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之子（2/2）
《巴甫洛夫》作者：巴甫洛夫 2017-02-13 12:09
趟水。
救这些狗可真不容易。水已经没过门，狗就在天花板下面游着。为了把狗救出来，首先得把狗没入水中，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从房间里向门外拉。
最困难的是把狗没入水里，它们竭力挣扎，怕把它们淹死。
“一场极不寻常的水灾，”巴甫洛夫写道，“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观察和研究狗的神经系统在非常强烈的外界刺激的影响下，产生长期的病态的情况。离实验室大楼250米远的动物住所进水了。面临可怕的风暴、汹涌的恶浪，在大浪猛烈冲击建筑物时，在树木咔嚓哗啦的断裂声中，我们迅速把这些狗分批送到实验室的二层楼上，在那儿这些狗和一些习惯的伙伴呆在一起。显然这对所有狗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抑制作用，因为在这时并未发现它们之间有像平时那样的打架现象。有一些狗在狂风恶浪过去被送回原地之后，起先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另一些狗，就是那些属于抑制型的狗，在这之后则表现出神经有病，而且延续时间相当长。”
上面一段是在事后记录下来的。可当时木筏一个接一个地渡过来，狗从上面跳下来，飞快地爬上楼梯，远远地离开洪水，在那里已经没有危险了，它们抖落身上的水，舔着自己的身子，整理自己的毛。巴甫洛夫挨个地走近，抚摩安慰它们。在他的抚摩之下，狗快活地摇着尾巴，还想舔他的脸，这当然是狗的语言，用来感激和报恩的最高表示。
又开始了试验和研究。同时也研究水灾中获得的资料。有一只被救的狗，以前在强烈的声音信号下很贪食，但现在却发呆了。这引起了巴甫洛夫的兴趣。他认为这里有某种规律性，于是想出了一个最有趣的试验。他把这只狗放在房子里，它安静了下来。可不一会儿就警觉起来，往上窜，目不转睛地盯着门，水从门下渐渐地漫流开，狗就慌乱、嗥叫，开始往墙上跳。水不流了，狗又安静了。这时放出了强大的声音信号，通常会引起唾液分泌反应，但这次反应没有随之而来。于是又给了一次弱音信号，立刻从唾液腺里滴出唾液。
这一试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催眠作用的效力。
“弱刺激起作用，强刺激反而不起作用。这难道不就是那‘反常’期吗！”
巴甫洛夫明确指出，“也就是催眠暗示。微弱的条件刺激，也就是催眠者的轻微话语声，能够克服人最强烈的机体痛苦，这不正是那个所谓的 ‘反常’ 期吗……”
对经历过水灾的狗的观察，使巴甫洛夫创立了著名的外伤性神经官能症及试验神经官能症学说。
于是又不断地试验，不断地观察。
“这种狗的神经官能症我们可以像烙饼一样制造出来”，巴甫洛夫说，“半分钟超强刺激或抑制和兴奋的意外相遇和搏斗——你就可以得到狗的神 经官能症！而这类事人是能大量遇到的，生活本身经常给人制造这类事。”
精神病学家认为，痴呆低能根源是大脑里破怀性的变化。巴甫洛夫推翻了这一观点，他断定，这是保护性抑制过程的结果。
这些观察、试验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于精神病患者。从此开始用睡眠的方法，用镇静和安宁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治疗。
10. 前面永远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
新的生活秩序顽强地闯进了社会各领域，自然也触及了科学界，触及了军医学院。巴甫洛夫在此任职忠心耿耿50年。这些年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但高兴的事毕竟多得多。讲课是他最得意的一项学术活动。在生理学上有什么新的成就，都从军医学院的讲台上传播开去与他人共享。来听他讲课的不仅有大学生，而且有他实验室里的全体同事。在他们面前他喜欢就试验的结果抒发自己的遐想，从这座讲台上他公开了自己的许多发现。
可是他现在离开了讲台，不是因为年迈，也不是因为人们对他讲课失去了兴趣，不是的，他的精力是满够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他对高等教育的某些改革不满有关。教研室对科学研究工作加以限制，又大大增加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他曾写道：
