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之缘（2/2）
《纽曼》作者：纽曼 2017-02-13 12:01
日他到了美国，可以给他们挂个电话或去看望他们。这些伙伴向他许诺：“告诉他们你见到了我，他们就会为你准备最丰盛的牛排。”他在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上整齐地记满了州名、城市名、他们亲属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住址的电话号码等，他把这珍贵的小本子装在飞行服左上边的口袋里。
纽曼乘坐的这架“突击号”柯蒂斯C－46是一架货机，装着锡和钨，准备运往缅甸，在那里卸下，然后再转往美国，没有供乘客的座位。飞机从阿萨姆返回中国时，主要是装载航空汽油、炸弹和其他弹药。4年前，也就是1940年，他们曾用雷诺牌卡车经过那条崎岖的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同样的物资。现在从印度到中国的这条空中运输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那条老的滇缅公路已被日本人切断，美国工兵正在新修一条日本人捣不着的“利多公路”，但还没有完成。飞行员告诉纽曼，航行中尽量使用氧气，因为在没有密封舱座的情况下，飞机要在21000英尺的高空连续飞行2个小时30分钟。他们警告说，飞行中随时都有失去知觉的危险。他们给他套上毛皮衬里的飞行服，让他躺在货物上面。飞机起飞后，他坐起来看了昆明最后一眼，多么美丽的滇池啊！那峦峰起伏的群山，平展的稻田，渐次离他而去。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航行了3个小时，终于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的汀江着陆。一名缠头巾的印度搬运工人打开了宽大的舱门，上下打量着纽曼。这日，纽曼觉得有一股热的丛林空气扑面而来。1小时后，他又登上另一架柯蒂斯C－46运输机。这架飞机将经由印度的亚格拉和喀拉蚩、开罗、突尼斯，飞往濒临大西洋北岸的卡萨布兰卡。飞机在几千英尺的高空飞行，棕褐色平坦而干燥的印度大地一览无余，这是一段温暖而舒适的飞行，快到亚格拉的时候，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他们一眼就望见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 4个伊斯兰式的尖塔尤为引人注目。泰姬陵建于17世纪，宏伟精美的建筑令他们赞叹不已。
亚格拉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许多崭新战斗机、运输机和轰炸机都排列在跑道的两旁，这些都是分配给美国在缅甸、中国和菲律宾的部队使用的。抵达亚格拉之前，飞机的一个螺旋桨出了故障，预期一个小时就可以修妥。在滑行道的一侧，有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大帐篷设在那里，免费招待多纳圈和可口可乐。帐篷里面，美国大兵们坐在空子弹箱上玩扑克和二十一点，两名士兵在帐篷的另一端下棋，纽曼在一旁观战，最后他和那位赢家下了起来，原来他也是德国人，是随美国第20航空军前往中国去的，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
像美**人在异地相遇时一样，他们彼此了解“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纽曼告诉他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也大概地介绍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情况，当纽曼问他美国姑娘会不会下棋时，他奇怪地看了纽曼一眼，不过，他还是想起来一个，她是司法部一位辩护律师。纽曼赶快将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名字和住址记在一张纸条上，塞在飞行服那个带拉链的口袋里。他还证实那些在中国的小子们对他说的：华盛顿独身女子特别多，“男人得用棍子赶才能摆脱她们的纠缠”。姑娘与小伙子的比例大约是10：1。纽曼心里嘀咕着，余下的九名姑娘怎么办呢？第二盘棋还没下完，麦克风里就喊起了纽曼的名字，让他立刻回到那架C－46飞机上去。
飞机在开罗须作定期保养，所以他们在开罗又耽搁了6个小时。趁此机会，纽曼搭上陆军的一辆交通车到城里看看。一路上，只见许多古老的房屋和伊斯兰风格的尖塔，与那些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旧式的帆船缓缓地在尼罗河上往来。在当时（1944年），一条有轨电车从开罗市区直通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个地方。那个狮身人面像的下巴用许多沙袋支撑着，以防被炸弹震坏。电车站附近，有一些埃及小孩在那里游荡等候着美国大兵。他下车以后，两个小男孩跟上了他，故意往他的鞋上洒白灰，然后转身就跑，真可恶！他刚要去追他们，另外两个带着擦鞋工具的小孩跑过来，马上把他的鞋擦干净。显然，这是串通好了的，为的是挣点小钱。
纽曼和另外三十几名军人，在一个最高大的金字塔前站住，宏伟的建筑，令人惊叹。几千年前的人们竟然能把这一块一块巨石垒起来！他们这些大兵还想看一看真正的木乃伊，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他们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黑洞，一个拉着一个向上摸着前进，这个黑洞一直通向金字塔几何图形的中心。到了最里面，变得平坦了，但仍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导游让他们给他几个皮阿斯塔 （埃及货币），他就给他 们点火照亮 （在黑暗中伸手就可以摸出古怪形状的埃及货币）。导游收 了钱之后，点燃了一块红色的镁块，镁块发出耀眼的光亮，但由于光太强，刺得他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半分钟后，镁块燃烧完了，周围又是一片漆黑。他们又给导游加了一些皮阿斯塔（只值几美分），这次他打开了大约是几年前安装的电灯。大厅一片通明，一口没有盖的石棺，安放在潮湿的方形墓穴里，据说已有4500年了。他们跑过去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导游告诉他们，葬在这里的法老王的木乃伊，几十年前被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狭窄的小径走了出来，外面是阳光明媚的世界，照得纽曼睁不开眼睛。
一个贝都因人缠着要纽曼在他的骆驼背上拍张照片，他给了他几个硬币，便爬到骆驼鞍子上。过去，纽曼从没有留神过骆驼是如何站起来的，他也不晓得它是后腿先站起来，臀部高高地撅在空中，然后再站起前腿。当这笨拙的动物将臀部抬起的时候，他整个人从它的脖子一直滑到耳朵，险些摔下来。后来，在从开罗飞往卡萨布兰卡那段路上，他才发现他那本记满人名和地址的小黑本子不见了，可能是他从骆驼背上险些栽下来的时候丢掉的，他记得他往骆驼背上爬的时候，那个小本子还在他的敞着的上衣口袋里。这对于一个在美国举目无亲的旅行者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
C—46机在15000英尺高度沿北非海岸线飞向突尼斯，五年前，纽曼曾乘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作过一次反向飞行。他们清楚地看到脚下托布鲁克要塞外面的大片坦克残骸，1942年，德英两国部队曾在这里作过两次血战。
从卡萨布兰卡越过大西洋，他乘坐的是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道格拉斯C—54“贵宾”专用的豪华运输机，途经亚速尔和百慕大。飞机抵达美国前一小时，一名机务员给他一份海关移民登记表，那上面列有一大串问题，诸如：美国家庭住址？是否携带外汇？有无申报物品？等等。
“在上一次何时离开美国”一栏，他填上“从来没有”。 “哈！美国，我来了！”
1944年10月26日，早上6时30分，多云天气。每周一班的邮务机从印度飞到了纽约，降落在拉瓜迪机场。官阶最高的官员先下飞机，纽曼是飞机上惟一的军士，他最后一个走下C—54机，由两名联邦调查局的先生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正等候着他。在一家小店用过咖啡和多纳圈，他们问他：“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是不是真的？”他说这是真的，他想，一定是机务员将他这个古怪的大兵的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了他们，他们还问他，在美国没有任何住址是不是真的？他说也是真的。他的护照在哪里？在香港，在英国人手里，或在日本人手中。他们问他打算在美国干些什么？“这是机密！”他回答。他们看了看他的出差命令，摇摇头，然后悄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其中一个人去隔壁房间给华盛顿挂了电话，杜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总部肯定给他开了个保票，并告诉那两名调查员，总部在等着他呢！
转眼之间，纽曼竟然变成了“贵宾”，也得到了富丽堂皇的接待。
他们给他叫来了一辆专车，又在纽约萨顿旅馆给他包了房间。一位身着深绿色的美国陆军制服的女司机把他送到旅馆。这个旅馆是军方专为过境人员提供的临时住所。
在旅馆登记完毕已经快十点钟了，他离开大厅便向房间走去，沿着走廊走不远就找到了他的房间，里面全部是用白瓷砖贴面。他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用具倒也齐全，有一面是窗子，另外两面全都有门。他打开一扇门看是壁柜，另一扇门他不想费心再去开。他赶快脱了衣服，将绿浴巾围在腰上，急忙向那个白瓷砖的洗澡间走去，它的门仍然开着。
这真是迫不及待！多少年了，才第一次地地道道的在洗澡盆里洗澡。
就是一年前在加尔各答后方医院里也只能洗个淋浴。想想就在前几天，纽曼最后一次刮脸是在水田里，用钢盔盛着混浊的泥浆，水蛭就挂在他那毛茸茸的腿上。他现在能在热澡盆中轻松一下，这真好似在天堂一样。
当他在澡盆里洗得正来劲的时候，有人砰砰地敲洗澡间的门，“谁让你用我的洗澡间？”真丢人！他赶紧跳出澡盆，把身子擦干，对那位早不耐烦的中校作了些解释。回到他的房间才搞明白，那房没看的门里，就是他的洗澡间。
在萨顿旅馆的一个电话间里，纽曼查到了纽约无线电广播剧女演员艾姆·安的电话号码，她是他所属中队的一个少校的妹妹。他曾答应过少校，一到纽约就给他的妹妹通电话。幸运极了，没有小黑本子他也能记住她的名字，那时她也正在家。“啊！是的，军士长，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您的情况，我期望见您。6点在圣·里吉斯旅馆前厅镜子下见面。
怎么样？”“我可怎么认出你？”“别担心”，她说：“我会找到您的，您也会认出我的。”他没机会对她说他根本不知道“前厅”这个英文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在旅馆的服务台上，有陆军新闻署一位上校给纽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将乐于会见他这个刚从中国战场上回来的人，并邀请他共进午餐。
当上校看到纽曼穿着飞行衣，知道他再没有什么其他军服，于是他叫人给他弄来了两套卡其布军服，军士长的臂章，空军军徽已缝在了上面，这一切都是在下午3点钟以前弄完的，然后，他给纽曼解释了什么是“前厅”，在他那本又薄又简单的袖珍英文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字。上校之所以十分关心这些事，是因为明天上午10点钟，他要让纽曼在新闻署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招待会就在离萨顿旅馆不远的他们的会议室举行。上校还对纽曼说，他将坐在他的旁边，假如需要他回答“我的确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踢踢他的腿（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没关系），否则，他就得照实回答一切问题，上校还建议：如果他想看一看真正的纽约，最好还是乘地铁去圣·里吉斯旅馆，赴他那个6点钟的约会。
此时此刻，在他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天，真令他感慨万端：摩天大楼、私人用的洗澡间、白皮肤的人群、出租车、带窗子的公共汽车、还有两套新军服。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他张开双臂。
纽曼穿上新军装以后，将飞虎徽章别在前胸右口袋上，美国空军徽章别在左边，没有多长时间就准备妥当。为避免搞错，他事先计划了一下。他将镍币和银币分放在右边和左边的裤子口袋中 （为什么五分硬币 比一角的大呢？），在附近的地铁车站，他夹在上下班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人群将他挤到一排旋转式的栅门前，他急忙把一个硬币塞进栅门上的一个狭孔里，但栅门一动也不动，再投一个硬币还是没动。他又投一个，排在他背后的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当兵的，你把钱塞错地方了！”闹了半天，他为别人付了钱，隔壁的人推开栅门，愉快地过去了。
下午5点45分，纽曼终于找到圣·里吉斯“前厅”大镜子底下这块地方，在这里，他要与艾姆·安小姐见面。除了在电影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奇特的地方，富丽堂皇的大型吊灯，雅致的陈设。“前厅”里挤满了高贵的妇人和年长的先生。一位极其漂亮的少女出现在人群里，她披着一件皮毛大衣，长着白金色的头发，径直地朝他走来。哦！就是她，艾姆·安！当她拉着他的手去隔壁酒吧时，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从来没见过美国酒吧，更不用说坐在它那高高的凳子上了。“您喝点什么，士兵？”酒保问道，纽曼不知道要什么好，除了啤酒和中国的米酒之外，他什么酒都没喝过。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那位漂亮的同伴不无同情地问他：“军士长，您喝点硬的（指烈酒）还是软饮料？”她的问题使他莫名其妙。什么硬的什么软的？对他来说，所有的饮料都是液体的。
她给自己要了个什么“双料”，为了快点作决定，他只要了一杯可口可乐……
他们正在谈论中国和她哥哥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从前厅来到了酒吧。她指着他说：“干爹来了。”（谁？）经简短介绍，纽曼开始回忆起埃迪·里肯巴克上尉和他的第94飞行中队在法国飞行的历史，这个“干爹”在1918年的时候是这个中队的成员。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他在中国时也曾听说过。他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他请纽曼和艾姆·安在楼上一间豪华餐厅共用一顿美味晚餐。好多年了，他没有从正式的菜单上点过菜。最后，一个带玻璃罩的甜食小车推到他们桌子前。吃了三年的稻米和发面饼，现在吃到了维也纳蛋糕和“巧克力派”真是一番享受。当他和他们道晚安时，艾姆小姐让他下次来纽约时再给她打电话。
但他失去了勇气，从此再也没见到她。
第二天早上9点。上校接纽曼去招待会。出席这招待会的有来自《纽约时报》《先锋论坛报》《邮报》《每月新闻》以及用英文和德文出版的其他许多家报纸的记者，一共22人。一小时左右的采访发问和回答主要都是有关他在美**队里的事，以及为什么最近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失去那么多的空军基地的问题。上校仅仅踢了他两次，那是当记者们问到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时候。招待会之后还拍了照片。
第二天早晨，每种报纸纽曼都买了一份，当读到记者报道昨天的招待会时，他几乎气得要死！从同一个招待会中报道出不同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许多文章非但不真实、不准确和言过其实，简直是地地道道的耸人听闻的瞎编。这种局面使他窘迫极了。
在所有报纸中，只有两种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 《生活》那期，在 其海外版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纽曼的半身大照片，标题是：《大兵陷入窘境》，正确地报道说他是一名美国空军的军士长和前飞虎队队员，他刚刚由海外回到美国，还没有领受官阶，因为首先他要得到美国公民权才行。合众社报道也不错，而且它的一个记者还邀请纽曼第二天乘车游览纽约市，从哈莱姆到华尔街，在沃多福——阿斯托里亚用午餐。
新闻署的上校曾通知纽曼华盛顿之行要延迟一天 （因为只有延迟一 天才能买到火车的卧铺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邀请，多看看纽约城。
一到华盛顿，纽曼就马上和大名鼎鼎的将军怀尔德·贝尔·杜洛万先生如约会面，他在第一次大战中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曾收到陈纳德将军的一封电报，简单介绍了纽曼的情况，并请求杜洛万将军尽可能给纽曼弄一个“校尉级的官阶”，因为纽曼经手过秘密情报资料。这位和气、不拘礼节的战略情报局的将军，社会身份是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了纽曼。陈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目前中**队的状况，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召唤他的助手 （一位海军上校），命令他好好照顾第 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他，并能看到他正式被任命为一名军官。为了表示特殊的欢迎，将军还让人给他准备了十张三日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可以由他自己填，持此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他谢过了杜洛万将军，并表示在6周内再去看望他。那一天，他一直和这位将军的助手在一起，助手又请来了一位政府的律师，按照那位战略情报局将军的意思，看看还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
“下一步去哪？”助手问。
纽曼想起了那位加尔各答红十字会的姑娘弗吉尼亚，她有一位朋友在芝加哥，他决定去那里。
上校预定了火车票，但要几天后才能离开华盛顿。就在那天下午，纽曼找到离磐石湾公园不远的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地址，那是在印度和他下棋的一个士兵给他的。因为他把她的地址写在另外一张纸条上，在埃及金字塔丢了那个黑本子，而这张纸却没有丢，他找到那里，按了门铃，无人回答，他又坐在楼前台阶上等了一会，然后向附近拐角的一家药店走去，这也是他第一次进美国式的药店。在这样的药店里，除了药以外，你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一位女售货员给他调制了一大杯冰淇淋，上面放着果汁软糖、巧克力和果仁，黑的、白的、粉的、黄的……真是一件珍品，老板过来看了她所调制的冰淇淋，然后拒绝收纽曼的钱。
回华盛顿市区前，纽曼又去了“会下棋的姑娘”的家，看她是否回家了。真是！她回来了。克莱瑞丝那美丽的小脸，闪着一双明亮迷人的眼睛，在链子锁着半开的门后露面了，纽曼转达了5天前在印度他会见到她那位朋友的问候，然后姑娘才把他请进了她的房间。克莱瑞丝在红十字会捐血刚回来，纽曼请她一起吃饭，她接受了他的邀请。
华盛顿的姑娘太多，她们尽力“使穿军装的士兵过得开心”。不管怎样，他们是这样说的。每天晚上约会一个姑娘很容易。克莱瑞丝甚至让纽曼用她的1940年的德索托牌小轿车和她办公室的另一位年轻的女友外出用晚餐，这个约会还是她给他们安排的。
几天后，纽曼乘火车去芝加哥。大约半夜时分，宪兵来到餐车检查士兵通行证，他当场填写了一张事先签署的三日通行证。为此士兵大为震惊。
在芝加哥，纽曼在城南旅馆找到一间房间，每夜1.5美元。然后，他给芝加哥的一个商人挂电话。这个人是谁他不清楚，他只知道他是弗吉尼亚的朋友。先是一个秘书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秘书接电话，最后才是那位商人——杜安·莫尔索普先生。“啊，是的，年轻人，我听弗吉尼亚谈到过你，明天中午在工联俱乐部的大钟下见面。”当然他不懂得工联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一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白发蓝眼、漂亮的男人，大约45岁至50岁的样子，坐着一辆黑色的长长的高级轿车来了，尽管当时汽油是配给的。此人正是莫尔索普。他拍了拍纽曼的后背，用力地握着他的手，立刻使他感到不那么拘束了。他们的会见很成功，午餐也很丰盛。“把你们最大的牛排端出来”，他对领班说，“这个士兵3年来净吃些水牛肉。”
莫尔普索先生接着又请他吃了两次中饭和两次晚饭，分别在工联俱乐部、芝加哥体育俱乐部、西大使“水泵房”、东大使、然后在芝加哥郊外拉格兰奇他的家。莫尔索普斯先生那时是维尔林钢铁公司总裁，现在仍然是。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美国海军，均在海外服役。一次晚餐，他还请了漂亮的贝蒂·威尔姑娘作陪。她二十岁左右，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侄女。后来又多次应邀出席了工业界知名人士在拉格兰奇他们的家举行的宴会，参加这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晚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在他回华盛顿之前，莫尔索普先生赠送他一打120型照相底片，这在当时是很难搞到的。
回到华盛顿第23街战略情报局的宿舍时，纽曼收到两张在巴尔地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陆军——海军橄榄球义赛门票，座位在最好的中线位置。这票是芝加哥他的那位想得周到的朋友莫尔索普先生送给他的，球票上还写着：“给你和你喜欢的任何一位女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橄榄球赛。他对橄榄球赛的规则一窍不通，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隔几分钟，球员们就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什么，为什么计时钟停下来，为什么球员们老是你压我、我压你滚在一起，这对踢足球长大的他来说，真是难以理解，踢足球是一直向前的。纽曼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吃早点。
每天早晨，当他用早餐时，他要稻米脆片，店员都问：“什么？”他只好把稻米脆片改为玉米片，店员还是听不懂他的发音。
他遇到许多陌生人，当他们知道他在美国没有家时，就邀请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对于他这个敌侨来说，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东道主。1944年的圣诞节期间，他过着一种梦幻般旋风式的生活。从《十七》杂志的编辑先生在公寓里举行的鸡尾酒会，到卡茨基尔周末的滑雪……真是应接不暇。甚至将他在纽约中央公园公寓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从他的收音机中，他听到了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巴斯托尼最后一次反攻受阻的消息，以及在东方另外一条战线上，俄国人以锐不可挡的攻势，突破了德国在波兰许多地区的防线，并逼近了他的家乡法兰克福的奥德河——柏林的最后一道防线。
往后几个月里，他曾多次见到下象棋的姑娘。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在华盛顿的磐石公园里骑马，她像他一样喜欢狗，并非常幽默。她那辆1940年的德索托小轿车，由于汽油缺少并没怎么用它。因为他能领到30加仑的汽油，对于她来说，他成了一个有用处的人。那时，每个休假的美**人，不管他是否有车，每天都配给一加仑汽油。
1945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约克莱瑞丝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游览动物园，吃热狗。他们在纽约歌剧院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想买晚场票。
当售票窗口挂出“售毕”的牌子时，他们的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排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先生问他在海外是否参加过作战，当他听他说“参加过”时，执意要送他们两张正厅前排座位的票（他原打算兑换两张其他场次的票并拒绝收他的票钱）。还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华尔街一带游览，一位年老的爱尔兰巡逻警察，邀请他到证券交易所，并尽力为他解释那里的人为什么都狂喊乱叫，手臂挥舞不停。
感谢有了陈纳德将军和弗吉尼亚的介绍，纽曼结识了许多工业界和军界以外的著名人士，如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先生，他是前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他邀请他在他的议事厅用午餐，他还自豪地把他在国民自卫队装甲师服役时剪贴册拿给他看，在那里，他还是位上校呢？
在最高法院下午开庭之前，他把他介绍给其他8位法官，并邀请他旁听法院的一次审案。那天下午，他接受了邀请，并且听了一则诉讼，是联合果品公司对南方铁路局的起诉，有关因火车延误而导致香蕉在转运中受损一案。那天晚上，克莱瑞丝问纽曼：“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同墨菲法官共进午餐，她肯定那是他在和她开玩笑。由另一位战时的朋友介绍，他又结识了托内特·巴奇尔德小姐，她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她邀请他以及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她雅致的“乔治城”公寓里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铺张一下，到古典式的雷利旅馆的餐厅共用一顿节日式的盛宴。招待他们的服务员指着舞池那边的一个餐桌说：“那位先生荣幸地邀请您和您的女朋友作为他的客人。”说实在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和水手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好，尤其对那些刚从海外回来的。因为他们军服上佩戴着色彩鲜艳的勋章，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6周之后，纽曼如约前去拜见杜诺万将军。他告诉他一个糟糕的消息，尽管国防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陈纳德将军建议的那样成为一名美**官，因为他毕竟是来自敌国的侨民，而不是来自中立国家的或参战友邦。事实上，国务院已私下向战略情报局表示，既无护照又无入境签证，他在美国已属非法。杜诺万将军说，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不过他表示他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荒谬的僵局，“即使需要把它提交给国会，我也会处理妥当”。纽曼没有重视这种想法，因为在中国时，他们负责军需的军士，当你要多领一双袜子时，就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他感到失望但他也必须面对现实。他给陈纳德将军写了封信，请求他调他回中国，尽管杜诺万将军认为他有相当丰富的“海外服务经验”，完全有资格留在美国。他觉得他不应该在美国沉湎于每天只想着和这个姑娘一起骑马或与那个姑娘共进晚餐的享乐之中，他告诉杜诺万将军，他宁愿在美国当个上尉。
1945年3月，陈纳德将军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赶回中国”，并向他的总部报到。
1945年4月，克莱瑞丝驱车将纽曼送到了联邦火车站，是道谢和告别的时候了，他俩商定，她把他送到火车站分手后，谁也不要回头看，他提着沉重的行李袋走过了月上的旋门。在他所接触的姑娘中，他最喜欢的是克莱瑞丝。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喉咙哽塞了。
7. 再返中国与荣归“故里”
欧洲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希特勒鼓吹的千年帝国摇摇欲坠。同盟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除中国以外，进展得都很顺利。中国的军队仍无法制止日本人的进攻。1945年4月20日，当纽曼抵达开罗，离开美国才14小时，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
当兵的都感到这是一个大遗憾，因为他们的统帅未能活着亲眼看到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一周以后，途经亚格拉，纽曼向他的一位从加尔各答调到那里红十字会的朋友弗吉尼亚讲述了他访问美国的情况，并且在月光下看到了印度皇帝为其皇后在亚格拉用纯白大理石建筑的壮丽的泰姬陵。随后回到了陈纳德在昆明的司令部。他向这位老总报告了他的美国之行，并转达曾热情招待过他的那些将军的朋友对他的问候，感谢这位将军为他所做的一切。由于德国濒临失败，人们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决斗将在中日之间进行。传说上百万盟**队（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很快从中国大陆的南部和东部登陆。出自强烈的个人意愿，他向将军表示要像1942年那样，一来就投入战斗，善始善终，重返第一线。将军理解他的心情，把他调离，并派他到新近组成的第118侦察中队去，成为他原来所属的第28战斗机大队的一部分。该中队由马浮·卢伯纳少校指挥，3年前他还是少校，是他刚开始工作时的一位技术军官。现在，到了1945年，他已成为一位空中英雄，而且是第二次到中国执行勤务。除卢伯纳少校和他的指挥官埃德·瑞克特中校（原飞虎队的空中英雄和1942年时他的中队长）外，没有其他留在中国的老朋友了。
1945年5月的一天，纽曼收到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关于公民资格的提案，今天已提交国会，恭喜您，克莱瑞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比尔·杜诺万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因为他曾答应努力克服那些使他无法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障碍。他促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纽约众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了一份提案，并请国会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而不受归化要求的限制。纽曼做梦也不会想到，国会竟专为他一个人的事，通过一条法令。连克莱瑞丝也认为他的问题不能够列入国会的议程。
在欧洲，反希特勒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进展，以及预期美**队从欧洲调来加强战力，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也已经全面停止进攻。他们的高级将领开始从中国内地将部队撤退出，并准备加强防御已占领的沿海地区和自己的国土。日本人从美国空军基地撤退时，机场设施又遭到一次浩劫，现在跑道正在重新修复，填平炸弹的弹坑，以备他们使用。
8月7日凌晨4点钟，纽曼被帐篷外的几个士兵喧哗声惊醒。“……
当轰炸员在20000英尺高空投向日本的炸弹爆炸时，他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他叫他们住嘴，因为他们还要睡觉。这时一个家伙从纽曼的帐篷卷起的一侧跑进来，激动地朝他的蚊帐小声说道：“真的，军士长，他们在广岛投掷了一枚炸弹，一切都被炸得粉碎！”此刻，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的其余5个人都醒了，周围的大兵们也都醒来了。他们想那两个家伙不是米酒喝多了，就是关于辐射枪和巴克·罗杰斯的连环画看得太多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这个消息开始在飞机场附近的营地传播开来。
