不得不沉重的工作而发出响声。而这种发动机的点火定时又只适应美国的高辛烷汽油。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必然要导致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声音。他没有批评司机，怕丢他的脸，而是做了惟一实际可行的事：他把这辆“别克”车的点火定时大大地调慢了，具体就是拧紧了一个小螺丝钉，把分电盘的定时调节向后转动，再把螺钉拧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车子跑起来发动机再也没有任何噪音了。老实说，这辆车因而马力小多了。但这又有谁在乎呢？
你要是看到厅长当时的那副表情就好了，纽曼成了伟人，一个在他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回到他的府第时，他得到了一笔确实可观的酬谢。厅长注意到了他曾用赞赏的眼光看他的“标致”敞篷汽车，他通过他的翻译告诉他，既然他的“别克”车修好了，他也就不会再坐这辆小的“标致”汽车了。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他的感激，还有什么比把这辆新的绿色“标致”车送给他更好呢？当然，他拒绝了，但毫无作用。
翻译站出来说，如果他再继续争执下去就是对厅长的不礼貌了。因此，他突然之间在中国有了一部汽车。他也就这样像一只浑身油泥的猴子，突然间成了一辆装着皮椅的敞篷汽车的车主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他离开厅长宅第时，守门人又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3张崭新的面值为100美元的钞票，两倍于他在“提萨”修车厂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他骄傲地驾驶着他所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回到了“模范村”。
第二天早上，纽曼又收到了民政厅长的一封信，是由厅长的翻译执笔，用流畅的英语书写的。信中提到，既然他如此成功地使他的“别克”
车得以复原，是否可为龙主席检修一下他那由7辆车组成的车队，这些车是龙主席自己1辆，4个太太和2个儿子 （一个12岁、一个 10岁）
每人各一辆，龙主席家的车大多是美国造的，儿子的车是小型的英国“奥斯汀”。纽曼把龙主席自己坐的车和一个儿子车的刹车、离合器和油门的踏板，都用木块垫起增加高度。顺便说一句，龙主席的两个儿子开车开得很好。此外，李厅长请求他今后每个月都到他的车棚来检修一下他的“别克”。
一辆崭新的“别克”，驾驶的最高时速不过20英里，不管驾驶员技术有多不好，在白天有空袭的日子里，每月行程仅三四百英里，是不大可能出什么毛病的，但纽曼还是得小心些，不能让厅长丢面子，他毕竟赠送给了他一份很了不起的礼品。自此以后，纽曼每个月都开着“标致”
到厅长家里去一次。一次当他在上午9点钟到达的时候 （当时日本人把 他们在1941年秋季的轰炸时间从上午10点往后推了），他发现“别克”
车已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四个轮子都垫在木块上，在车底下铺着一块红色的毯子。侍卫们站在一旁准备随时出手相助，当然绝无此必要。厅长是为了让他舒服些。他让人把他的大红竹圈椅，摆在离“别克”车棚100英尺远的地方，他坐在那看他干活，并要确保要他干完活后受到他事先交代部下所应该给他的适当照顾。
每次上厅长家去的程序都一样，在正式问候致意之后，纽曼就钻到“别克”车底下去检查。这只是画蛇添足，实际上没有可修的，况且他 当学徒的时候第一课就是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坏，就别去动它”，于是他就只是把滤油器擦洗干净，每三个月换一次润滑油，有时候他查看一下火花塞和点火断电器的接触点，擦洗一下汽化器的空气过滤和检查一下刹车，有一次他重装了减震器。每当他让翻译告诉厅长车没有什么毛病，应该减少来的次数时，厅长总是充耳不闻。很显然，厅长深知“预防重于修理”的道理。在磨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纽曼从车底下出 来，让他的中国主人感到他确实对他的“别克”车下了一番功夫，以使它百分之百地可靠。这之后，一位副官捧着白瓷脸盆，另一位身着制服的副官往脸盆里倒温水，还有一位副官拿来香皂，托着毛巾侍候使用。
厅长家的那些佣人恭敬地与厅长保持着一段距离，围着厅长站了个大的半圆，他当着这所有人的面洗脸洗手。
然后就是厅长通过翻译问每次必问的问题，他问他是否可以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这种一个月一次的午餐上，在座的总还有昆明的防空司令和昆明市市长，他们也都已成了他的主雇。在空旷的大餐厅里摆上一个圆桌进餐，菜一道接一道，每上一道菜，主人都要按照习惯，用他自己的筷子先夹起一点儿，放到贵宾的碗里。午餐最后上米饭和汤。进餐时，主人和客人随口把鸡、鸭或鸽子的骨头吐到地板上，厅长家两只狗等在桌子底下，骨头掉下来后立即被它们吃掉。吃饭时很少讲话，每个人都专心吃饭。
有一次上的米饭是加有佐料的，纽曼先不知道这一点。他熟练地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嘴里，扒了一满口，直到这时，他忍不住咳嗽，眼泪也流出来，他噎住了，一口把米饭全喷了出来，然后又剧烈地咳嗽着。饭粒喷了一桌子，他连忙道歉，但听到的却是翻译对他说：“厅长万分遗憾地请你接受他的歉意，这种饭实在是上不了桌面的，尚请见谅。”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实在是无与伦比。
3. 美国志愿军航空队的机务长
1941年12月8日，昆明，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纽曼刚要离开屋子往车库去的时候，他的邻居克莱尔·李·陈纳德正要坐进他的老福特汽车，陈纳德叫住他：“你听到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了吗？”
他摇了摇头，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甚至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陈纳德简单地讲了那个星期日早晨夏威夷发生的事件，并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缅甸有三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驱逐机中队使用美国P—40飞机，其中一个中队几天后即将在昆明降落。他是这三个中队的司令，中国空军给他的军衔是上校。
陈纳德问纽曼是否愿意放弃修车店的工作，参加由退伍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跟机械师组成的队伍。这些人提前终止了和美国政府间原订的4～6年的正式合同，他们要和中国空军一起参加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三个中队的美国人全部都是自愿者，他们从1941年的中期开始，已经在仰光以北根据陈纳德上校制定的规则进行了密集的再训练。当时他们所用的柯蒂斯P—40战斧式飞机，还是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在缅甸腊茂附近装配完成的，该地为中缅前线的英国防区，用以躲避日本的空袭。252人和两名护士组成了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即 AVE（AVG，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继第一个美国志愿飞行大队进入中国以后，在汤姆·柯克兰的指导下，华盛顿秘密拟订了另外两个自愿飞行大队的长远计划。柯克兰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和有名的“神童”之一。此时，在中国有一个意大利战斗机大队，又有几个俄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由于都是西班牙内战时用过的过时装备，实际上帮不了中国什么忙。
纽曼当场决定：“好，我参加。”这一仓促的决定，在久经世故、见多识广的人看来是轻率的，而他的答复是来自 l7个月对陈纳德的信赖。事实证明这是他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断。他把“信得过汽车修理店”交给了两个月前到店里来的一德国难民，把心爱的绿色篷车“标致”还给了民政厅长，同前两个中队美军人员一起住进了“第一招待所”。