“正确的思想最终会占上风。高等学校不仅需要教师，而且需要主持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否则我们的高等学府就会变成中等学校，那我们便会失去高等学府，落后于整个文明世界。”
他离开了讲台，但并未弃之不顾。他把它转交给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奥尔别利，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实验室。时间不等人，已经76岁高龄了，而面前还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完成。
水灾之后，科学院的实验室也完全不能用了。在图奇科夫沿岸街另拨了一栋住所，地方很好，但不够用。为了进行大规模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需要一个研究所。于是巴甫洛夫在1925年11月23日上书给苏联科学院，提出“改革的意义和目的，包括建立科学院所属的科学研究所，它的作用：1）组织和领导生理学的发展，其方法是积极深入研究其各个学科，以达到完成科学院最基础的任务，即组织领导和发展科学；2）培养高水平的生理学专门人才，以便他们日后能在我国大量的生理生物实验室及研究所中促进生理科学的发展。”
这个研究所于1925年12月5日成立了。
现在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是把每一分钟都奉献给科学，他心爱的生理学。生命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但前面是充满经验和智慧的生活。
“多美的景色！就是天天看，也看不够！”巴甫洛夫对阿诺欣说。他们刚从生理学研究所出来，沿着河岸街向七号路的房子走去。
他停住脚步，欣赏着北边水彩画般的辽阔天空。涅瓦河对岸城区上空，晖映着金色的尖顶和天使，宽广的河面上，清澈的河水带着金属的反光流向那晚霞映红的海湾。
“是的，我们城市的美景是迷人的。我去过多少地方，可哪儿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景色。巴黎、罗马，它们怎能和彼得堡媲美呢！”
阿诺欣和老师并肩而行。同事们已成习惯：每次要护送巴甫洛夫回家，以免发生什么意外。他是否猜到这是专门护送他？也许他是真的相信了他们所说的，大家都很想在路上和他聊天？不过他总是很高兴地同意他们伴随。
走不多远，巴甫洛夫回过头望着研究所的大楼。
“瞧，过去只有一个生理实验室，可现在有了一座完善的苏联科学院生理研究所。”
“你的一生是了不起的，巴甫洛夫，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呢？”阿诺欣说，“不是吗，在你面前，更确切地说，和你在一起的学生和助手成了伟大的学 者，你创立了俄国生理学派。”
“是和谢切诺夫以及我的许多同事一起。是的，做了一些事。我们做到了将整个不可分割的动物机体，而不是它的一半置于生理学研究的强大威力之下，这当然完全是我们俄国对世界科学和全人类的思想无可辩驳的功绩。”
“这样的书太需要了。”
“可能的，可现在哪里顾得上干这个……要说需要，是需要的。有这么多不同性格、不同才干、不同爱好的人。你看，这一切显然都在重复着。现在我经常看到某个新的工作人员像过去的某某人。大概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能很容易地预言每个人的前景。”
“这太有意思了！你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谢切诺夫不是留下了著名的《自传笔记》吗。”
“这是本很珍贵的书……我终生记住了牛顿的话：‘我永远觉得我像一个在海边玩耍贝壳的小孩，可展现在我面前却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讲这话的牛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人。是的，我们面前是有待认识的知识海洋。我们还只是刚刚迈进伟大发展的门坎。其实，我早就想写本书，如果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写。你想一想，一个科学家，如果他想成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辈子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应该立刻用事实和证据来证明它。如果他想不失去自己学者的声誉，他就没有权利讲还未被证实的猜测。然而学者的内在含义仅限于此吗？他那丰富敏锐的直觉、猜测、深邃的想象是否会和他一起毁灭呢？是的，要让这些未被证实的思想写在书里。只要是科学的幻想不脱离实际，只要它永远和这种实际联系在一起……