看来一件特别的情况发生了。他们的一位无线电报务员，收听到在旧金山的军事电台的消息说，教皇向杜鲁门总统拍了急电。但他们中间仍然没有一个相信这个荒诞的流言。3天以后，又传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另一枚“不可思议”的炸弹投到了第二个日本城市长崎。据报道，整个城市都在燃烧。仅仅一枚炸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他们的新统帅亨利·杜鲁门总统，以广播向驻扎在所有地区的全体美国部队宣布：“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虽然他们分享着驻扎在全世界的几百万军队的欣慰，据说有的地方朝天鸣枪，以示庆祝，但在中国的战斗机基地，却是一片沉寂。在中、缅、印战场上的许多士兵，特别是自愿回到中国来执行第二次任务的士兵们，感到很痛苦。他们的头儿，从1937年起就开始帮助中国，但到后来，却受到一些将军们不公正的对待。罗斯福总统生前一直尊重陈纳德，但已不可能再出面保护这位退休的前任军官了。1943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过陈纳德将军，当他们头儿离开办公室后，据说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能有此人在我们一边，真是太幸运了！”现在他们知道出于某些健康方面的原因，陈纳德将军距战争结束前仅6个星期的时候，在中国辞职了。大多数美国人都熟知陈纳德将军是“飞虎队的象征”，而且已经成为一位大众敬仰的民族英雄。
他在全世界的声威，使得他衣领上的两颗星星，比中、缅、印战场上其他将领的星星更为明亮。使他们这些在中国呆了很久的人感到最痛心的是几天以后，他们的最高司令部居然没有正式邀请陈纳德参加在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只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问了一下“陈纳德怎么没来？”
在陈将军1945年6月底离开中国之前，纽曼收到过他寄给他的一封“辞别与祝福”信，催促他一旦战争结束必须立即飞往印度的喀拉蚩， 登上运兵船，以便在美国入境时成为“上千个返国士兵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减少那些被他称做“惹是生非者”将他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的机会。考虑周到的陈将军甚至还附上一封致任何可能的雇主的推荐信。
纽曼的名字连同他的中队长卢伯纳少校，被列在返回美国的第一批名单上。1945年8月18日，纽曼离别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再回来。离喀拉蚩港不远的沙滩上，给成千上万待返的士兵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帐篷城。大喇叭一天24小时都高声广播着即将随第一艘运兵船回家的人的军阶、姓名和军籍号码。那是一艘名叫“胜利”
号的船，已停泊在港口，正在将货船改装成运兵船，打算装5000名官兵和200个护士回美国，而不是任何战争物资。纽曼在码头附近的印度沙滩上度过了10个夜晚，等待着货船改装完毕。为以后的日子做准备，他在喀拉蚩城里买了1套典型嵌花的孟加拉黄铜鸡尾酒餐具，连同他在中国买的3顶人力车夫戴的草帽，想使几个美国姑娘高兴高兴。除了学生的黄铜餐具外，他还有一架120低音键的霍纳手风琴。他的琴艺，虽然不高明，但曾用这个手风琴响亮地为志愿队的士兵们奏过凯蒂·史密斯的歌，像《月亮爬上山》或者英克·斯鲍兹的《当光芒重新照到世界》等。它从1941年志愿队成立之日就开始在中国陪伴着他，加上德国的普劳贝尔照相机和相册，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多。但说实在的，他只有这些东西，连一件便服都没有，……他想像着三个星期都将在海上沐浴阳光，经过阿拉伯海，苏伊士运河，再经过西西里岛和直布罗陀，跨越大西洋然后回到美国。
随着“纽曼军士长10500000号”的叫声，纽曼登上“胜利”轮，身后跟着若干个士兵。恰如他设想的航海计划一样（但并不按“捷足先登”
的原则），先上的可以随意选择自己住哪个舱，他们被送到舱的底部，整艘船从底舱开始装人。每个士兵只允许上船时携带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物品。但更难为人的是，一位管补给的军士在喀拉蚩发现了由印度汽轮错运来的几千套冬天穿的军大衣，所以命令每个人将一件大衣放到行李袋中再带回去。那位站在船踏板前的海军上尉很同情纽曼，并允许他分两次将他的东西拿到船舱底层他的床铺前。甲板上的舱位是军官和护士们住的。纽曼的吊床是三层铺中最下面的一个，离船的推进轴的盖罩仅1英尺远。吊床之间的垂直空间太小，只要一翻身，膝盖就会碰到上面那个家伙的后背。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一部分士兵被指定为在海上23天旅行中担任宪兵，纽曼就不幸被选中。但庆幸的是在整个回程中，派他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执行勤务。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当宪兵应该监视些什么？
尚未离开喀拉蚩以前，“胜利”轮下面的第五层舱就热得像烤炉了。
白天外边的温度为华氏105度，晚上降到90度。由于他们的位置在海平面以下，连个新鲜空气的送气孔都没有。启程后每天给他们吃两顿饭，无地可坐，要站在狭窄的船尾突出部用餐。吃的也很简单，浓缩的牛奶、脱水鸡蛋、缩水的土豆，一切都是缩水的。但船上的海军船员住得很舒适而且一天能有三顿饱饭。离开印度4天后，洗用的淡水用完了，这以后只能用咸水淋浴，擦了肥皂后身上粘糊糊的。启程后疾病也开始蔓延，400人挤在这缺乏空气的第五层底舱，炎热之中散发出一种恶臭，每天只有两次到甲板上放风，每次一小时，透透新鲜空气。尽管这样，底舱的人们仍无法忍受。纽曼发誓，今后永远再不乘船了。
船在航行中还要受战时灯火管制的限制。军官和护士们便充分利用灯火管制和温暖的夜晚，在他们船上的许多隐匿处、角落的救生艇的蒙布之下约会。纽曼对宵禁之后的“社交活动”并不介意，但他却讨厌那些把栏杆拉直的铁索。夜间执行宪兵勤务时不允许打手电筒，每次要有4个小时在颠簸的船上摸着栏杆走，纽曼右脚的外胫碰到了这些倾斜、间距又不规则的铁索上，正好碰着膝盖以下5英寸处。尽管他在黑暗中想尽量避开，但仍被尖锐的铁棍刮得疼痛肿胀，有外胫的肿块3年以后才恢复原状。
回国的海上天气极坏，而且海面也不平静。 5200人的重量与满载的货物比起来是天壤之别，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忽上忽下。北大西洋波浪滔天，他们通过直布罗陀后，大浪把“胜利”号的推进器时常推出水面，结果使大轴超速，使船身嘎里嘎啦作响、抖动，特别是推进器的罩子。包括纽曼在内的可怜鬼们，在它的旁边简直无法入睡。他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找个机会乘飞机去纽约 （空军人员有权飞回去），却落得在船 上活受罪。但也感谢上帝在过去4年战争中把他安排到了空军而不是海军。
离开印度第23天，船上广播宣布，他们将在当天深夜抵达纽约，并在港口外停泊，等待天亮和涨潮时进港。港务当局通知船长，纽约将有很多船来欢迎这艘运兵船， 5200名军人都准许站在甲板上，观看进入港口的情景。随后则是纽曼最担心的。船长最后提醒士兵只准许从床铺到甲板带一次东西。“完毕，祝你们好运，上帝保佑你们！”他们以和他修好的精神鼓了掌，无论如何船长总算把他们安全运到了纽约。
终于，期待的时刻来到了！运兵船上最后一个早晨，所有的人在破晓前已经起来，走到甲板上沿船栏找个地方来观看进入纽约港。两面红色与金色的旗帜写着：“第一批来自中、缅、印返国的部队”，分别拴在船头左、右舷的栏杆上。由于在执行宪兵勤务时，对上甲板的“地势”
了如指掌，纽曼领着20个人从烟囱旁边的隐蔽楼梯，爬到了比上用板还要高30英尺的狭窄平台上，恰在船的雾号之下。他们占据了这个视野最好的地方，拥挤一点又有何妨！
七点半船起锚，离港区入口处只有半英里。几百条私人快艇开来欢迎他们，船有大有小。斯坦顿岛的轮渡和港口内所有的船上，都装饰了五彩缤纷的信号旗，灭火船喷出高大的水弧，一支妇女作战辅助队的军乐队，在游艇上奏起德国的战争歌曲《莉莉·玛丽娜》来欢迎他们。每艘经过的船只，无论大小，都鸣号、鸣笛或摇钟三响表示“欢迎回家来”。
他们头顶上的雾号，对每次致敬都致以三声震耳欲聋的深沉的吼叫，空气激烈的振动与颤抖，他们不由自主地担心起自己的耳膜来了。现在已不可能再离开平台，下面的每寸地方，包括隐蔽的楼梯都挤满了人，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早晨。太阳正好在这时钻出云层，照耀在自由女神、帝国大厦和曼哈顿岛林立的摩天大楼上。
美国人如此庄重而热烈地欢迎她们的儿女，使得许多坚强的战士也不禁热泪盈眶，四艘拖轮把他们的“胜利”号逆流拖上哈得逊河，然后泊在新泽西州的陆军码头上。
他们下面，在码头上，海军的乐队在不停地奏乐。纽曼向下望去，看到红十会的姑娘们给每个上岸士兵一些吃的或喝的。他脖子左侧挂着手风琴盒子，脖子右侧挂着照相机，背后背着3顶人力车帽子，肩上扛着沉重的行军袋，在甲板上挣扎着到跳板处，那里竟窄小得容不下他和手风琴同时过去。“快点！”那个曾把他顶上来的士兵，也没同他商量，把他的手风琴抓起来，放到跳板的木栏杆外面就撤了手，简直要把他的脖子险些拉断。沉重的行李袋挂在一只肩膀上，空手扶着栏杆，他顺着陡直的跳板蹒跚地走了下去，浑身汗透，双膝抖动着。
踏到地上。一个红十字会姑娘把麦管插进纸盒包装的牛奶，送到纽曼嘴里，并捧着纸盒在他左边同他一道走。纽曼一面吸着牛奶一面要赶上前面的伙伴，他急急地走向等待着开往新泽西州狄克斯堡退伍中心的运兵车。另一个红十会姑娘拿来两个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后来才知道里面涂满了草莓酱。由于纽曼需要用两只手来平衡一直要从肩膀上溜下来的行李袋，送三明治的姑娘只好把它塞进他湿透的衬衣里。他回过头来谢谢那两位大笑的红十会的姑娘，就在那时，纽曼前面的士兵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的行李溜到后面快到拖地了，纽曼一下子摔倒在士兵的背包上。这下子可惨了。这一跤摔开了他衬衣内的两个蜡纸包，果酱流进了他的裤子和内衣，然后再到袜子和军鞋。到火车站250英尺的距离，果酱滴了一路。一个小时后，到达狄克斯堡，他被允许第一个去冲澡，换上一件干净的军服。
每个从国外回来的士兵，在上岸后的第一晚都能享受一顿牛排，由德国战俘伺候，第二天早晨便是迅速体检。每个士兵还可以给美国任何地方免费打一个电话。填完服役记录，给一份荣誉退伍证，然后给退伍金。从狄克斯堡到你原先入伍的地方，每英里5美分。轮到纽曼时，管出纳的军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狄克斯堡到中国桂林有 10000里？“不可能！”
他找来了一位少校，这位少校做了所罗门式的决定：“我们可以把你用飞机送回中国，或者由你选定你计划安顿的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将按每英里5美分付给你到那里的费用，明白吗？”
“是，长官！”
没有问到纽曼的公民身份，陈纳德是对的。但他给华盛顿的免费电话却令人大失所望，克莱瑞丝此刻正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室友说：“没有，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口信……不，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纽曼想，算了，还有其他姑娘呢。他要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找莫沙普夫人的小妹妹贝茨，她曾从加州的埃尔辛诺写过信给他，由通信结识的贝茨十分漂亮。
退伍了，但仍穿着军装，纽曼搭上空军运输司的飞机，从拉瓜地机场到旧金山，票价五美金，那是租一具降落伞的钱。他打算去洛杉矶，大多数美国的飞机工厂设在那里。这架飞机总算是到了金门湾，纽曼和20个旧金山区退伍的大兵挤在一辆灰狗巴士里，低着头站了8个钟头才到了洛杉矶。巴士沿着加利福尼亚美丽的AI海湾公路行驶，经过了卡米尔、圣路易、四角羊、圣大巴巴拉。这些城镇真美，他们心情为之兴奋。
歌唱欢呼，就像一群孩子。
在洛杉矶的比尔特摩饭店，纽曼和美丽的贝茨小姐见面了。他们是通信认识的，她是一位专业的模特儿，就是1944年纽曼在芝加哥遇见的那位钢铁公司的总裁的姨妹。她丈夫是B—24机的轰炸员，在1942年的一次出击任务中失踪。在往埃尔诺2个小时的行车途中，他们又互相了解了很多，纽曼在她们尤加利树围绕的房子里，同她家人度过了轻松的一天后，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以后几天，贝茨每天开车送他到洛杉矶附近的飞机制造厂去，他希望能找个活儿干，他们也去了一些服装店，希望在贱卖的衣服堆里能找到几件适合他穿的便服，这可不容易，因为1942年以来，在美国一般已不再制造便衣了。
陈纳德将军的引荐信，在纽曼约谈的4家飞机厂中的3家还算管用。
尽管那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程师们被解雇，他们还是同意雇佣他，他接受了道格拉斯在桑塔·莫尼卡工厂的研究与发展工程师的职务。洛杉矶郊区西木村的“巴洛克”商店，有适合他穿的战前做的服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应俱全。范格·R是道格拉斯厂里管聘雇人员公共关系的女孩，她工作效率很高，在桑塔·莫尼卡峡谷的海边帮他找到了一个单身汉的床位。
纽曼打算好好地干活了。因为这是他的美国的第一次就业。但是道格拉斯的安全部门惹起了麻烦，他们不同意给纽曼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他就进不了实验室。因为他仍旧是敌国的国民。道格拉斯知道华盛顿众议院已经通过了H.R.3341归化提案，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却刚刚在考虑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吧！”道格拉斯向纽曼建议，并保证不会把留给他的工作再给别人。
无所事事，无限期的等待，这不是纽曼的格调，洛杉矶时报上有几百个招聘退伍机械师的广告，战争期间美国绝大多数汽车保养不当，需要修理。到第一家只面谈了几分钟，他便被西木村的雪佛兰·奥斯莫比推销商布列斯和派顿公司选中，他买了辆二手货的自行车以便来往于桑塔·莫尼卡，再从附近的“希尔斯”买了一身工作服和一套工具。第二天一早，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就开始了。
车行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营业，尽管纽曼喜欢在离开他租的屋子半条街远的海边度周末，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周末的工作，从星期五晚上6点到星期一早上6点，在加州汽车俱乐部 （CAC）
的车库里。他这样做并不是他缺钱花，或想多赚点钱（那些想要CAC帮助的车主们，总是慷慨地给小费），而是这样他就可以随便使用CAC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他们的液压汽车吊挂在内。周末他可以保养他自己的汽车——当然在当时他还没有一部车。没有过多久，他花了200美元买了一部1933年的“庞蒂艾克”轿车，它可是从前的“天之骄子”，价格之所以这样便宜，是因为8个汽缸中只有3个能工作，车身上的漆也快掉光了。4个星期以后，发动机像小猫一样得意地咕噜咕噜叫，至于喷漆，他用女主人的真空清洗机的气枪，把“锈蚀斑斑”变成“光亮照人”。
他把“庞蒂艾斯”卖了600美元，然后买了一辆他有生以来最漂亮的汽车——淡蓝色的1939年的雪佛兰。
在西木村的雪佛兰车行里，纽曼开始对美国一般民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比较纯朴，用车比较老式，但人都很和善而且很容易相处。无论是教师还是农民，对于将他或她的车修好的人，这些坦诚的人总要找到你，给你一些钱，并且友善地说：“买瓶啤酒吧！”而那些拥有“拉·赛拉斯”、“别克”或“克莱斯勒”这类大车的有钱的主儿，连个谢字也没有。
每个星期三晚上，纽曼去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温习工程课程，这是“士兵权益法案”所允许的。他不仅是复习7年前在德国学的知识，而且以前在德国学的公式是简单的“公制”，现在要改成复杂的、难以应用的“英制”。为了怕万一在他为格拉斯工作之前发生什么事儿，例如参议 院或总统不批准通过他为美国公民的提案等，他学习了联邦航空署（FAA）的飞机和发动机机械课程，通过了考试，获得了FAA颁发的许可证。这样作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他总可以在民航公司找个活儿干。
但一切如愿，道格拉斯的人不断地追踪关于纽曼的提案在华盛顿的进展情况，等参议院通过之后，杜鲁门的签署只是迟早问题，他们就要求纽曼即刻开始工作。他仍保留了参加加州汽车俱乐部的周末工作，这样可以多赚点钱。有一个星期六早上，纽曼在车行接到一位“帕卡德”
豪华轿车主人的电话，说：“电瓶用光了”，并告诉纽曼他在桑塔·莫尼卡银行前已经空了的停车场等他，他去了，看到一位硕高、灰白头发的男子双手叉着，靠在他那黑色“帕卡德”车的前挡泥板上，一位瘦小的女人坐在后面。为找她的坏电瓶，他打开了“帕卡德”，发动机的右盖，看到发动机旁竖放了一块木板，上面有许多不同长度的管子，一根根地排列着。他很快放下车盖，绕过去打开左侧盖，也有一块板从上到下挡住了发动机的视线，但这块板上缠了许多电线和线圈，于是他弯下腰从驾驶座位一侧往底盘下面看，根本没有电池！这是怎么回事？纽曼抬头望了一下正在看着他的那个人。
“我是鲍里斯·卡洛夫”，车主人自我介绍。（此人是首演“科学怪人”的英籍男红星，当年是老少皆知的名人）
“我叫杰哈德·纽曼”，他答道。
“你不认识我吗？”
“不。”
“你没看过法兰肯斯坦因吗？”（当时最流行的科学怪人电影）
“你是说城堡吗？没有，我从没去过莱茵河。”
这个高大的男人沉凝地看着，他的身材仿佛变矮了些，然后他解释了找不到电池的秘密。他的车共有4个电瓶，都放在后座椅垫下面，这4只电瓶同时带动着一台电风琴，琴键装在驾驶座和后座之间的隔板玻璃后面。
那位卡洛夫夫人，当她丈夫在银行呆了很长时间时，她一直在弹钢琴，电瓶给她用完了。纽曼把“帕卡德”启去了以后，鲍里斯·卡洛夫问他能不能看懂一本德国维修手册，并邀请他去他在比佛利山庄的家。
那里还有一辆“世界上最好的车”，一辆梅赛迪斯·宾士300SSK，他是无论如何不会送到任何车行去的，还说他的车仅需要认真检查一下就够了。他有许多朋友，男、女演员们，他们有高级的外国车。他又补充说：
“如果你能在星期六去他们家里检查车，他们将会很高兴。”这可太妙 了！纽曼停了汽车俱乐部的工作，开始跑一些好莱坞著名影星的家，包括英格丽·褒曼 （Ingrid Bergman）的家，他自己订好两个月内每周六跑两家，然后，他就能在海滩度过他自己的周末了。
那么在道格拉斯的工作又怎样呢？那是最令人满意的。纽曼逐渐熟悉了和同行们一起工作，在高度技术气氛中做试验，撰写或编辑技术报告，他有时白天工作，有时白天、晚上一起来。派给他的工作任务有研究雾分子对飞机操作系统的影响，座舱增压器主轴故障分析，喷气发动机后燃烧器的研制 （那时，喷气发动机的这个组件由飞机厂负责，而不 是发动机厂管）。纽曼会见过老邓诺德·道格拉斯两次，他是他们公司的领袖。纽曼和他的顶头上司，以及同事们，甚至他那可爱的金发秘书（他同其他6位工程师共用）相处得都非常好。
一石冲破了这宁静与美好，陈纳德将军从上海发来一封电报，他提出要纽曼在他将要在中国组成的一个航空公司，担任特殊计划工程师的职位。他已经从战后剩余物资的清单中，购买了两打全新的C—46运输机，目前尚在夏威夷。他给的薪金比道格拉斯多几倍，而且不要纳税。
纽曼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给陈纳德回了个“敬悉”的电报，并告诉他很快就会答复。
克莱瑞丝当时在德国担任美国司法部派在那里的检查官，他们经过几次电报来往，她于1946年10月飞越大西洋到纽约和华盛顿，然后到波尔班克的洛杉矶机场，这时克莱瑞丝第一次到西部来。那天天气非常好，能再次见到克莱瑞丝真是喜出望外。车上有两支香蕉可以在到桑塔·莫尼卡的路上吃，纽曼竟把香蕉扔了，而把香蕉皮留在手里……48小时之后，他们结婚了。
纽曼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来自华盛顿的律师，他在美国第一次请吃饭的女友——这个充满活力的小生命！克莱瑞丝很快飞回她在康涅狄克州的家，把她的“德索托”双座车开回到桑塔·莫尼卡，里面还坐着一只6个月大柏林出生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先生。纽曼通知了道格拉斯，他们很慷慨地向他提出无论何时从中国回来都可以再雇用他。他电告陈纳德将军，将去两个纽曼加一只狗。他卖掉了心爱的雪佛兰，和克莱瑞丝一起列清单，哪些应装进“德索托”，哪些应装到几只能用船运到中国的木板箱子里。清单中还有狗食，睡袋，行军床，烘干的咖啡，两只漂亮的“哈咧伯登”铝皮箱子装满了冬装夏衣，以及一个“克莱帕”
的橡皮艇，是克莱瑞丝从德国买来送给他的。运输公司向他们保证会把“德索托”放到甲板下层，受到严密的保护。这是一艘慢船，周内将离 开旧金山。
1947年1月，纽曼乘联合飞机公司的DC—4飞机到达檀香山，他们相互告别——“上海见！”第二天，克莱瑞丝同西普斯在旧金山搭上了过去的运兵船“海猫”号。
8. 三临中国与准备西行
1947年，夏威夷群岛瓦奇奇海滨只有三家旅馆。纽曼和同机人员住在莫纳旅馆，准备将陈纳德将军从战时剩余物资市场购买的24架新C—
46运输机中的一架，飞渡到中国，陈纳德将军新近组成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大队 （联合国救济总署空运队），后来改称为民用航空运输公 司。经过30分钟的环岛试飞，俯视了“钻石头”和“珍珠港”，便可向西远飞了。他们经过几个中间站，长途飞越太平洋到联总空运队设在广州的总部。这时距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并迫使美国对日宣战还不到 6年。
国际民航组织禁止C—46这类双发动机的飞机飞越辽阔无际的海域（像太平洋那样），因为万一有一台发动机熄火，即使天气良好，把所 有携带的货物都甩掉，一台发动机也不能保证使飞机保持高度飞到沿海的任何一个机场。
陈纳德将军无暇去顾及这些规定，他叫夏威夷的机械师在每架C—46飞机的腹部加装了两个临时的油箱，用来增大越洋的航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旦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在飞往西方的路途上又没有足够的燃油。飞行计划是每天出发一架，第一站在京斯顿岛停留过夜，这是裸露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岩石，大小如同航空母舰的甲板。岛上除了一栋简易的草棚和栖息在沥青跑道上的成千只海鸥外，一无所有。到达的飞机必须要嗡鸣数次把鸟赶离跑道，才能降落。第二天清晨还要开枪将鸟轰到天上才能起飞。
他们依次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岛、关岛和菲律宾过夜。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锈蚀的登陆艇，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运输船的残骸，仍半截淹没在当时交战海滩附近，或更远点被击沉的地方。有些在珊瑚滩上触礁，从空中望去在熠熠发光的浅蓝色水面上清晰可辨。
在马尼拉休息和游览了3天之后，他们飞向华南的广州，它在香港北面80里。陈纳德的属下为纽曼在广州郊区靠机场附近的东山，租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克莱瑞丝到达之前，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房间。3周后他飞往北方，到上海去迎接她和“西普斯先生”。当看到她从“海猫”汽轮的甲板上向他招手，以及她和西普斯从陡直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他的心快乐得发抖了。
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住了几天，克莱瑞丝和西普斯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洪流中，而且初次尝试了人力车的滋味。随后他们3人飞往广州。
那时陈纳德将军打算将总部迁到上海，空运队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搬到那儿去。大战前，上海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比作为省城的广州洋气多了，广州虽离英属香港不远，但没有人说英语。上海市内有 800万居民，大上海则有1200万。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数以千计从希特勒统治下流亡而来的犹太人，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在市内大肆推销西方货，这些在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一直是“稀罕”货。外滩过去是（现在仍是）上海最美丽的街道，它是一条林荫大道，与蜂拥着货轮和帆船的五彩缤纷的港口平行。沿岸是外国的领事、大使馆。靠近外滩排列着有电梯、餐馆和屋顶花园的现代商店，真是世界大城市该有的尽有了。正如闹哄哄的纽约，人们在摩天大楼旁边可以找到小而静的教堂，喧闹的上海毗邻着高楼大厦的是小小的庙宇，和尚们在那里静静地念经、烧香。
剃度的和尚身披黄袍，脚踏草鞋，手摇铜铃，不时敲打着从屋顶悬吊下来的大木鱼。
在中国经历了2年的和平 （1945—1947年）以后，从最新式的美国车到德国的电器，上海什么都能买到。它也是世界级的“罪恶之都”，众多的夜总会、跳舞厅、现代化的商场、市中心的跑马厅、赌场，几百万诚实的工人，形形色色的中国和白人恶棍，数以千计的出租汽车和人力车。但直到1947年在上海电话却仍屈指可数。
纽曼负责管理中国的机械人员，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断地维修从夏威夷飞来的24架C—46运输机，这些飞机现在为国民政府紧张地运货。管零件的美国经理终日在酒醉中度日，克莱瑞丝不得不协助零配件供应，使联总的飞机能从上海起飞。她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零件库，并建立起料账卡登记制度。起初零件很少，后来从冲绳和塞班岛的战时剩余物资中，接收了许多C—46飞机和它所用的柯蒂斯·怀特发动机的零件。纽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克莱瑞丝身穿肥大的棕色外套在那里开箱，并按照C—46维修手册的简图来核对新到的零件，雇来的中国木匠按她的规格要求搭起了货位架。
一周7天，每晚从肮脏和炎热的虹桥机场回家，只要在门前按一声喇叭，门就会神奇般地开启，他们的门房，年约50岁，能操流利的英语，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理。他身穿洁净的浆过的白制服，站在吉普车司机座位那边，手捧着的克铬密盘中，放着两大杯冰水，克莱瑞丝和他常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而又会讲两国话的中国人愿意为他们所提供的菲薄待遇而工作。有一天，克莱瑞丝没有去上班却揭穿了这谜底。从他们日常起身到机场后一个小时到回家前一个小时，他们家的电话铃隔几分钟响一次，门房在接听电话又打一个简短电话出去。克莱瑞丝又发现门房有一辆人力车和三轮车，由于纽曼家的电话总是闲着，门房就用它来调度车辆，大赚其钱。
1947年时在中国，如果要发财，门道很多，例如美元对国币的官方汇率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一样，通常差额为1％到2％，这就为某些人提供机会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合法地自一处兑换钱再拿到另一处出售，赚取成千上万的美元，这样干的大有人在。
中国官员要想发财致富的门路就更多了。有天晚上，纽曼接听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设计一种可以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转弯指示灯，这种小玩意儿可以装在汽车的外面。此匿名人声称，是警察局长本人打算投资生产大量的这种指示灯，当生产数量足够配备上海所有的汽车和卡车时，警察局长将颁布市政府条例，命令上海所有的机动车，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装这种转弯指示灯。从布告发布日到安装限期没有几天，这样便无人能与警察局长的指示灯竞争了。
另一个上海官员设法缝制了几千件坎肩（背心）以图暴利，他把坎肩发到市辖的警察局，然后颁布一项指令要求人力车夫“在马路上干活时”必须穿坎肩。布告的官方理由是，“即日起人力车夫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膀子 （赤膊）拉车……”，倘若车夫没有坎肩（多数车夫除 了草帽、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短裤袜和草鞋，一无所有），他就会被抓到附近的警察局 （那里有背心卖），然后不得不穿上坎肩。
1946年，乔治·马歇尔调停蒋介石和**之间纷争的努力失败。
到1947年，从联总空运队运货情况就可以看出**人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已经向南推进了，民用货物被更多的武器弹药所取代，以支持国民政府军在北平以北的战斗。回程时载的都是伤兵或能买得起机票的有钱难民。C—46飞机的妥善状况随战争日渐吃紧而急剧下降，他们对飞机定期检查保养的次数越来越少，又如同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只要能凑合就行了。
他们随时从一架停在机库的C—46飞机上拆下零件，以应其他飞机的急需，有时飞机刚落地就把仪表拆下来装到另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上。幸运的是他们连一架飞机也没被对方地面炮火打下来。但也出了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故：一架C—46运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熄火（因缺少干净的润滑油），这时飞机已爬升到5000尺的高度，企图向20000尺爬升，螺旋桨完全停止了旋转。为了用单发动机维持高度返回启德机场，组员只好把沉重的箱子推出舱外，迅速地减轻飞机的重量。箱子掉到稻田里摔散了，更要命的是被扔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一箱箱崭新的钞票，有好几十亿元之多。武装部队马上被派去寻找这些箱子。傍晚接到报告，只找回不到一半的钱，其他的全散落到荒郊野外去了。
**从华北向南推进的形势显然已无法制止，他们进入上海好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陈纳德决定把主要工作基地转回南方的广州去，纽曼不得不再次搬家。克莱瑞丝把“德索托”在上海卖掉，随着**不断进军，对可靠的美国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她的1940年出厂的车并不难卖，但从哪儿弄到美元呢？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没有一美元，因那时在中国私人持有外币已不合法，他们可以给她白金、黄金条子、钻石、珍珠和每天都在贬值的中国钞票，但他们坚持必须用美元买。后来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非常想要克莱瑞丝的这辆车，他把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转到了克莱瑞丝的账户上。
赴广州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拜访陈纳德将军，他决定在这个大城市留到最后一刻。在他家里，他们见到了漂亮的陈香梅小姐，她出生在北京，在香港上的学，1947年圣诞节前她成为陈纳德夫人。大战结束前纽曼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18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访问陈纳德将军。
至今，安娜·陈纳德仍很美丽，是华盛顿政界的杰出人物、美国总统的老朋友，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和殷勤好客的社交界名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顾问，是从韩国到菲律宾等远东国家的专家。此外，安娜·陈纳德还写过十几部书，其中一部分畅销各地。
在广州郊区，他们租了一处很好的房子，请了一位电工来检查 220伏电路系统。这个冒失鬼用两只手分别捏着火线和地线的裸线，220伏特电流通过电线和他健壮的身体，使他涂着发蜡的头发像豪猪毛一样竖立起来，倘若他的头发在头上不动的话，他们和他就都麻烦了。
他们的新家刚刚安顿好 （这是半年内第三次安家了），谣言传说广 州即将被放弃。新改名称的民用航空大队打算买一艘驳船，装备成一个修理厂后，拖到原来叫“福尔摩萨”的台湾，国民政府已迁那里。他们俩决定回美国，纽曼写信给那时还在上海的陈纳德。很快便接到了将军的复信，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认为纽曼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美国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离开中国，这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从远东越过太平洋到美国，正常营运的轮船和航空班机已经没有了。若经过欧洲，则飞机票又贵得叫人不敢问津。
在广州，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纽曼同克莱瑞丝谈起了这个难题，她“信口开河”地说：“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我们先到欧洲或北非，然后乘船回美国。”
什么？开车回去？“怎么可能从中国开车回去呢？”
纽曼知道克莱瑞丝对于中国和欧洲之间隔着的亚洲大陆，缺乏地理概念。暹罗 （泰国的旧称）、缅甸、印度、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东国家 他们都得穿过。她也没有想到过他们随时随地需要汽油时的难处，就算是有可能，战争已使很多的物资供应大不如前了。成百上千英里的丛林、沙漠，没有路，没有住处，没有可饮用的水……，只有荒野一片。密林、大山和皑皑白雪，这些他可是一清二楚。开车回家？真不可思议！