队里约有50人，部分志愿人员是在珍珠港事件6个月前，冒充旅游者从美国到缅甸。他们在护照上填的职业，从音乐家到银行副总裁，干什么的都有。这些人和两名护士都穿着运动衫、戴着草帽，挂着照相机，乘坐“Jaeggers Fonrtaine”号荷兰游艇来的，他们全都有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批准（据说连国会都不知道这件事）。纽曼对在昆明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的印象如何呢？他喜欢他们。他们都对他好，这些多数为大学毕业的军官与被征召的士兵，在对待中国人，特别是在对待中国姑娘的言行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在美**队里服役多年的士兵爱喝酒、打扑克牌，又粗又野，互相之间直呼其名。在这里美**人则不同，他们把藏在皮夹里的父母姐妹和狗的照片拿给纽曼看，他们不怕麻烦地教他学美国生活方式，过去他从未听说过“木屋牌”枫树糖浆烤饼和方格煎饼，当他在吃早餐时，听到一个美国人喊：“山姆，把果酱干掉！”他不明白那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什么棒球赛和美式足球赛。有一次，纽曼和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在街上，前面有一个穿紧身丝绸衣服的漂亮中国姑娘，这位得克萨斯州人叹了一口气：“我真想咬她（ass）一口，就是让她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纽曼实在想不出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念头，他也不懂这三个字母“ass”代表的就是屁股，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为此而死。不过，当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赫尔曼”时，他却了解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赫尔曼”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甚至到现在有时候还有人做绰号称他。1944年，有一次，他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一位在印度的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收信人地址写得很简单：“寄中国，美国空军赫尔曼收”。真有意思！
和这些大兵相比，美国志愿飞行大队里部分军官和飞行员都很内向、安静而且彬彬有礼，他们始终与地勤人员保持着距离。在志愿人员中没有正规的军事礼仪或衣着规定，根据陈纳德指示，他们在中国为了与日本人作战，不是为了展示军容，不必拘泥于衣着和礼仪细节。
1941年12月中旬，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到昆明参加防御作战，昆明市民的生活条件就大大改善了。日美空军在昆明的一次交战中，由于中国有一套优良的预警系统，美国志愿队在日本飞机到达前一个小时便进入警戒状态，并有充分时间飞到高空等着日本飞机。那次空战中，9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日本轰炸机，因为事出意外，在仓皇应战中被打下5架，其余几架也受重伤，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坠毁了，因为据发自河内的可靠消息报道，只有一架轰炸机返回了基地。5日后，又来了9架轰炸机，又被打下5架。日本轰炸机行动笨拙，速度慢得出奇，而且在回航之前拐个180度的大弯，这时，缺乏掩护的机腹和机翼部位就成了飞行缓慢但火力猛烈的美国P—40飞机的理想目标，因此日本飞机容易受到攻击。
这次空战后，习惯于以V字形飞行的日本轰炸机，再也不到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来了。
在1942年3月仰光陷落于日本陆军以前，美国志愿飞行大队中最后一个中队，由于敌人的行动和事故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前线。这三个中队频繁地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以便阻止日本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的任何地区，他们在飞机螺旋桨壳盖下画上了鲨鱼牙齿，与某些德国的 ME—190战斗机一样，飞虎队的队徽则是华德·迪斯耐创作的，是一只带有蓝色小翅膀的老虎飞跃进一大V字母（V代表胜利）。美国志愿军很快就成了中国和美国的英雄，因为他们取得了14比1的战绩，即每击落14架敌机自己才损失一架飞机。这个战绩令人瞩目，尤其是在 1942年头几个月，受创的盟军急需鼓舞人心的战事新闻的时候。美国志愿飞行员有一个条件比日本飞行员优越，即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的上空，跳伞离开受了重创的飞机，并且保证能够得到好客的中国人极其友好的接待。相反的，尽管日本人提出悬赏，交出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就给10000元现金，中国人却宁愿立即把飞行员送回基地。日本飞行员根本连降落伞都不带，他们被中国人抓到也是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快就领悟到空中优势不再专属于他们了，并随即做了调整以对付美国志愿航空队，从此只有当他们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时候，日本飞机才能袭击他们的基地。1941年12月在昆明遭受巨大损失以后，假若没有“零式”战斗机护航，日本轰炸机再也不敢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白天空袭了。
与蹩脚的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却很高级。它有两挺三○口径的机关枪从螺旋桨处射击，机翼上各装一门 20厘米的机关炮。比起自重两倍的美国战斗机，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好得多，航程远，爬升快，飞得高。“零式”战斗机的发动功率和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一样，但是飞机的重量却要轻一半，因而1937年设计的“战斧”P—40飞机性能和“零式”战斗机相比之下就显得很笨拙。但结实笨重的P—40飞机被打得满身是洞像瑞士奶酪一样时，还能继续飞行，而“零式”战斗机被五○口径机关枪射出的燃烧弹击中时，便爆炸成一团火球了。
美国志愿航空队当时只有数量很少的飞机，但要防卫中国的大片地区。为了欺骗日本人，中国木匠用竹子和木头做出了惟妙惟肖的P—40飞机，假飞机上画了中队的队徽，甚至飞虎队的鲨鱼牙齿也画上了。因为伪装得非常像，以致一次警报响起时，一名有点喝醉了酒的飞行员，把假飞机误当成他的飞机，从木头翅膀爬进了驾驶舱。到了晚上，他们把假飞机搬到了一个地方，让每天早晨从高空飞越他们基地来侦察的“偷摄者”，搞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架飞机。
1942年中期，日本空军开始把飞虎队当作“真正的对手”，认真地对付起来，他们派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我们天皇空军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飞行员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时进行一场战斗。”他们所有的人都怀疑这是阴谋诡计，只有克莱尔·李·陈纳德例外，他非常了解日本人。命令另一个空军基地的一个中队，于 6月28日当天，和已在桂林的空军中队一起参加决斗，四架P—40飞机在约定时间前10分钟飞到机场西南方，在上空的有利地位保持背朝太阳。
两个中队剩余的26架P—40飞机的发动机启动，并保持慢速在跑道尽头待发。
6月28日下午3点差15分时，陈纳德将军命令飞机起飞。快3点时，“零式”战斗机十分准时地出现了，地面无线电刚向上空的4架飞机发出警报，60架天皇空军的挑战者飞机已进入空域。1分钟内，20架已经开空的P—40飞机，已用最高的爬升速度进入上空。正在盘旋着的4架飞虎队的飞机，从太阳里钻了出来，向“零式”战斗机猛烈地射出一连串致命的机关枪子弹。头6架“零式”战斗机被太阳光迷住了眼睛，还没有看清进攻的飞机就冒着浓烟坠到地上或在空中解体了。而P—40飞机早就得到命令，不要陷入敌众我寡的绝境，必要时以俯冲解脱格斗，飞虎队当时只是怀疑，但不知道日本战斗机不能快速俯冲。战斗就发生在桂林机场上空，飞机在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
10分钟之后，对方的燃油都用得差不多了，敌军撤退了。这短短的 10分钟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日本人损失了14架飞机和机上飞行员，飞虎队的飞机驾驶员有4人跳伞，但无1人伤亡。
1942年6月底，接到通知，美国志愿飞行队不久要解散，由正规的陆军航空队接管。7月3日，美国志愿飞行团解散的前一天，已经闻名世界的飞虎队全体人员，被邀请去参加桂林当地商界举行的晚会。一群身材苗条，从上海和香港逃亡出来，会说英语的漂亮姑娘，穿着轻飘飘的丝绸旗袍，黑头发上戴一朵花，站在人行道上迎接他们。他们坐卡车从10英里以外的机场到城里来，下车以后，姑娘们一个个挽着他们的胳膊，在主人的掌声中陪着他们走进宽敞餐厅，满怀感激之情的商人们筹备了这场晚会，他们称之为“慰劳晚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晚会，一直开到深夜……