我明白，书是需要的，这部像一种 ‘绝笔’的书是需要的，但我远远顾不上 这些事。”
11. 成功的手术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治病。“它自己会好的！”可它自己没有好。嘴上长了个疖子，肿了起来。
“瞧，多讨厌的东西！我是不是很好看，啊？”
“我看这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谢拉菲玛说。
晚上，外科医生格列科夫教授来了。坐了一会儿，说他全家都到别墅去了，于是他“顺路来串门”。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还可以顺路来这儿。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晚上又来了。为这点小毛病，肿起了嘴唇，就不能去实验室，巴甫洛夫感到遗憾。“这样的一副嘴唇，不是要让人笑话吗？”
晚上谢拉菲玛感觉到有问题，就问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你一天来我们这儿两次，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秋天我们医院来了一位年轻医生，是个健康快活的小伙子。
他让我们看他嘴上的疖子。我们这儿的外科医生进行了会疹，给他开了刀。
可末了，两个月后他就死了。脸上长疖子会有这样的结局……你继续给他热敷，而且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外出。”
这次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可是有一次肝区感到刺痛，然后就经常出现剧痛。疼痛过去后，巴甫洛夫情绪很坏，没有精神，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忧郁地看着窗外秋天的落叶。
“真不凑巧，早点也好，晚点也好，可偏偏就在这时候，正是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时候。真遗憾！”
“我去请医生，一切都会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好。我有最不祥的预感。脑子里尽钻进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都是因为现在脑子太清闲了。玩一会儿 ‘傻瓜’怎么样？” “如果你想玩，我去找维亚日林斯基和卡缅斯基，他们来可以凑成一局。”
巴甫洛夫活跃起来。
“去叫吧，不要去找医生。一会儿就过去了。玩‘傻瓜’定在晚上9点。”
晚上，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9点时，响起了门铃声。巴甫洛夫来到外屋。
“好样的！正9点！请到桌子那儿坐下吧。”
维亚日林斯基博士和药理学教授卡缅斯基来到挂着许多幅画的客厅。这是巴甫洛夫最后一次的热烈情绪。
喝过茶，10时正，巴甫洛夫说：
“准备行动！”
这就是说，要大家转移到另一张桌子上去。玩牌开始了。
然而，喝热水也好，热敷也好，玩“傻瓜”也好，都未能解除病痛。当时在列宁格勒正在举行外科医生代表会议。格列科夫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著名专家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马尔登诺夫、罗扎诺夫来为巴甫洛夫会诊。
巴甫洛夫出来迎接他们。
“请原谅，我不能招待你们了。请宽衣，请进。请坐，请坐。会开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趣的事儿太多了，”格列科夫回答，“可是，巴甫洛夫，我们这次来是另有目的的。你的手术料想会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请德国外科医生。”