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纽曼又“重温”起她的提议。吉普车？
靠四轮驱动？几个可装五加仑的备用油桶？带上雪地防滑链、睡袋、搭帐篷的油布和工具？给西普斯一个座位？
纽曼立即离开饭桌，从袋子里找一幅“埃索”石油公司（ESSO）1942年出版的，包括中国和缅甸一直到印度边境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地图。他的另一张地图是国家地理杂志1946年出版的亚洲形势图，它绘上亚洲大陆和紧靠着的部分欧洲国家。这些小比例尺地图上有一条从伊朗延续到中国的小红线。注明是成吉思汗750年前的远征路线，成吉思汗并没有四轮驱动的吉普，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纽曼改变了初衷，转而赞同克莱瑞丝的主意。“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
决心已定，下一步就明确了。首先他们得找一辆适用的吉普，然后办理要经过地区的过境签证。这些地区和国家绝大部分是原法属或英属殖民地，那时正处在政治动乱之中，英国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支持，曾在1942年向其殖民地宣称，战争结束后2年内允许它们独立。现在英国人在撤退了，地方势力开始争夺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如果真要开车离开东方，就必须马上行动。因为阿富汗将进入冬季。纽曼曾看过一则消息：说那个国家从12月到来年3月，城市之间的交通几乎全部停止，而他们又不得不等到南亚的雨季过去后才能出发，但必须赶在大雪降临前到达阿富汗，否则无法通过这个“山国”，有一件事要做的是在吉普车有限空间里能带哪些东西的清单，因为整个路途上有可能买到衣服、食品、吉普车配件和工具的机会少得可怜。
他们订了两张下午从广州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1939年到1940年，当纽曼被困在香港时就是乘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脱逃的。飞行只需20分钟。他们赶到机场，这是一架由军用飞机改装的飞机，座舱两侧改成了座位，乘客们已用安全带将自己束在圆背座位上了。机上有30名中国乘客，其中的两位妇女在发动机还没有起动之前就开始呕吐了。
但那天上午的香港之行却仍未最后决定，美国飞行员提出他的C—47飞机一直在漏液压油，他吵着要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机长坚持要飞，他对纽曼说，那天晚上，他在香港已同“苏珊·王”约会好了。于是纽曼向他毛遂自荐，尽管他仍在为其竞争对手CAT航空公司工作，身为美国联邦航空公司注册的飞机机械师的他，可以提供这种帮助。他告诉机长，他的夫人和他同他一样急于要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去，机长同意了。他花了2个小时去检查液压油路，并补好了液压泵附近的漏油处，他的C—47飞机可以起飞了。但先决条件是在航行中不得收回起落架，这样才能保证在香港安全着陆。飞机的液压油实在漏得太多，剩下的仅够用于刹车。
香港的日报——《华南早报》广告栏刊登着皇家空军降价处理的“二手货”吉普，标题是“请光临惠顾”。吉普车有半打，有的发动机不错，但车身破烂不堪，有的车身完美无缺，但发动机已磨损得太厉害。所有的皇家空军吉普车盖上都漆有一个红、白、蓝三色的大圈，以便于从空中辨认。纽曼在维多利亚大街起伏上下的路上，试开了每辆能开得动的吉普车。就每一辆“车身”而论，没有一辆车是理想的，但一台好的底盘再配上一台好的发动机就能组成一辆好车。于是他买了两辆皇家空军的吉普车，都是威利厂的产品，一辆车体好，一辆发动机和传动轴好，一共花了400美元，还用100美元买了5个新的“赛柏林”6层轮胎。
克劳得·怀特，一位美国人，8年前也就是1939年，曾雇他在他的“远东汽车行”干活，后来他本人被日本人在香港的阿伯丁监狱里关了 三年半，但他仍然精神饱满。怀特对他们开车去欧洲的决定毫无异议，他准许他们在他的车厂里放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暹罗或缅甸的丛林中发生任何机械故障。
他们申请穿过法属印度支那的签证时，法国断然拒绝了他们开车进入印度支那，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们从河内到西贡的一号沿海公路上的安全。但泰国、英属印度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只须等待片刻便在他们的美国护照上签证盖章。远东的大船运公司——太古集团告诉他们，一艘英国近海货轮将于10天内开赴曼谷，如吉普车能修好，赶上停泊在香港港口外的“新珠湾”号货轮，便可以把吉普车运走。人呢？船上没有乘客的舱房，假若他们愿意睡在甲板上，那太古就不收他们和狗的船费。
大功告成，他们坐火车返回广州去整理行装、睡袋和工具，那些都是9个月前他们在美国时买的，他们在洛杉矶战时剩余物资商店里购买这些东西时，又何曾想到它们竟会在横越亚洲的冒险而又非同寻常的旅行中派上用场呢？他们的女佣人泪流满面，他们把木匠为他们做的乒乓球台留给她 （这将是她和孩子的床），还多付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他们 从广州的邮政局给衣索匹亚的海尔·塞拉西国王发了一封急电，提出他可为皇帝陛下的新航空公司工作。他从最新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环球公司打算替他经营这家公司，但缺少工程师。他们要求塞拉西国王回电答复，回电可通过香港的太古集团转交他们。
这是纽曼第三次离别中国。克莱瑞丝、“西普斯先生”同他搭乘从广州到香港的船，还带上了他们准备跨越亚洲的行李。陈纳德将军在最后一封信中再次提醒他们注意紧张的中东局势，由于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形势更是敏感而紧张，其结果是美国在阿拉伯中东的声望越来越糟。就个人来说，纽曼更关心的是除该带的风扇皮带、四个电嘴和断电器之外，他还需要带哪些吉普车的备件。他们还得买一套轮胎修理工具。一个好的打气筒，一副千斤顶和一根20尺长的橡皮管，以便从吉普车后背工具箱上面的备用油桶上吸油，再灌进吉普车油箱内。他们决定从两个电瓶中挑一个较好的，因为买新电瓶太贵，而且他并不介意每天早上用手摇柄起动吉普车。
他们的吉普车的油箱可装 12加仑的油，加上八个美国陆军备用油箱，还能装40加仑，足够跑1100到1200里路，在这个范围内，总能找到地方把油灌满吧！第九个备用油箱用来装机油，而第十个则用来装饮用水。他们从有比例尺的地图上粗略估计了一下，整个旅程约10000里，包括大的弯路和爬过高山的许多盘旋道路。雨季刚过，路面很快会干，四轮驱动的车开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至于他们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它也只好“入乡随俗”了，他们这样告诉它。
在怀特的车厂里干了5天，他们把好的发动机和四轮传动机装到好的底盘上，将买来的两辆吉普车凑出一辆，中国的机械师帮他装上车轮，然后对拼凑的车又试开了多次。1947年10月7日，他们租了一条帆船，打算从九龙的“油麻地”码头装上吉普，连同他们3个送到香港大港口停泊的“新珠湾”轮上。那天早上有台风警报，九龙警察署门前的旗杆上升起了3个红球，这使纽曼想起中国预报空袭的信号，航期延迟了一天。1947年10月8日纽曼30岁生日，他们就在那天出发。当时有人用德文喊叫，有人用英文祝福，在你推我拉和相互叮咛中，开始了他们的万里长征。
纽曼屏住呼吸，一寸一寸地压着两块狭窄而有弹性的跳板，慢慢地把空吉普车从高高的码头，越过15尺宽水面，开到低很多的帆船甲板上，克莱瑞丝和西普斯随后也上了船。船夫全是女的，5个人都只有二十来岁，穿着黑绸衫，梳着辫子。她们把吉普车命名为“瘦马”，用它来纪念唐·吉诃德的那匹英勇的马。
“新珠湾”的4位英籍官员和40名中国手水，眼望着乘帆船而来的要到曼谷去的奇怪货物，当“瘦马”和西普斯被轮船舷外的一副巨大的吊网拉上去时，真是惊险万分，纽曼和克莱瑞丝则不得不顺着垂直的挂在船边的软梯爬上去。香港海湾就在脚下40尺，船长、官员和中国水手热情地欢迎他们。趁着离香港前还有些时间，他们乘“新珠湾”的机动救生艇，靠岸去维多利亚的电信局，希望能得到衣索匹亚·海尔·塞拉西国王的回电。果然，在最后一刻，他们收到回电，纽曼撕开信封，还是一份英文电报，内容是说他们从广州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因为当地有好几个海尔·塞拉西。
“您发给哪位海尔·塞拉西？”电报上问道。
“新珠湾”的官员指出，在这一周的航行中他们把舱位让给克莱瑞丝和纽曼，但头一天晚上他们却想和衣在热带繁星密布的夜空下度过。
同英国人在一起轻松愉快，他们惟恐对他们这两个美国人照顾不周。这几位英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充满敬意，因为美国在1945年把他们从满洲的日本监狱中救出。克莱瑞丝同他下棋、读书、写信，并向可怜的西普斯先生许愿，到泰国上岸后一定会有很多树。
“新珠湾”在曼谷市区5里外下锚，移民手续很快就在船上办妥了。
他们告诉他们，全曼谷那时 （1947年）只有3家旅馆，一家非常简陋的“欧罗巴”旅馆，一家中级和一家 8年前到中国之前纽曼曾住过的高级旅馆——东方旅馆。“欧罗巴”正合他们三个的口味，价格极低廉。二楼光秃秃的房子里配有标准的吊扇，每个床上都挂有蚊帐，洗脸盆的水还要泼到窗外的街上去。这里既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但有一个大陶罐装满了水，用水勺把水舀到旁边的马桶里。他们窗下的笼子里装着一条大蟒蛇。一只拴着链子的大猴子，在他们敞开窗子的睡房的对面的树上做怪相。完全像电影布景一样。当天晚上，“瘦马”留在甲板上。
当地使馆派了一个翻译官帮忙使“瘦马”过关。这时简直没有一位官员相信他们真的打算“穿过”泰国。他们希望知道，连路也没有，如何穿得过呢？当地的官员以为他们想不付进口税而把车弄进去再卖掉。
不久又冒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汽车的牌照在哪儿？”没有，纽曼从未想过还需要牌照。在曼谷警察局整整泡了一天，终于给了他们牌照。
城里总共没几辆车，而且还从未给吉普车发过牌照。
跟着又出了第三个问题，管执照的赤脚官员坚持在吉普车右侧装一个转弯指示器。这简直是扯淡，曼谷只有屈指可数汽车，再说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但警官坚持“死道理”，一定要他们在吉普车的右侧装上某种行车方向指示器。纽曼绞尽了他这工程师的脑汁，设法用最简捷的方法在右挡泥板上装上可闪光的灯。与此同时，克莱瑞丝用橡皮筋把一束扫帚苗拴在起动手摇柄顶端，然后把摇柄放到挡风玻璃前下面，原来设计用来放长枪的两个长槽里，向右推摇柄把，则把扫帚苗从挡风玻璃后露出。他逗克莱瑞丝说：“简直在胡闹”，可就是这样把曼谷的警察逗乐了，而且开口大笑，结果免费发给他们两块暹罗文的车牌，在“瘦马”的前后保险杠上各装一块。
纯粹是走运，纽曼注意到警察局屋角里放着标有**黑字的白底椭圆形金属牌，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标志牌，注有应有的字母，由各国的汽车俱乐部签发，当会员的车开出国境时，把它装在汽车保险杠或车身上。
他问警察局长如何申请要两块这样的牌子以及随牌的三折国际通用文件。“随便拿吧！多少都行。”局长通过翻译跟他说，他指了指窗台下的一大堆，“不要钱。”他之所以如此慷慨也很简单，暹罗皇家汽车俱乐部自从日本人1941年占领泰国后，一直关门大吉，标志牌和随带文件都是空白，即便填上也无效。上面印的全是暹文，泰国只有20％的人懂暹文，自然出了泰国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
纽曼同克莱瑞丝回旅馆后就着手工作，小册子封面的每个空行都填满，让人一看就像是官方签发的。他认真地在每一条虚线上，画上世人皆知的“福特”标记（尽管他们的“瘦马”是“维利”生产的），在另两个空栏里，纽曼按香港皇家汽车空白发票的其中一张，填上底盘和发动机号码。小册子共有24页，其中一页需要他们对该吉普车加以描述，剩下的页数留给外国政府盖上吉普“入境”和“出境”的戳子。（事实上，这次旅行经过了十个国家，各国的边防部队都检查发动机和底盘的号码，每次都是“OK”，并在他们毫无价值的暹罗汽车俱乐部册子上，盖上了引人注目的大章和签字。发动机序号显然是错的，因为这个序号的发动机已被他们留在香港怀特先生的车厂里了）
纽曼请曼谷的裁缝修改了“瘦马”的顶篷，这样开车时布篷的一半可以卷起来。像旅行篷车一样。天冷时，侧面的篷布可以放下来，整个车篷就像一只封口的箱子。他还请一位铁匠在排气管顶加装一节弯管，改变排气方向，使吉普车排气管离地高些，这样废气改变了原来由左后侧排出，而是用管子引到吉普车底板上从右侧喷出。虽然在丛林中会感到太热，但后来在10000尺的高度，怒吼的狂风，一尺深的雪中开车时，它却给他们提供了救命的暖气。铁匠还在挡板上焊了个U型扶手，使不开车的人抓住后能在颠簸中稳住自己。木匠又给西普斯做了一个宽座位，牢牢地安装在传动轴的部位上面。
克莱瑞丝同纽曼商妥在这3到4个月的长途旅行中由谁开车，各开多长时间。不管开多开少，甚至不开，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轮流在方向盘后坐2小时。他们将从破晓到日落尽量赶路，但决不狂开乱跑 （这样 最容易损坏发动机）。他们商量好，除了一串香蕉外顶多只带两天的备用食品，一天只点两次“普瑞摩斯”煤油炉热食物。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西普斯先生”也不例外。
基于多年来的作战经验，纽曼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用吉普车是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出来的最可靠的机动车。他们的汽车须在没有修理支援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糟的道路上开10000里。有阿拉伯沙漠的酷热或阿富汗暴风雪的严寒。在水中、雪中或沙阵尘埃中，要使用可能已存放了10年的汽油，满是沉淀和脏物，你须经常用扳手旋螺丝，否则吉普车的弹簧会松动，螺栓会震落，他预计除阿富汗外，各大城市都可能买到那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吉普车常用零件。
他们在曼谷到公开出售偷窃来的物品市场上，买到了一条橡胶轮胎，能预计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让汽油耗尽了，只要什么地方有油，他都需把8个备用箱和吉普车本身的油箱灌得满满的。他将成为一个可怜虫，用20尺长的胶管把油从备用油箱中（用嘴）吸出来，使油能自动流到位置较低的吉普车油箱内，而又尽量少喝进一些这种难忍的“饮料”。
他们试着往吉普里塞东西，但出人意料的发现，“瘦马”的容积实在有限。10个5加仑油箱已在后面占了很大的地盘，加上每人一个“荷里伯顿”铅箱装冬、夏天的衣服，还有一箱工具，防滑链条和各种零件，还得给西普斯准备一个盘子吃饭，一个盘子喝水。克莱瑞丝和纽曼将坐在“瘦马”中两个羊毛军毯和一个“剩余物资”睡袋上，他们在美国买的两个带蚊帐的行军床，用油布包住拴在吉普车的顶篷上。两副用过的备用轮胎固定在前防护杠和散热器之间，一个崭新的备用胎放在吉普后面通常放备用轮胎地方。两根管子，油管和输油用的长管必须放到容易取得的地方。他们明白吉普车将大大超载而且拥挤不堪。倘若在曼谷能弄到一辆美式运武器的车，纽曼倒情愿用“瘦马”去交换……但果真如此，则很可能由于它的尺寸和重量使他们无法走完全程。每样物品都得放置在一个确切无误的位置上，而且要拴得很牢，以免刹车或路上突然陷入车辙时，物品往前倾倒而把他们埋住。
克莱瑞丝同纽曼一起看《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地图，上面根本标不出他们须走的路线。他们便选择了穿过一些大城市的路线，诸如仰光、曼德勒、亚格拉、新德里、喀布尔、德黑兰、巴格达、耶路撒冷……以及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名胜古迹，像缅甸边境的卡希马山谷、亚格拉的泰姬·玛哈陵、印度西部边区白沙瓦省的古老要塞、克帕山口（到“禁区”
阿富汗的入口）、巴格达附近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耶路撒冷的圆顶圣岩寺，可能还有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这都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及“瘦马”的状况、天气、他们的速度、足够的汽油、旅途开销……以及 他们是否还能活着。他们并不急于匆匆赶路，没有限定完成时间表，但希望于12月中旬能够进入并开出阿富汗。
他们的医药包里有绷带急救包，一瓶碘酒和三瓶阿斯匹林。驻曼谷的美国大使劝他们带上一枝柯尔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他甚至提出借给他们一枝，但纽曼对东方太了解了，谢绝了他的好意。即使出现奇迹他打中、打伤或杀死1个或2个可能的攻击者，甚至于用枪中的6发子弹打死6个，他们3个也将会在几分钟内成为僵尸，东方人不占绝对优势是不可能向他们进攻的，靠西普斯先生也许比靠枪有用些。
他们买了两个哨子，每人脖子上挂一个，然后训练西普斯一听见哨声就朝哨声奔去，这主要是用来预备万一他们在丛林中失散。后来纽曼在“瘦马”前挡泥板右侧，安上了大使送给他们的旗杆和 6×12时的星条旗。克莱瑞丝会说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少许俄文，当然还有英文，再加上纽曼的德文和足够的中文，无论到世界何处都不会有问题，他们只需用语言解决问题就行了。再说他们持有美国护照。1947年那阵子，在几乎世界各地都能起魔术般的作用。
基本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在曼谷中心漫游一阵。访问了庙宇和皇宫，租了一条船穿过著名的曼谷水上市场。他们还发现一个冰淇淋工厂，在那时他们买了一加仑美味的香草冰淇淋，他们三个坐在皇宫花园草地的树阴下饱餐一顿，直到吃不下为止。
9. 险象丛生的万里西行路
万里西行终于开始了。
他们把500美元的旅行支票好好地藏了起来。纽曼还存着战时小型塑料圆边OSS罗盘（有紧急情况时可吞咽下去，曾经有一人吞下去，过了24小时，又随着大便排了出来），此刻尚用不着它。第一段路从曼谷到缅甸仰光，沿一条废弃的单轨铁路朝正西走。离开曼谷才几里，他们已开始尝到今后几周要吃的苦头了。道路泥泞，未铺路面的路上，红色的烂泥粘在轮胎和鞋上，足有一寸厚。偶尔会碰到一辆开到曼谷去的大卡车，车上挤满了当地人，有的甚至坐在车顶篷上，用手抓住顶篷的行李架栏杆，真是惊险万分。
他们的油箱满满的，威利车发动机的声音正常，始终是四轮驱动，每小时连滚带爬也只能走10里路。穿过房屋东倒西歪的村庄，经过保养良好的漆有红色和金色的泰国寺庙。人们向他们微笑，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2个小时后，一只锈蚀了的长钉子把他们的轮胎扎破了。这是以后许多次“泄气”的头一遭。它扎透了左前轮的内、外胎。随着行程里数增加，“泄气”也越来越惊险，轮胎问题可能成为他们被迫放弃“开车回家”计划的一个主要理由。
由于他们不致妨碍交通，（当时只偶尔有一辆客车经过，赤脚的孩子牵着水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又在漫无边际中逝去。或一只干活的大象，后腿上用链子拖着一根麻栗树树干，这是“公路”上所能仅见的活动。）他们决定就地补胎，而不动用备用轮胎。卸下泄气的轮胎可真够费劲，使了很大力气才把轮胎卸下来。无论是这一次，或是以后的许多次，他们都找不到一块比较坚实的地面，放置千斤顶以便把满载而且非常沉重的车顶起来。纽曼把车轮的五个螺丝拧松了几圈，把千斤顶放在吉普车底盘下，企图使它离地一定高度，然后才能把轮胎卸下来。但未铺筑的道路加上沉重的吉普车，使高高的千斤顶不断地下陷，而且越陷越深，而不是把吉普车抬起来，一直到千斤顶陷到路面下几寸深，顶到较硬的地基，才算有了着落。
二次大战期间的内胎质量欠佳，刚研制出来的合成橡胶材料会不断地伸展。由于支撑沉重的吉普车使轮胎受热，内胎越胀越大。当纽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内胎拉出来后，却找不到一个水盆把打了气的内胎放进去以便顺着气泡找到漏气的部位。旅途开始时补胎还不太困难，但随着轮胎逐渐不规则地鼓胀变形，情况愈来愈糟。几个月工夫，内胎尺寸胀大了30％，从很小的穿孔，演变成圆周一尺长的裂口。小孔或裂缝补好以后，还需把内胎塞进钳住胎毂的外胎里，但是胀大的内胎已是永久的变形，这几乎是无法办到的事。轮胎补好后全都得人工打气，他统计了一下，每次补胎都要打上200下才能打足气，补一次胎要1～2小时。
后来，他索性利用晚间在克莱瑞丝用仅有的一只锅烧饭的空隙时间补胎，白天暂时换个轮胎，使能继续行驶。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一座茂密丛林中的村庄，从路程表上看应该是湄南河畔的康查纳伯瑞。村民们看着他们和西普斯，然后指引他们去一处装修漂亮的草顶房屋的院落，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个会说德语的暹罗人。暹罗人请他们在他家过夜。为了客人安全，他在院子中间地面上烧起一堆火，使野兽不敢接近。他们的这位主人是战前泰国驻柏林大使的儿子，他负责管理盟国的烈士公墓，这些坟墓里埋葬的是前日本集中营里的战俘，几千个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在这里受到惨无人道的待遇，三千多人葬身于此。战俘们被迫修建一座横跨湄南河的铁路桥，但这座桥在通行后不久又被战俘们破坏了。倘若这桥还在的话，他们可以直接开到仰光 （现在你也许猜着，这个充满悲剧而又美丽的村庄，正是著名的 电影《桂河大桥》所描述的地方）。他们看到这里战俘的墓地维护得很好，十字架才刷上白漆，年轻漂亮的暹罗姑娘在每个坟墓周围种上鲜花。
1967年越战期间，纽曼曾重返此地，其时，木制红十字架已被迁走，代之以大钢牌注明这里曾有些什么情况发生。
主人想不出有什么公路和能使他们和吉普车渡过宽阔而湍急的湄南河，或哪条路能通仰光。他建议他们返回曼谷，重整旗鼓，不是往西而是往北，穿过整个泰国，在滇缅公路的起点附近进入缅甸，然后朝西到曼德勒，把仰光撇开。然后从那里往北到印度。看来他是广见博闻的，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返回曼谷后又住进欧罗马旅馆。吃了几顿好饭，灌满油箱，买了更多的补胎胶皮，和两段沉重的二次大战中飞机着陆用钢席，打算遇到泥泞时放到车轮下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蠢主意，他们实际需要四块板，两块垫在吉普车下面。另两块放到轮子前面。但四块板又的确太重，“瘦马”上也无处可放这四块沉重的钢板。两块已够瞧的了。将它们安到吉普车的侧面，把车门也堵住了。他们去交通部，设法弄到最新的道路状况，重填了泰国的出境签证，然后向北开往旧都阿优赛，再到呵叻、廊开和清迈。
在泰国无论开车或步行到哪儿，西普斯总是呆呆地东张西望，好像是刚从月球上下来的傻瓜。到目前为止，每到一处，他们车右侧的美国旗招来的都是羡慕和尊敬。纵贯泰国花了2周时间，大约500英里。只有在能望得见城镇的地方才有铺好的路，穿过城市后约一英里左右，路况就又变坏了。他们在浓密的3到4尺深的草丛中，或在泥泞中行驶，路有时被没有桥的溪流截断。他们学会了在丛林中生活，记住走过的路以备返回行驶，这种事发生过几次。他们还学会了遇到人时如何打招呼。
那些人对西普斯怕得要命，但对一只大象却无所畏惧。沿路碰到的泰国人是最友善并最热心帮助人的民族，可是，他们只能靠打手势来通话。
每到一处，当地人总是双手合十欢迎他们，并请他们做客。泰国人住在麻栗树搭的带凉台的房子里，房子建筑在一些12尺高的柱子上，以防蛇和野兽。当地人劝他们尽量多吃而拒绝任何报酬。并给他们香蕉、其他水果和蔬菜，而且总是伴随着微笑和流露出真诚的友谊。有一次，一个村里的屠户硬要他们从他刚宰的猪上随便挑选任何部位的一块肉，猪从中间劈开，倒挂在村子广场中的四根柱子上。
一群和尚剃着光头，身穿深黄色的袈裟，竟然砍掉了通往他们庭院的又长又窄的桥上一边的木栏杆，因为两侧栏杆恰比他们满载的吉普车窄几寸。每当村民们听到“瘦马”陷入泥泞或浅河床时的呻吟和加油的声音时，便从密林中走出。妇女们初次见到他们时总是把孩子藏到她们的长裙下面。经过最初羞怯的邂逅后，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来帮他们推、拉、抬，使吉普车能爬过泥坑、矮丛林或被倒下来的树堵住的道路。尽管他们有许多机会偷他们的东西，却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倘若他不在泰国人家里过夜，睡在他们高离地面木屋的地板上，他们就在吉普车旁边，把油布拴在树上搭帐篷露宿。西普斯的皮带则放长些。睡在带蚊帐的海军行军床上，他们常听到野兽出没在近处的灌木林的声响，它们可能对他们和西普斯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和气味，就像他们对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一样的感到惊恐和不安。
有一点应当承认，有许多次他们很后悔不该进行这次旅行，特别是车子陷入泥坑一筹莫展时，眼巴巴地望着洛克希德的大型星式客机从头顶上空平稳地飞掠而过，就不禁想起那空调的客舱、柔软的座椅、女空服员殷勤的伺候等。可是回过头来想，就他们所知，尚没有任何人曾经仅靠一辆车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的心情又激励他们去继续奋斗 （据说数年前，英国劳斯莱斯工厂的一个由3辆小汽车和1辆满载后勤物资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曾经从伦敦开到仰光）。有2次1天只能开1/5英里，当地居民赶做了竹筏把吉普渡过宽阔的河流。
遇到无人帮助他们把“瘦马”从深的泥沟中推出，或它在烂泥中一直陷到车底盘时，他们只好把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以减轻车的重量，把箱子和油桶向前扛几百尺，直到有坚实的地面。克莱瑞丝或他用四轮驱动慢慢地开着空车，另一个人在后面推，可是过了几百尺后又再次陷入另一个泥坑。
在泰国北部他们穿出了丛林，到达了一个小城市——廊开，它靠近南北贯穿全国的单线铁路末端，每天有一列货车开过，火车时常停下来以便让农夫及他们的货物上下。他们从自由市场上买了半打鸡蛋，克莱瑞丝用一片香蕉叶子捧着，牵西普斯的皮带套在她的手腕上，忽然，火车长吹了声哨，同他们平时吹的紧急哨音一模一样，西普斯像闪电般地窜起来。鸡蛋从香蕉叶子上滚了下来，克莱瑞丝也被绊倒了……
当他们大约还有10英里就可以离开泰国的密林进入缅甸时，当地人把他们带到一座被高大树木环绕的、修建得十分漂亮的英国式小别墅去，这个别墅有两层楼，二楼四周是镂空的麻栗木走廊。好生奇怪！在那儿，竟住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和他的仆人们。他是一家英美烟草公司的特区经理，派来这长住2年。年轻人来自伦敦，自然喜欢看到欧洲人或美国人的面孔，他对他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叫仆人替克莱瑞丝准备热水，让她洗澡。晚餐点上蜡烛，每个人的盘子旁边都有一个银的洗指钵，玫瑰花瓣漂在水面上。别墅备有设备，他们从主人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BBC的新闻。客房里有电灯，甚至还有一台电风扇。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在泰、缅之间，丛林与烟叶田围绕的蛮荒地境内吃饭与休息，当晚他们在真正的床上度过。那位年轻的英国人劝他们在他那儿住一段时间，等一帮有组织的匪徒们过去后再说。这帮匪徒打算抢劫一年一度从泰国到缅甸的丝绸商队。他告诉他们“年年如此”。但他们决定继续向前，因为进展情况比他们预计的要慢，主要的还是担心阿富汗多雪的冬天。
他们并不十分相信那位烟草先生关于土匪的故事，因为他们同他在一起时，这位种植园的经理正喝着一种比茶更强烈的饮料。一直走到第二天黄昏，刚进入缅甸几英里处，他们真的同匪徒遭遇上了，此刻除了保持镇静之外别无他法。他们把帆布搭在吉普车与树中间，紧靠着匪徒已搭起的帐篷旁边。匪徒至少有100人，包括戴着银首饰的妇女。这伙土匪一半穿着英**服，一半穿着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携带美式步枪，围坐在“营火”旁，小马在黑暗中吃草，匪徒有几个中国厨子。邀请他们一同去吃美味的鸡肉晚饭的人看来是个头儿，他能说点英文，他们的交谈是友好的，但并非轻松愉快。9点光景，他们向匪徒告辞回到吊铺去睡觉，祈望第二天凌晨醒后“瘦马”仍在旁边，而且没有人的喉咙被割断。
他们早上醒来时，发现土匪们的帐篷已不见了，人也销声匿迹了，静悄悄地，连点垃圾的痕迹都没留下，只有吉普车的挂钩上放一个大蛋糕。西普斯为什么叫都不叫呢？他们可真捉摸不透，可能它像他们一样也疲劳不堪了。收拾泄气的轮胎已成为最伤脑筋而且吃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汽车超载和路况差，内胎变得很热，使得旧补钉的胶变脆，而补钉的脆弱性又带来额外地跑气。除了找漏气洞孔的麻烦和在高度潮湿的天气用手给每个轮胎打气的艰苦操劳之外，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发生了。从气筒到内气门之间18寸长的小橡皮管，是二次大战时的产物，已经老化了，纽曼不得不把有裂口的管子剪掉，一次次裂开，一次次剪短，一直到管子短到气筒放不到轮胎旁边的地面上，只好把气筒放到轮子上，离气门仅四五寸远。庆幸的是最后一段管子终于保留下来了。克莱瑞丝拿两把钳子夹住管子两头。他把剩下的胶布都缠到已经裂开的橡皮管上。
为使四个轮子能平均分担重量，以免轮胎的温度升高，他们不得不经常用四轮驱动来开“瘦马”。然而西普斯在传动轴上面的板子上却坐不住了，直发抖，纽曼在它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叫它坐下来，因为它妨碍了开车时胳膊自由活动。于是可怜的小狗屈膝俯下，浑身发抖……
直到当他看见它的座位下面冒出一缕青烟，才知道传动轴发烫了，他们赶快把排挡换到正常的两轮驱动位置。而且像意料中的提高了后轮胎的损坏率。正如他所预料到的，在曼德勒他们看到不少战争中废弃吉普车，但无一可用。他只好在离合器上加点润滑油，仍旧开着那辆“变速器在我俩之间唱歌”的车。为了使西普斯能舒适些，他们给它加了一个垫子。
直到开了2 000英里以后，他们才换了另一副传动轴。
在缅甸的许多路段，他们缓慢行驶在1942年到1943年间日军修筑的坑洼不平、上下起伏的山路上。他们之中的一个把吉普车换到四轮驱动的“低一低”档，车速每小时1.25英里。另一个带着西普斯在“瘦马”
前面步行，舒展一下筋骨，然后等待……他们从不把发动车开到快档。
每天晚上，纽曼都要把前后减震系统的螺栓和螺帽重新拧紧。如此细心的维护，使他们从令人惊异的可靠性中得到了回报。
在曼德勒停了几天，他们得到新鲜的食品，并在一个学校的校舍里，与从灾难中逃脱的美国和德国传教士们住在一起。然后他们离开曼德勒朝缅甸北部边境外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方向开去，所有横跨宽阔的伊洛瓦底江和钦德文河的桥梁，已全部被撤退后的日本人炸掉，还尚未修复。
他们找到几个留下来准备把政权移交给缅甸的英国官员，他们答应免费给他们提供一艘驳船放置“瘦马”，由拖轮拖过去。先由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然后在湍急的钦德文河上逆流北上，到印度边境的英帕尔——
漫长而曲折山路的起点。6英里的水上航程却花了他们六天时间。纽曼得空把“瘦马”做了彻底的保养，更换了机油，到处润滑一番。甚至为克莱瑞丝的一双鞋削好并钉上后跟。缅甸船员给他们吃从河上捕来的鱼，夜间在村旁停泊时，他们能得到大米、鸡蛋和水果。在曼德勒以北，他们发现了一个母系氏族，妇女做重体力劳动，管理商店、抽雪茄，男人则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烧饭，其余的时间就尽量懒散着。
他们开车经过时，正是英国统治缅甸的最后几个月，路边的宾馆都已空空如也，除了床架，一点家具也不剩了。满是尘土，不干不净，其污秽的程度是与日俱增。这些木造平房小旅馆被称做“达喀斯”，属旧政府所有，为过往的官员提供住宿。他们只随便把车停在其中一座的门前，横竖都是一样，没有人住，门都没上锁，没有窗户玻璃，没有灯，没有厕所，但总算头上有块天花板。他们在太阳升起前30分钟从睡袋里钻出来。在晚饭吃完后或最后一个胎补完，即刻“上床”睡觉。在附近有个装有水泵的水井，他们可以洗洗，纽曼也能刮个脸。
英帕尔之后的关口叫科伊玛关，到处仍散落着日本轻型坦克和英国大炮的残骸。关口顶部的树桩上钉了一块木板，上面写道：“在科伊玛——1944年——日本对印度的入侵被阻挡。”3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疲惫不堪的日军，在归顺的几个团的印军支持下，同英军和仍然忠于英军的印军展开战斗。进攻的日军躲在一群被驱赶或志愿的妇女后面，保护日军不受英军射击，从打得光秃秃的树桩上看到当时战斗激烈的程度。它持续了一周多，直到日本人粮尽弹绝。日本人从仰光到科伊玛漫长的供应线，时常被英国和美国的滑翔机部队切断。在英明的英国将军德·温格特指挥下，这支部队在日本的防线后面从天而降；他手下还有一些著名的美**官，像约翰·艾利森，1942年他在中国曾首次试飞“我的”零式飞机。
一英里接一英里，一天接着一天，一次泄气接着一次泄气 （轮胎泄 气）。纽曼起初向西北开，然后折向正西。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灌满砂子的汽油桶上插上了一块牌子，标明：“印度边界检查站”，在他们的汽车证件和美国旅行护照上都盖了戳子。他们被告知几周前印度已开始对汽油实行配给，须到为数不多的人工油泵站用油票兑换，油票由区长办公室配发（他们对印度行政区划分毫无所知），油价是美金一英制加仑 （比美制加仑约多百分之二十）。通过了大型茶园他们到了一英里 宽的布拉玛普特拉河边，一条由烧木材的驳轮推动的大型驳船，让他们在高哈蒂渡口过江。沿柏油路继续向北到西里归瑞，在那里饱览了世界上最高峰之一，海拔28 146英尺的堪钦仲嘎山以及圣母峰的风光。进入西藏境内60英里后，又折向西南走了几百里较好的路直到恒河。在那里，人的尸体顺流而下，仍然像纽曼1939年所见到的一样。
宽阔的恒河没有公路桥可过，只有1英里半的双轨铁路桥横跨两岸。
他们这岸的一位印度军官不同意他们通过铁路枕木开过去，他要求他们把吉普车装到铁路平板车上过桥，这将耗费起码一天时间。经过他们的说服，向他出示了护照“批准”页上乔治·马歇尔的签字。该官员说：