飞虎队干得这么出色，为什么要解散呢？原因很简单，陈纳德遭到美**政部的联合反对。他们不给他补充飞机，不提供弹药不给他足够的零件，从来不全力支持仅仅有253人和2个护士的飞行大队。美国许多航空队的将军都嫉妒陈纳德，这是因他从一个中学教师，航空队退伍的上尉，竟成了世界闻名的英雄；纽曼以为还有一个站得住脚的原因，这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和正规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同样作战，在战争中同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优厚待遇，但一个小小的空军大队，却从中国政府那儿得到几倍薪资，而且每打下1架日本飞机还另有现金奖励。
美国退伍军人上尉、中国空军上校陈纳德，被征召在中国重新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罗斯福总统提出立即给他连升四级为空军准将，陈纳德同意了。思想缜密的陈纳德想得很周到，他事先没有告诉纽曼，即向军政部长亨利·史汀生提出要求，让他在美国志愿飞行队解散以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42年7月4日以后，志愿跟随陈纳德留在中国的原飞虎队人员的作战经验，对第一批刚来中国还没有经验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人员来说，那是十分宝贵的，这些留下的人，无论是士兵或是军官，都得了晋级的鼓励。尽管如此，251人中只有35人留了下来。
留下的人这么少，是一份“海外征兵法”的威胁造成的。这份文件是在十四航空队正式接管志愿飞行大队的前夕，用非外交语言向集合的志愿飞行大队人员宣读的。根据法令，美国人只能在美国国土上应征服役。据说，军政部派了克莱顿·比塞尔准将到中国来，是为了尽可能说服更多的志愿队人员留下来，加入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志愿飞行大队的人都爱他们的“老总”，但不要比塞尔插手，可是比塞尔暗示他有完全的指挥权。志愿飞行大队的人教中国小孩站在马路边翘起中指，对过路的美国人扯着嗓门喊：“Piss on Bissel！ Piss on Bissel！”（臭比塞尔）孩子们当然不懂这几个英文的意思，志愿队中的人员掀起的这场对比塞尔将军的“亲善”运动，像野火一般在昆明地区蔓延了一两年。
有几个志愿队人员回美国后就应征入伍了，绝大多数人员在外国找薪金较高的民间工作，在与美国国防部订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当飞行员，或者为美国厂商装配坦克、吉普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是在“租借法案”项下，从伊朗南部沿海运往俄国的。
为飞虎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期已订好，飞虎队员们即将离去。福斯公司电影新闻部准备把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拍摄成电影，那些志愿留在中国的人员和当时为交接工作决定多留两星期以协助陈纳德将军的人员编成三个排，以两架漆着鲨鱼头的P—40战斗机作背景，虽然纽曼从没有受过任何美军的基本操练，但仍被说服去充充数，捧个人场。
他的伙伴们和他都知道美**队的口令和德国的相似，动作也差不多，陈纳德为了保险起见，把他排列在一排人的中间。他们告诉纽曼，“不要怕”，“当叫出预令时，你旁边的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每一个 军事操练的口令都分为两段，前面的“预令”是告诉你将要做什么动作，几秒钟以后再发“动令”，那就是行动的时间了，纽曼站在那里还是有点紧张，当喊出“散开”口令时，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样做还差不多，接着又听到叫“向后……”口令，这是向后转180，他旁边的一个兵提醒他，三秒钟后叫出“转”字时，就应该立即转向后。最后，动令喊出来了，他也转了，不过美国和德国执行这个口令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他转身向左转到180度的四分之三时，突然发现别人都是按美国规矩往右转的，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用左脚跟转去，然后再按美国方式向后转，福斯公司只好把这段珍贵的新闻影片剪掉几英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美国的军事操练。
1942年7月4日傍晚，在桂林军营，飞行大队医官杰特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的办公室里，纽曼宣誓加入了美国陆军，当一名中士。他们给他一块“模压”的小金属牌，这种金属牌是挂在士兵的脖子上，用来鉴别身份的，叫“狗牌”。他的狗牌上刻着ASN10500000（Army Seria LNumber）
军籍号码，他们告诉他，1代表士兵，第一个0代表无地区（美国分九个地区，用1～9来表示），而他号码中的5这个数字，只是为了使编号看起来更真一点，随便编上去的，不然的话，陆军兵籍编号10 000 000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他在两张文件上签了名，纸上印的小字连看也没看，因此也不知道一张文件上写着：“为防备被德军俘虏，我只能在日本前线服务”；另一张文件上写着“身为敌侨，我没有资格被任命为军官，被授予勋章，我甚至没有资格进入美国”。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提升为上士，后来又升为中队军士长，这是军士级中最高阶层了。纽曼在14航空队开始服务，在第76战斗机中当了机务长。第23战斗机大队有3个中从，第76中队是其中的一个中队。23大队由原飞虎队的35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是罗伯特·李·斯各特上校 （他后来写了《上 帝随我同飞》这本书），他不是飞虎队员，陈纳德将军是他的上司。尽管我们已是正规的美国航空队的一部分，供应却仍然极少 （北非战事截 留了很多运往中国的物资），日军到达滇缅公路的西端以后，立即封锁了滇缅公路。此后，除了从印度东部阿萨姆飞越20 000英尺高的喜玛拉雅雪山的低峰 （有很多山峰超过23 000英尺），运来一批物资外，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一些飞机飞离印度的阿萨姆以后就再也不见了。在几乎终年都是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飞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撞到山峰便坠毁，因此，更增加了补给的困难。
在美国航空队中国特遣队里，分配纽曼的第一项任务，是摸回到已撤退的桂林前线基地，修好原志愿队用的三架P—40战斗机，使它们能飞到后方去。他和一名军士从天不亮干到黄昏，天天如此，终于把这三架飞机修好了。最后一天，中国基地司令为他们俩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美丽的韩国姑娘安吉拉·艾。安吉拉三年前从汉城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香港，最后又从香港逃了出来，她每次总能在日军到达之前离开险地。安吉拉像许许多多的难民一样，步行了 200英里，穿过无数田野山丘，才到达安全地区——美国空军前进基地，她父亲担任过韩国驻柏林的大使，她叔叔是韩国首相，1942年被日本人杀害。安吉拉会说流利的德语，几个月后，她救了纽曼的命，纽曼后来和她成了知交。第二天，他和军士就到云南昆明他们的主要基地去了。
中国政府从纽曼这里得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作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由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给他母亲去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将荣幸地欢迎一位帮助中国的人的母亲前来中国。”他母亲先取了份德国旅行护照， 1942年 10月，她先乘鲁汉沙航空公司飞机从柏林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沿中俄边界到达阿尔玛·阿塔，再在那里搭乘欧亚航空公司 （鲁汉沙航空公司的子公司）的飞机到达昆明，途中在新疆的 哈密停了一夜，到昆明时，她像往常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
由于纽曼加入了美国航空队，他的老邻居陈纳德认为，让他母亲一个人留在战火弥漫的中国不安全，他向纽曼建议，让他劝他母亲乘一架运输机飞越驼峰，然后从孟买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开罗，从开罗乘火车，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耶路撒冷。自1943年起母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和他姐姐一起生活。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母亲到了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她生前遍游了欧洲和中东地区。