“这是为什么？我根本不认为德国医生会比我们的高明，”巴甫洛夫立刻表示反对。“这里荟萃着我们外科医生的精华，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由德国医生来给我做手术，我明白，由我的朋友格列科夫、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罗扎诺夫做手术是不轻松的。你们的友好情感会，或者说可能会发生影响。我给自己所熟悉的狗做手术，我也是心情不愉快的。可这儿和你们一起的还有马尔登诺夫教授。关于你，马尔登诺夫，我听到过许多赞扬的话，今天是第一次和你见面，因此我请你来解除我身体内的隐患。”巴甫洛夫痛苦地皱了皱眉，“对不起，我现在站坐都很困难。”他走到办公室，歪歪斜斜地，比平时跛得更加厉害了。
“我赞成巴甫洛夫的决定，”格列科夫说。
“我服从，”马尔登诺夫微笑道，“我是来参加会的，却意外遇到了难题！”
于是立刻决定，毫不延迟地把巴甫洛夫送进奥布霍夫医院。为了让他更安心，就在旁边也给谢拉菲玛安排了一个单间。
在去医院的途中，以及手术之前，巴甫洛夫都感到精神很好，深信手术一定成功。
马尔登诺夫手术主刀，助手是格列科夫和他在军医学院多年的同事费多罗夫。手术进行顺利。格列科夫兴奋地跑到谢拉菲玛跟前，把一块鸽子蛋大小的石块给她看。
“一切都很顺利！”他说，“取出了这么一个小石块。我们6只眼睛查看，没有见到任何癌的征兆！现在只是要恢复就行。”
谢拉菲玛高兴地哭了，划了个十字，双手紧紧握住格列科夫的手。
“不是我，不是我，应该感谢马尔登诺夫。”格列科夫说，他的激动不亚于谢拉菲玛。
巴甫洛夫恢复得很快。这大概得归功于他自己。他平时一有不适，便注意观察自己。有一次夜里，他请值班医生给他打一盆冷水来。
“作什么用？”医生问。
“我习惯洗冷水浴，从童年直到今天。可现在要不洗就会妨碍我恢复健康了。你去打吧，去吧。”
“但愿你不是打算洗澡吧？”医生略带不快地玩笑道。
“你怎么啦？你以为我在说梦话？还是发疯？去打水吧。”
水打来了。巴甫洛夫把一只手放在水里。
“瞧，我要借点外力。你是知道的，我病得很虚弱，体重轻了一普特半，我甚至说话都没有力气。我躺在这儿想：到哪儿去获取力量呢？外表皮层很弱，我得给它点外力，到哪儿去找呢？就在皮下。一切最强烈的情绪都和皮下有关。从童年时起我就和水、河流打交道。这就是一切。总之，我的最强烈的情绪都是和水、和水的哗哗声、和水的形象有联系。”他用手在水里搅了一下。“还有温度刺激。瞧，这会儿我正在借助外力：这种洗濯刺激大脑皮层下神经，它们又不断刺激皮层。”
他不断地进行自我观察。经常有同事来探视，有同志们来访。都知道他喜爱鲜花，因此都带花束来。可他不肯接受，说这是摧残花朵，扼杀它们的生命。后来他们就送花盆。他请玛丽娅每天来看他，以便向她报告自我观察的感受。最后她写了一篇论文：《手术后的心神经官能（包括患者本人巴甫洛夫的部分分析）》。
出院的前一天，巴甫洛夫给所有能自己起坐行动的病人做了报告，内容是关于医生、护士、助理护士为挽救病人生命的伟大而崇高的劳动。报告结束时他深深向大家一鞠躬。
“我向使我身体康复的全体医护人员致谢。没有他们的治疗，我也许已躺在坟墓里了。感谢医护界的全体人员。”
他兴奋、激动地回到家。儿子沃洛佳帮他脱掉大衣。巴甫洛夫一走进客厅就看见格列科夫、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马尔登诺夫、克拉斯诺戈尔斯基都在那儿。他由衷地高兴，向大家问好，深情地和马尔登诺夫握手。他扫了一眼挂满墙壁的那些心爱的画。其中既有原作，也有画家本人的复制品。
有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马科夫斯基、谢罗夫、瓦斯涅佐夫、杜波夫斯基、亚罗申科。他脸上现出了明快的微笑。
“活着是多么高兴啊！能看到这些鲜亮的色彩！”
这时，太阳透过云层，照亮了房间。巴甫洛夫清癯的面孔显得更加明亮和欢快。
“好了，现在可以工作了！”巴甫洛夫说。
“现在还不行，”格列科夫对他那洋溢的热情泼了盆冷水。“巴甫洛夫，为了彻底恢复健康，你必须到卡尔斯巴德休养了3个月。”
“要3个月？不，这不行！我这已经不知损失多少时间了。我有极重要的研究，而且在科尔图什还在建设实验室。”
“你一定得去，”纳帕尔科夫严厉地说。
“没有必要！”
“不要孩子气，巴甫洛夫。需要去，非常非常需要。否则还可能有续发症，”费多罗夫补充道。
“唉，亏你们还是教授，难道不明白，现在对我来说，最好的药物就是工作。真的，研究工作者毕竟比实践者高过一百个头！”
“随你怎么去贬低我们，但你还是非去不可，”马尔登诺夫笑着说。
巴甫洛夫锐利的目光望着他。
“好吧，我去，这只是因为，可以说，你救了我的命。不过我不能去3个月，只去1个半月，不然我就不去。”
“好吧，好吧，我们同意，”格列科夫叫了起来，“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会不去的。”