“马歇尔将军签署了你们的护照，这就够了，我替你们‘暂停’铁路交 通。”当他们确信两边的交通都已“停下”之后，便开始通过。
那位官员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 （也是他们故意让他如此相信），以 为克莱瑞丝和纽曼都是美国官方代表。这是怎么产生的呢？除了他们的护照上印有乔治·马歇尔的亲笔签名外 （他那时任国务卿，其实每本护照都是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显示了一下驻曼谷的美国大使馆给美国驻新德里使馆的一封封好的信。实际上，这是一位女秘书写给她驻在印度的朋友的。克莱瑞丝同纽曼全都穿着卡其军服，这一切使这位官员确信他们在执行官方任务。吉普车同他们三个在千根枕木上好一顿颠簸，终于到达彼岸。在那里，他们默默地向这位印度官员致谢。
在平坦而有树阴的公路上又轻松地开了几百英里，偶尔会碰到卡车或成群的骆驼。他们路过一个小村庄，那里养了大批的两三尺高猴子，有一只向西普斯挑战，抓它的鼻子并揪下来一撮毛。这些活泼的动物待在波纹状的屋顶上、树上和马路上，自由自在。
他们终于到达北印度中部，克莱瑞丝有机会拜访了亚格拉城瑰丽非凡的泰姬·玛哈陵，纽曼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那里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140英里。他们还去了美国使馆，并很高兴地接受50加仑汽油的慷慨赠予。
新德里旁边的老德里有个旧车市场，纽曼去寻找一个用过的吉普车齿轮，他们的已经无法再用了。花了10美元买了一整套二手货，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新德里他们住的旅馆前面，他一个人辛苦奋斗了两天，拆下车上的并换上这副带前轮驱动的沉重的齿轮箱。一试车，真走运，居然买到了一副好的。
一个合众社的记者，对他们做了采访。起初他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从曼谷开车来的。他告诉他们，新德里西北250英里处，印度教与回教已开始内战。这正是他们要去的方向。他描述纽曼一家和他们的吉普车抵达印度的文章，后来曾在很多美国报纸上刊出，这也是克莱瑞丝父母很久以来第一次得到他们女儿的音信。当他们去古要塞白沙瓦的途中，到达拉合尔和阿姆利柴时，把印度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计划已成为事实。他们打算经白沙瓦到阿富汗去，200万难民（有印度教徒东迁，有回教徒西移）堵塞了道路，被杀死的印度人躺在拉合尔近处公路的两侧。
在新德里的一个美国官员也警告他们，试图越过已形成的战线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的士兵都在各自的战壕里，想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极其危险。他说，就是美国官员也无法从各自宣布成立的国家进入另一国去，但他们仍照走不误。
事实证明他们的消息是正确的，可是克莱瑞丝和纽曼，还有“西普斯”先生越过了战壕。美国人没有想到纽曼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照相机，在有刺的铁丝网旁，纽曼提议给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们照个相，双方都接受了。于是休战15分钟，刺网路障被搬开，全副武装的官兵从战壕里涌出来。为了好玩，纽曼劝双方在一起摆好姿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士兵们，各自穿着他们独特的军服，并按他们自己的标准立正站齐。
他们谢过了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被打坏的路上颠簸着经过白沙瓦和以风大著称的开的尔峡谷——从东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惟一通道，向阿富汗前进。
他们碰上了一个大约一千余游牧人的部落一年一度的大搬迁，他们赶着羊群和骆驼，孩子们骑在骆驼上，鸡拴在驼鞍旁。领队的头头儿能说两句英语，他告诉他们他有3个老婆 （都跟他在一起）和16个儿子，至于多少女儿，他也搞不清楚了。正如在旧中国一样，头一次婚姻是遵“父母之命”而完成的，这样的结局未必圆满。年轻的新郎只有在婚礼之后，才能看到新娘长得如何，所以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有一回一位新娘被揭开面纱，第一次面向夫君，并问他还能让谁看她的面孔，丈夫答到：“谁都行，只是别让我再看到你。”
进入风谷后，地势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冷，沿山有德国在战前修了一半的铁路和山洞。接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前，在未铺筑的路上遇着第一场雪。又碰到爱达荷州波伊西城一家建筑公司莫瑞桑——建筑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
1947年，阿富汗惟一的一条柏油路在皇宫前面。守卫的士兵身穿德**装，阿曼努国王，德国的崇拜者，于1926年加冕。他因为力图把这个落后的回教国家推向20世纪的步伐过快，而在1929年被罢黜。如他曾禁止妇女躲在幔帐后面（即不许带面纱）。
在喀布尔，他们在美国武官那里度过了一天，在他家甜甜地睡了一晚。了解前面的道路和气候情况后，他们买了新鲜食品，获得了所需的汽油，在“瘦马”上装了阿富汗的主食葡萄干和坚果，并弄清楚了顺路要到达的下一个地方莫瑞桑——纽得森营地。离开喀布尔后，折向南方环山而行，没有标示的道路，也没有任何方向标志。地面上的雪冻得**的，一片荒芜，偶尔看到一根没有线的电线杆或古老的土城堡，这才使纽曼放心些，至少大方向没有错。这里原有的长毛羊现在已迁到南方。他和克莱瑞丝交换了一件羊毛短大衣，她患了疟疾，可能是2个月前在泰国时被蚊子叮咬后传染上的，天气一冷就发作了。千里之内无处觅医生，而且也没有准备“奎宁”或“疟涤本”药片（治疟疾的特效药）。
他只好一天化三次雪给她冲碗“利普登”鸡汤面，这还是他们在香港时买的，他用羹匙喂她，并祈祷上苍让她早日康复。克莱瑞丝蜷缩在睡袋里，纽曼用吉普车的安全带把睡袋拴在座位上，西普斯趴在克莱瑞丝的膝盖旁，用体温来暖和她。
他们对散热器内的防冻液能起多大作用，始终不敢太确定。有天晚上特别冷，他们不敢关掉吉普车的发动机，就让它以慢车状态不停地转了一晚。当晚在阿富汗的“宾馆”休息（其实就10间土房，没有任何家具，没有电灯、洗澡间或饮用的水，只不过是一个可遮蔽风雪的棚子而已）。他们开过坎大哈的主要街道，两边是土平房和无门的小店，见不到什么人，再往前200英里就是莫瑞桑——纽得森的冬季营地。他们代交了由喀布尔美国大使馆转递的信。营地人员美国的测量员和建筑工人，有的带着夫人和孩子，集中住在5座活动结构能御寒的楼房里，他们要在那里避4个月的寒，因为带来了信，纽曼受到了特别欢迎。那天晚上，他们为纽曼准备了美国式晚餐，这之后，纽曼三口子（当然包括“西普斯先生”）由于吃过了量，竟都生了病。在向他们告别之前，经 理把他们的油箱灌满，还给了他们一卷十分需要的补胎材料。
5天后，纽曼夫妇开进阿富汗西部边陲的赫拉特，高据伊朗之上，天气已不那么冷，大雪覆盖的地上已露出一块块褐色的土地。克莱瑞丝的疟疾有了好转。但每36小时还要发一次抖。“瘦马”表现一直不错，最近1800英里，轮胎一次也没有泄气过，真该谢天谢地！纽曼的双手冻得僵硬，如果轮胎真泄了气，恐怕他也无能为力。这种天气，他们不得不把衣服都穿上，还戴上两副手套。吉普车两侧屏蔽全拉下来。封得很紧，排气管弯过来温暖了他们的膝盖……但仍感到冷。每天走100到150英里。白天趁着天亮开9个小时，晚上同阿富汗人、他们的山羊、绵羊睡在土房里，土房就像爱斯基摩人的冰房子一样。只要一想到在“西方地平线之下”能见到阳光和温暖，就使他尽可能地快赶。从阿富汗到伊朗，下坡开15英里，穿过无人区，便进入了日落之处，他们见到一个带着可坐人的边斗老式哈雷——戴维森公司的摩托车，由人牵着一匹马拉着走，主人开着无动力的摩托车，每小时走2英里。当他们到达很低处的伊朗边界检查站时，天已黑了。端着带刺刀的枪的士兵，看到汽车的灯的光亮便跑来，卫兵们掀开他们放下来的车篷，但西普斯的吠叫使士兵急忙躲开。他们还在阿富汗高原上时就看到了这个特拜特小镇的灰暗灯光。它在伊朗一侧25英里的谷地，他们当时就决定在那里过夜了。他们来访问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了，已沉睡的镇民被两个美国人和一条狗乘吉普车来访一事所激动。镇长邀请他们作为他的客人，然后招呼他已经上床睡觉的朋友。为了表示隆重，他端来一个盘子，中间放块“象牙牌”肥皂，他操着生硬的法语说到：“Palmolive！”（注：他认错了白色的象牙皂说成绿色的棕榄皂）
盛情的宴会持续到深夜，他们三个睡在镇长铺有好几层波斯地毯的餐厅里。当地的小学教师请他们去看看他的教室和学生，但他们没有空暇。雪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再下，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知为什么，以前他们以为整个伊朗都是温暖之乡，但现在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第二天早晨，他们离开特拜特镇，沿着沙子铺的路朝西北开，到苏联和伊朗边境的麦什特镇，它离此地140英里。俄国的感染显而易见：男人裹着厚重的大衣和毯子，坐在商店门口的矮木凳上，吸着水烟袋，在炉火上用铜壶烧水喝。他们在一个像样的加油站里灌满了汽油。再往西500英里，通过冰凉但无雪、像搓衣板样子的路面，德黑兰便展现在眼前了。
整整花了3天的时间才到达德黑兰，从一片荒凉的寸草不生的褐色丘陵地带进入了这座大城市。路边有个路标，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以德黑兰为起点，向西、向南、向北都有公路。这些公路是二次大战期间，为了迅速向俄国供应武器和车辆，由美国工兵部队铺设的。
他们住进了一家真正的旅馆，沉浸在有热水的澡盆中享受。这是自新德里以后的头一次（尽管两层楼只有一个澡盆）。他们泡在热水里，搓掉手上冻结的积垢，洗净破旧的衣服，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何等的奢侈！他们给克莱瑞丝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仍然活着，然后去商店和真正中东风格的低矮顶棚的市场采购物资。不管你买不买东西，都有小男孩用银托架的小玻璃杯给你端出茶来。妇女们蒙着面纱，像他们开车经过的回教国家里的妇女一样。
驻德黑兰的美国领事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们弄到了下一步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那时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实在太糟 （正像 陈纳德将军所预测的那样），虽然阿拉伯官员接待彬彬有礼，但他们被告知德黑兰的阿拉伯联盟已决定暂时不再给任何美国人发签证，包括过境签证，他们的旅行计划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起码有那么几分钟。于是他们决定绕过在火药桶上的中东，改道土耳其，而且也拿到了过境签证。他们改变原始计划向北到伊朗——土耳其边界，经过到埃尔斯伦的一道道的隘口和山路，朝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和以金号角而著称的伊斯坦堡城前进。
纽曼和克莱瑞丝在德黑兰派克旅馆里的一个舒适的暖气旁边坐着，吃着枣子和无花果。西普斯蜷缩在脚边。他们商量着回到美国以后干些什么。1947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此刻他们心照不宣，但两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等到了地中海之后，“瘦马”就算开到尽头了。
尽管纽曼很喜欢西海岸的生活方式，喜爱他以前的工作、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同事们以及西海岸的天气，他们还是决定不回加州。克莱瑞丝在桑塔莫尼卡海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度过的3个月正好是冬天，不是雾就是雨。她主张他在东海岸找个工作。固然大多数的大飞机工厂都设在西部，但是飞机发动机公司，像通用电气、西屋、普拉牡惠特尼和柯蒂斯·怀特公司都坐落在东部。克莱瑞丝知道电器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布瑞芝波特市有一个工厂，制造小型家用电器，因此他们从德黑兰寄了一封航空信给在市市的通用电器公司，请他们向制造喷气发动机的工厂转达他的求职要求。不必急于回答，纽曼写道，因为在回美国工作之前，他还要“补3个月轮胎”，他给了通用公司一个回信的地址。
当他们离开德黑兰温暖而舒适的旅馆时，外面下着大雪。他们再度把车捆绑妥当，用他们已匮乏的资金仔细地选购了罐头食品，葡萄干和干果，向土耳其边境前进。他们没有除霜器也没有自动去雨刷可以刷洗挡风玻璃上积结的冰和雪。路标清楚的高速公路上，除了一辆伊朗陆军的卡车朝着同一个方向行驶以外，他们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尽管4个轮子都装上了链条，“瘦马”仍几次陷在两英尺厚的雪堆里。他后面的军用卡车上有20个友善的伊朗士兵，他们穿着暖和的冬季军装，带着铲雪的铲子，为了帮他们把陷住的吉普车弄出来，开车的速度比应有的慢多了。
当他们到达离土耳其边境不到100英里的大不里士时，天已经黑了，此时正是1947年圣诞之夜。一位警察坐在“瘦马”发动机车盖上，指明他们在哪儿可找到一家旅馆和美国领事馆。热情的小旅馆为他们的到来，铺下了欢迎的地毯。当晚，他们去拜访了美国常驻官员，两位年轻的领事官员正在讨论应订购哪些电动玩具火车的零件，以便在这“远离上帝的地方”有些事干……。两位官员说出了他们正担心的事情，由于20英寸深的雪，向北进入土耳其和安哥拉的惟一的道路正式封闭了。怎么办？要就在大不里士“冬眠”4个月，要就向南穿过整个伊朗，开到波斯湾，或者向正西越过一座高山到伊拉克在摩苏尔的油田。他们还从美国人那里得知大不里士有一个伊拉克领事馆，干嘛明天不去试一试？说不定在如此偏远地方的伊拉克领事，还没有听说阿拉伯联盟禁止为美国旅行者签发过境证明的事。
他们决定试一下运气。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军车面目，他们把“瘦马”
留在旅馆，租了一辆俄式卜马拉敞篷车、到了伊拉克领事馆。这天恰是圣诞节，1947年12月25日，伊拉克的领事亲自来开门。他身着西装，是个和蔼可亲的样子，法语讲得很好，惟一不足是显得有点孤寂。克莱瑞丝用法语向他讲述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旅行的情况，由于大雪堵塞了到土耳其道路，看来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能通行，并想听听他的忠告。这位受到奉承的领事劝他们经伊拉克去欧洲，尽管这样做将会偏离他们的原订计划一千多英里。当他们告诉领事他们是美国人，在他的国家里是否不太安全时，领事倒来劲儿了，坚持说可以给他们提供自大不里士以西200英里的摩苏尔油田到巴格达的伊拉克过境签证，而且分文不收。
推辞再三，盛情难却，他们“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好意，领事在他们的两本护照上签字的过程中，还给他们端来了美味的糖果。他们和他周旋了足足4个小时。在等待护照盖章时，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们担心他在办公室会不会给在德黑兰的上司打个电话。拿到签证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电影院式的暗淡集市去观光，一行行的网状货摊，用油灯照明，缠着头巾的小贩光着脚坐在波斯地毯上，叫卖银器、波斯服装、食品、成匹的毛料……
第二天朝阳初起时，他们向西到乌米亚湖南岸，朝摩苏尔城前进。
领事馆对于最近阿拉伯联盟不再为美国人签发任何过境签证的决定一无所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突破。不过他的“一无所知”更配合了他对如何能在2～3英尺深的雪中，从大不里士开到摩苏尔也毫无常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希望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的通讯联络，慢得足以使他们的吉普车能从容地通过伊拉克边境。
在这次旅程中，“大雪”第四次给他们添了麻烦。乌米亚湖南山区里的雪又大又深，没有任何标记指明道路应在何处，在马哈科德同伊朗当地的司令简单交谈之后，他也成了他们当晚的主人。他们不得不折回到大不里士去，此项决定绝非易事，几乎是整个旅途中最重大的一次。
或者他们所冒的风险太大、除了中途更换轮胎，他们要不停地开车36小时，又到离德黑兰50英里的地方，然后急转，上了惟一的另外一条通往伊朗西南哈马丹市的公路。路上有重型油车通过，把雪压踏实了。天黑之后无人开车。
在他们马拉松似开车的第一阶段进展得还不错，以每小时15至20英里速度，艰难地向前走。但到午夜不久，他们离哈马丹尚有8小时的路程时，他们的吉普车突然开始失去马力。他们面临着自从离开曼谷以来第一次纯属发动机的故障，l分钟之内，发动机完全停止了。刺骨的寒风在呼啸，雪下得很大，他们被困在与伊拉克边境平行的荒芜的札格洛斯山中，足有8 000英尺的标高，一片漆黑，没有动力没有热，路上也没有任何一辆其他的车。
为了生存，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冻死之前，纽曼得让忠实的“瘦马”
再次开动起来。他打开发动机盖，把前灯中的一个转向后面 （原来吉普 车前灯安装在一个绞链上，以便向后照到发动机舱），他用冻僵了的手指卸下了管子接头，检查了燃油泵和通向汽化的燃油管路，然后用手摇柄转动发动机。燃油从松开的接头处流了出来，这样可以肯定毛病是出在汽化器里面了。在冰冷的狂风中，冻僵的手指简直握不住螺丝刀。他卸下了汽化器的油槽盖，松开了几个细微的电线卡子，把它们放在吉普车挡泥板上。在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下，他发现汽化器油槽里有一个小冰球，这是水凝聚的结果，他们有一线希望，但愿这是问题的症结，纽曼取出了冰球，重新装好汽化器。他惊恐地发现那两个小卡子不见了，风把它们吹下了挡泥板，掉进了地上的雪里。这时已是后半夜了，他筋疲力尽，浑身发抖，拼命在松软的雪里找那两个头发夹子那样厚却短得多的小卡子。
纽曼用手电筒照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终于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只好剥开吉普车尾灯，截下一段电线做第二个卡子。奇迹发生了，他把油箱里的冰冷汽油从油管里吸出，并输到打开的汽化器进气口里，很快地再次接通管路。克莱瑞丝把电门打开，纽曼用他所能聚集到的最后一点气力猛转摇柄去起动“瘦马”，……发动机转了！当吉普车再次蹒跚向前时，没有言语能形容那种如释重负的高兴劲儿了。发动机转动得很平稳，排气管开始暖和他们的脚，他们不再发抖了，很快便沿着雪山山脉顺坡而下，开向温暖的伊拉克。纯属走运，他想是……。
为何如此匆忙？他们是不想在大不里士的伊拉克领事有和他在德黑兰的上司联系的机会，告诉他们他已经给美国人和狗批了两个过境签证。这可能会导致伊拉克边境的卫兵阻止他们。他们还不知道领事是察觉他的下属在他们护照上，错误地指定了靠近南边的进入伊拉克边境的通过点，恰是他们现在要利用的地方。边防警卫例行公事地检查了签证，过期的暹罗汽车三联单，以及错的发动机号码等等，显然他们对阿拉伯联盟的决定一无所知，甚至请他们住在警卫室里，他们接受了，并作为伊拉克军方客人逗留了一夜，边防警卫曾警告他们切勿在夜间旅行：“歹徒会杀死你们并抢走你们的吉普车！”
1947年12月31日，他们渡过了巴格达城外的底格里斯河，住进了赛米瑞米丝旅馆。他们在酒吧里喝了点酒来庆祝新年，但实在太累了，无心去参加庆祝活动。
1948年的第二天，他们驱车离开既定路线200英里，去踏寻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们敬仰这些“砖块”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著名的浮雕。
棕榈树，明媚阳光，繁花似锦……多好的新年开端！“瘦马”飞跃过幼发拉底河上的桥梁，向800英里的哈希姆约旦王国前进。他们在巴格达时已经申请到了签证，还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但没有去申请穿过巴勒斯坦的英国过境签证。
从这里到埃马佛瑞克是几百英里的单线柏油马路，松软、发热的沙丘一个接一个，就像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那部电影中一样，一直延伸到目光所及的尽头。阿拉伯美国公司带着方格头饰的工人，正在铺设经埃马佛瑞克到巴勒斯坦海法的一条大输油管道。在那个沙漠的城市，他们不得不选择是向北开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还是向南到约旦的首都安曼。他们把“瘦马”的速度增到每小时25英里，顿时觉得像在飞一样。
仍然是每两小时轮换一次前轮驱动，他们拉出手动油门杆。把挡风玻璃推倒向前，沐浴在暖风之中。威利发动机工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在3个加油站驻足，无例外地被邀请住在美国经理设在棕榈树绿洲之中、带游泳池和空调的客房里。
他们又生活在西方世界里了。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已被甩在身后。
在暹罗和缅甸奋力穿过丛林的艰苦，在阿富汗和伊朗的冰冻天气里的挣扎，似乎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的体重大大减轻，过去的几个月中，过着地球上最原始的生活，现在感到像百万富翁一样。西普斯仍和他们吃的一样，水果、香蕉甚至还有桔子。每当他们短暂地停下来替换开车的时候，它都跳出去寻找更好一点的食物，但哨子一吹就回来了，跳到它在变速器上的座位上，而且肯定的在想“等一会又会碰到什么”？
在穿过约旦的路上，他们跟上一辆满载着阿拉伯人的卡车，他们挥舞着黑色的旗子和步枪，还举着标语牌，写着“巴勒斯坦志愿军”和“犹太人必死”。在安曼城外能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地方，他们被阿拉伯军团士兵所设的路障挡住了。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国装备并且由英国将军拉布·帕沙指挥的为数不多的约旦部队。带有红白方格头饰的阿拉伯士兵，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签证。有三次他们被问到是否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回答：“不，去安曼的美国领事馆。”
他们说了一声“好了”，便让他们过去了。
在安曼的市中心，他们到邮局询问美国领事馆在哪儿，那里的人告诉他们美国从来没有承认约旦，因此在这里没有设领事馆……，这使他们目瞪口呆。怎公办呢？流言在中东散布得很快，一群不友好的人已聚集在吉普车的周围，约旦人向“瘦马”逼近，流露出一种敌对的神情。
他们坚定而有礼貌地通过了人群，并住进了埃拉什德旅馆——安曼中心惟一的旅馆。纽曼还理了个发，当理发师拿起一把10寸长的剃刀刮他的脖子时，他真是提心吊胆。他们担心吉普车和车里面的东西，旅馆经理劝他们雇个人看着东西，他们这样做了。
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迅速通过阿伦比桥，跨越介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历史性的约旦河。边境离这里有20英里，地势低于安曼3 620英尺，海平面以下627英尺！没有英国签证，他们仍希望能够设法靠“说服的力量”来渡过阿伦比桥，他们从旅馆里出来假装先向回走，朝玛弗里格主方向开（来愚弄敌意的人们），然后猛然将“瘦马”调转180度，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穿过安曼城，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向巴勒斯坦边境开去。
出了那个城市之后是多么欣慰呀！那是一个晴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安曼鸟瞰约旦盆地和死海，以及远处的侏定山，一切是那样的美丽。弯曲的道路经过一块写着“进入海平面以下”牌子，附近另有一块石牌，上面记载着摩西在那里打去岩石，而水是从那里流出来！又过了1英里，他们接近了约旦河，狭窄的、奇妙的小溪在柳树之间流着，当他们最终看到阿伦比桥时，他们想已大功告成。但是，意外的事情毁灭了他们梦想的美景，那儿没有他们可能说服而让他们通过的卫兵。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人已在他们和沿此路向前300码的英国边防警察之间，设置了两个路障。除非冲过约旦卫兵和带刺的铁丝网路障，别无他法。倘若成功则一切如意，倘若不成功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他们要做出的另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惟一现实的方案是返回敌对的安曼，尽快找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并请求保护。
“瘦马”毫无疑问地爬回了安曼。他们第二次匆匆驶过市中心，碰到几次红灯，后面跟着的人群呼喊着反美口号。他们找到了皇家空军的兵营，那里的卫兵一看到他们的吉普车盖板上的皇家空军徽章，就掀起了拦门的杆子，然后又迅速地放下，把跟着来的人群拦开。皇家空军司令道森少将邀请他们住在空军基地的家里，直到他们把情况搞清楚为止，他们同他以及他可爱的妻子商议如何离开安曼到巴勒斯坦去，这时候西普斯已待在皇家空军的厨房里，并把那儿当成了它的总部。道森少将建议把“瘦马”丢在安曼，由他派一架皇家空军飞机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但他们犹豫不决，他们不愿把“瘦马”——他们忠实的吉普车就这样扔掉。他们随后同意由空军少将飞往巴勒斯坦首都，给他们拿到英国过境签证。然后他将为他们提供一支武装的卫队，帮他们通过阿伦比桥去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
4天之后，一辆装甲车打头阵，他们的吉普车由一名皇家空军的中士开着夹在中间，一辆运兵车载着英国士兵为他们殿后，离开了在安曼的皇家空军兵营，向巴勒斯坦开去。约旦人迅速地移开阿伦比桥的路障，两边的边防卫兵都行礼致敬，毫无检查就让他们的小车队闯过去了。阿拉伯人设在巴勒斯坦东半部的路障没有人值班，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犹 太人在安息日是不会去开车的）。几小时后，他们就进入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了，到了在国际区的美国领事馆门前。
那时，美国领事罗伯茨已从耶路撒冷的英国行政官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情况。他在领事馆门前等着他们，给予了友好同胞最真诚的欢迎（他们后来听说几周之后，他被阿拉伯的狙击手从领事馆对面的墓地后射出的子弹击中而死）。罗伯茨警告他们不要去尝试从3 000英尺高的耶路撒冷向下到海平面的特立维夫去，因为在那65英里长的高速公路上，靠近巴布峡谷后有一段狭窄地带，公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这一带是阿拉伯狙击手出没之处。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英国人正忙于控制从地中海到耶路撒冷的惟一路线。他们置领事馆的忠告于不顾，几天以后又启程了，雄心勃勃地要闯一下耶路撒冷和特立维夫中间、巴布峡谷城外的任何阿拉伯人所设路障。还没有到那么远，出城后仅10英里，他们就遭到了伏击者的射击。一个0.30口径的子弹砰的一声打中了“瘦马”，在最后一个备用油桶后几英寸处，弹头掉到旅行打字机盒里，谁也说不上开枪的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英国人，纽曼急速地调转车头，以“瘦马”爬坡最快速度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既然已经安全地开车穿过了整个亚洲，在这多彩多姿旅行的最后时刻，如果被人杀了那可太不值得了。可以就此止步了，他们都这样认为。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在邮报上登了一则广告，2天之后就把吉普车卖给了美国波太施公司，恰好卖到10 000英里之前在香港买车和装轮船所付一样多的钱。
他们在环球公司飞巴黎的下一班飞机上订了2个座位，飞机4天后将从孟买飞来，然后他们上了3辆带装甲的汽车队。为了给6个带轮胎的备用轮子腾地方，车上座位都拆下来了，以便正常通过路障运行，到达特拉维夫。此行绝非一帆风顺，车队在巴布峡谷遭到了袭击，一次短暂的战斗是用锯掉枪柄的布朗式轻机关枪和手榴弹展开的。年轻的犹太姑娘把武器藏在她们裙子下面或从宪兵那里弄到的外套里。犹太男人从他们所乘的那辆铁甲车后窗户向外开枪 （姑娘们藏武器是因为英国巡逻 兵不搜查她们）。阿拉伯人用冲锋枪在他们通过拉莫拉赫之前打瘪了每辆车的6个轮胎，他们中有一个乘客的脖子被擦伤了，幸好人不会致命。
汽车驾驶员们一刻不停 （尽管轮胎全瘪了），直到进入友好的领土，助 手们才把车停下把备用胎换上。离开耶路撒冷之后5小时，他们到达了特拉维夫市凯特·丹旅馆。
他们的机票是美国环球公司“星座式”飞机经雅典和罗马到巴黎，每周一班的最后几次飞行中的一次。所谓最后，是由于3个月后英国将停止托管巴勒斯坦，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不安定，美国环球公司已经宣布它不再飞往特拉维夫了。为了把西普斯搬弄上从特拉维夫到巴黎的飞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耶路撒冷订机票时，并没有提到硬毛猎犬，对他们来说是理直气壮，但美国环球公司在特拉维夫的人，会不会让这样大的一只狗在客舱里和他们一起飞行呢？ （这架飞机的行李舱是没有增压设备的）在飞机从孟买飞来以及离开这里到雅典之前，有两个晚上他们让“西普斯先生”在他们房间里，睡在一个大的棕色行李袋里，头伸出来。克莱瑞丝从市中心环球航空公司办事处，拿了一大把环球航空公司的行李牌，又在行李袋上缝了几个这种硬纸板做的行李牌。
他们扔掉了所有穿破了的衣服。所以，他们除了手提行李和“西普斯先生”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当他们到达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行李，纽曼的胳膊下挟着装狗的行李袋，它的头伸在外面，当班的阿拉伯籍雇员把他们拦住。
“他们不能把狗带进客舱！”
“喂！”纽曼回答：“我们用这个环球航空公司的‘狗飞行袋’，带着它世界上那儿没去过。我们刚刚和它一起从中国到这儿来，你看我们的护照，它仅40磅重，比两位旅客行李的限量还少20磅。”
环球航空公司的雇员检查了他们的护照，看到许多签证。他根本就没想到他们经过所有这些国家可能根本没有坐过飞机。他让他们过去了，还说：“环球航空公司‘狗飞行袋’的规定一定是新颁布的，他还没有听说过。”他表示歉意，并在机票的行李重量栏下写着“（1）40磅，硬毛猎犬”。
到空中后，他们把狗从袋中放了出来，乘客们和驯服的西普斯玩了起来。
在罗马机场，当飞机在滑行进站时，克莱瑞丝问纽曼是否去过这伟大的城市。他没去过。既然如此，何不留下来，再乘下周飞机到巴黎，至于这只狗，罗马机场会有美籍环球航空公司经理，他定会比特拉维夫的那家伙更通情达理，他响应她的提议。
无论如何他们就这么干了。他们走下飞机的舷梯，西普斯躲在纽曼挟在胳臂下面的行李袋里。在第一流的“罗马”旅馆里他们找好了房间，并且在黑色大理石浴盆里给西普斯洗了个澡，他们把狗用皮带拴着，带着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漫步，多美好的一周啊！当他们在梵蒂冈大教堂内浏览时，一位瑞士卫兵照顾西普斯，他们出来时，西普斯刚刚吃完卫兵给它的三明治。他们还去了罗马圆形剧场和安伯托国王的巨型纪念碑。不管到哪儿，西普斯总是跟随左右，意大利人很喜欢它。
从罗马出发的关键时刻到了。来自环球航空公司驻机场的美国经理的麻烦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这样不行……等等……等等”。
“凭什么？我们带着这条狗已同游了许多国家了，而且刚从特拉维夫搭机过来，……你看机票！”
这位环球航空公司的美国职员看了看，的确是那样写的，行李重量：
（1）40磅，硬毛猎犬。“请原谅”，美国人道歉说：“我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这种狗飞行袋。”
纽曼夫妻和“西普斯先生”又进入了蔚蓝的天空，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罗马到了巴黎。
在巴黎，狗跟他们住在一起，坐在街道两侧餐厅的桌子下面，参观了星形广场和埃菲尔铁塔的塔顶。西普斯在一家叫帕姆·帕姆的美国餐馆庆祝了它两岁的生日。在那儿，穿着洁白无瑕的工作服，戴着高帽子的法国厨师，当着一群鼓掌欢迎的顾客们，在餐厅中间的地板上给它端上了一碗浓汤。
他们从巴黎飞到纽约的钱不够了。乘船要便宜得多。他们订了法国De Grasse船的舱位，从法国在大西洋的哈弗尔港到纽约。从他们住的旅馆到巴黎中心开往码头的火车站，尽管预留了足足2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差点错过了到哈弗尔的火车。1948年初，巴黎为数不多的出租车，而且好像每辆都有了顾客。为了吸引任何过往车辆让他们乘坐，他们站在便道上，拼命挥舞着他们旅途中剩下的全部外国货币。一辆满载木桶的啤酒卡车停了下来，当纽曼把西普斯举到啤酒桶上，并急忙跟着爬上车去时，克莱瑞丝迅速地爬到了前面司机和助手之间。当卡车在巴黎挂得不太高的交通灯下飞快行驶时，他们不得不尽量地把头往下缩。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车站售票口跑到了火车站的月台。只差几秒钟就没赶上和船联运的火车。
一登上De Grasse船，在12天的海上航行中，除了每天两次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外，“西普斯先生”就待在船上厨师隔壁的狗窝里。3月暴风雨季节的大西洋，一路是惊涛骇浪，船在巨浪中颠簸，就像在两年半以前乘运兵船从印度回到美国时一样，纽曼又晕船了……