4. 拼装日制“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在昆明我们中队机库里，纽曼和一批刚来的美国兵站在一架P—40飞机的机翼上，他正在讲解对作战飞机如何维修，以及与在美国课堂所学的差别时，高个子中校布鲁斯·凯·豪洛威（战后他成为了美国空军副总司令部的四星将军）大步走到机旁，对着他说：
“纽曼，老总要立即见你。”
从机库到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大约只需3分钟。到了那里后，将军说：“纽曼，我们搞到了一架很好的零式战斗机，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面日本人占领的海滩上捡获来的，他们把飞机拆卸后拉到内地来，他们说是把弄到的所有东西都通过日本封锁线运过来了，但恐怕有不少零件被损坏或丢失了。我们在过去9个月中打下的很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一定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零件。这儿有一张图，残骸所在地地点都标在上面了，你们要设法拼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先试飞，然后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抗比较。你看如何？”
纽曼一时语塞，千头万绪涌入脑中，德国人、军士、最有名的、神秘的、令人羡慕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他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老总又说：
“能使这样一架该死的飞机飞起来，对美国来说是极重要的，除你之外 没有人能办得成这件事。”
“谢谢。长官！”纽曼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陈纳德给了纽曼一张写有中英文的通行证，上面已贴上了他的照片和陈纳德的签名，纽曼只须按一个手印就行了。通行证给了他在运输等多方面的优先，提审日本俘虏了解有关飞机的事项，以及取得中国当局的最好的协助等。关于这架飞机的图纸、说明书等等什么都没有，要装出一架零式战斗机，而且是美国人手里的第一架零式战斗机，这对任何一个工程师来说都是一项有趣的挑战，纽曼挑选了得克萨斯州出生的马凯军士，也就是在几个月以前，情愿让中国姑娘把他整死的那个美国大兵当他的助手。还有6个中国机械人员，在存放飞机残骸的地方等着他们。
这个被列为“机密”的任务，预定在靠近前线的一个紧急备用跑道几英尺以外的树林里进行，当然那儿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源，他们干活的工具就是扳手、手摇钻、鎯头和各种铆钉，还有一个用来加热和矫直螺旋桨叶片的炭火炉。他们把连着机翼的机身，架在3只50加仑的空汽油桶上。当他们从打落的其他零式战斗机上拆下零件时，立即明白了这些飞机不是整批生产出来的，这为他们提供了极重要的情报。全部零件在最后装配以前都要锉修，原装的轮胎被中国农民割掉做了鞋底，他们无法恢复原状。他们只好把一架老式美国霍克双翼飞机上的轮胎拆下来，装到了零式战斗机上。那些用来包零式战斗机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日本蒙布，已被用来做了衣服。为此，他们就用中国的丝绸涂几层漆来代替。
日本飞机的设计原理非常新颍、聪明而有趣。像现在从“日出之国”
进口的汽车一样，零式战斗机具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明。它的冷却器、油箱、美式螺旋桨和发动机装成一个整体。只用四个大螺钉就固定在飞机的火墙（即机头前后的隔板）上，全部燃油、润滑油、压力、温度和其他管道，都连到一个简单的“快卸”接线盒上，安装或拆卸一台完整的日本发动机以及飞机螺旋桨和滑油冷却系统，只需25分钟至30分钟，而美国飞机柯梯斯P—40或较新的北美P—51，干同样的活却需要五六个小时，这种显著的时间优势，在战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空中多一架飞机可能意味着赢得胜利，而地上多一架飞机，就留给敌人做炮击或轰炸的现成目标。零式战斗机的左右翼与驾驶舱浑然一体，减轻了接头和螺杆的重量，它的起落架很轻，只有P—40飞机起落架的1/3重，瞄准器和氧气装置等其他组合体，与德国和俄国的设计相似或是他们的翻版。
他们敢肯定，日本情报部门已经觉察到他们要修复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行动，他们企图阻止他们探索零式战斗机的秘密。日本侦察机每天在他们工作地区上空盘旋，想找到他们隐藏飞机的地方，但伪装技术优秀的中国士兵，使他们的希望无法实现，两个月后，他向司令部发出飞机能够飞行的密码电报，他们急于尽快地把这架飞机转移到桂林他们自己控制的战斗机前进基地去。他们给飞机加了100号燃油，在机腹下安装了一只日本造的副油箱（这种副油箱可以在飞机参加战斗前立即扔掉），也灌满了75加仑的燃油。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样做是最愚蠢的。
第二天上午，l架B—25轰炸机在前进机场的短跑道上着陆，随机来的是将要首次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的约翰·艾利森少校。他是个技术顶尖的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空中英雄，还记得当时的战时歌曲“强尼击落了1架零式战斗机”吗？为了保护起飞区域以及将这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至桂林，4架P—40战斗机在上空盘旋，纽曼先把零式战斗机滑行到沙石跑道的尽头，然后让艾利森坐到机舱的位子上，发动机一直没有停机。他站在机翼上，身体俯在驾驶舱里，给少校指出各种发动和飞行操纵系统安装的位置，以及如何阅读日本仪表，然后祝他好运。他们不想在备降跑道上多耽误一分钟，总是担心日本轰炸机可能随时出现而使他们前功尽弃。纽曼冲向旁边那架也一直没有停机的B—25飞机，爬上伸缩梯，钻进了尾炮塔的玻璃舱内，他俯卧着，准备好了照相机。
他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方低空盘旋，发现零式战斗机的螺旋桨不转……。B—25轰炸机只好再次降落。他赶到少校那儿，较详细地向他说明应移动那个操纵杆，可避免发动机停机。两个中国机械士帮着摇动在飞机一侧的曲柄，再次启动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的他建议少校先起飞，然后低而慢地飞往他们在桂林的空军基地，使他们的轰炸机能赶到前面去，纽曼想摄下这架珍贵的飞机在飞行时的姿态，然后再赶在它之前在桂林着落。艾利森少校应在机场上空低飞以便他观察起落架放下的位置，如果没有问题，他就给他发出约定的着落信号。
这次艾利森向前推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没有停机，纽曼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但他看到零式战斗机先摇动了一下 （这是少校对各种操 纵系统的性能作测试反应），然后便拔地而起，他的心是多么激动啊！
少校收起了轮子，以飞行员传统的表示“没问题”的方式——摇动机翼，从他们头上飞掠而去，他祈祷上帝保佑平安无事。
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数百名大兵站在跑道的两侧，陈纳德将军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派特里克·赫尔利也专程从重庆赶来了，4架P—40飞机仍在他们头上高空盘旋掩护，按预定计划，他们乘坐的B—25轰炸机先降落，艾利森在机场低飞通过时，这架零式战斗机在他眼里真是了不起。少校低而慢地飞过，人群中响起了掌声。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他摇动一面绿旗，准许他降落。
艾利森少校灵巧地驾驶着这架美国飞行员从未飞过的飞机，他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进场，让飞机轮子轻轻地着陆。由于他们没有日本飞机上专用小电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机内也没有起落架放妥的警告灯。发动机油门收回后，飞机仍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滑行，突然间，飞机的右起落架向内倾斜，右机翼的翼尖触到沙砾跑道，扭曲了螺旋桨叶，也折断了机翼和机身。75加仑燃油装得满满的副油箱也被撞得粉碎。
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居然没有受伤。飞机在弥漫的尘土中摇摇晃晃停下来了，跑道上撒了一地的100号汽油，飞机居然没有着火，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生爆炸、着火，也没有伤人。
假如你想知道一刹那间从“洋洋得意”到“垂头丧气”的境地心里是什么滋味的话，只要想想纽曼和零式飞机在中国着陆的情景就够了，他当时是什么感觉？糟糕透了！真的，他都准备好从腰里拔出科尔特—
45手枪自杀。尘土消失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他检查了残骸，他立即找到了这场不幸事件的原因：飞机起飞时，一小块碎石被螺旋桨吹进起落架，这架零式飞机是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甲板上没有沙石，因而它的起落架公差精度比陆军用的零式飞机高，陈纳德立即命令把损坏的飞机搬离跑道伪装起来，并命令纽曼把这架飞机重新装好，他简直预料不到会得到这样的信任。
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学徒时期，纽曼也没有这么拼命干过，一天工作没日没夜。他的动机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急需这种飞机的性能资料，以便制订作战战术，更为了不辜负陈纳德将军对他的信赖。
在桂林机场跑道两英里外，有个机库，那儿有使用电动工具的电源。
由于这架飞机的机尾部分一点没有损坏，他们把它拆卸下来，装到一辆平板卡车上，让一个中国司机开车把它运到那个伪装的机库。马凯军士和他随着平板车，用手扶住很轻的机尾，不让被风刮跑，没想到卡车司机想抄近路，离开公路从两棵大树中间穿过去而两棵树之间的距离不够装配起来的机尾水平尾翼的宽度，司机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纽曼发现几秒钟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时，他拼命地敲汽车驾驶室顶棚，可是已经晚了！惟一没有损坏的部分——机尾，现在也需要修理了。
他、马凯和几名中国人一起修复飞机的时候，正值1942年雨季。和一年前一样，他们中队撤离了桂林，他和马凯军士留下，还有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和几名以前共过事的中国机械士。在飞机修复工作即将完毕时，由于过度劳累，筋疲力尽，纽曼病倒了。伤寒、疟疾（他以前得过两次）和黄疸病同时来了！他高烧至106度，每隔36小时就冷得浑身发抖，打寒战，附近没有美国战地医院，就在此时，他的韩国朋友安吉拉来救了他的命。她让当地的中国医院安排他住了院，用挥发很快的航空汽油给他擦身，使高烧退了下来。美国无线电报务员让安吉拉和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通话，她请求立即给予帮助。不到18个小时，他躺在担架上，被安置在专门派来接他的C—47飞机里，机上有医生、护士，还有牧师和安吉拉，将军让安吉拉陪他到昆明医院。
医院的大夫立即把他隔离了起来，只有安吉拉和将军本人能来探视。陈纳德不考虑医生的意见，指示主任医师只要纽曼一旦恢复得可以回去修飞机时，就立刻让他出院。零式飞机的修复工作已停顿了，等着他回去。
三个星期以后，纽曼对医生说：“行了，大夫，让我走吧！”医生认为他哪儿都不能去，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赢了，可是后来的情况证明医生是对的，送纽曼的飞机升空后不久，纽曼就喘不上气来，飞机只好在最近的机场紧急着陆，离昆明只有100英里。过了两天他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医生非要他戴上氧气面罩，尽管飞往桂林的高度还不到10000英尺，但还是那样做了。
他穿着有毛里衬的飞行服，裹着毛毯，坐在零式飞机旁边的帆布床上指挥修飞机。就这样又艰苦工作了两个星期，这架飞机又能飞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到昆明的空军司令部，飞行员是他的中队长，格兰特·马霍尼少校 （他后来死在菲律宾）。为确保不再发生起落架故障，他们决 定把轮子保持在“放下锁妥”的位置，450英里的飞行一帆风顺，安全降落后，纽曼方在这架飞机的周围布置了宪兵来保护，防的并不是敌人的阴谋破坏，而是喜欢猎取纪念品的美国大兵，在他的疟疾病治好前，他不得不留在桂林，他所在的战斗机大队队长拍来电报：“零式机正常，你返回前不再飞，——豪洛威。”回到昆明后，他再次检查了飞机的各个系统，然后开始了比较试飞，用他们的零式战斗机与美国的各种飞机进行各种模拟格斗。
概括说来，从每次空中遭遇中，他们都看到零式飞机重量比美国飞机轻一半，使某些飞行能具有极大的优势。它怎么会这么轻呢？除了纽曼前文中曾经提到的诸如机翼与驾驶舱是整体的结构之外，日本军方把飞行员的装甲保护全部拆除了，又去掉了一英寸厚的自封油箱。这种油箱在被子弹打穿的情况下，自封材料是很有用的，但却减少了载油量，也减少了飞机的航程。日本人还把发动机的电动启动机去掉了，电动启动机不仅自身重达10磅，而且还需要一个很重的电瓶和粗铜线来带动起发动机马达，他们使用更轻的铝合金，采用聪明的设计思想，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去节省关键性的重量。
但是，事情总是有利有弊的。零式飞机太轻、太单薄了，纤维蒙布的飞行操纵面又是如此脆弱易损。因此当它要甩掉跟在尾巴后面的美国重型战斗机时，却不能很快地俯冲！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确实还是发生过。他们的飞行试验评估之后，司令部向在中国的飞行员发出指示：“只与零式飞机交手一个回合，发出全部火力，然后赶紧脱离，俯冲！绝对不作一场英勇缠斗的念头……”豪洛威上校叫纽曼写一份零式飞机的情报，给俄亥俄州戴顿城怀特基地的技术专家，所有敌机的资料都在该地作分析，他努力用英文写完了报告，信差将它送到了美国，他收到的回条上这样写着：“纽曼军士，请你用德文写报告，他们不懂你写的英文。”
1943年3月15日以前，零式飞机与他们在中国所有各种可飞的飞机作比较的鉴定飞行完成后，华盛顿美国空军司令部将这驾飞机运往美国。飞机先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去兜售战争债券，然后同设在戴顿的美国技术情报组织对它作检验。
第二天，纽曼和马凯军士乘一架B—25轰炸机，飞在零式飞机的前面，越过驼峰，穿过印度，从汀江 （阿萨姆）到喀拉奇，曾在亚格拉和 包格普两地停留，在每个停留地，他们都对零式飞机作检查和维修。四架派来保护这架日本飞机的P－40飞机都出了问题，在长途飞行中的每一段就有一架飞机出毛病，结果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到达喀拉奇，零式飞机却什么毛病也没出。马霍尼少校驾驶着这架飞机，一路从中国飞到印度西海岸港口降落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国的掩护飞机。那儿的人看到有一架零式飞机停在他们的跑道中间，都感到非常惊奇，纽曼想，如果有一架美国飞机把它打下来，那会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呢？
零式飞机在喀拉奇分解，然后用货船经澳洲运往美国。他们降落几小时后，驻印第10空军司令比塞尔少将来看望他们，表示可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帮助。3天后他的车再次出现，守卫在他们分解零式飞机的英国 P－101巨型飞艇机库门口的两名宪兵举枪致敬。一位头发灰白、身穿绉褶短皮大衣的绅士，和比塞尔少将一起从车里出来，这位年长者围着飞机走了一圈。飞机的一部分已拆卸下来，机身又架在三只汽油桶上，然而这个老头爬上左机翼并且要进入驾驶舱的样子，使纽曼不得不出面劝止，他告诉他飞机放杆不稳和这架飞机对他们空军是多么的重要，请他立即下来。
纽曼注意到了他衣领子上的四颗小星，但没有多去想它，他想他一定是一个来收集纪念品的新闻记者。这位灰白头发的人顺从他的要求从飞机上下来，道了歉，然后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诺德。”
“很高兴见到你。”纽曼说：“我的名字叫纽曼。”
比塞尔将军吓呆了。他示意他到一边，悄声地说：“这是我们的最高司令，海普·安诺德将军。”他很尴尬，反过来向这位四星大老板道歉，而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他非常和蔼可亲，因他没有认出他来而乐得合不拢嘴。他了解他的过去，指示比塞尔将军通知陈纳德将军，他已经命令他到西海岸去，等装运那架零式飞机的木箱到达加利福尼亚或奥勒同后，由他来重新组装零式飞机。
两个星期后，印度木匠做好了三只大木箱，其中一个特大箱子是装驾驶舱和相连的机翼的。为了在美国重新组装方便，纽曼把所有重要的连接部分都做了标记，然而他的美国之行却未能实现。美国政府派驻新德里的官员，查看了他在1942年7月4日签字的入伍文件，底下印着一行小字，他气疯了！一个小文官竟可以违抗四星将军的命令，这种事情在德国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陈纳德将军没有命令他返回中国，而是让他在加尔各答基地医院彻底休息，疗养一个月。这是他几年来的第一次休假。
纽曼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在中国不仅陈纳德将军赏识他，而且他的中队长和大队长也很喜欢他。1971年，四星将军布鲁基·凯·豪洛威—