在纽约移民局的官员想留下西普斯做6个月的入境狗的隔离检疫，但是他们有一份上海领事馆发的狂犬病证书，除狗和兽医院的名称外，全部用中文印刷，盖有奇特的红印章和印花税。他们以这份文件说服了官员——当然他看不懂，声明该狗可不经检疫就进美国。
他们又回到了美国，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中央火车站，但他们又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西普斯先生”竟然在纽约的出租汽车上晕车了！
纽曼乘坐的这架“突击号”柯蒂斯C－46是一架货机，装着锡和钨，准备运往缅甸，在那里卸下，然后再转往美国，没有供乘客的座位。飞机从阿萨姆返回中国时，主要是装载航空汽油、炸弹和其他弹药。4年前，也就是1940年，他们曾用雷诺牌卡车经过那条崎岖的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同样的物资。现在从印度到中国的这条空中运输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那条老的滇缅公路已被日本人切断，美国工兵正在新修一条日本人捣不着的“利多公路”，但还没有完成。飞行员告诉纽曼，航行中尽量使用氧气，因为在没有密封舱座的情况下，飞机要在21000英尺的高空连续飞行2个小时30分钟。他们警告说，飞行中随时都有失去知觉的危险。他们给他套上毛皮衬里的飞行服，让他躺在货物上面。飞机起飞后，他坐起来看了昆明最后一眼，多么美丽的滇池啊！那峦峰起伏的群山，平展的稻田，渐次离他而去。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航行了3个小时，终于在印度西北部阿萨姆的汀江着陆。一名缠头巾的印度搬运工人打开了宽大的舱门，上下打量着纽曼。这日，纽曼觉得有一股热的丛林空气扑面而来。1小时后，他又登上另一架柯蒂斯C－46运输机。这架飞机将经由印度的亚格拉和喀拉蚩、开罗、突尼斯，飞往濒临大西洋北岸的卡萨布兰卡。飞机在几千英尺的高空飞行，棕褐色平坦而干燥的印度大地一览无余，这是一段温暖而舒适的飞行，快到亚格拉的时候，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他们一眼就望见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 4个伊斯兰式的尖塔尤为引人注目。泰姬陵建于17世纪，宏伟精美的建筑令他们赞叹不已。
亚格拉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许多崭新战斗机、运输机和轰炸机都排列在跑道的两旁，这些都是分配给美国在缅甸、中国和菲律宾的部队使用的。抵达亚格拉之前，飞机的一个螺旋桨出了故障，预期一个小时就可以修妥。在滑行道的一侧，有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大帐篷设在那里，免费招待多纳圈和可口可乐。帐篷里面，美国大兵们坐在空子弹箱上玩扑克和二十一点，两名士兵在帐篷的另一端下棋，纽曼在一旁观战，最后他和那位赢家下了起来，原来他也是德国人，是随美国第20航空军前往中国去的，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
像美**人在异地相遇时一样，他们彼此了解“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纽曼告诉他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也大概地介绍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情况，当纽曼问他美国姑娘会不会下棋时，他奇怪地看了纽曼一眼，不过，他还是想起来一个，她是司法部一位辩护律师。纽曼赶快将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名字和住址记在一张纸条上，塞在飞行服那个带拉链的口袋里。他还证实那些在中国的小子们对他说的：华盛顿独身女子特别多，“男人得用棍子赶才能摆脱她们的纠缠”。姑娘与小伙子的比例大约是10：1。纽曼心里嘀咕着，余下的九名姑娘怎么办呢？第二盘棋还没下完，麦克风里就喊起了纽曼的名字，让他立刻回到那架C－46飞机上去。
飞机在开罗须作定期保养，所以他们在开罗又耽搁了6个小时。趁此机会，纽曼搭上陆军的一辆交通车到城里看看。一路上，只见许多古老的房屋和伊斯兰风格的尖塔，与那些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旧式的帆船缓缓地在尼罗河上往来。在当时（1944年），一条有轨电车从开罗市区直通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个地方。那个狮身人面像的下巴用许多沙袋支撑着，以防被炸弹震坏。电车站附近，有一些埃及小孩在那里游荡等候着美国大兵。他下车以后，两个小男孩跟上了他，故意往他的鞋上洒白灰，然后转身就跑，真可恶！他刚要去追他们，另外两个带着擦鞋工具的小孩跑过来，马上把他的鞋擦干净。显然，这是串通好了的，为的是挣点小钱。
纽曼和另外三十几名军人，在一个最高大的金字塔前站住，宏伟的建筑，令人惊叹。几千年前的人们竟然能把这一块一块巨石垒起来！他们这些大兵还想看一看真正的木乃伊，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他们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黑洞，一个拉着一个向上摸着前进，这个黑洞一直通向金字塔几何图形的中心。到了最里面，变得平坦了，但仍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导游让他们给他几个皮阿斯塔 （埃及货币），他就给他 们点火照亮 （在黑暗中伸手就可以摸出古怪形状的埃及货币）。导游收 了钱之后，点燃了一块红色的镁块，镁块发出耀眼的光亮，但由于光太强，刺得他们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半分钟后，镁块燃烧完了，周围又是一片漆黑。他们又给导游加了一些皮阿斯塔（只值几美分），这次他打开了大约是几年前安装的电灯。大厅一片通明，一口没有盖的石棺，安放在潮湿的方形墓穴里，据说已有4500年了。他们跑过去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导游告诉他们，葬在这里的法老王的木乃伊，几十年前被弄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狭窄的小径走了出来，外面是阳光明媚的世界，照得纽曼睁不开眼睛。
一个贝都因人缠着要纽曼在他的骆驼背上拍张照片，他给了他几个硬币，便爬到骆驼鞍子上。过去，纽曼从没有留神过骆驼是如何站起来的，他也不晓得它是后腿先站起来，臀部高高地撅在空中，然后再站起前腿。当这笨拙的动物将臀部抬起的时候，他整个人从它的脖子一直滑到耳朵，险些摔下来。后来，在从开罗飞往卡萨布兰卡那段路上，他才发现他那本记满人名和地址的小黑本子不见了，可能是他从骆驼背上险些栽下来的时候丢掉的，他记得他往骆驼背上爬的时候，那个小本子还在他的敞着的上衣口袋里。这对于一个在美国举目无亲的旅行者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
C—46机在15000英尺高度沿北非海岸线飞向突尼斯，五年前，纽曼曾乘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作过一次反向飞行。他们清楚地看到脚下托布鲁克要塞外面的大片坦克残骸，1942年，德英两国部队曾在这里作过两次血战。
从卡萨布兰卡越过大西洋，他乘坐的是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道格拉斯C—54“贵宾”专用的豪华运输机，途经亚速尔和百慕大。飞机抵达美国前一小时，一名机务员给他一份海关移民登记表，那上面列有一大串问题，诸如：美国家庭住址？是否携带外汇？有无申报物品？等等。
“在上一次何时离开美国”一栏，他填上“从来没有”。 “哈！美国，我来了！”
1944年10月26日，早上6时30分，多云天气。每周一班的邮务机从印度飞到了纽约，降落在拉瓜迪机场。官阶最高的官员先下飞机，纽曼是飞机上惟一的军士，他最后一个走下C—54机，由两名联邦调查局的先生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正等候着他。在一家小店用过咖啡和多纳圈，他们问他：“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是不是真的？”他说这是真的，他想，一定是机务员将他这个古怪的大兵的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了他们，他们还问他，在美国没有任何住址是不是真的？他说也是真的。他的护照在哪里？在香港，在英国人手里，或在日本人手中。他们问他打算在美国干些什么？“这是机密！”他回答。他们看了看他的出差命令，摇摇头，然后悄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其中一个人去隔壁房间给华盛顿挂了电话，杜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总部肯定给他开了个保票，并告诉那两名调查员，总部在等着他呢！
转眼之间，纽曼竟然变成了“贵宾”，也得到了富丽堂皇的接待。
他们给他叫来了一辆专车，又在纽约萨顿旅馆给他包了房间。一位身着深绿色的美国陆军制服的女司机把他送到旅馆。这个旅馆是军方专为过境人员提供的临时住所。
在旅馆登记完毕已经快十点钟了，他离开大厅便向房间走去，沿着走廊走不远就找到了他的房间，里面全部是用白瓷砖贴面。他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用具倒也齐全，有一面是窗子，另外两面全都有门。他打开一扇门看是壁柜，另一扇门他不想费心再去开。他赶快脱了衣服，将绿浴巾围在腰上，急忙向那个白瓷砖的洗澡间走去，它的门仍然开着。
这真是迫不及待！多少年了，才第一次地地道道的在洗澡盆里洗澡。
就是一年前在加尔各答后方医院里也只能洗个淋浴。想想就在前几天，纽曼最后一次刮脸是在水田里，用钢盔盛着混浊的泥浆，水蛭就挂在他那毛茸茸的腿上。他现在能在热澡盆中轻松一下，这真好似在天堂一样。
当他在澡盆里洗得正来劲的时候，有人砰砰地敲洗澡间的门，“谁让你用我的洗澡间？”真丢人！他赶紧跳出澡盆，把身子擦干，对那位早不耐烦的中校作了些解释。回到他的房间才搞明白，那房没看的门里，就是他的洗澡间。
在萨顿旅馆的一个电话间里，纽曼查到了纽约无线电广播剧女演员艾姆·安的电话号码，她是他所属中队的一个少校的妹妹。他曾答应过少校，一到纽约就给他的妹妹通电话。幸运极了，没有小黑本子他也能记住她的名字，那时她也正在家。“啊！是的，军士长，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您的情况，我期望见您。6点在圣·里吉斯旅馆前厅镜子下见面。
怎么样？”“我可怎么认出你？”“别担心”，她说：“我会找到您的，您也会认出我的。”他没机会对她说他根本不知道“前厅”这个英文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在旅馆的服务台上，有陆军新闻署一位上校给纽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将乐于会见他这个刚从中国战场上回来的人，并邀请他共进午餐。
当上校看到纽曼穿着飞行衣，知道他再没有什么其他军服，于是他叫人给他弄来了两套卡其布军服，军士长的臂章，空军军徽已缝在了上面，这一切都是在下午3点钟以前弄完的，然后，他给纽曼解释了什么是“前厅”，在他那本又薄又简单的袖珍英文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字。上校之所以十分关心这些事，是因为明天上午10点钟，他要让纽曼在新闻署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招待会就在离萨顿旅馆不远的他们的会议室举行。上校还对纽曼说，他将坐在他的旁边，假如需要他回答“我的确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踢踢他的腿（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没关系），否则，他就得照实回答一切问题，上校还建议：如果他想看一看真正的纽约，最好还是乘地铁去圣·里吉斯旅馆，赴他那个6点钟的约会。
此时此刻，在他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天，真令他感慨万端：摩天大楼、私人用的洗澡间、白皮肤的人群、出租车、带窗子的公共汽车、还有两套新军服。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向他张开双臂。
纽曼穿上新军装以后，将飞虎徽章别在前胸右口袋上，美国空军徽章别在左边，没有多长时间就准备妥当。为避免搞错，他事先计划了一下。他将镍币和银币分放在右边和左边的裤子口袋中 （为什么五分硬币 比一角的大呢？），在附近的地铁车站，他夹在上下班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人群将他挤到一排旋转式的栅门前，他急忙把一个硬币塞进栅门上的一个狭孔里，但栅门一动也不动，再投一个硬币还是没动。他又投一个，排在他背后的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当兵的，你把钱塞错地方了！”闹了半天，他为别人付了钱，隔壁的人推开栅门，愉快地过去了。
下午5点45分，纽曼终于找到圣·里吉斯“前厅”大镜子底下这块地方，在这里，他要与艾姆·安小姐见面。除了在电影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奇特的地方，富丽堂皇的大型吊灯，雅致的陈设。“前厅”里挤满了高贵的妇人和年长的先生。一位极其漂亮的少女出现在人群里，她披着一件皮毛大衣，长着白金色的头发，径直地朝他走来。哦！就是她，艾姆·安！当她拉着他的手去隔壁酒吧时，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从来没见过美国酒吧，更不用说坐在它那高高的凳子上了。“您喝点什么，士兵？”酒保问道，纽曼不知道要什么好，除了啤酒和中国的米酒之外，他什么酒都没喝过。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那位漂亮的同伴不无同情地问他：“军士长，您喝点硬的（指烈酒）还是软饮料？”她的问题使他莫名其妙。什么硬的什么软的？对他来说，所有的饮料都是液体的。
她给自己要了个什么“双料”，为了快点作决定，他只要了一杯可口可乐……
他们正在谈论中国和她哥哥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从前厅来到了酒吧。她指着他说：“干爹来了。”（谁？）经简短介绍，纽曼开始回忆起埃迪·里肯巴克上尉和他的第94飞行中队在法国飞行的历史，这个“干爹”在1918年的时候是这个中队的成员。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他在中国时也曾听说过。他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他请纽曼和艾姆·安在楼上一间豪华餐厅共用一顿美味晚餐。好多年了，他没有从正式的菜单上点过菜。最后，一个带玻璃罩的甜食小车推到他们桌子前。吃了三年的稻米和发面饼，现在吃到了维也纳蛋糕和“巧克力派”真是一番享受。当他和他们道晚安时，艾姆小姐让他下次来纽约时再给她打电话。
但他失去了勇气，从此再也没见到她。
第二天早上9点。上校接纽曼去招待会。出席这招待会的有来自《纽约时报》《先锋论坛报》《邮报》《每月新闻》以及用英文和德文出版的其他许多家报纸的记者，一共22人。一小时左右的采访发问和回答主要都是有关他在美**队里的事，以及为什么最近在中国接二连三地失去那么多的空军基地的问题。上校仅仅踢了他两次，那是当记者们问到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时候。招待会之后还拍了照片。
第二天早晨，每种报纸纽曼都买了一份，当读到记者报道昨天的招待会时，他几乎气得要死！从同一个招待会中报道出不同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许多文章非但不真实、不准确和言过其实，简直是地地道道的耸人听闻的瞎编。这种局面使他窘迫极了。
在所有报纸中，只有两种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 《生活》那期，在 其海外版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纽曼的半身大照片，标题是：《大兵陷入窘境》，正确地报道说他是一名美国空军的军士长和前飞虎队队员，他刚刚由海外回到美国，还没有领受官阶，因为首先他要得到美国公民权才行。合众社报道也不错，而且它的一个记者还邀请纽曼第二天乘车游览纽约市，从哈莱姆到华尔街，在沃多福——阿斯托里亚用午餐。
新闻署的上校曾通知纽曼华盛顿之行要延迟一天 （因为只有延迟一 天才能买到火车的卧铺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邀请，多看看纽约城。
一到华盛顿，纽曼就马上和大名鼎鼎的将军怀尔德·贝尔·杜洛万先生如约会面，他在第一次大战中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曾收到陈纳德将军的一封电报，简单介绍了纽曼的情况，并请求杜洛万将军尽可能给纽曼弄一个“校尉级的官阶”，因为纽曼经手过秘密情报资料。这位和气、不拘礼节的战略情报局的将军，社会身份是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了纽曼。陈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目前中**队的状况，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召唤他的助手 （一位海军上校），命令他好好照顾第 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他，并能看到他正式被任命为一名军官。为了表示特殊的欢迎，将军还让人给他准备了十张三日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可以由他自己填，持此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他谢过了杜洛万将军，并表示在6周内再去看望他。那一天，他一直和这位将军的助手在一起，助手又请来了一位政府的律师，按照那位战略情报局将军的意思，看看还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
“下一步去哪？”助手问。
纽曼想起了那位加尔各答红十字会的姑娘弗吉尼亚，她有一位朋友在芝加哥，他决定去那里。
上校预定了火车票，但要几天后才能离开华盛顿。就在那天下午，纽曼找到离磐石湾公园不远的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地址，那是在印度和他下棋的一个士兵给他的。因为他把她的地址写在另外一张纸条上，在埃及金字塔丢了那个黑本子，而这张纸却没有丢，他找到那里，按了门铃，无人回答，他又坐在楼前台阶上等了一会，然后向附近拐角的一家药店走去，这也是他第一次进美国式的药店。在这样的药店里，除了药以外，你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一位女售货员给他调制了一大杯冰淇淋，上面放着果汁软糖、巧克力和果仁，黑的、白的、粉的、黄的……真是一件珍品，老板过来看了她所调制的冰淇淋，然后拒绝收纽曼的钱。
回华盛顿市区前，纽曼又去了“会下棋的姑娘”的家，看她是否回家了。真是！她回来了。克莱瑞丝那美丽的小脸，闪着一双明亮迷人的眼睛，在链子锁着半开的门后露面了，纽曼转达了5天前在印度他会见到她那位朋友的问候，然后姑娘才把他请进了她的房间。克莱瑞丝在红十字会捐血刚回来，纽曼请她一起吃饭，她接受了他的邀请。
华盛顿的姑娘太多，她们尽力“使穿军装的士兵过得开心”。不管怎样，他们是这样说的。每天晚上约会一个姑娘很容易。克莱瑞丝甚至让纽曼用她的1940年的德索托牌小轿车和她办公室的另一位年轻的女友外出用晚餐，这个约会还是她给他们安排的。
几天后，纽曼乘火车去芝加哥。大约半夜时分，宪兵来到餐车检查士兵通行证，他当场填写了一张事先签署的三日通行证。为此士兵大为震惊。
在芝加哥，纽曼在城南旅馆找到一间房间，每夜1.5美元。然后，他给芝加哥的一个商人挂电话。这个人是谁他不清楚，他只知道他是弗吉尼亚的朋友。先是一个秘书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秘书接电话，最后才是那位商人——杜安·莫尔索普先生。“啊，是的，年轻人，我听弗吉尼亚谈到过你，明天中午在工联俱乐部的大钟下见面。”当然他不懂得工联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一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白发蓝眼、漂亮的男人，大约45岁至50岁的样子，坐着一辆黑色的长长的高级轿车来了，尽管当时汽油是配给的。此人正是莫尔索普。他拍了拍纽曼的后背，用力地握着他的手，立刻使他感到不那么拘束了。他们的会见很成功，午餐也很丰盛。“把你们最大的牛排端出来”，他对领班说，“这个士兵3年来净吃些水牛肉。”
莫尔普索先生接着又请他吃了两次中饭和两次晚饭，分别在工联俱乐部、芝加哥体育俱乐部、西大使“水泵房”、东大使、然后在芝加哥郊外拉格兰奇他的家。莫尔索普斯先生那时是维尔林钢铁公司总裁，现在仍然是。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美国海军，均在海外服役。一次晚餐，他还请了漂亮的贝蒂·威尔姑娘作陪。她二十岁左右，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侄女。后来又多次应邀出席了工业界知名人士在拉格兰奇他们的家举行的宴会，参加这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晚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在他回华盛顿之前，莫尔索普先生赠送他一打120型照相底片，这在当时是很难搞到的。
回到华盛顿第23街战略情报局的宿舍时，纽曼收到两张在巴尔地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陆军——海军橄榄球义赛门票，座位在最好的中线位置。这票是芝加哥他的那位想得周到的朋友莫尔索普先生送给他的，球票上还写着：“给你和你喜欢的任何一位女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橄榄球赛。他对橄榄球赛的规则一窍不通，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隔几分钟，球员们就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什么，为什么计时钟停下来，为什么球员们老是你压我、我压你滚在一起，这对踢足球长大的他来说，真是难以理解，踢足球是一直向前的。纽曼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吃早点。
每天早晨，当他用早餐时，他要稻米脆片，店员都问：“什么？”他只好把稻米脆片改为玉米片，店员还是听不懂他的发音。
他遇到许多陌生人，当他们知道他在美国没有家时，就邀请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对于他这个敌侨来说，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东道主。1944年的圣诞节期间，他过着一种梦幻般旋风式的生活。从《十七》杂志的编辑先生在公寓里举行的鸡尾酒会，到卡茨基尔周末的滑雪……真是应接不暇。甚至将他在纽约中央公园公寓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从他的收音机中，他听到了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巴斯托尼最后一次反攻受阻的消息，以及在东方另外一条战线上，俄国人以锐不可挡的攻势，突破了德国在波兰许多地区的防线，并逼近了他的家乡法兰克福的奥德河——柏林的最后一道防线。
往后几个月里，他曾多次见到下象棋的姑娘。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在华盛顿的磐石公园里骑马，她像他一样喜欢狗，并非常幽默。她那辆1940年的德索托小轿车，由于汽油缺少并没怎么用它。因为他能领到30加仑的汽油，对于她来说，他成了一个有用处的人。那时，每个休假的美**人，不管他是否有车，每天都配给一加仑汽油。
1945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约克莱瑞丝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游览动物园，吃热狗。他们在纽约歌剧院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想买晚场票。
当售票窗口挂出“售毕”的牌子时，他们的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排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先生问他在海外是否参加过作战，当他听他说“参加过”时，执意要送他们两张正厅前排座位的票（他原打算兑换两张其他场次的票并拒绝收他的票钱）。还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华尔街一带游览，一位年老的爱尔兰巡逻警察，邀请他到证券交易所，并尽力为他解释那里的人为什么都狂喊乱叫，手臂挥舞不停。
感谢有了陈纳德将军和弗吉尼亚的介绍，纽曼结识了许多工业界和军界以外的著名人士，如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先生，他是前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他邀请他在他的议事厅用午餐，他还自豪地把他在国民自卫队装甲师服役时剪贴册拿给他看，在那里，他还是位上校呢？
在最高法院下午开庭之前，他把他介绍给其他8位法官，并邀请他旁听法院的一次审案。那天下午，他接受了邀请，并且听了一则诉讼，是联合果品公司对南方铁路局的起诉，有关因火车延误而导致香蕉在转运中受损一案。那天晚上，克莱瑞丝问纽曼：“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同墨菲法官共进午餐，她肯定那是他在和她开玩笑。由另一位战时的朋友介绍，他又结识了托内特·巴奇尔德小姐，她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她邀请他以及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她雅致的“乔治城”公寓里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铺张一下，到古典式的雷利旅馆的餐厅共用一顿节日式的盛宴。招待他们的服务员指着舞池那边的一个餐桌说：“那位先生荣幸地邀请您和您的女朋友作为他的客人。”说实在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和水手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好，尤其对那些刚从海外回来的。因为他们军服上佩戴着色彩鲜艳的勋章，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6周之后，纽曼如约前去拜见杜诺万将军。他告诉他一个糟糕的消息，尽管国防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陈纳德将军建议的那样成为一名美**官，因为他毕竟是来自敌国的侨民，而不是来自中立国家的或参战友邦。事实上，国务院已私下向战略情报局表示，既无护照又无入境签证，他在美国已属非法。杜诺万将军说，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不过他表示他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荒谬的僵局，“即使需要把它提交给国会，我也会处理妥当”。纽曼没有重视这种想法，因为在中国时，他们负责军需的军士，当你要多领一双袜子时，就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他感到失望但他也必须面对现实。他给陈纳德将军写了封信，请求他调他回中国，尽管杜诺万将军认为他有相当丰富的“海外服务经验”，完全有资格留在美国。他觉得他不应该在美国沉湎于每天只想着和这个姑娘一起骑马或与那个姑娘共进晚餐的享乐之中，他告诉杜诺万将军，他宁愿在美国当个上尉。
1945年3月，陈纳德将军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赶回中国”，并向他的总部报到。
1945年4月，克莱瑞丝驱车将纽曼送到了联邦火车站，是道谢和告别的时候了，他俩商定，她把他送到火车站分手后，谁也不要回头看，他提着沉重的行李袋走过了月上的旋门。在他所接触的姑娘中，他最喜欢的是克莱瑞丝。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喉咙哽塞了。
7. 再返中国与荣归“故里”
欧洲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希特勒鼓吹的千年帝国摇摇欲坠。同盟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除中国以外，进展得都很顺利。中国的军队仍无法制止日本人的进攻。1945年4月20日，当纽曼抵达开罗，离开美国才14小时，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
当兵的都感到这是一个大遗憾，因为他们的统帅未能活着亲眼看到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一周以后，途经亚格拉，纽曼向他的一位从加尔各答调到那里红十字会的朋友弗吉尼亚讲述了他访问美国的情况，并且在月光下看到了印度皇帝为其皇后在亚格拉用纯白大理石建筑的壮丽的泰姬陵。随后回到了陈纳德在昆明的司令部。他向这位老总报告了他的美国之行，并转达曾热情招待过他的那些将军的朋友对他的问候，感谢这位将军为他所做的一切。由于德国濒临失败，人们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决斗将在中日之间进行。传说上百万盟**队（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很快从中国大陆的南部和东部登陆。出自强烈的个人意愿，他向将军表示要像1942年那样，一来就投入战斗，善始善终，重返第一线。将军理解他的心情，把他调离，并派他到新近组成的第118侦察中队去，成为他原来所属的第28战斗机大队的一部分。该中队由马浮·卢伯纳少校指挥，3年前他还是少校，是他刚开始工作时的一位技术军官。现在，到了1945年，他已成为一位空中英雄，而且是第二次到中国执行勤务。除卢伯纳少校和他的指挥官埃德·瑞克特中校（原飞虎队的空中英雄和1942年时他的中队长）外，没有其他留在中国的老朋友了。
1945年5月的一天，纽曼收到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关于公民资格的提案，今天已提交国会，恭喜您，克莱瑞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比尔·杜诺万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因为他曾答应努力克服那些使他无法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障碍。他促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纽约众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了一份提案，并请国会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而不受归化要求的限制。纽曼做梦也不会想到，国会竟专为他一个人的事，通过一条法令。连克莱瑞丝也认为他的问题不能够列入国会的议程。
在欧洲，反希特勒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进展，以及预期美**队从欧洲调来加强战力，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也已经全面停止进攻。他们的高级将领开始从中国内地将部队撤退出，并准备加强防御已占领的沿海地区和自己的国土。日本人从美国空军基地撤退时，机场设施又遭到一次浩劫，现在跑道正在重新修复，填平炸弹的弹坑，以备他们使用。
8月7日凌晨4点钟，纽曼被帐篷外的几个士兵喧哗声惊醒。“……
当轰炸员在20000英尺高空投向日本的炸弹爆炸时，他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他叫他们住嘴，因为他们还要睡觉。这时一个家伙从纽曼的帐篷卷起的一侧跑进来，激动地朝他的蚊帐小声说道：“真的，军士长，他们在广岛投掷了一枚炸弹，一切都被炸得粉碎！”此刻，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的其余5个人都醒了，周围的大兵们也都醒来了。他们想那两个家伙不是米酒喝多了，就是关于辐射枪和巴克·罗杰斯的连环画看得太多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这个消息开始在飞机场附近的营地传播开来。
看来一件特别的情况发生了。他们的一位无线电报务员，收听到在旧金山的军事电台的消息说，教皇向杜鲁门总统拍了急电。但他们中间仍然没有一个相信这个荒诞的流言。3天以后，又传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另一枚“不可思议”的炸弹投到了第二个日本城市长崎。据报道，整个城市都在燃烧。仅仅一枚炸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他们的新统帅亨利·杜鲁门总统，以广播向驻扎在所有地区的全体美国部队宣布：“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虽然他们分享着驻扎在全世界的几百万军队的欣慰，据说有的地方朝天鸣枪，以示庆祝，但在中国的战斗机基地，却是一片沉寂。在中、缅、印战场上的许多士兵，特别是自愿回到中国来执行第二次任务的士兵们，感到很痛苦。他们的头儿，从1937年起就开始帮助中国，但到后来，却受到一些将军们不公正的对待。罗斯福总统生前一直尊重陈纳德，但已不可能再出面保护这位退休的前任军官了。1943年，温斯顿·丘吉尔曾在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过陈纳德将军，当他们头儿离开办公室后，据说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能有此人在我们一边，真是太幸运了！”现在他们知道出于某些健康方面的原因，陈纳德将军距战争结束前仅6个星期的时候，在中国辞职了。大多数美国人都熟知陈纳德将军是“飞虎队的象征”，而且已经成为一位大众敬仰的民族英雄。
他在全世界的声威，使得他衣领上的两颗星星，比中、缅、印战场上其他将领的星星更为明亮。使他们这些在中国呆了很久的人感到最痛心的是几天以后，他们的最高司令部居然没有正式邀请陈纳德参加在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只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问了一下“陈纳德怎么没来？”
在陈将军1945年6月底离开中国之前，纽曼收到过他寄给他的一封“辞别与祝福”信，催促他一旦战争结束必须立即飞往印度的喀拉蚩， 登上运兵船，以便在美国入境时成为“上千个返国士兵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减少那些被他称做“惹是生非者”将他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的机会。考虑周到的陈将军甚至还附上一封致任何可能的雇主的推荐信。
纽曼的名字连同他的中队长卢伯纳少校，被列在返回美国的第一批名单上。1945年8月18日，纽曼离别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再回来。离喀拉蚩港不远的沙滩上，给成千上万待返的士兵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帐篷城。大喇叭一天24小时都高声广播着即将随第一艘运兵船回家的人的军阶、姓名和军籍号码。那是一艘名叫“胜利”
号的船，已停泊在港口，正在将货船改装成运兵船，打算装5000名官兵和200个护士回美国，而不是任何战争物资。纽曼在码头附近的印度沙滩上度过了10个夜晚，等待着货船改装完毕。为以后的日子做准备，他在喀拉蚩城里买了1套典型嵌花的孟加拉黄铜鸡尾酒餐具，连同他在中国买的3顶人力车夫戴的草帽，想使几个美国姑娘高兴高兴。除了学生的黄铜餐具外，他还有一架120低音键的霍纳手风琴。他的琴艺，虽然不高明，但曾用这个手风琴响亮地为志愿队的士兵们奏过凯蒂·史密斯的歌，像《月亮爬上山》或者英克·斯鲍兹的《当光芒重新照到世界》等。它从1941年志愿队成立之日就开始在中国陪伴着他，加上德国的普劳贝尔照相机和相册，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多。但说实在的，他只有这些东西，连一件便服都没有，……他想像着三个星期都将在海上沐浴阳光，经过阿拉伯海，苏伊士运河，再经过西西里岛和直布罗陀，跨越大西洋然后回到美国。
随着“纽曼军士长10500000号”的叫声，纽曼登上“胜利”轮，身后跟着若干个士兵。恰如他设想的航海计划一样（但并不按“捷足先登”
的原则），先上的可以随意选择自己住哪个舱，他们被送到舱的底部，整艘船从底舱开始装人。每个士兵只允许上船时携带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物品。但更难为人的是，一位管补给的军士在喀拉蚩发现了由印度汽轮错运来的几千套冬天穿的军大衣，所以命令每个人将一件大衣放到行李袋中再带回去。那位站在船踏板前的海军上尉很同情纽曼，并允许他分两次将他的东西拿到船舱底层他的床铺前。甲板上的舱位是军官和护士们住的。纽曼的吊床是三层铺中最下面的一个，离船的推进轴的盖罩仅1英尺远。吊床之间的垂直空间太小，只要一翻身，膝盖就会碰到上面那个家伙的后背。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一部分士兵被指定为在海上23天旅行中担任宪兵，纽曼就不幸被选中。但庆幸的是在整个回程中，派他在最高一层甲板上执行勤务。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当宪兵应该监视些什么？
尚未离开喀拉蚩以前，“胜利”轮下面的第五层舱就热得像烤炉了。
白天外边的温度为华氏105度，晚上降到90度。由于他们的位置在海平面以下，连个新鲜空气的送气孔都没有。启程后每天给他们吃两顿饭，无地可坐，要站在狭窄的船尾突出部用餐。吃的也很简单，浓缩的牛奶、脱水鸡蛋、缩水的土豆，一切都是缩水的。但船上的海军船员住得很舒适而且一天能有三顿饱饭。离开印度4天后，洗用的淡水用完了，这以后只能用咸水淋浴，擦了肥皂后身上粘糊糊的。启程后疾病也开始蔓延，400人挤在这缺乏空气的第五层底舱，炎热之中散发出一种恶臭，每天只有两次到甲板上放风，每次一小时，透透新鲜空气。尽管这样，底舱的人们仍无法忍受。纽曼发誓，今后永远再不乘船了。
船在航行中还要受战时灯火管制的限制。军官和护士们便充分利用灯火管制和温暖的夜晚，在他们船上的许多隐匿处、角落的救生艇的蒙布之下约会。纽曼对宵禁之后的“社交活动”并不介意，但他却讨厌那些把栏杆拉直的铁索。夜间执行宪兵勤务时不允许打手电筒，每次要有4个小时在颠簸的船上摸着栏杆走，纽曼右脚的外胫碰到了这些倾斜、间距又不规则的铁索上，正好碰着膝盖以下5英寸处。尽管他在黑暗中想尽量避开，但仍被尖锐的铁棍刮得疼痛肿胀，有外胫的肿块3年以后才恢复原状。
回国的海上天气极坏，而且海面也不平静。 5200人的重量与满载的货物比起来是天壤之别，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忽上忽下。北大西洋波浪滔天，他们通过直布罗陀后，大浪把“胜利”号的推进器时常推出水面，结果使大轴超速，使船身嘎里嘎啦作响、抖动，特别是推进器的罩子。包括纽曼在内的可怜鬼们，在它的旁边简直无法入睡。他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找个机会乘飞机去纽约 （空军人员有权飞回去），却落得在船 上活受罪。但也感谢上帝在过去4年战争中把他安排到了空军而不是海军。
离开印度第23天，船上广播宣布，他们将在当天深夜抵达纽约，并在港口外停泊，等待天亮和涨潮时进港。港务当局通知船长，纽约将有很多船来欢迎这艘运兵船， 5200名军人都准许站在甲板上，观看进入港口的情景。随后则是纽曼最担心的。船长最后提醒士兵只准许从床铺到甲板带一次东西。“完毕，祝你们好运，上帝保佑你们！”他们以和他修好的精神鼓了掌，无论如何船长总算把他们安全运到了纽约。
终于，期待的时刻来到了！运兵船上最后一个早晨，所有的人在破晓前已经起来，走到甲板上沿船栏找个地方来观看进入纽约港。两面红色与金色的旗帜写着：“第一批来自中、缅、印返国的部队”，分别拴在船头左、右舷的栏杆上。由于在执行宪兵勤务时，对上甲板的“地势”
了如指掌，纽曼领着20个人从烟囱旁边的隐蔽楼梯，爬到了比上用板还要高30英尺的狭窄平台上，恰在船的雾号之下。他们占据了这个视野最好的地方，拥挤一点又有何妨！
七点半船起锚，离港区入口处只有半英里。几百条私人快艇开来欢迎他们，船有大有小。斯坦顿岛的轮渡和港口内所有的船上，都装饰了五彩缤纷的信号旗，灭火船喷出高大的水弧，一支妇女作战辅助队的军乐队，在游艇上奏起德国的战争歌曲《莉莉·玛丽娜》来欢迎他们。每艘经过的船只，无论大小，都鸣号、鸣笛或摇钟三响表示“欢迎回家来”。
他们头顶上的雾号，对每次致敬都致以三声震耳欲聋的深沉的吼叫，空气激烈的振动与颤抖，他们不由自主地担心起自己的耳膜来了。现在已不可能再离开平台，下面的每寸地方，包括隐蔽的楼梯都挤满了人，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早晨。太阳正好在这时钻出云层，照耀在自由女神、帝国大厦和曼哈顿岛林立的摩天大楼上。
美国人如此庄重而热烈地欢迎她们的儿女，使得许多坚强的战士也不禁热泪盈眶，四艘拖轮把他们的“胜利”号逆流拖上哈得逊河，然后泊在新泽西州的陆军码头上。
他们下面，在码头上，海军的乐队在不停地奏乐。纽曼向下望去，看到红十会的姑娘们给每个上岸士兵一些吃的或喝的。他脖子左侧挂着手风琴盒子，脖子右侧挂着照相机，背后背着3顶人力车帽子，肩上扛着沉重的行军袋，在甲板上挣扎着到跳板处，那里竟窄小得容不下他和手风琴同时过去。“快点！”那个曾把他顶上来的士兵，也没同他商量，把他的手风琴抓起来，放到跳板的木栏杆外面就撤了手，简直要把他的脖子险些拉断。沉重的行李袋挂在一只肩膀上，空手扶着栏杆，他顺着陡直的跳板蹒跚地走了下去，浑身汗透，双膝抖动着。
踏到地上。一个红十字会姑娘把麦管插进纸盒包装的牛奶，送到纽曼嘴里，并捧着纸盒在他左边同他一道走。纽曼一面吸着牛奶一面要赶上前面的伙伴，他急急地走向等待着开往新泽西州狄克斯堡退伍中心的运兵车。另一个红十会姑娘拿来两个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后来才知道里面涂满了草莓酱。由于纽曼需要用两只手来平衡一直要从肩膀上溜下来的行李袋，送三明治的姑娘只好把它塞进他湿透的衬衣里。他回过头来谢谢那两位大笑的红十会的姑娘，就在那时，纽曼前面的士兵突然停下来，因为他的行李溜到后面快到拖地了，纽曼一下子摔倒在士兵的背包上。这下子可惨了。这一跤摔开了他衬衣内的两个蜡纸包，果酱流进了他的裤子和内衣，然后再到袜子和军鞋。到火车站250英尺的距离，果酱滴了一路。一个小时后，到达狄克斯堡，他被允许第一个去冲澡，换上一件干净的军服。
每个从国外回来的士兵，在上岸后的第一晚都能享受一顿牛排，由德国战俘伺候，第二天早晨便是迅速体检。每个士兵还可以给美国任何地方免费打一个电话。填完服役记录，给一份荣誉退伍证，然后给退伍金。从狄克斯堡到你原先入伍的地方，每英里5美分。轮到纽曼时，管出纳的军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狄克斯堡到中国桂林有 10000里？“不可能！”
他找来了一位少校，这位少校做了所罗门式的决定：“我们可以把你用飞机送回中国，或者由你选定你计划安顿的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将按每英里5美分付给你到那里的费用，明白吗？”
“是，长官！”
没有问到纽曼的公民身份，陈纳德是对的。但他给华盛顿的免费电话却令人大失所望，克莱瑞丝此刻正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室友说：“没有，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口信……不，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纽曼想，算了，还有其他姑娘呢。他要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找莫沙普夫人的小妹妹贝茨，她曾从加州的埃尔辛诺写过信给他，由通信结识的贝茨十分漂亮。
退伍了，但仍穿着军装，纽曼搭上空军运输司的飞机，从拉瓜地机场到旧金山，票价五美金，那是租一具降落伞的钱。他打算去洛杉矶，大多数美国的飞机工厂设在那里。这架飞机总算是到了金门湾，纽曼和20个旧金山区退伍的大兵挤在一辆灰狗巴士里，低着头站了8个钟头才到了洛杉矶。巴士沿着加利福尼亚美丽的AI海湾公路行驶，经过了卡米尔、圣路易、四角羊、圣大巴巴拉。这些城镇真美，他们心情为之兴奋。
歌唱欢呼，就像一群孩子。
在洛杉矶的比尔特摩饭店，纽曼和美丽的贝茨小姐见面了。他们是通信认识的，她是一位专业的模特儿，就是1944年纽曼在芝加哥遇见的那位钢铁公司的总裁的姨妹。她丈夫是B—24机的轰炸员，在1942年的一次出击任务中失踪。在往埃尔诺2个小时的行车途中，他们又互相了解了很多，纽曼在她们尤加利树围绕的房子里，同她家人度过了轻松的一天后，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以后几天，贝茨每天开车送他到洛杉矶附近的飞机制造厂去，他希望能找个活儿干，他们也去了一些服装店，希望在贱卖的衣服堆里能找到几件适合他穿的便服，这可不容易，因为1942年以来，在美国一般已不再制造便衣了。
陈纳德将军的引荐信，在纽曼约谈的4家飞机厂中的3家还算管用。
尽管那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程师们被解雇，他们还是同意雇佣他，他接受了道格拉斯在桑塔·莫尼卡工厂的研究与发展工程师的职务。洛杉矶郊区西木村的“巴洛克”商店，有适合他穿的战前做的服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应俱全。范格·R是道格拉斯厂里管聘雇人员公共关系的女孩，她工作效率很高，在桑塔·莫尼卡峡谷的海边帮他找到了一个单身汉的床位。
纽曼打算好好地干活了。因为这是他的美国的第一次就业。但是道格拉斯的安全部门惹起了麻烦，他们不同意给纽曼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他就进不了实验室。因为他仍旧是敌国的国民。道格拉斯知道华盛顿众议院已经通过了H.R.3341归化提案，但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却刚刚在考虑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吧！”道格拉斯向纽曼建议，并保证不会把留给他的工作再给别人。
无所事事，无限期的等待，这不是纽曼的格调，洛杉矶时报上有几百个招聘退伍机械师的广告，战争期间美国绝大多数汽车保养不当，需要修理。到第一家只面谈了几分钟，他便被西木村的雪佛兰·奥斯莫比推销商布列斯和派顿公司选中，他买了辆二手货的自行车以便来往于桑塔·莫尼卡，再从附近的“希尔斯”买了一身工作服和一套工具。第二天一早，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就开始了。
车行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营业，尽管纽曼喜欢在离开他租的屋子半条街远的海边度周末，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周末的工作，从星期五晚上6点到星期一早上6点，在加州汽车俱乐部 （CAC）
的车库里。他这样做并不是他缺钱花，或想多赚点钱（那些想要CAC帮助的车主们，总是慷慨地给小费），而是这样他就可以随便使用CAC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他们的液压汽车吊挂在内。周末他可以保养他自己的汽车——当然在当时他还没有一部车。没有过多久，他花了200美元买了一部1933年的“庞蒂艾克”轿车，它可是从前的“天之骄子”，价格之所以这样便宜，是因为8个汽缸中只有3个能工作，车身上的漆也快掉光了。4个星期以后，发动机像小猫一样得意地咕噜咕噜叫，至于喷漆，他用女主人的真空清洗机的气枪，把“锈蚀斑斑”变成“光亮照人”。
他把“庞蒂艾斯”卖了600美元，然后买了一辆他有生以来最漂亮的汽车——淡蓝色的1939年的雪佛兰。
在西木村的雪佛兰车行里，纽曼开始对美国一般民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比较纯朴，用车比较老式，但人都很和善而且很容易相处。无论是教师还是农民，对于将他或她的车修好的人，这些坦诚的人总要找到你，给你一些钱，并且友善地说：“买瓶啤酒吧！”而那些拥有“拉·赛拉斯”、“别克”或“克莱斯勒”这类大车的有钱的主儿，连个谢字也没有。
每个星期三晚上，纽曼去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温习工程课程，这是“士兵权益法案”所允许的。他不仅是复习7年前在德国学的知识，而且以前在德国学的公式是简单的“公制”，现在要改成复杂的、难以应用的“英制”。为了怕万一在他为格拉斯工作之前发生什么事儿，例如参议 院或总统不批准通过他为美国公民的提案等，他学习了联邦航空署（FAA）的飞机和发动机机械课程，通过了考试，获得了FAA颁发的许可证。这样作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他总可以在民航公司找个活儿干。
但一切如愿，道格拉斯的人不断地追踪关于纽曼的提案在华盛顿的进展情况，等参议院通过之后，杜鲁门的签署只是迟早问题，他们就要求纽曼即刻开始工作。他仍保留了参加加州汽车俱乐部的周末工作，这样可以多赚点钱。有一个星期六早上，纽曼在车行接到一位“帕卡德”
豪华轿车主人的电话，说：“电瓶用光了”，并告诉纽曼他在桑塔·莫尼卡银行前已经空了的停车场等他，他去了，看到一位硕高、灰白头发的男子双手叉着，靠在他那黑色“帕卡德”车的前挡泥板上，一位瘦小的女人坐在后面。为找她的坏电瓶，他打开了“帕卡德”，发动机的右盖，看到发动机旁竖放了一块木板，上面有许多不同长度的管子，一根根地排列着。他很快放下车盖，绕过去打开左侧盖，也有一块板从上到下挡住了发动机的视线，但这块板上缠了许多电线和线圈，于是他弯下腰从驾驶座位一侧往底盘下面看，根本没有电池！这是怎么回事？纽曼抬头望了一下正在看着他的那个人。
“我是鲍里斯·卡洛夫”，车主人自我介绍。（此人是首演“科学怪人”的英籍男红星，当年是老少皆知的名人）
“我叫杰哈德·纽曼”，他答道。
“你不认识我吗？”
“不。”
“你没看过法兰肯斯坦因吗？”（当时最流行的科学怪人电影）
“你是说城堡吗？没有，我从没去过莱茵河。”
这个高大的男人沉凝地看着，他的身材仿佛变矮了些，然后他解释了找不到电池的秘密。他的车共有4个电瓶，都放在后座椅垫下面，这4只电瓶同时带动着一台电风琴，琴键装在驾驶座和后座之间的隔板玻璃后面。
那位卡洛夫夫人，当她丈夫在银行呆了很长时间时，她一直在弹钢琴，电瓶给她用完了。纽曼把“帕卡德”启去了以后，鲍里斯·卡洛夫问他能不能看懂一本德国维修手册，并邀请他去他在比佛利山庄的家。
那里还有一辆“世界上最好的车”，一辆梅赛迪斯·宾士300SSK，他是无论如何不会送到任何车行去的，还说他的车仅需要认真检查一下就够了。他有许多朋友，男、女演员们，他们有高级的外国车。他又补充说：
“如果你能在星期六去他们家里检查车，他们将会很高兴。”这可太妙 了！纽曼停了汽车俱乐部的工作，开始跑一些好莱坞著名影星的家，包括英格丽·褒曼 （Ingrid Bergman）的家，他自己订好两个月内每周六跑两家，然后，他就能在海滩度过他自己的周末了。
那么在道格拉斯的工作又怎样呢？那是最令人满意的。纽曼逐渐熟悉了和同行们一起工作，在高度技术气氛中做试验，撰写或编辑技术报告，他有时白天工作，有时白天、晚上一起来。派给他的工作任务有研究雾分子对飞机操作系统的影响，座舱增压器主轴故障分析，喷气发动机后燃烧器的研制 （那时，喷气发动机的这个组件由飞机厂负责，而不 是发动机厂管）。纽曼会见过老邓诺德·道格拉斯两次，他是他们公司的领袖。纽曼和他的顶头上司，以及同事们，甚至他那可爱的金发秘书（他同其他6位工程师共用）相处得都非常好。
一石冲破了这宁静与美好，陈纳德将军从上海发来一封电报，他提出要纽曼在他将要在中国组成的一个航空公司，担任特殊计划工程师的职位。他已经从战后剩余物资的清单中，购买了两打全新的C—46运输机，目前尚在夏威夷。他给的薪金比道格拉斯多几倍，而且不要纳税。
纽曼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给陈纳德回了个“敬悉”的电报，并告诉他很快就会答复。
克莱瑞丝当时在德国担任美国司法部派在那里的检查官，他们经过几次电报来往，她于1946年10月飞越大西洋到纽约和华盛顿，然后到波尔班克的洛杉矶机场，这时克莱瑞丝第一次到西部来。那天天气非常好，能再次见到克莱瑞丝真是喜出望外。车上有两支香蕉可以在到桑塔·莫尼卡的路上吃，纽曼竟把香蕉扔了，而把香蕉皮留在手里……48小时之后，他们结婚了。
纽曼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来自华盛顿的律师，他在美国第一次请吃饭的女友——这个充满活力的小生命！克莱瑞丝很快飞回她在康涅狄克州的家，把她的“德索托”双座车开回到桑塔·莫尼卡，里面还坐着一只6个月大柏林出生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先生。纽曼通知了道格拉斯，他们很慷慨地向他提出无论何时从中国回来都可以再雇用他。他电告陈纳德将军，将去两个纽曼加一只狗。他卖掉了心爱的雪佛兰，和克莱瑞丝一起列清单，哪些应装进“德索托”，哪些应装到几只能用船运到中国的木板箱子里。清单中还有狗食，睡袋，行军床，烘干的咖啡，两只漂亮的“哈咧伯登”铝皮箱子装满了冬装夏衣，以及一个“克莱帕”
的橡皮艇，是克莱瑞丝从德国买来送给他的。运输公司向他们保证会把“德索托”放到甲板下层，受到严密的保护。这是一艘慢船，周内将离 开旧金山。
1947年1月，纽曼乘联合飞机公司的DC—4飞机到达檀香山，他们相互告别——“上海见！”第二天，克莱瑞丝同西普斯在旧金山搭上了过去的运兵船“海猫”号。
8. 三临中国与准备西行
1947年，夏威夷群岛瓦奇奇海滨只有三家旅馆。纽曼和同机人员住在莫纳旅馆，准备将陈纳德将军从战时剩余物资市场购买的24架新C—
46运输机中的一架，飞渡到中国，陈纳德将军新近组成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大队 （联合国救济总署空运队），后来改称为民用航空运输公 司。经过30分钟的环岛试飞，俯视了“钻石头”和“珍珠港”，便可向西远飞了。他们经过几个中间站，长途飞越太平洋到联总空运队设在广州的总部。这时距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并迫使美国对日宣战还不到 6年。
国际民航组织禁止C—46这类双发动机的飞机飞越辽阔无际的海域（像太平洋那样），因为万一有一台发动机熄火，即使天气良好，把所 有携带的货物都甩掉，一台发动机也不能保证使飞机保持高度飞到沿海的任何一个机场。
陈纳德将军无暇去顾及这些规定，他叫夏威夷的机械师在每架C—46飞机的腹部加装了两个临时的油箱，用来增大越洋的航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旦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在飞往西方的路途上又没有足够的燃油。飞行计划是每天出发一架，第一站在京斯顿岛停留过夜，这是裸露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岩石，大小如同航空母舰的甲板。岛上除了一栋简易的草棚和栖息在沥青跑道上的成千只海鸥外，一无所有。到达的飞机必须要嗡鸣数次把鸟赶离跑道，才能降落。第二天清晨还要开枪将鸟轰到天上才能起飞。
他们依次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岛、关岛和菲律宾过夜。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锈蚀的登陆艇，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运输船的残骸，仍半截淹没在当时交战海滩附近，或更远点被击沉的地方。有些在珊瑚滩上触礁，从空中望去在熠熠发光的浅蓝色水面上清晰可辨。
在马尼拉休息和游览了3天之后，他们飞向华南的广州，它在香港北面80里。陈纳德的属下为纽曼在广州郊区靠机场附近的东山，租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克莱瑞丝到达之前，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房间。3周后他飞往北方，到上海去迎接她和“西普斯先生”。当看到她从“海猫”汽轮的甲板上向他招手，以及她和西普斯从陡直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他的心快乐得发抖了。
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住了几天，克莱瑞丝和西普斯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洪流中，而且初次尝试了人力车的滋味。随后他们3人飞往广州。
那时陈纳德将军打算将总部迁到上海，空运队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搬到那儿去。大战前，上海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比作为省城的广州洋气多了，广州虽离英属香港不远，但没有人说英语。上海市内有 800万居民，大上海则有1200万。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数以千计从希特勒统治下流亡而来的犹太人，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在市内大肆推销西方货，这些在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一直是“稀罕”货。外滩过去是（现在仍是）上海最美丽的街道，它是一条林荫大道，与蜂拥着货轮和帆船的五彩缤纷的港口平行。沿岸是外国的领事、大使馆。靠近外滩排列着有电梯、餐馆和屋顶花园的现代商店，真是世界大城市该有的尽有了。正如闹哄哄的纽约，人们在摩天大楼旁边可以找到小而静的教堂，喧闹的上海毗邻着高楼大厦的是小小的庙宇，和尚们在那里静静地念经、烧香。
剃度的和尚身披黄袍，脚踏草鞋，手摇铜铃，不时敲打着从屋顶悬吊下来的大木鱼。
在中国经历了2年的和平 （1945—1947年）以后，从最新式的美国车到德国的电器，上海什么都能买到。它也是世界级的“罪恶之都”，众多的夜总会、跳舞厅、现代化的商场、市中心的跑马厅、赌场，几百万诚实的工人，形形色色的中国和白人恶棍，数以千计的出租汽车和人力车。但直到1947年在上海电话却仍屈指可数。
纽曼负责管理中国的机械人员，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断地维修从夏威夷飞来的24架C—46运输机，这些飞机现在为国民政府紧张地运货。管零件的美国经理终日在酒醉中度日，克莱瑞丝不得不协助零配件供应，使联总的飞机能从上海起飞。她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零件库，并建立起料账卡登记制度。起初零件很少，后来从冲绳和塞班岛的战时剩余物资中，接收了许多C—46飞机和它所用的柯蒂斯·怀特发动机的零件。纽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克莱瑞丝身穿肥大的棕色外套在那里开箱，并按照C—46维修手册的简图来核对新到的零件，雇来的中国木匠按她的规格要求搭起了货位架。
一周7天，每晚从肮脏和炎热的虹桥机场回家，只要在门前按一声喇叭，门就会神奇般地开启，他们的门房，年约50岁，能操流利的英语，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理。他身穿洁净的浆过的白制服，站在吉普车司机座位那边，手捧着的克铬密盘中，放着两大杯冰水，克莱瑞丝和他常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而又会讲两国话的中国人愿意为他们所提供的菲薄待遇而工作。有一天，克莱瑞丝没有去上班却揭穿了这谜底。从他们日常起身到机场后一个小时到回家前一个小时，他们家的电话铃隔几分钟响一次，门房在接听电话又打一个简短电话出去。克莱瑞丝又发现门房有一辆人力车和三轮车，由于纽曼家的电话总是闲着，门房就用它来调度车辆，大赚其钱。
1947年时在中国，如果要发财，门道很多，例如美元对国币的官方汇率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一样，通常差额为1％到2％，这就为某些人提供机会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合法地自一处兑换钱再拿到另一处出售，赚取成千上万的美元，这样干的大有人在。
中国官员要想发财致富的门路就更多了。有天晚上，纽曼接听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设计一种可以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转弯指示灯，这种小玩意儿可以装在汽车的外面。此匿名人声称，是警察局长本人打算投资生产大量的这种指示灯，当生产数量足够配备上海所有的汽车和卡车时，警察局长将颁布市政府条例，命令上海所有的机动车，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装这种转弯指示灯。从布告发布日到安装限期没有几天，这样便无人能与警察局长的指示灯竞争了。
另一个上海官员设法缝制了几千件坎肩（背心）以图暴利，他把坎肩发到市辖的警察局，然后颁布一项指令要求人力车夫“在马路上干活时”必须穿坎肩。布告的官方理由是，“即日起人力车夫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膀子 （赤膊）拉车……”，倘若车夫没有坎肩（多数车夫除 了草帽、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短裤袜和草鞋，一无所有），他就会被抓到附近的警察局 （那里有背心卖），然后不得不穿上坎肩。
1946年，乔治·马歇尔调停蒋介石和**之间纷争的努力失败。
到1947年，从联总空运队运货情况就可以看出**人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已经向南推进了，民用货物被更多的武器弹药所取代，以支持国民政府军在北平以北的战斗。回程时载的都是伤兵或能买得起机票的有钱难民。C—46飞机的妥善状况随战争日渐吃紧而急剧下降，他们对飞机定期检查保养的次数越来越少，又如同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只要能凑合就行了。
他们随时从一架停在机库的C—46飞机上拆下零件，以应其他飞机的急需，有时飞机刚落地就把仪表拆下来装到另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上。幸运的是他们连一架飞机也没被对方地面炮火打下来。但也出了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故：一架C—46运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熄火（因缺少干净的润滑油），这时飞机已爬升到5000尺的高度，企图向20000尺爬升，螺旋桨完全停止了旋转。为了用单发动机维持高度返回启德机场，组员只好把沉重的箱子推出舱外，迅速地减轻飞机的重量。箱子掉到稻田里摔散了，更要命的是被扔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一箱箱崭新的钞票，有好几十亿元之多。武装部队马上被派去寻找这些箱子。傍晚接到报告，只找回不到一半的钱，其他的全散落到荒郊野外去了。
**从华北向南推进的形势显然已无法制止，他们进入上海好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陈纳德决定把主要工作基地转回南方的广州去，纽曼不得不再次搬家。克莱瑞丝把“德索托”在上海卖掉，随着**不断进军，对可靠的美国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她的1940年出厂的车并不难卖，但从哪儿弄到美元呢？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没有一美元，因那时在中国私人持有外币已不合法，他们可以给她白金、黄金条子、钻石、珍珠和每天都在贬值的中国钞票，但他们坚持必须用美元买。后来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非常想要克莱瑞丝的这辆车，他把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转到了克莱瑞丝的账户上。
赴广州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拜访陈纳德将军，他决定在这个大城市留到最后一刻。在他家里，他们见到了漂亮的陈香梅小姐，她出生在北京，在香港上的学，1947年圣诞节前她成为陈纳德夫人。大战结束前纽曼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18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访问陈纳德将军。
至今，安娜·陈纳德仍很美丽，是华盛顿政界的杰出人物、美国总统的老朋友，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和殷勤好客的社交界名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顾问，是从韩国到菲律宾等远东国家的专家。此外，安娜·陈纳德还写过十几部书，其中一部分畅销各地。
在广州郊区，他们租了一处很好的房子，请了一位电工来检查 220伏电路系统。这个冒失鬼用两只手分别捏着火线和地线的裸线，220伏特电流通过电线和他健壮的身体，使他涂着发蜡的头发像豪猪毛一样竖立起来，倘若他的头发在头上不动的话，他们和他就都麻烦了。
他们的新家刚刚安顿好 （这是半年内第三次安家了），谣言传说广 州即将被放弃。新改名称的民用航空大队打算买一艘驳船，装备成一个修理厂后，拖到原来叫“福尔摩萨”的台湾，国民政府已迁那里。他们俩决定回美国，纽曼写信给那时还在上海的陈纳德。很快便接到了将军的复信，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认为纽曼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美国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离开中国，这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从远东越过太平洋到美国，正常营运的轮船和航空班机已经没有了。若经过欧洲，则飞机票又贵得叫人不敢问津。
在广州，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纽曼同克莱瑞丝谈起了这个难题，她“信口开河”地说：“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我们先到欧洲或北非，然后乘船回美国。”
什么？开车回去？“怎么可能从中国开车回去呢？”
纽曼知道克莱瑞丝对于中国和欧洲之间隔着的亚洲大陆，缺乏地理概念。暹罗 （泰国的旧称）、缅甸、印度、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东国家 他们都得穿过。她也没有想到过他们随时随地需要汽油时的难处，就算是有可能，战争已使很多的物资供应大不如前了。成百上千英里的丛林、沙漠，没有路，没有住处，没有可饮用的水……，只有荒野一片。密林、大山和皑皑白雪，这些他可是一清二楚。开车回家？真不可思议！
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纽曼又“重温”起她的提议。吉普车？
靠四轮驱动？几个可装五加仑的备用油桶？带上雪地防滑链、睡袋、搭帐篷的油布和工具？给西普斯一个座位？