—战略空军司令，在空军年会的讲话中，谈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担任他的中校大队长时，是这样提到纽曼的：“有纽曼当我的机务长，就如同由凯德林先生来管理一个当地的雪佛兰修车店一样……。”
（查利·F凯德林是通用汽车公司有名的工程师、发明者和研究顾问）
5. 忙碌在桂林空军基地
纽曼在加尔各答的那段日子过得还不错，病床上铺着舒适的垫子，有热水浴，军人伙食也挺可口。加尔各答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他常到那些时髦的咖啡馆坐坐，吃着冰淇淋，瞧那些白色的“神牛”满不在乎地在闹市街头徜徉，阻塞了汽车和有轨电车。这样的街景正像他在1939年飞往中国途中所见到一样，不过，最吸引他的还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们。
每日清晨，她们在加尔各答用沙袋和茅草搭成的后方医院里来往穿梭，给病人分发牙膏、口香糖、平装书之类的小礼品。她们年轻，长得又漂亮，身穿平整的淡蓝色制服，明眸皓齿，个个都很惹人喜爱。在中国，除了从挂在卡车上的白床单上看到电影或偶尔有像金凯丝·福尔肯的格这样的明星来看看他们之外，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女人。
纽曼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位红十字会的姑娘，她叫弗吉亚，加利福尼亚人，一头金色秀发。那时，每天清晨，当她来到他们病房时，那些病号们就对她起哄吹口哨，他为此十分恼火。在德国，对姑娘吹口哨被认为是侮辱行为。于是他和邻床的一个家伙大动干戈，他也是一名军士长。
末了，以他的鼻青脸肿和他的右臂骨折而告终。院长只好出面为他们调停，并友善地向纽曼解释说，如果一个漂亮的美国姑娘没有得到美国大兵赞美的口哨，她就会因此而感到沮丧。
纽曼在那里消磨的时间也许太长，开始不安起来，后来他终于离开了医院，搭乘一架飞机又回到了中国，等待着新的任务。
离开中国已经7个月，纽曼原来所在的那个中队的人员都已轮换回国了。现在，他必须在战斗机的维修工作中再培养另一批新手。
纽曼是机务长，手下有60名中队维修人员。其中只有一半是属于“说干就干”的人，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使仅有的几架飞机能在前线执行任务，其他人则整天对恶劣的工作环境、缺少工具和零件、单调的伙食以及见不到美国姑娘而牢骚满腹。所以纽曼主要和那些愿意干而又认真干的人一块工作。两个月的雨季，他们都无所事事，中队长送给他一本戴利·卡耐基写的书—— 《怎样交朋友与感化别人》，他希望他能按照 卡耐基的忠告，鼓舞他的全班人马努力工作，借助一本破烂不堪的英德字典，纽曼好不容易把这本书读完，据他回忆：卡耐基的主张是“为了友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让步”，这种观点，他完全不能接受，不过看在这个老学究的份上，他还是试一试为妙。果然不错，照着卡耐基的话心诚意挚地去做，纽曼交上了许多朋友，他的这些“被冷淡了”的人们和他的关系突然热起来了，他们邀请他玩扑克打二十一点，到了晚上，还要他陪他们到附近的镇上去玩女人，然而纽曼却没有能够感化他们把工作干得更多更好。一个月后，纽曼还得按照他的老套。让“怎样交朋友”见鬼去吧！他们这里是在作战，飞机完好正常才是头等大事，有朋友无关紧要。
为了提高发动机维修的可靠性，纽曼要求中队机械士“自愿”参加他们自己修好的单座战斗机的试飞。飞行员坐在机械士的大腿上，因为座舱太低谁也不能坐在降落伞上，纽曼自己就同那位高大的中队长罗伯特·科斯特洛少校这样飞了几次，纽曼坐在他的大腿上，飞行高度在两万英尺以上，这样才能找出发动机的毛病。飞行员对他的计划是积极支持的，因为这对提高维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天色已黑，整个机场仍荧光闪烁，仿佛是萤火虫的世界，其实，那是技师们工作的手电筒，用以检查管道或接头是否牢固，惟恐第二天纽曼建议他们“自愿”参加试飞。
为使他们的飞机上天，需要零配件，但运到中国的零配件总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只好从被拖进机库再也不能起飞的“机库皇后”飞机上拆卸，用来维修同一型号的飞机。有一次，纽曼还用锯子和锉刀把一块一英寸厚的坚韧而不导电的水牛角，做成了个分电盘的打火头，用以代替刚用不久，但已出现毛细裂缝的胶木。这一故障曾使 15至20万伏特的高压电火的电弧，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跳过裂缝，造成发动机点火失灵和损失马力。水牛角做的零件使用寿命和飞机原来的一样，也是一年，用它来代替胶木，材料专家对此一定会感兴趣。
有一架P－40B飞机的机枪发射同步器坏了，结果机炮把自己的螺旋桨叶打穿，由于缺少螺旋桨，这架老的P—40B战斗机9个月以来都在桨叶根部带着三个枪眼。要是放在美国检验官身上，这架飞机是绝对不允许再飞的。还由于缺少备用轮胎，他们只好把飞机停放在跑道的尽头，在没有轮胎的尾轮下面垫上空子弹箱，然后飞行员把发动机加大到最大马力，同时紧紧地踩住刹车，直到飞机用力把尾部抬起，机身呈水平状态时，再让飞行员突然松开刹车，这样飞机就可以在尾轮没有轮胎而又不触地的情况下安然起飞。运输机的轮胎也很缺乏，橡胶轮胎被锋利炸弹碎片划得遍体鳞伤，这些弹片散布在沙石平面的跑道上难以清除。我们的一架道格拉斯—47运输机，在只有一个橡胶轮胎的情况下，飞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另一个轮子则是用了一条直径一英寸的马尼拉麻绳紧紧地捆在轮圈上。
战争期间，纽曼在桂林度过了最令人兴奋的春季和夏天。每天黎明之前，看到机工长们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飞机的情景，真是令人振奋不已。这些P—40B飞机夜间都疏散在机场边缘。发动机要做“预热、试大车”等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每架飞机的12个排管都排出明亮的火焰。吓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吼声震撼着大地，划破了整个前进机场的寂静，这种震撼也许只有那些热爱发动机的人们才能理解。数分钟后，天亮了，光线划出桂林圆形山峦的风貌。当太阳爬出山腰时，机械师把他们的 P－40B飞机滑行到飞行员待命的帐篷前，一辆敞篷卡车从营房运来了一筐筐炒蛋三明治和咖啡……
夜间又是如何的呢？纽曼在中国许多空军基地待过，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惟有桂林在夜间遭敌机多次轰炸。原因很简单，远东当时几乎还没有什么导航设施，但那条从广州 （在附近日军有一个基地）到桂林的 铁路，在明亮的月夜下，那两条闪光的铁轨是敌人领航员最理想的参考目标。在收到中国部队地面防空网发出“发现不明飞行物”的警报后，他们通常起飞二至三架P－40B战斗机，在空中等候敌机。夜间，日军轰炸机有个先天性致命弱点，其排气管口没有遮蔽火焰的装置，在夜空里喷射出明亮的黄色或淡青色的火焰，是非常理想的追击目标，不少日军轰炸机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一天夜里，中队长约翰·艾利森少校，在 5分钟内就击落了2架日军轰炸机。
到了1943年中期，用飞机撒传单成了一种新式的战争。新成立的中美混合联队的一架飞机，向日本占领的香港地区为中国人散发了一封信：
你们的朋友谨向你们致意，这张传单是由联合国的飞机散发的。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飞机在日本占领区的上空飞行，向日本军阀讨还血债。我们一天天在强大，日本在新几内亚、索罗门群岛和南洋的战场一再溃败。我们摧毁其飞机，击沉其军舰，他们的五艘航空母舰已葬身海底。在中国的盟国空军所向披靡。联合国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妇女遭奸淫，生灵涂炭，财产被掠夺，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强盗迫害你们、给你们留下的奇耻大辱。你们在振作精神，同中**队的弟兄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回到香港。
这些传单是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的前两年撒下的。
“双十节”那天，一架教练机在他们头顶上散发传单，结尾说：“我们没有忘记送给你们一点礼物来振奋你们的精神，我们希望你们和我们的民众共同欢庆，谨致。”
1943年前不全是在“战争是地狱”的情况下度过的。士兵们总是要寻找机会到最近的城市里轻松一下，他们的士兵总是不难找到愿意合作的年轻女人，但这种消遣太昂贵了。珍贵的汽油用来开车进城，轮胎被嫉妒的中国男人割坏，醉酒的士兵被抢劫。在中国，士兵们染上性病的越来越多，陈纳德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由来已久的职业性问题。为什么不采取严格禁止士兵进城，把山搬到穆罕默德面前的办法呢？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在桂林机场的入口处建了起来，地面一层设有带酒吧的舞厅和自动钢琴演奏机，播放着流行的“不知道楼上在干什么”。楼上都是一些小卧室，管他是“圣人”还是“情人”。军官们可以在双数日自由地出入“百老汇旅店”，单数日是专门招待士兵的，就好像70年代单双日汽油配给制一样。但星期天一律谢绝……