纽曼立即离开饭桌，从袋子里找一幅“埃索”石油公司（ESSO）1942年出版的，包括中国和缅甸一直到印度边境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地图。他的另一张地图是国家地理杂志1946年出版的亚洲形势图，它绘上亚洲大陆和紧靠着的部分欧洲国家。这些小比例尺地图上有一条从伊朗延续到中国的小红线。注明是成吉思汗750年前的远征路线，成吉思汗并没有四轮驱动的吉普，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纽曼改变了初衷，转而赞同克莱瑞丝的主意。“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
决心已定，下一步就明确了。首先他们得找一辆适用的吉普，然后办理要经过地区的过境签证。这些地区和国家绝大部分是原法属或英属殖民地，那时正处在政治动乱之中，英国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支持，曾在1942年向其殖民地宣称，战争结束后2年内允许它们独立。现在英国人在撤退了，地方势力开始争夺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如果真要开车离开东方，就必须马上行动。因为阿富汗将进入冬季。纽曼曾看过一则消息：说那个国家从12月到来年3月，城市之间的交通几乎全部停止，而他们又不得不等到南亚的雨季过去后才能出发，但必须赶在大雪降临前到达阿富汗，否则无法通过这个“山国”，有一件事要做的是在吉普车有限空间里能带哪些东西的清单，因为整个路途上有可能买到衣服、食品、吉普车配件和工具的机会少得可怜。
他们订了两张下午从广州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1939年到1940年，当纽曼被困在香港时就是乘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脱逃的。飞行只需20分钟。他们赶到机场，这是一架由军用飞机改装的飞机，座舱两侧改成了座位，乘客们已用安全带将自己束在圆背座位上了。机上有30名中国乘客，其中的两位妇女在发动机还没有起动之前就开始呕吐了。
但那天上午的香港之行却仍未最后决定，美国飞行员提出他的C—47飞机一直在漏液压油，他吵着要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机长坚持要飞，他对纽曼说，那天晚上，他在香港已同“苏珊·王”约会好了。于是纽曼向他毛遂自荐，尽管他仍在为其竞争对手CAT航空公司工作，身为美国联邦航空公司注册的飞机机械师的他，可以提供这种帮助。他告诉机长，他的夫人和他同他一样急于要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去，机长同意了。他花了2个小时去检查液压油路，并补好了液压泵附近的漏油处，他的C—47飞机可以起飞了。但先决条件是在航行中不得收回起落架，这样才能保证在香港安全着陆。飞机的液压油实在漏得太多，剩下的仅够用于刹车。
香港的日报——《华南早报》广告栏刊登着皇家空军降价处理的“二手货”吉普，标题是“请光临惠顾”。吉普车有半打，有的发动机不错，但车身破烂不堪，有的车身完美无缺，但发动机已磨损得太厉害。所有的皇家空军吉普车盖上都漆有一个红、白、蓝三色的大圈，以便于从空中辨认。纽曼在维多利亚大街起伏上下的路上，试开了每辆能开得动的吉普车。就每一辆“车身”而论，没有一辆车是理想的，但一台好的底盘再配上一台好的发动机就能组成一辆好车。于是他买了两辆皇家空军的吉普车，都是威利厂的产品，一辆车体好，一辆发动机和传动轴好，一共花了400美元，还用100美元买了5个新的“赛柏林”6层轮胎。
克劳得·怀特，一位美国人，8年前也就是1939年，曾雇他在他的“远东汽车行”干活，后来他本人被日本人在香港的阿伯丁监狱里关了 三年半，但他仍然精神饱满。怀特对他们开车去欧洲的决定毫无异议，他准许他们在他的车厂里放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暹罗或缅甸的丛林中发生任何机械故障。
他们申请穿过法属印度支那的签证时，法国断然拒绝了他们开车进入印度支那，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们从河内到西贡的一号沿海公路上的安全。但泰国、英属印度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只须等待片刻便在他们的美国护照上签证盖章。远东的大船运公司——太古集团告诉他们，一艘英国近海货轮将于10天内开赴曼谷，如吉普车能修好，赶上停泊在香港港口外的“新珠湾”号货轮，便可以把吉普车运走。人呢？船上没有乘客的舱房，假若他们愿意睡在甲板上，那太古就不收他们和狗的船费。
大功告成，他们坐火车返回广州去整理行装、睡袋和工具，那些都是9个月前他们在美国时买的，他们在洛杉矶战时剩余物资商店里购买这些东西时，又何曾想到它们竟会在横越亚洲的冒险而又非同寻常的旅行中派上用场呢？他们的女佣人泪流满面，他们把木匠为他们做的乒乓球台留给她 （这将是她和孩子的床），还多付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他们 从广州的邮政局给衣索匹亚的海尔·塞拉西国王发了一封急电，提出他可为皇帝陛下的新航空公司工作。他从最新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环球公司打算替他经营这家公司，但缺少工程师。他们要求塞拉西国王回电答复，回电可通过香港的太古集团转交他们。
这是纽曼第三次离别中国。克莱瑞丝、“西普斯先生”同他搭乘从广州到香港的船，还带上了他们准备跨越亚洲的行李。陈纳德将军在最后一封信中再次提醒他们注意紧张的中东局势，由于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形势更是敏感而紧张，其结果是美国在阿拉伯中东的声望越来越糟。就个人来说，纽曼更关心的是除该带的风扇皮带、四个电嘴和断电器之外，他还需要带哪些吉普车的备件。他们还得买一套轮胎修理工具。一个好的打气筒，一副千斤顶和一根20尺长的橡皮管，以便从吉普车后背工具箱上面的备用油桶上吸油，再灌进吉普车油箱内。他们决定从两个电瓶中挑一个较好的，因为买新电瓶太贵，而且他并不介意每天早上用手摇柄起动吉普车。
他们的吉普车的油箱可装 12加仑的油，加上八个美国陆军备用油箱，还能装40加仑，足够跑1100到1200里路，在这个范围内，总能找到地方把油灌满吧！第九个备用油箱用来装机油，而第十个则用来装饮用水。他们从有比例尺的地图上粗略估计了一下，整个旅程约10000里，包括大的弯路和爬过高山的许多盘旋道路。雨季刚过，路面很快会干，四轮驱动的车开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至于他们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它也只好“入乡随俗”了，他们这样告诉它。
在怀特的车厂里干了5天，他们把好的发动机和四轮传动机装到好的底盘上，将买来的两辆吉普车凑出一辆，中国的机械师帮他装上车轮，然后对拼凑的车又试开了多次。1947年10月7日，他们租了一条帆船，打算从九龙的“油麻地”码头装上吉普，连同他们3个送到香港大港口停泊的“新珠湾”轮上。那天早上有台风警报，九龙警察署门前的旗杆上升起了3个红球，这使纽曼想起中国预报空袭的信号，航期延迟了一天。1947年10月8日纽曼30岁生日，他们就在那天出发。当时有人用德文喊叫，有人用英文祝福，在你推我拉和相互叮咛中，开始了他们的万里长征。
纽曼屏住呼吸，一寸一寸地压着两块狭窄而有弹性的跳板，慢慢地把空吉普车从高高的码头，越过15尺宽水面，开到低很多的帆船甲板上，克莱瑞丝和西普斯随后也上了船。船夫全是女的，5个人都只有二十来岁，穿着黑绸衫，梳着辫子。她们把吉普车命名为“瘦马”，用它来纪念唐·吉诃德的那匹英勇的马。
“新珠湾”的4位英籍官员和40名中国手水，眼望着乘帆船而来的要到曼谷去的奇怪货物，当“瘦马”和西普斯被轮船舷外的一副巨大的吊网拉上去时，真是惊险万分，纽曼和克莱瑞丝则不得不顺着垂直的挂在船边的软梯爬上去。香港海湾就在脚下40尺，船长、官员和中国水手热情地欢迎他们。趁着离香港前还有些时间，他们乘“新珠湾”的机动救生艇，靠岸去维多利亚的电信局，希望能得到衣索匹亚·海尔·塞拉西国王的回电。果然，在最后一刻，他们收到回电，纽曼撕开信封，还是一份英文电报，内容是说他们从广州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因为当地有好几个海尔·塞拉西。
“您发给哪位海尔·塞拉西？”电报上问道。
“新珠湾”的官员指出，在这一周的航行中他们把舱位让给克莱瑞丝和纽曼，但头一天晚上他们却想和衣在热带繁星密布的夜空下度过。
同英国人在一起轻松愉快，他们惟恐对他们这两个美国人照顾不周。这几位英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充满敬意，因为美国在1945年把他们从满洲的日本监狱中救出。克莱瑞丝同他下棋、读书、写信，并向可怜的西普斯先生许愿，到泰国上岸后一定会有很多树。
“新珠湾”在曼谷市区5里外下锚，移民手续很快就在船上办妥了。
他们告诉他们，全曼谷那时 （1947年）只有3家旅馆，一家非常简陋的“欧罗巴”旅馆，一家中级和一家 8年前到中国之前纽曼曾住过的高级旅馆——东方旅馆。“欧罗巴”正合他们三个的口味，价格极低廉。二楼光秃秃的房子里配有标准的吊扇，每个床上都挂有蚊帐，洗脸盆的水还要泼到窗外的街上去。这里既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但有一个大陶罐装满了水，用水勺把水舀到旁边的马桶里。他们窗下的笼子里装着一条大蟒蛇。一只拴着链子的大猴子，在他们敞开窗子的睡房的对面的树上做怪相。完全像电影布景一样。当天晚上，“瘦马”留在甲板上。
当地使馆派了一个翻译官帮忙使“瘦马”过关。这时简直没有一位官员相信他们真的打算“穿过”泰国。他们希望知道，连路也没有，如何穿得过呢？当地的官员以为他们想不付进口税而把车弄进去再卖掉。
不久又冒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汽车的牌照在哪儿？”没有，纽曼从未想过还需要牌照。在曼谷警察局整整泡了一天，终于给了他们牌照。
城里总共没几辆车，而且还从未给吉普车发过牌照。
跟着又出了第三个问题，管执照的赤脚官员坚持在吉普车右侧装一个转弯指示器。这简直是扯淡，曼谷只有屈指可数汽车，再说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但警官坚持“死道理”，一定要他们在吉普车的右侧装上某种行车方向指示器。纽曼绞尽了他这工程师的脑汁，设法用最简捷的方法在右挡泥板上装上可闪光的灯。与此同时，克莱瑞丝用橡皮筋把一束扫帚苗拴在起动手摇柄顶端，然后把摇柄放到挡风玻璃前下面，原来设计用来放长枪的两个长槽里，向右推摇柄把，则把扫帚苗从挡风玻璃后露出。他逗克莱瑞丝说：“简直在胡闹”，可就是这样把曼谷的警察逗乐了，而且开口大笑，结果免费发给他们两块暹罗文的车牌，在“瘦马”的前后保险杠上各装一块。
纯粹是走运，纽曼注意到警察局屋角里放着标有**黑字的白底椭圆形金属牌，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标志牌，注有应有的字母，由各国的汽车俱乐部签发，当会员的车开出国境时，把它装在汽车保险杠或车身上。
他问警察局长如何申请要两块这样的牌子以及随牌的三折国际通用文件。“随便拿吧！多少都行。”局长通过翻译跟他说，他指了指窗台下的一大堆，“不要钱。”他之所以如此慷慨也很简单，暹罗皇家汽车俱乐部自从日本人1941年占领泰国后，一直关门大吉，标志牌和随带文件都是空白，即便填上也无效。上面印的全是暹文，泰国只有20％的人懂暹文，自然出了泰国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
纽曼同克莱瑞丝回旅馆后就着手工作，小册子封面的每个空行都填满，让人一看就像是官方签发的。他认真地在每一条虚线上，画上世人皆知的“福特”标记（尽管他们的“瘦马”是“维利”生产的），在另两个空栏里，纽曼按香港皇家汽车空白发票的其中一张，填上底盘和发动机号码。小册子共有24页，其中一页需要他们对该吉普车加以描述，剩下的页数留给外国政府盖上吉普“入境”和“出境”的戳子。（事实上，这次旅行经过了十个国家，各国的边防部队都检查发动机和底盘的号码，每次都是“OK”，并在他们毫无价值的暹罗汽车俱乐部册子上，盖上了引人注目的大章和签字。发动机序号显然是错的，因为这个序号的发动机已被他们留在香港怀特先生的车厂里了）
纽曼请曼谷的裁缝修改了“瘦马”的顶篷，这样开车时布篷的一半可以卷起来。像旅行篷车一样。天冷时，侧面的篷布可以放下来，整个车篷就像一只封口的箱子。他还请一位铁匠在排气管顶加装一节弯管，改变排气方向，使吉普车排气管离地高些，这样废气改变了原来由左后侧排出，而是用管子引到吉普车底板上从右侧喷出。虽然在丛林中会感到太热，但后来在10000尺的高度，怒吼的狂风，一尺深的雪中开车时，它却给他们提供了救命的暖气。铁匠还在挡板上焊了个U型扶手，使不开车的人抓住后能在颠簸中稳住自己。木匠又给西普斯做了一个宽座位，牢牢地安装在传动轴的部位上面。
克莱瑞丝同纽曼商妥在这3到4个月的长途旅行中由谁开车，各开多长时间。不管开多开少，甚至不开，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轮流在方向盘后坐2小时。他们将从破晓到日落尽量赶路，但决不狂开乱跑 （这样 最容易损坏发动机）。他们商量好，除了一串香蕉外顶多只带两天的备用食品，一天只点两次“普瑞摩斯”煤油炉热食物。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西普斯先生”也不例外。
基于多年来的作战经验，纽曼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用吉普车是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出来的最可靠的机动车。他们的汽车须在没有修理支援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糟的道路上开10000里。有阿拉伯沙漠的酷热或阿富汗暴风雪的严寒。在水中、雪中或沙阵尘埃中，要使用可能已存放了10年的汽油，满是沉淀和脏物，你须经常用扳手旋螺丝，否则吉普车的弹簧会松动，螺栓会震落，他预计除阿富汗外，各大城市都可能买到那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吉普车常用零件。
他们在曼谷到公开出售偷窃来的物品市场上，买到了一条橡胶轮胎，能预计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让汽油耗尽了，只要什么地方有油，他都需把8个备用箱和吉普车本身的油箱灌得满满的。他将成为一个可怜虫，用20尺长的胶管把油从备用油箱中（用嘴）吸出来，使油能自动流到位置较低的吉普车油箱内，而又尽量少喝进一些这种难忍的“饮料”。
他们试着往吉普里塞东西，但出人意料的发现，“瘦马”的容积实在有限。10个5加仑油箱已在后面占了很大的地盘，加上每人一个“荷里伯顿”铅箱装冬、夏天的衣服，还有一箱工具，防滑链条和各种零件，还得给西普斯准备一个盘子吃饭，一个盘子喝水。克莱瑞丝和纽曼将坐在“瘦马”中两个羊毛军毯和一个“剩余物资”睡袋上，他们在美国买的两个带蚊帐的行军床，用油布包住拴在吉普车的顶篷上。两副用过的备用轮胎固定在前防护杠和散热器之间，一个崭新的备用胎放在吉普后面通常放备用轮胎地方。两根管子，油管和输油用的长管必须放到容易取得的地方。他们明白吉普车将大大超载而且拥挤不堪。倘若在曼谷能弄到一辆美式运武器的车，纽曼倒情愿用“瘦马”去交换……但果真如此，则很可能由于它的尺寸和重量使他们无法走完全程。每样物品都得放置在一个确切无误的位置上，而且要拴得很牢，以免刹车或路上突然陷入车辙时，物品往前倾倒而把他们埋住。
克莱瑞丝同纽曼一起看《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地图，上面根本标不出他们须走的路线。他们便选择了穿过一些大城市的路线，诸如仰光、曼德勒、亚格拉、新德里、喀布尔、德黑兰、巴格达、耶路撒冷……以及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名胜古迹，像缅甸边境的卡希马山谷、亚格拉的泰姬·玛哈陵、印度西部边区白沙瓦省的古老要塞、克帕山口（到“禁区”
阿富汗的入口）、巴格达附近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耶路撒冷的圆顶圣岩寺，可能还有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这都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及“瘦马”的状况、天气、他们的速度、足够的汽油、旅途开销……以及 他们是否还能活着。他们并不急于匆匆赶路，没有限定完成时间表，但希望于12月中旬能够进入并开出阿富汗。
他们的医药包里有绷带急救包，一瓶碘酒和三瓶阿斯匹林。驻曼谷的美国大使劝他们带上一枝柯尔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他甚至提出借给他们一枝，但纽曼对东方太了解了，谢绝了他的好意。即使出现奇迹他打中、打伤或杀死1个或2个可能的攻击者，甚至于用枪中的6发子弹打死6个，他们3个也将会在几分钟内成为僵尸，东方人不占绝对优势是不可能向他们进攻的，靠西普斯先生也许比靠枪有用些。
他们买了两个哨子，每人脖子上挂一个，然后训练西普斯一听见哨声就朝哨声奔去，这主要是用来预备万一他们在丛林中失散。后来纽曼在“瘦马”前挡泥板右侧，安上了大使送给他们的旗杆和 6×12时的星条旗。克莱瑞丝会说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少许俄文，当然还有英文，再加上纽曼的德文和足够的中文，无论到世界何处都不会有问题，他们只需用语言解决问题就行了。再说他们持有美国护照。1947年那阵子，在几乎世界各地都能起魔术般的作用。
基本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在曼谷中心漫游一阵。访问了庙宇和皇宫，租了一条船穿过著名的曼谷水上市场。他们还发现一个冰淇淋工厂，在那时他们买了一加仑美味的香草冰淇淋，他们三个坐在皇宫花园草地的树阴下饱餐一顿，直到吃不下为止。
9. 险象丛生的万里西行路
万里西行终于开始了。
他们把500美元的旅行支票好好地藏了起来。纽曼还存着战时小型塑料圆边OSS罗盘（有紧急情况时可吞咽下去，曾经有一人吞下去，过了24小时，又随着大便排了出来），此刻尚用不着它。第一段路从曼谷到缅甸仰光，沿一条废弃的单轨铁路朝正西走。离开曼谷才几里，他们已开始尝到今后几周要吃的苦头了。道路泥泞，未铺路面的路上，红色的烂泥粘在轮胎和鞋上，足有一寸厚。偶尔会碰到一辆开到曼谷去的大卡车，车上挤满了当地人，有的甚至坐在车顶篷上，用手抓住顶篷的行李架栏杆，真是惊险万分。
他们的油箱满满的，威利车发动机的声音正常，始终是四轮驱动，每小时连滚带爬也只能走10里路。穿过房屋东倒西歪的村庄，经过保养良好的漆有红色和金色的泰国寺庙。人们向他们微笑，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2个小时后，一只锈蚀了的长钉子把他们的轮胎扎破了。这是以后许多次“泄气”的头一遭。它扎透了左前轮的内、外胎。随着行程里数增加，“泄气”也越来越惊险，轮胎问题可能成为他们被迫放弃“开车回家”计划的一个主要理由。
由于他们不致妨碍交通，（当时只偶尔有一辆客车经过，赤脚的孩子牵着水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又在漫无边际中逝去。或一只干活的大象，后腿上用链子拖着一根麻栗树树干，这是“公路”上所能仅见的活动。）他们决定就地补胎，而不动用备用轮胎。卸下泄气的轮胎可真够费劲，使了很大力气才把轮胎卸下来。无论是这一次，或是以后的许多次，他们都找不到一块比较坚实的地面，放置千斤顶以便把满载而且非常沉重的车顶起来。纽曼把车轮的五个螺丝拧松了几圈，把千斤顶放在吉普车底盘下，企图使它离地一定高度，然后才能把轮胎卸下来。但未铺筑的道路加上沉重的吉普车，使高高的千斤顶不断地下陷，而且越陷越深，而不是把吉普车抬起来，一直到千斤顶陷到路面下几寸深，顶到较硬的地基，才算有了着落。
二次大战期间的内胎质量欠佳，刚研制出来的合成橡胶材料会不断地伸展。由于支撑沉重的吉普车使轮胎受热，内胎越胀越大。当纽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内胎拉出来后，却找不到一个水盆把打了气的内胎放进去以便顺着气泡找到漏气的部位。旅途开始时补胎还不太困难，但随着轮胎逐渐不规则地鼓胀变形，情况愈来愈糟。几个月工夫，内胎尺寸胀大了30％，从很小的穿孔，演变成圆周一尺长的裂口。小孔或裂缝补好以后，还需把内胎塞进钳住胎毂的外胎里，但是胀大的内胎已是永久的变形，这几乎是无法办到的事。轮胎补好后全都得人工打气，他统计了一下，每次补胎都要打上200下才能打足气，补一次胎要1～2小时。
后来，他索性利用晚间在克莱瑞丝用仅有的一只锅烧饭的空隙时间补胎，白天暂时换个轮胎，使能继续行驶。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一座茂密丛林中的村庄，从路程表上看应该是湄南河畔的康查纳伯瑞。村民们看着他们和西普斯，然后指引他们去一处装修漂亮的草顶房屋的院落，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个会说德语的暹罗人。暹罗人请他们在他家过夜。为了客人安全，他在院子中间地面上烧起一堆火，使野兽不敢接近。他们的这位主人是战前泰国驻柏林大使的儿子，他负责管理盟国的烈士公墓，这些坟墓里埋葬的是前日本集中营里的战俘，几千个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在这里受到惨无人道的待遇，三千多人葬身于此。战俘们被迫修建一座横跨湄南河的铁路桥，但这座桥在通行后不久又被战俘们破坏了。倘若这桥还在的话，他们可以直接开到仰光 （现在你也许猜着，这个充满悲剧而又美丽的村庄，正是著名的 电影《桂河大桥》所描述的地方）。他们看到这里战俘的墓地维护得很好，十字架才刷上白漆，年轻漂亮的暹罗姑娘在每个坟墓周围种上鲜花。
1967年越战期间，纽曼曾重返此地，其时，木制红十字架已被迁走，代之以大钢牌注明这里曾有些什么情况发生。
主人想不出有什么公路和能使他们和吉普车渡过宽阔而湍急的湄南河，或哪条路能通仰光。他建议他们返回曼谷，重整旗鼓，不是往西而是往北，穿过整个泰国，在滇缅公路的起点附近进入缅甸，然后朝西到曼德勒，把仰光撇开。然后从那里往北到印度。看来他是广见博闻的，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返回曼谷后又住进欧罗马旅馆。吃了几顿好饭，灌满油箱，买了更多的补胎胶皮，和两段沉重的二次大战中飞机着陆用钢席，打算遇到泥泞时放到车轮下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蠢主意，他们实际需要四块板，两块垫在吉普车下面。另两块放到轮子前面。但四块板又的确太重，“瘦马”上也无处可放这四块沉重的钢板。两块已够瞧的了。将它们安到吉普车的侧面，把车门也堵住了。他们去交通部，设法弄到最新的道路状况，重填了泰国的出境签证，然后向北开往旧都阿优赛，再到呵叻、廊开和清迈。
在泰国无论开车或步行到哪儿，西普斯总是呆呆地东张西望，好像是刚从月球上下来的傻瓜。到目前为止，每到一处，他们车右侧的美国旗招来的都是羡慕和尊敬。纵贯泰国花了2周时间，大约500英里。只有在能望得见城镇的地方才有铺好的路，穿过城市后约一英里左右，路况就又变坏了。他们在浓密的3到4尺深的草丛中，或在泥泞中行驶，路有时被没有桥的溪流截断。他们学会了在丛林中生活，记住走过的路以备返回行驶，这种事发生过几次。他们还学会了遇到人时如何打招呼。
那些人对西普斯怕得要命，但对一只大象却无所畏惧。沿路碰到的泰国人是最友善并最热心帮助人的民族，可是，他们只能靠打手势来通话。
每到一处，当地人总是双手合十欢迎他们，并请他们做客。泰国人住在麻栗树搭的带凉台的房子里，房子建筑在一些12尺高的柱子上，以防蛇和野兽。当地人劝他们尽量多吃而拒绝任何报酬。并给他们香蕉、其他水果和蔬菜，而且总是伴随着微笑和流露出真诚的友谊。有一次，一个村里的屠户硬要他们从他刚宰的猪上随便挑选任何部位的一块肉，猪从中间劈开，倒挂在村子广场中的四根柱子上。
一群和尚剃着光头，身穿深黄色的袈裟，竟然砍掉了通往他们庭院的又长又窄的桥上一边的木栏杆，因为两侧栏杆恰比他们满载的吉普车窄几寸。每当村民们听到“瘦马”陷入泥泞或浅河床时的呻吟和加油的声音时，便从密林中走出。妇女们初次见到他们时总是把孩子藏到她们的长裙下面。经过最初羞怯的邂逅后，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来帮他们推、拉、抬，使吉普车能爬过泥坑、矮丛林或被倒下来的树堵住的道路。尽管他们有许多机会偷他们的东西，却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倘若他不在泰国人家里过夜，睡在他们高离地面木屋的地板上，他们就在吉普车旁边，把油布拴在树上搭帐篷露宿。西普斯的皮带则放长些。睡在带蚊帐的海军行军床上，他们常听到野兽出没在近处的灌木林的声响，它们可能对他们和西普斯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和气味，就像他们对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一样的感到惊恐和不安。
有一点应当承认，有许多次他们很后悔不该进行这次旅行，特别是车子陷入泥坑一筹莫展时，眼巴巴地望着洛克希德的大型星式客机从头顶上空平稳地飞掠而过，就不禁想起那空调的客舱、柔软的座椅、女空服员殷勤的伺候等。可是回过头来想，就他们所知，尚没有任何人曾经仅靠一辆车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的心情又激励他们去继续奋斗 （据说数年前，英国劳斯莱斯工厂的一个由3辆小汽车和1辆满载后勤物资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曾经从伦敦开到仰光）。有2次1天只能开1/5英里，当地居民赶做了竹筏把吉普渡过宽阔的河流。
遇到无人帮助他们把“瘦马”从深的泥沟中推出，或它在烂泥中一直陷到车底盘时，他们只好把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以减轻车的重量，把箱子和油桶向前扛几百尺，直到有坚实的地面。克莱瑞丝或他用四轮驱动慢慢地开着空车，另一个人在后面推，可是过了几百尺后又再次陷入另一个泥坑。
在泰国北部他们穿出了丛林，到达了一个小城市——廊开，它靠近南北贯穿全国的单线铁路末端，每天有一列货车开过，火车时常停下来以便让农夫及他们的货物上下。他们从自由市场上买了半打鸡蛋，克莱瑞丝用一片香蕉叶子捧着，牵西普斯的皮带套在她的手腕上，忽然，火车长吹了声哨，同他们平时吹的紧急哨音一模一样，西普斯像闪电般地窜起来。鸡蛋从香蕉叶子上滚了下来，克莱瑞丝也被绊倒了……
当他们大约还有10英里就可以离开泰国的密林进入缅甸时，当地人把他们带到一座被高大树木环绕的、修建得十分漂亮的英国式小别墅去，这个别墅有两层楼，二楼四周是镂空的麻栗木走廊。好生奇怪！在那儿，竟住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和他的仆人们。他是一家英美烟草公司的特区经理，派来这长住2年。年轻人来自伦敦，自然喜欢看到欧洲人或美国人的面孔，他对他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叫仆人替克莱瑞丝准备热水，让她洗澡。晚餐点上蜡烛，每个人的盘子旁边都有一个银的洗指钵，玫瑰花瓣漂在水面上。别墅备有设备，他们从主人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BBC的新闻。客房里有电灯，甚至还有一台电风扇。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在泰、缅之间，丛林与烟叶田围绕的蛮荒地境内吃饭与休息，当晚他们在真正的床上度过。那位年轻的英国人劝他们在他那儿住一段时间，等一帮有组织的匪徒们过去后再说。这帮匪徒打算抢劫一年一度从泰国到缅甸的丝绸商队。他告诉他们“年年如此”。但他们决定继续向前，因为进展情况比他们预计的要慢，主要的还是担心阿富汗多雪的冬天。
他们并不十分相信那位烟草先生关于土匪的故事，因为他们同他在一起时，这位种植园的经理正喝着一种比茶更强烈的饮料。一直走到第二天黄昏，刚进入缅甸几英里处，他们真的同匪徒遭遇上了，此刻除了保持镇静之外别无他法。他们把帆布搭在吉普车与树中间，紧靠着匪徒已搭起的帐篷旁边。匪徒至少有100人，包括戴着银首饰的妇女。这伙土匪一半穿着英**服，一半穿着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携带美式步枪，围坐在“营火”旁，小马在黑暗中吃草，匪徒有几个中国厨子。邀请他们一同去吃美味的鸡肉晚饭的人看来是个头儿，他能说点英文，他们的交谈是友好的，但并非轻松愉快。9点光景，他们向匪徒告辞回到吊铺去睡觉，祈望第二天凌晨醒后“瘦马”仍在旁边，而且没有人的喉咙被割断。
他们早上醒来时，发现土匪们的帐篷已不见了，人也销声匿迹了，静悄悄地，连点垃圾的痕迹都没留下，只有吉普车的挂钩上放一个大蛋糕。西普斯为什么叫都不叫呢？他们可真捉摸不透，可能它像他们一样也疲劳不堪了。收拾泄气的轮胎已成为最伤脑筋而且吃力的日常工作，尤其汽车超载和路况差，内胎变得很热，使得旧补钉的胶变脆，而补钉的脆弱性又带来额外地跑气。除了找漏气洞孔的麻烦和在高度潮湿的天气用手给每个轮胎打气的艰苦操劳之外，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发生了。从气筒到内气门之间18寸长的小橡皮管，是二次大战时的产物，已经老化了，纽曼不得不把有裂口的管子剪掉，一次次裂开，一次次剪短，一直到管子短到气筒放不到轮胎旁边的地面上，只好把气筒放到轮子上，离气门仅四五寸远。庆幸的是最后一段管子终于保留下来了。克莱瑞丝拿两把钳子夹住管子两头。他把剩下的胶布都缠到已经裂开的橡皮管上。
为使四个轮子能平均分担重量，以免轮胎的温度升高，他们不得不经常用四轮驱动来开“瘦马”。然而西普斯在传动轴上面的板子上却坐不住了，直发抖，纽曼在它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叫它坐下来，因为它妨碍了开车时胳膊自由活动。于是可怜的小狗屈膝俯下，浑身发抖……
直到当他看见它的座位下面冒出一缕青烟，才知道传动轴发烫了，他们赶快把排挡换到正常的两轮驱动位置。而且像意料中的提高了后轮胎的损坏率。正如他所预料到的，在曼德勒他们看到不少战争中废弃吉普车，但无一可用。他只好在离合器上加点润滑油，仍旧开着那辆“变速器在我俩之间唱歌”的车。为了使西普斯能舒适些，他们给它加了一个垫子。
直到开了2 000英里以后，他们才换了另一副传动轴。
在缅甸的许多路段，他们缓慢行驶在1942年到1943年间日军修筑的坑洼不平、上下起伏的山路上。他们之中的一个把吉普车换到四轮驱动的“低一低”档，车速每小时1.25英里。另一个带着西普斯在“瘦马”
前面步行，舒展一下筋骨，然后等待……他们从不把发动车开到快档。
每天晚上，纽曼都要把前后减震系统的螺栓和螺帽重新拧紧。如此细心的维护，使他们从令人惊异的可靠性中得到了回报。
在曼德勒停了几天，他们得到新鲜的食品，并在一个学校的校舍里，与从灾难中逃脱的美国和德国传教士们住在一起。然后他们离开曼德勒朝缅甸北部边境外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方向开去，所有横跨宽阔的伊洛瓦底江和钦德文河的桥梁，已全部被撤退后的日本人炸掉，还尚未修复。
他们找到几个留下来准备把政权移交给缅甸的英国官员，他们答应免费给他们提供一艘驳船放置“瘦马”，由拖轮拖过去。先由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然后在湍急的钦德文河上逆流北上，到印度边境的英帕尔——
漫长而曲折山路的起点。6英里的水上航程却花了他们六天时间。纽曼得空把“瘦马”做了彻底的保养，更换了机油，到处润滑一番。甚至为克莱瑞丝的一双鞋削好并钉上后跟。缅甸船员给他们吃从河上捕来的鱼，夜间在村旁停泊时，他们能得到大米、鸡蛋和水果。在曼德勒以北，他们发现了一个母系氏族，妇女做重体力劳动，管理商店、抽雪茄，男人则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烧饭，其余的时间就尽量懒散着。
他们开车经过时，正是英国统治缅甸的最后几个月，路边的宾馆都已空空如也，除了床架，一点家具也不剩了。满是尘土，不干不净，其污秽的程度是与日俱增。这些木造平房小旅馆被称做“达喀斯”，属旧政府所有，为过往的官员提供住宿。他们只随便把车停在其中一座的门前，横竖都是一样，没有人住，门都没上锁，没有窗户玻璃，没有灯，没有厕所，但总算头上有块天花板。他们在太阳升起前30分钟从睡袋里钻出来。在晚饭吃完后或最后一个胎补完，即刻“上床”睡觉。在附近有个装有水泵的水井，他们可以洗洗，纽曼也能刮个脸。
英帕尔之后的关口叫科伊玛关，到处仍散落着日本轻型坦克和英国大炮的残骸。关口顶部的树桩上钉了一块木板，上面写道：“在科伊玛——1944年——日本对印度的入侵被阻挡。”3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疲惫不堪的日军，在归顺的几个团的印军支持下，同英军和仍然忠于英军的印军展开战斗。进攻的日军躲在一群被驱赶或志愿的妇女后面，保护日军不受英军射击，从打得光秃秃的树桩上看到当时战斗激烈的程度。它持续了一周多，直到日本人粮尽弹绝。日本人从仰光到科伊玛漫长的供应线，时常被英国和美国的滑翔机部队切断。在英明的英国将军德·温格特指挥下，这支部队在日本的防线后面从天而降；他手下还有一些著名的美**官，像约翰·艾利森，1942年他在中国曾首次试飞“我的”零式飞机。
一英里接一英里，一天接着一天，一次泄气接着一次泄气 （轮胎泄 气）。纽曼起初向西北开，然后折向正西。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灌满砂子的汽油桶上插上了一块牌子，标明：“印度边界检查站”，在他们的汽车证件和美国旅行护照上都盖了戳子。他们被告知几周前印度已开始对汽油实行配给，须到为数不多的人工油泵站用油票兑换，油票由区长办公室配发（他们对印度行政区划分毫无所知），油价是美金一英制加仑 （比美制加仑约多百分之二十）。通过了大型茶园他们到了一英里 宽的布拉玛普特拉河边，一条由烧木材的驳轮推动的大型驳船，让他们在高哈蒂渡口过江。沿柏油路继续向北到西里归瑞，在那里饱览了世界上最高峰之一，海拔28 146英尺的堪钦仲嘎山以及圣母峰的风光。进入西藏境内60英里后，又折向西南走了几百里较好的路直到恒河。在那里，人的尸体顺流而下，仍然像纽曼1939年所见到的一样。
宽阔的恒河没有公路桥可过，只有1英里半的双轨铁路桥横跨两岸。
他们这岸的一位印度军官不同意他们通过铁路枕木开过去，他要求他们把吉普车装到铁路平板车上过桥，这将耗费起码一天时间。经过他们的说服，向他出示了护照“批准”页上乔治·马歇尔的签字。该官员说：
“马歇尔将军签署了你们的护照，这就够了，我替你们‘暂停’铁路交 通。”当他们确信两边的交通都已“停下”之后，便开始通过。
那位官员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 （也是他们故意让他如此相信），以 为克莱瑞丝和纽曼都是美国官方代表。这是怎么产生的呢？除了他们的护照上印有乔治·马歇尔的亲笔签名外 （他那时任国务卿，其实每本护照都是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显示了一下驻曼谷的美国大使馆给美国驻新德里使馆的一封封好的信。实际上，这是一位女秘书写给她驻在印度的朋友的。克莱瑞丝同纽曼全都穿着卡其军服，这一切使这位官员确信他们在执行官方任务。吉普车同他们三个在千根枕木上好一顿颠簸，终于到达彼岸。在那里，他们默默地向这位印度官员致谢。
在平坦而有树阴的公路上又轻松地开了几百英里，偶尔会碰到卡车或成群的骆驼。他们路过一个小村庄，那里养了大批的两三尺高猴子，有一只向西普斯挑战，抓它的鼻子并揪下来一撮毛。这些活泼的动物待在波纹状的屋顶上、树上和马路上，自由自在。
他们终于到达北印度中部，克莱瑞丝有机会拜访了亚格拉城瑰丽非凡的泰姬·玛哈陵，纽曼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那里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140英里。他们还去了美国使馆，并很高兴地接受50加仑汽油的慷慨赠予。
新德里旁边的老德里有个旧车市场，纽曼去寻找一个用过的吉普车齿轮，他们的已经无法再用了。花了10美元买了一整套二手货，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新德里他们住的旅馆前面，他一个人辛苦奋斗了两天，拆下车上的并换上这副带前轮驱动的沉重的齿轮箱。一试车，真走运，居然买到了一副好的。
一个合众社的记者，对他们做了采访。起初他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从曼谷开车来的。他告诉他们，新德里西北250英里处，印度教与回教已开始内战。这正是他们要去的方向。他描述纽曼一家和他们的吉普车抵达印度的文章，后来曾在很多美国报纸上刊出，这也是克莱瑞丝父母很久以来第一次得到他们女儿的音信。当他们去古要塞白沙瓦的途中，到达拉合尔和阿姆利柴时，把印度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计划已成为事实。他们打算经白沙瓦到阿富汗去，200万难民（有印度教徒东迁，有回教徒西移）堵塞了道路，被杀死的印度人躺在拉合尔近处公路的两侧。
在新德里的一个美国官员也警告他们，试图越过已形成的战线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的士兵都在各自的战壕里，想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极其危险。他说，就是美国官员也无法从各自宣布成立的国家进入另一国去，但他们仍照走不误。
事实证明他们的消息是正确的，可是克莱瑞丝和纽曼，还有“西普斯”先生越过了战壕。美国人没有想到纽曼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照相机，在有刺的铁丝网旁，纽曼提议给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们照个相，双方都接受了。于是休战15分钟，刺网路障被搬开，全副武装的官兵从战壕里涌出来。为了好玩，纽曼劝双方在一起摆好姿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士兵们，各自穿着他们独特的军服，并按他们自己的标准立正站齐。
他们谢过了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被打坏的路上颠簸着经过白沙瓦和以风大著称的开的尔峡谷——从东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惟一通道，向阿富汗前进。
他们碰上了一个大约一千余游牧人的部落一年一度的大搬迁，他们赶着羊群和骆驼，孩子们骑在骆驼上，鸡拴在驼鞍旁。领队的头头儿能说两句英语，他告诉他们他有3个老婆 （都跟他在一起）和16个儿子，至于多少女儿，他也搞不清楚了。正如在旧中国一样，头一次婚姻是遵“父母之命”而完成的，这样的结局未必圆满。年轻的新郎只有在婚礼之后，才能看到新娘长得如何，所以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有一回一位新娘被揭开面纱，第一次面向夫君，并问他还能让谁看她的面孔，丈夫答到：“谁都行，只是别让我再看到你。”
进入风谷后，地势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冷，沿山有德国在战前修了一半的铁路和山洞。接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前，在未铺筑的路上遇着第一场雪。又碰到爱达荷州波伊西城一家建筑公司莫瑞桑——建筑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
1947年，阿富汗惟一的一条柏油路在皇宫前面。守卫的士兵身穿德**装，阿曼努国王，德国的崇拜者，于1926年加冕。他因为力图把这个落后的回教国家推向20世纪的步伐过快，而在1929年被罢黜。如他曾禁止妇女躲在幔帐后面（即不许带面纱）。
在喀布尔，他们在美国武官那里度过了一天，在他家甜甜地睡了一晚。了解前面的道路和气候情况后，他们买了新鲜食品，获得了所需的汽油，在“瘦马”上装了阿富汗的主食葡萄干和坚果，并弄清楚了顺路要到达的下一个地方莫瑞桑——纽得森营地。离开喀布尔后，折向南方环山而行，没有标示的道路，也没有任何方向标志。地面上的雪冻得**的，一片荒芜，偶尔看到一根没有线的电线杆或古老的土城堡，这才使纽曼放心些，至少大方向没有错。这里原有的长毛羊现在已迁到南方。他和克莱瑞丝交换了一件羊毛短大衣，她患了疟疾，可能是2个月前在泰国时被蚊子叮咬后传染上的，天气一冷就发作了。千里之内无处觅医生，而且也没有准备“奎宁”或“疟涤本”药片（治疟疾的特效药）。
他只好一天化三次雪给她冲碗“利普登”鸡汤面，这还是他们在香港时买的，他用羹匙喂她，并祈祷上苍让她早日康复。克莱瑞丝蜷缩在睡袋里，纽曼用吉普车的安全带把睡袋拴在座位上，西普斯趴在克莱瑞丝的膝盖旁，用体温来暖和她。
他们对散热器内的防冻液能起多大作用，始终不敢太确定。有天晚上特别冷，他们不敢关掉吉普车的发动机，就让它以慢车状态不停地转了一晚。当晚在阿富汗的“宾馆”休息（其实就10间土房，没有任何家具，没有电灯、洗澡间或饮用的水，只不过是一个可遮蔽风雪的棚子而已）。他们开过坎大哈的主要街道，两边是土平房和无门的小店，见不到什么人，再往前200英里就是莫瑞桑——纽得森的冬季营地。他们代交了由喀布尔美国大使馆转递的信。营地人员美国的测量员和建筑工人，有的带着夫人和孩子，集中住在5座活动结构能御寒的楼房里，他们要在那里避4个月的寒，因为带来了信，纽曼受到了特别欢迎。那天晚上，他们为纽曼准备了美国式晚餐，这之后，纽曼三口子（当然包括“西普斯先生”）由于吃过了量，竟都生了病。在向他们告别之前，经 理把他们的油箱灌满，还给了他们一卷十分需要的补胎材料。
5天后，纽曼夫妇开进阿富汗西部边陲的赫拉特，高据伊朗之上，天气已不那么冷，大雪覆盖的地上已露出一块块褐色的土地。克莱瑞丝的疟疾有了好转。但每36小时还要发一次抖。“瘦马”表现一直不错，最近1800英里，轮胎一次也没有泄气过，真该谢天谢地！纽曼的双手冻得僵硬，如果轮胎真泄了气，恐怕他也无能为力。这种天气，他们不得不把衣服都穿上，还戴上两副手套。吉普车两侧屏蔽全拉下来。封得很紧，排气管弯过来温暖了他们的膝盖……但仍感到冷。每天走100到150英里。白天趁着天亮开9个小时，晚上同阿富汗人、他们的山羊、绵羊睡在土房里，土房就像爱斯基摩人的冰房子一样。只要一想到在“西方地平线之下”能见到阳光和温暖，就使他尽可能地快赶。从阿富汗到伊朗，下坡开15英里，穿过无人区，便进入了日落之处，他们见到一个带着可坐人的边斗老式哈雷——戴维森公司的摩托车，由人牵着一匹马拉着走，主人开着无动力的摩托车，每小时走2英里。当他们到达很低处的伊朗边界检查站时，天已黑了。端着带刺刀的枪的士兵，看到汽车的灯的光亮便跑来，卫兵们掀开他们放下来的车篷，但西普斯的吠叫使士兵急忙躲开。他们还在阿富汗高原上时就看到了这个特拜特小镇的灰暗灯光。它在伊朗一侧25英里的谷地，他们当时就决定在那里过夜了。他们来访问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了，已沉睡的镇民被两个美国人和一条狗乘吉普车来访一事所激动。镇长邀请他们作为他的客人，然后招呼他已经上床睡觉的朋友。为了表示隆重，他端来一个盘子，中间放块“象牙牌”肥皂，他操着生硬的法语说到：“Palmolive！”（注：他认错了白色的象牙皂说成绿色的棕榄皂）
盛情的宴会持续到深夜，他们三个睡在镇长铺有好几层波斯地毯的餐厅里。当地的小学教师请他们去看看他的教室和学生，但他们没有空暇。雪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再下，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知为什么，以前他们以为整个伊朗都是温暖之乡，但现在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第二天早晨，他们离开特拜特镇，沿着沙子铺的路朝西北开，到苏联和伊朗边境的麦什特镇，它离此地140英里。俄国的感染显而易见：男人裹着厚重的大衣和毯子，坐在商店门口的矮木凳上，吸着水烟袋，在炉火上用铜壶烧水喝。他们在一个像样的加油站里灌满了汽油。再往西500英里，通过冰凉但无雪、像搓衣板样子的路面，德黑兰便展现在眼前了。
整整花了3天的时间才到达德黑兰，从一片荒凉的寸草不生的褐色丘陵地带进入了这座大城市。路边有个路标，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以德黑兰为起点，向西、向南、向北都有公路。这些公路是二次大战期间，为了迅速向俄国供应武器和车辆，由美国工兵部队铺设的。
他们住进了一家真正的旅馆，沉浸在有热水的澡盆中享受。这是自新德里以后的头一次（尽管两层楼只有一个澡盆）。他们泡在热水里，搓掉手上冻结的积垢，洗净破旧的衣服，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何等的奢侈！他们给克莱瑞丝家里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仍然活着，然后去商店和真正中东风格的低矮顶棚的市场采购物资。不管你买不买东西，都有小男孩用银托架的小玻璃杯给你端出茶来。妇女们蒙着面纱，像他们开车经过的回教国家里的妇女一样。
驻德黑兰的美国领事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们弄到了下一步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那时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实在太糟 （正像 陈纳德将军所预测的那样），虽然阿拉伯官员接待彬彬有礼，但他们被告知德黑兰的阿拉伯联盟已决定暂时不再给任何美国人发签证，包括过境签证，他们的旅行计划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起码有那么几分钟。于是他们决定绕过在火药桶上的中东，改道土耳其，而且也拿到了过境签证。他们改变原始计划向北到伊朗——土耳其边界，经过到埃尔斯伦的一道道的隘口和山路，朝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和以金号角而著称的伊斯坦堡城前进。
纽曼和克莱瑞丝在德黑兰派克旅馆里的一个舒适的暖气旁边坐着，吃着枣子和无花果。西普斯蜷缩在脚边。他们商量着回到美国以后干些什么。1947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此刻他们心照不宣，但两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等到了地中海之后，“瘦马”就算开到尽头了。
尽管纽曼很喜欢西海岸的生活方式，喜爱他以前的工作、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同事们以及西海岸的天气，他们还是决定不回加州。克莱瑞丝在桑塔莫尼卡海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度过的3个月正好是冬天，不是雾就是雨。她主张他在东海岸找个工作。固然大多数的大飞机工厂都设在西部，但是飞机发动机公司，像通用电气、西屋、普拉牡惠特尼和柯蒂斯·怀特公司都坐落在东部。克莱瑞丝知道电器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布瑞芝波特市有一个工厂，制造小型家用电器，因此他们从德黑兰寄了一封航空信给在市市的通用电器公司，请他们向制造喷气发动机的工厂转达他的求职要求。不必急于回答，纽曼写道，因为在回美国工作之前，他还要“补3个月轮胎”，他给了通用公司一个回信的地址。
当他们离开德黑兰温暖而舒适的旅馆时，外面下着大雪。他们再度把车捆绑妥当，用他们已匮乏的资金仔细地选购了罐头食品，葡萄干和干果，向土耳其边境前进。他们没有除霜器也没有自动去雨刷可以刷洗挡风玻璃上积结的冰和雪。路标清楚的高速公路上，除了一辆伊朗陆军的卡车朝着同一个方向行驶以外，他们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尽管4个轮子都装上了链条，“瘦马”仍几次陷在两英尺厚的雪堆里。他后面的军用卡车上有20个友善的伊朗士兵，他们穿着暖和的冬季军装，带着铲雪的铲子，为了帮他们把陷住的吉普车弄出来，开车的速度比应有的慢多了。
当他们到达离土耳其边境不到100英里的大不里士时，天已经黑了，此时正是1947年圣诞之夜。一位警察坐在“瘦马”发动机车盖上，指明他们在哪儿可找到一家旅馆和美国领事馆。热情的小旅馆为他们的到来，铺下了欢迎的地毯。当晚，他们去拜访了美国常驻官员，两位年轻的领事官员正在讨论应订购哪些电动玩具火车的零件，以便在这“远离上帝的地方”有些事干……。两位官员说出了他们正担心的事情，由于20英寸深的雪，向北进入土耳其和安哥拉的惟一的道路正式封闭了。怎么办？要就在大不里士“冬眠”4个月，要就向南穿过整个伊朗，开到波斯湾，或者向正西越过一座高山到伊拉克在摩苏尔的油田。他们还从美国人那里得知大不里士有一个伊拉克领事馆，干嘛明天不去试一试？说不定在如此偏远地方的伊拉克领事，还没有听说阿拉伯联盟禁止为美国旅行者签发过境证明的事。
他们决定试一下运气。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军车面目，他们把“瘦马”
留在旅馆，租了一辆俄式卜马拉敞篷车、到了伊拉克领事馆。这天恰是圣诞节，1947年12月25日，伊拉克的领事亲自来开门。他身着西装，是个和蔼可亲的样子，法语讲得很好，惟一不足是显得有点孤寂。克莱瑞丝用法语向他讲述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旅行的情况，由于大雪堵塞了到土耳其道路，看来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能通行，并想听听他的忠告。这位受到奉承的领事劝他们经伊拉克去欧洲，尽管这样做将会偏离他们的原订计划一千多英里。当他们告诉领事他们是美国人，在他的国家里是否不太安全时，领事倒来劲儿了，坚持说可以给他们提供自大不里士以西200英里的摩苏尔油田到巴格达的伊拉克过境签证，而且分文不收。
推辞再三，盛情难却，他们“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好意，领事在他们的两本护照上签字的过程中，还给他们端来了美味的糖果。他们和他周旋了足足4个小时。在等待护照盖章时，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们担心他在办公室会不会给在德黑兰的上司打个电话。拿到签证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电影院式的暗淡集市去观光，一行行的网状货摊，用油灯照明，缠着头巾的小贩光着脚坐在波斯地毯上，叫卖银器、波斯服装、食品、成匹的毛料……
第二天朝阳初起时，他们向西到乌米亚湖南岸，朝摩苏尔城前进。
领事馆对于最近阿拉伯联盟不再为美国人签发任何过境签证的决定一无所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突破。不过他的“一无所知”更配合了他对如何能在2～3英尺深的雪中，从大不里士开到摩苏尔也毫无常识。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希望德黑兰和大不里士之间的通讯联络，慢得足以使他们的吉普车能从容地通过伊拉克边境。
在这次旅程中，“大雪”第四次给他们添了麻烦。乌米亚湖南山区里的雪又大又深，没有任何标记指明道路应在何处，在马哈科德同伊朗当地的司令简单交谈之后，他也成了他们当晚的主人。他们不得不折回到大不里士去，此项决定绝非易事，几乎是整个旅途中最重大的一次。
或者他们所冒的风险太大、除了中途更换轮胎，他们要不停地开车36小时，又到离德黑兰50英里的地方，然后急转，上了惟一的另外一条通往伊朗西南哈马丹市的公路。路上有重型油车通过，把雪压踏实了。天黑之后无人开车。
在他们马拉松似开车的第一阶段进展得还不错，以每小时15至20英里速度，艰难地向前走。但到午夜不久，他们离哈马丹尚有8小时的路程时，他们的吉普车突然开始失去马力。他们面临着自从离开曼谷以来第一次纯属发动机的故障，l分钟之内，发动机完全停止了。刺骨的寒风在呼啸，雪下得很大，他们被困在与伊拉克边境平行的荒芜的札格洛斯山中，足有8 000英尺的标高，一片漆黑，没有动力没有热，路上也没有任何一辆其他的车。
为了生存，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冻死之前，纽曼得让忠实的“瘦马”
再次开动起来。他打开发动机盖，把前灯中的一个转向后面 （原来吉普 车前灯安装在一个绞链上，以便向后照到发动机舱），他用冻僵了的手指卸下了管子接头，检查了燃油泵和通向汽化的燃油管路，然后用手摇柄转动发动机。燃油从松开的接头处流了出来，这样可以肯定毛病是出在汽化器里面了。在冰冷的狂风中，冻僵的手指简直握不住螺丝刀。他卸下了汽化器的油槽盖，松开了几个细微的电线卡子，把它们放在吉普车挡泥板上。在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下，他发现汽化器油槽里有一个小冰球，这是水凝聚的结果，他们有一线希望，但愿这是问题的症结，纽曼取出了冰球，重新装好汽化器。他惊恐地发现那两个小卡子不见了，风把它们吹下了挡泥板，掉进了地上的雪里。这时已是后半夜了，他筋疲力尽，浑身发抖，拼命在松软的雪里找那两个头发夹子那样厚却短得多的小卡子。
纽曼用手电筒照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终于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他只好剥开吉普车尾灯，截下一段电线做第二个卡子。奇迹发生了，他把油箱里的冰冷汽油从油管里吸出，并输到打开的汽化器进气口里，很快地再次接通管路。克莱瑞丝把电门打开，纽曼用他所能聚集到的最后一点气力猛转摇柄去起动“瘦马”，……发动机转了！当吉普车再次蹒跚向前时，没有言语能形容那种如释重负的高兴劲儿了。发动机转动得很平稳，排气管开始暖和他们的脚，他们不再发抖了，很快便沿着雪山山脉顺坡而下，开向温暖的伊拉克。纯属走运，他想是……。
为何如此匆忙？他们是不想在大不里士的伊拉克领事有和他在德黑兰的上司联系的机会，告诉他们他已经给美国人和狗批了两个过境签证。这可能会导致伊拉克边境的卫兵阻止他们。他们还不知道领事是察觉他的下属在他们护照上，错误地指定了靠近南边的进入伊拉克边境的通过点，恰是他们现在要利用的地方。边防警卫例行公事地检查了签证，过期的暹罗汽车三联单，以及错的发动机号码等等，显然他们对阿拉伯联盟的决定一无所知，甚至请他们住在警卫室里，他们接受了，并作为伊拉克军方客人逗留了一夜，边防警卫曾警告他们切勿在夜间旅行：“歹徒会杀死你们并抢走你们的吉普车！”
1947年12月31日，他们渡过了巴格达城外的底格里斯河，住进了赛米瑞米丝旅馆。他们在酒吧里喝了点酒来庆祝新年，但实在太累了，无心去参加庆祝活动。
1948年的第二天，他们驱车离开既定路线200英里，去踏寻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们敬仰这些“砖块”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著名的浮雕。
棕榈树，明媚阳光，繁花似锦……多好的新年开端！“瘦马”飞跃过幼发拉底河上的桥梁，向800英里的哈希姆约旦王国前进。他们在巴格达时已经申请到了签证，还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签证，但没有去申请穿过巴勒斯坦的英国过境签证。
从这里到埃马佛瑞克是几百英里的单线柏油马路，松软、发热的沙丘一个接一个，就像在《阿拉伯的劳伦斯》那部电影中一样，一直延伸到目光所及的尽头。阿拉伯美国公司带着方格头饰的工人，正在铺设经埃马佛瑞克到巴勒斯坦海法的一条大输油管道。在那个沙漠的城市，他们不得不选择是向北开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还是向南到约旦的首都安曼。他们把“瘦马”的速度增到每小时25英里，顿时觉得像在飞一样。
仍然是每两小时轮换一次前轮驱动，他们拉出手动油门杆。把挡风玻璃推倒向前，沐浴在暖风之中。威利发动机工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在3个加油站驻足，无例外地被邀请住在美国经理设在棕榈树绿洲之中、带游泳池和空调的客房里。
他们又生活在西方世界里了。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已被甩在身后。
在暹罗和缅甸奋力穿过丛林的艰苦，在阿富汗和伊朗的冰冻天气里的挣扎，似乎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的体重大大减轻，过去的几个月中，过着地球上最原始的生活，现在感到像百万富翁一样。西普斯仍和他们吃的一样，水果、香蕉甚至还有桔子。每当他们短暂地停下来替换开车的时候，它都跳出去寻找更好一点的食物，但哨子一吹就回来了，跳到它在变速器上的座位上，而且肯定的在想“等一会又会碰到什么”？
在穿过约旦的路上，他们跟上一辆满载着阿拉伯人的卡车，他们挥舞着黑色的旗子和步枪，还举着标语牌，写着“巴勒斯坦志愿军”和“犹太人必死”。在安曼城外能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地方，他们被阿拉伯军团士兵所设的路障挡住了。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国装备并且由英国将军拉布·帕沙指挥的为数不多的约旦部队。带有红白方格头饰的阿拉伯士兵，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签证。有三次他们被问到是否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回答：“不，去安曼的美国领事馆。”
他们说了一声“好了”，便让他们过去了。
在安曼的市中心，他们到邮局询问美国领事馆在哪儿，那里的人告诉他们美国从来没有承认约旦，因此在这里没有设领事馆……，这使他们目瞪口呆。怎公办呢？流言在中东散布得很快，一群不友好的人已聚集在吉普车的周围，约旦人向“瘦马”逼近，流露出一种敌对的神情。
他们坚定而有礼貌地通过了人群，并住进了埃拉什德旅馆——安曼中心惟一的旅馆。纽曼还理了个发，当理发师拿起一把10寸长的剃刀刮他的脖子时，他真是提心吊胆。他们担心吉普车和车里面的东西，旅馆经理劝他们雇个人看着东西，他们这样做了。
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迅速通过阿伦比桥，跨越介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历史性的约旦河。边境离这里有20英里，地势低于安曼3 620英尺，海平面以下627英尺！没有英国签证，他们仍希望能够设法靠“说服的力量”来渡过阿伦比桥，他们从旅馆里出来假装先向回走，朝玛弗里格主方向开（来愚弄敌意的人们），然后猛然将“瘦马”调转180度，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穿过安曼城，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向巴勒斯坦边境开去。
出了那个城市之后是多么欣慰呀！那是一个晴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安曼鸟瞰约旦盆地和死海，以及远处的侏定山，一切是那样的美丽。弯曲的道路经过一块写着“进入海平面以下”牌子，附近另有一块石牌，上面记载着摩西在那里打去岩石，而水是从那里流出来！又过了1英里，他们接近了约旦河，狭窄的、奇妙的小溪在柳树之间流着，当他们最终看到阿伦比桥时，他们想已大功告成。但是，意外的事情毁灭了他们梦想的美景，那儿没有他们可能说服而让他们通过的卫兵。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人已在他们和沿此路向前300码的英国边防警察之间，设置了两个路障。除非冲过约旦卫兵和带刺的铁丝网路障，别无他法。倘若成功则一切如意，倘若不成功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他们要做出的另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惟一现实的方案是返回敌对的安曼，尽快找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并请求保护。
“瘦马”毫无疑问地爬回了安曼。他们第二次匆匆驶过市中心，碰到几次红灯，后面跟着的人群呼喊着反美口号。他们找到了皇家空军的兵营，那里的卫兵一看到他们的吉普车盖板上的皇家空军徽章，就掀起了拦门的杆子，然后又迅速地放下，把跟着来的人群拦开。皇家空军司令道森少将邀请他们住在空军基地的家里，直到他们把情况搞清楚为止，他们同他以及他可爱的妻子商议如何离开安曼到巴勒斯坦去，这时候西普斯已待在皇家空军的厨房里，并把那儿当成了它的总部。道森少将建议把“瘦马”丢在安曼，由他派一架皇家空军飞机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但他们犹豫不决，他们不愿把“瘦马”——他们忠实的吉普车就这样扔掉。他们随后同意由空军少将飞往巴勒斯坦首都，给他们拿到英国过境签证。然后他将为他们提供一支武装的卫队，帮他们通过阿伦比桥去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
4天之后，一辆装甲车打头阵，他们的吉普车由一名皇家空军的中士开着夹在中间，一辆运兵车载着英国士兵为他们殿后，离开了在安曼的皇家空军兵营，向巴勒斯坦开去。约旦人迅速地移开阿伦比桥的路障，两边的边防卫兵都行礼致敬，毫无检查就让他们的小车队闯过去了。阿拉伯人设在巴勒斯坦东半部的路障没有人值班，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犹 太人在安息日是不会去开车的）。几小时后，他们就进入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了，到了在国际区的美国领事馆门前。
那时，美国领事罗伯茨已从耶路撒冷的英国行政官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情况。他在领事馆门前等着他们，给予了友好同胞最真诚的欢迎（他们后来听说几周之后，他被阿拉伯的狙击手从领事馆对面的墓地后射出的子弹击中而死）。罗伯茨警告他们不要去尝试从3 000英尺高的耶路撒冷向下到海平面的特立维夫去，因为在那65英里长的高速公路上，靠近巴布峡谷后有一段狭窄地带，公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这一带是阿拉伯狙击手出没之处。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英国人正忙于控制从地中海到耶路撒冷的惟一路线。他们置领事馆的忠告于不顾，几天以后又启程了，雄心勃勃地要闯一下耶路撒冷和特立维夫中间、巴布峡谷城外的任何阿拉伯人所设路障。还没有到那么远，出城后仅10英里，他们就遭到了伏击者的射击。一个0.30口径的子弹砰的一声打中了“瘦马”，在最后一个备用油桶后几英寸处，弹头掉到旅行打字机盒里，谁也说不上开枪的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英国人，纽曼急速地调转车头，以“瘦马”爬坡最快速度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既然已经安全地开车穿过了整个亚洲，在这多彩多姿旅行的最后时刻，如果被人杀了那可太不值得了。可以就此止步了，他们都这样认为。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在邮报上登了一则广告，2天之后就把吉普车卖给了美国波太施公司，恰好卖到10 000英里之前在香港买车和装轮船所付一样多的钱。
他们在环球公司飞巴黎的下一班飞机上订了2个座位，飞机4天后将从孟买飞来，然后他们上了3辆带装甲的汽车队。为了给6个带轮胎的备用轮子腾地方，车上座位都拆下来了，以便正常通过路障运行，到达特拉维夫。此行绝非一帆风顺，车队在巴布峡谷遭到了袭击，一次短暂的战斗是用锯掉枪柄的布朗式轻机关枪和手榴弹展开的。年轻的犹太姑娘把武器藏在她们裙子下面或从宪兵那里弄到的外套里。犹太男人从他们所乘的那辆铁甲车后窗户向外开枪 （姑娘们藏武器是因为英国巡逻 兵不搜查她们）。阿拉伯人用冲锋枪在他们通过拉莫拉赫之前打瘪了每辆车的6个轮胎，他们中有一个乘客的脖子被擦伤了，幸好人不会致命。
汽车驾驶员们一刻不停 （尽管轮胎全瘪了），直到进入友好的领土，助 手们才把车停下把备用胎换上。离开耶路撒冷之后5小时，他们到达了特拉维夫市凯特·丹旅馆。
他们的机票是美国环球公司“星座式”飞机经雅典和罗马到巴黎，每周一班的最后几次飞行中的一次。所谓最后，是由于3个月后英国将停止托管巴勒斯坦，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不安定，美国环球公司已经宣布它不再飞往特拉维夫了。为了把西普斯搬弄上从特拉维夫到巴黎的飞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耶路撒冷订机票时，并没有提到硬毛猎犬，对他们来说是理直气壮，但美国环球公司在特拉维夫的人，会不会让这样大的一只狗在客舱里和他们一起飞行呢？ （这架飞机的行李舱是没有增压设备的）在飞机从孟买飞来以及离开这里到雅典之前，有两个晚上他们让“西普斯先生”在他们房间里，睡在一个大的棕色行李袋里，头伸出来。克莱瑞丝从市中心环球航空公司办事处，拿了一大把环球航空公司的行李牌，又在行李袋上缝了几个这种硬纸板做的行李牌。
他们扔掉了所有穿破了的衣服。所以，他们除了手提行李和“西普斯先生”之外，就一无所有了。
当他们到达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行李，纽曼的胳膊下挟着装狗的行李袋，它的头伸在外面，当班的阿拉伯籍雇员把他们拦住。
“他们不能把狗带进客舱！”
“喂！”纽曼回答：“我们用这个环球航空公司的‘狗飞行袋’，带着它世界上那儿没去过。我们刚刚和它一起从中国到这儿来，你看我们的护照，它仅40磅重，比两位旅客行李的限量还少20磅。”
环球航空公司的雇员检查了他们的护照，看到许多签证。他根本就没想到他们经过所有这些国家可能根本没有坐过飞机。他让他们过去了，还说：“环球航空公司‘狗飞行袋’的规定一定是新颁布的，他还没有听说过。”他表示歉意，并在机票的行李重量栏下写着“（1）40磅，硬毛猎犬”。
到空中后，他们把狗从袋中放了出来，乘客们和驯服的西普斯玩了起来。
在罗马机场，当飞机在滑行进站时，克莱瑞丝问纽曼是否去过这伟大的城市。他没去过。既然如此，何不留下来，再乘下周飞机到巴黎，至于这只狗，罗马机场会有美籍环球航空公司经理，他定会比特拉维夫的那家伙更通情达理，他响应她的提议。
无论如何他们就这么干了。他们走下飞机的舷梯，西普斯躲在纽曼挟在胳臂下面的行李袋里。在第一流的“罗马”旅馆里他们找好了房间，并且在黑色大理石浴盆里给西普斯洗了个澡，他们把狗用皮带拴着，带着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漫步，多美好的一周啊！当他们在梵蒂冈大教堂内浏览时，一位瑞士卫兵照顾西普斯，他们出来时，西普斯刚刚吃完卫兵给它的三明治。他们还去了罗马圆形剧场和安伯托国王的巨型纪念碑。不管到哪儿，西普斯总是跟随左右，意大利人很喜欢它。
从罗马出发的关键时刻到了。来自环球航空公司驻机场的美国经理的麻烦是他们预料之中的事，“这样不行……等等……等等”。
“凭什么？我们带着这条狗已同游了许多国家了，而且刚从特拉维夫搭机过来，……你看机票！”
这位环球航空公司的美国职员看了看，的确是那样写的，行李重量：
（1）40磅，硬毛猎犬。“请原谅”，美国人道歉说：“我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这种狗飞行袋。”
纽曼夫妻和“西普斯先生”又进入了蔚蓝的天空，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罗马到了巴黎。
在巴黎，狗跟他们住在一起，坐在街道两侧餐厅的桌子下面，参观了星形广场和埃菲尔铁塔的塔顶。西普斯在一家叫帕姆·帕姆的美国餐馆庆祝了它两岁的生日。在那儿，穿着洁白无瑕的工作服，戴着高帽子的法国厨师，当着一群鼓掌欢迎的顾客们，在餐厅中间的地板上给它端上了一碗浓汤。
他们从巴黎飞到纽约的钱不够了。乘船要便宜得多。他们订了法国De Grasse船的舱位，从法国在大西洋的哈弗尔港到纽约。从他们住的旅馆到巴黎中心开往码头的火车站，尽管预留了足足2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差点错过了到哈弗尔的火车。1948年初，巴黎为数不多的出租车，而且好像每辆都有了顾客。为了吸引任何过往车辆让他们乘坐，他们站在便道上，拼命挥舞着他们旅途中剩下的全部外国货币。一辆满载木桶的啤酒卡车停了下来，当纽曼把西普斯举到啤酒桶上，并急忙跟着爬上车去时，克莱瑞丝迅速地爬到了前面司机和助手之间。当卡车在巴黎挂得不太高的交通灯下飞快行驶时，他们不得不尽量地把头往下缩。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车站售票口跑到了火车站的月台。只差几秒钟就没赶上和船联运的火车。
一登上De Grasse船，在12天的海上航行中，除了每天两次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外，“西普斯先生”就待在船上厨师隔壁的狗窝里。3月暴风雨季节的大西洋，一路是惊涛骇浪，船在巨浪中颠簸，就像在两年半以前乘运兵船从印度回到美国时一样，纽曼又晕船了……
在纽约移民局的官员想留下西普斯做6个月的入境狗的隔离检疫，但是他们有一份上海领事馆发的狂犬病证书，除狗和兽医院的名称外，全部用中文印刷，盖有奇特的红印章和印花税。他们以这份文件说服了官员——当然他看不懂，声明该狗可不经检疫就进美国。
他们又回到了美国，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中央火车站，但他们又不得不在半路上停下来。“西普斯先生”竟然在纽约的出租汽车上晕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