那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可以在桂林弄到日本安南的上等啤酒，不过也没有人敢问酒是从哪里运来的，是怎样通过日本的前线的，他们也用不着管这些，在他们面前，摆着带有“上海制造”商标的啤酒瓶，其他的带有“河内制造”的商标，想喝冰镇啤酒，却没有冰箱，但这难不倒那些聪明的美国大兵。他们在副油箱的顶部割开一个洞，来一个“啤酒飞行”，这个空中“电冰箱”里装的不是油料而是瓶装啤酒。飞机在15000英尺高空飞行10分钟后，储存在飞机副油箱里的啤酒就变得冰凉爽口了。
1943年终于过去了，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他们第76战斗机中队向北转移到华中衡阳。就在感恩节的前两天，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在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秘密地飞往遂川。这是美国在中国最靠东南方向的一个机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工人在距离日军占领的从长沙到广州铁路线200公里以外的地方，修了一条临时的跑道。
几百桶汽油被稻草掩盖着，用两轮水牛车拉着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秘密的行动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敌人，都不晓得陈纳德将军要干什么。第二天晚上，一个老式的柯蒂斯P—40型中队（15架飞机），降落在沙石铺成的跑道上，跑道的灯光是用20支手电筒组成的。30分钟后，20架美国最新、最快、航程远的美北 P－51、野马式及洛克希德 —P38战斗机出现了。P—51型飞机前一天才运到中国，是从北非战场上直接运来的，几分钟后，一个 75毫米炮管伸在机头前的中型米契尔B—25型轰炸机中队，也降落在遂川机场，飞行员都穿着黄色的救生衣。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不管是飞行员还是他们这些人都不晓得。前飞虎队王牌驾驶员、空军上校德克斯布尔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意外的问题发生了。P－51战斗机比他们老战斗机P－40机更富有流线型，有自己的发动机冷却剂，滑油散热器位于机腹下方、飞行座舱的后段，有像P—40机那样在螺旋桨的后面离地面那样高。毫无疑问，从空气动力学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极好的设计，但在中国这样的跑道的实际情况下，这则是一个大灾难，这里的跑道不是铺沥青或水泥，而是用沙石铺成的，其后果，同18个月前在桂林他们的“零式”飞机失事非常相似。螺旋桨产生的强大气流卷起无数的沙石块，以极大的力量撞击在P—51机身下蜂窝状的滑油和发动机冷却剂散热器上，结果至关重要的冷却液严重渗漏。几乎所有新运来的P—51机第二天都不能再飞行，除非他们更换那些被损坏了的冷却器，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就地立即采取别的措施才行。
纽曼想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的主意，他派了4名美籍华人机械士，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买来了4部旧自行车。他们卸下车胎，拆下钢丝，切掉它两头的螺纹，将钢丝插入散热器漏油的蜂窝内，漏油管道两端用自行车内胎剪下来的两块垫圈封住，再用螺钉帽拧紧，这种装置居然成功了。
第二天大清早，也就是1943年的感恩节那天，P－40机离开了临时机场，向北飞去，以欺骗那些可能向日本谍报机关告密的人。30分钟，全部P－51、P—38和B－25飞机，以密集的队形起飞，向东南的台湾海峡飞去，一直到此时，他们才被告之这次飞行的任务。才明白为什么飞行员都穿黄色救生衣。那是一次远距离的越海飞行，保持直线飞行，节省每滴燃料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飞机才能返回遂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忧心如焚，无线电全部静默，使他们无法得知这次突袭的进展。能成功吗？他们的飞机能否找到他们的目标？几年来，美国的侦察机为陈纳德将军提供的照片显示，那里的机场集结着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那个岛被占领了五十多年之久，他们知道，台湾在P—40飞机的航程之外，因此美国战斗轰炸机就无法在P－41飞机掩护之下对台湾进行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先用了“安全”的台湾，作为从日本到南太平洋诸岛的海上集结输补基地。
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过周密的计划，彼此互不妨碍，密切配合，他们必须以紧凑的顺序，精确地飞抵目标上空，“有限的”燃料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起飞前的任务提示是正确的，他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是机翼挨着机翼，在跑道两边排成两行，他们的P－51、P—38和B－25机做超低空飞行，掠过中国的稻田，越过台湾海峡，日本的雷达防空系统一点也没有发现。
这次突袭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只有一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它的起落架还没有来得及收起，就被揍了下来。
三个半小时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兴奋地数着降落的飞机，从他们遂川临时机场起飞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了。
那些提前起飞的P－40飞机在北面搞了个佯攻，也在三个小时前就返航了，加油之后，又盘旋在遂川机场的上空，以防日机前来报复。他们很快地为返航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做好了准备，不能让日本人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日本人已经被这次来自中国大陆的空袭搞得惊慌失措，人仰马翻，哪里还会有心思想到报复。
美国人惟一的差错就是错误的判断了台湾的风向。燃烧着的日军飞机黑烟滚滚，遮住了机场的一部分，使日本人保住了几架飞机。根据他们的高空侦察机洛克希德P－38飞机在空袭两小时之后所拍摄的照片看，63架日本飞机被彻底摧毁，更多架飞机受重创。美国飞机没有一架中弹。
1943年感恩节那天稍晚他们才返回常驻基地。陈纳德将军非常高兴地给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报称：“谢谢你们全体人员，感恩节的火鸡明日运到你处。”他命令一架载满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到衡阳，凡是去过遂川的人都吃到了火鸡。他们这些技师都做了感恩节祈祷，由于他们拆了几辆自行车，才使得所有P－51飞机能够参加这次空袭，并取得成功，安全返回。
在天气不好的季节里，纽曼总得找点什么别的事干，他被调到了第332部队运输中队任空勤机械员，在不同天气情况下，他们都照常飞行，走遍了他们中国的每个空军基地。有一次，离衡阳不远，那里距敌人占领地区也很近，他们没有武装的P－47飞机与3架“零式”战斗机相遇，他们的飞机擦着树梢和稻田低飞，又伪装得很好，终于躲过了敌机。飞行不无乐趣，但只持续了几个月，一项紧急任务，又使他转到了别的地方。
几年来，纽曼从中国士兵那里学了不少“丘八话”，这与美国语言学校教的普通话大不一样，他可以用这种话与他们顺利地交谈，由于这样，他被派到第5329空军地面部队资源和技术部，那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部，实际上就是战时的中央情报局（CIA）。11个月之中，他一直是两人小组的成员之一，该小组的任务是，不仅搜集日本人的情报，也负责报道中国盟友方面的情况。小组的另一名成员，也是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约翰·伯奇中尉，中国出生，性情温和，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60年代的那个反动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名字，就是以这个已故军官之名而命名的，但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倘若伯奇中尉天上有灵，一想起此事与他有关，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日复一日地活动在敌后地区或附近，他们或坐小木船，或乘吉普车，有时也步行。有一次执行任务，纽曼和一位海军上校戴着中国式的苦力帽，用竹扁担挑着竹筐，走在又窄又滑的田间小路上。一连走了几天，找到什么吃的就吃什么，睡在农家，通常都由一伙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德国造毛瑟手枪的中国游击队保护他们。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用无线电来指挥对日军的攻击，通讯设备就安装在他们的吉普车里。他们隐藏在茂密的竹林中监视敌人的行动，无线电发报的电能用手摇发电机来提供，他们俩轮流着拼命地摇发电机，这个工作比间谍任务本身还累人。
敌人非常清楚有人在直接指挥美国的飞机攻击他们隐藏的地方，但又搞不清这种指挥来自何方，因为他们不断地转移他们的吉普车，运输日军的船只、轻型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是他们最好的轰炸目标，他们用密码准确地向基地报告并建议出动多少架飞机，使用何种炸弹来消灭敌人。飞机起飞前和在飞行途中，他们一直用密码联络，当飞机飞抵他们上空时，一般都在1000英尺高度，他们便改为英语直接通话，以便将那些正渡河的日军消灭。根据他们的报告，即使飞行员看不见地面的目标，他们也准确地知道在何时何地投下杀伤力大和高爆性炸弹。
根据陈纳德将军和蒋委员长达成的协议，空军基地的地面保卫由中**队负责。
中国的士兵都是勇敢的，但指挥不利，缺乏武器，弹药也不足。没有指挥官命令不准开炮，因为只有那几发屈指可数的炮弹。有一次，日军准备用驳船渡过零陵附近的湘江，那里有英国在一个半月之前才撤离的重要空军基地，纽曼困惑不解地看着，中**队的大炮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射击地形，伪装得也很好，隔着湘江只有500码，这样的接近射击肯定会致日军于死地。日军的驳船已开始启动，在这关键的时刻，一名中国士兵找不着他的长官，他急得团团转。没有长官的命令，他们是不能开炮的。据说这位长官大人带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坐着轿子已不知去向。结果是中国的大炮没有放一发炮弹就从河边撤走了，日本军队未伤一根毫毛就过了河。几小时之后，日军就占领了离河 2公里的零陵空军基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日军仍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抢占美国的空军基地，掠走大量给养，这些物资我们还没来得及销毁 （纽曼总算抢出了几瓶草莓酱）。
当他们这两位情报员完成任务返回桂林时，他们发现他们在桂林的主要基地，正在做撤退前的销毁工作，留下来的美国人把供应站、兵营和飞机跑道统统销毁掉。这些工作是在零陵失守一个星期，撤出衡阳两个星期后开始的。很明显，日本决心清除美国在中国所有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1944年夏秋两季，纽曼出席了有关中国战况报告会，在会上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士气崩溃的危险信号。中国下级军官向他们指挥官的报告总是与事实出入很大。例如，关于铁路线的报告“从A地到B地已被拆毁，铁轨和枕木都扔进了附近的河中。”如果真是如此，日军前进速度就会受阻，他们的空军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撤退，或利用此机会对敌人多发动几次空袭，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中国高级指挥官并不了解这些，他们还以他的下级军官报告的情况为根据，自以为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战略决策！但他们所依据的报告是不准确的，或完全是编造的。这对纽曼后来的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弄清事实真相”！
1944年10月中旬，陈纳德将军从他的昆明总部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地向他报到。那时雨季刚好开始，在中国东部飞行是不可能的，处境困难的中**队再也得不到空中援助了。和他一同去昆明的那位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好不容易弄到一辆情况还不算太坏的吉普车。上尉和他在一条550英里长的崎岖而又泥泞的路上蜿蜒行驶，每小时只能走15英里。他们所带的汽油足够走完这条路。他们昼夜兼程，饿了就吃冷干粮，当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已经是饥肠辘辘，蓬头垢面，满脸胡须，疲惫不堪了，就像著名的贝尔·莫尔丁的卡通片中的角色一样。
纽曼立刻被送到将军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简陋的泥巴地面的屋子。
纽曼1940年第一次见到陈纳德将军时，陈纳德是一名退役陆军上尉，而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了。
陈纳德将军详细地询问了他同中**队相处的感受，并问他，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下去。
“守不住！”
经过一阵询问和回答，将军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铃，把他的助手叫来。
“斯垂克兰德上校”，将军指着纽曼说，“这是纽曼军士长，他刚从东面回来，我想让他立刻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将军报告，请给他开个通行证。”
“将军，我知道纽曼军士长，当然他应该去美国。”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咕哝一句说：“但他去美国是不合法的，长官……”
“就是让他非法进入美国，那又怎么样？”将军对他的助手怒吼着。
将军缩在他那简陋的司令部的木办公桌后面，拳头猛捶桌子，把杯子里茶水都震了出来。“这个人为我们立了大功！”
纽曼站在离司令几英尺的地方，身上仍穿着溅满泥浆的飞行服。他从柳州南方空军基地开着吉普车，马不停蹄地在泥泞的红粘土路上跑了36个小时。陈纳德把他叫到昆明他的司令部，听取了他对东部前线最新的观察报告，并打算派他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当面报告。由于他获得了机密资料，他还想让他得到战地任命，成为军官。
战略情报局的局长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的得主“野比尔”杜诺万将军。现在纽曼有了第二次去美国的机会（第一次被拒绝了）。而且这一次机会是陈纳德将军努力争取的。
可怜的斯垂克兰德上校，他很清楚将军为什么如此大发雷霆。斯垂克兰德知道纽曼的事，也知道第一次那个小文官不让他去美国是根据副官署署长的规定而做出的。他吞吞吐吐地再次对陈纳德将军说：“将军！
纽曼军士长去美国是非法的。”
陈纳德将军拍着桌子反问道：“打仗的事谁说了算，国务院还是军队？”然后他指示斯垂克兰德上校别管那些繁文缛节，立即用打字机打一份旅行命令，派他去华盛顿“执行陆军第14空军司令秘密口头指示”。
这样，路上谁也不能问他了。
“把命令拿到这儿来”，将军吩咐上校。“军士在这儿等着。”
斯垂克兰德走后，将军对纽曼挤挤眼。“在饭桶文官找麻烦以前就离开。”说完，将军伸手从最上一格的抽屉里拿出一张3×4英寸大小的钢笔画，画的正是他那张坚毅的脸。他在画上写了“向纽曼致最诚挚的祝福，克·李·陈纳德”。后来这张画经常在纽曼的桌上摆着。10分钟后，斯垂克兰德上校回来了，把他的旅行命令交给了将军。陈纳德签了名，对纽曼说：“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军士！”经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幸运的三年，一个德国公民终于以美国空军军士长的身份，将第一次踏上从中国去美国本土的旅程。
6. 第一次神秘的美国之行
一位军士长站在昆明空运指挥部木制柜台后面，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司令官亲自签署的出差命令，如此简单而又神秘。
1分钟之内，纽曼就被带到一架往返于中国和阿萨姆之间的柯蒂斯C－46型运输机上，当他爬上飞机的时候，右边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一把牙刷，一个刮胡须的刀子，洗脸毛巾，绿浴巾，绿内衣内裤，绿色手帕，还有他那架照相机，这就是他第一次去美国所带的全部行李。他的那些在中国的伙伴们，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都知道他从没有去过美国，在美国也没有任何熟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把他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情人的地址都给了他。希望有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