“请大家到桌旁就坐，”谢拉菲玛邀请大家。
1927年那个夏天，卡尔斯巴德气候宜人。巴甫洛夫经常散步、洗澡，身体日益强健，一个半月后回到家时，完全健康了。
12. 琐碎事太多
他不在家时，积存了大批的信件。巴甫洛夫在整理信件。
阿诺欣来了。
“简直没办法，没完没了地给我来信”，巴甫洛夫对他说，“都以为我是医生，而且还包医百病。你瞧，有一个人信里说，他为病态的羞怯所苦恼，要求帮他解除。这不能不回信。我是这么答复的： ‘病态羞怯不是根本性的 缺陷，而谦虚是最高尚的美德。’主要是，他应该相信这一点坏处也没有。
我想他会相信的。可是，你瞧，这么多的信！许多信我不能回答，可他们在等着回音，怎么办？而且，人们还在写信，还在不断地寄来……怎么样，你都准备好了？走吧，就去库依莫夫那儿。我吩咐给了他一条 ‘新’狗，可他 的经验还少了点。”
他们来到库依莫夫的实验室。他旁边站着一条大狗。
“喂，库依莫夫，你给它取了个什么名字？”巴甫洛夫问。
“图奇卡。”
“好，图奇卡就图奇卡吧。开始吧。”
库依莫夫拦腰抱住狗。抱起后，开始往架子上塞。这条壮狗猛然从桌边跳开，尖叫一声，从他手里挣脱，藏到角落里去了。巴甫洛夫哈哈大笑，走到狗跟前，蹲在它前面，抚摩着它。
“你这是干什么？”阿诺欣责备道。
“什么？”
“你蹲下干吗？”
“嗨，你也说废话。如果他自己对付得了，我就不用蹲下了。”说着，迅速走到架子前，拍了下桌子边，招呼狗过去。狗自己就跳到架子上去了。
“给狗起个名字要容易得多，可驯服狗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重要的是， 要把整个心灵献给所喜爱的事业。好了，现在我们上你那儿去。”他对阿诺欣说。
他们来到隔壁房间。在那儿，狗已经站在架子上。
“开始吧”，巴甫洛夫说。
阿诺欣放出心音刺激。
“为什么你放节拍器？”巴甫洛夫不满道。
“这是心音器。”
“是吗？唉，有意思。我听不出是节拍器还是心音器了。是的，我的大脑皮层到底还是反应性降低了。我现在明白了许多与衰老有关的现象……”
费多罗夫走了进来。
“巴甫洛夫，电影摄影师在等着，他们都准备好了。”
“啊，我全给忘了，走吧。”
“还有，根特想和你告别，1小时后他就要走了。”
“他在哪儿？”
“在这儿，走廊里。”
“你继续试验吧，阿诺欣。我过会儿就来。”他来到走廊。
根特迎着他走过来。“亲爱的巴甫洛夫”，他感情很深地说，“我作为你的学生度过了7年，现在我将返回祖国。感谢你教给我一切，回美国后，我要在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一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
“我和你一起工作很高兴。你是一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我深信，你有伟大的前途，为了人类利益而进行有意义工作的灿烂前景在等待着你。祝你一路平安，根特博士，再见，更确切地说是告别。我预感到，这次是永别，因为我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7年期间，我和你相处很习惯了，再见，我一定还会和你相见的。”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他还很年轻，可已经是个著名学者了。
“他从我们这里回美国去，这很好，”巴甫洛夫目送着他，说道。“我们不是落后的国家，我们有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当然，他们也会有某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走吧。”
他们来到一座大的**解剖室。那里，一边是电影摄影小组带着摄影机，另一边是科学工作人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中间一块地方是留给巴甫洛夫的。
“我只能坐5分钟，再多的时间没有，我的助手们也是这样，”他说。
“我们不会多占时间，”摄影师保证说。“只是你要自然一些。”他开始对准镜头。
巴甫洛夫呆然不动。
“不行，不行，请不要拘束，放松、随便些。”他拿着摄影机离开了原位。
巴甫洛夫活跃起来，和助手们有说有笑。但摄影机镜头对着他时，他又木呆呆了。摄影师两手一摊，毫无办法。这时费多罗夫试图和他谈话，巴甫洛夫却严肃地对他说：
“别作声！他们在摄影，你这样会干扰他们的。”
摄影师想捕捉这活跃的一瞬间，可巴甫洛夫发现镜头对着自己，于是又不动了。摄影师明白了，他无法摄下巴甫洛夫轻松自如的镜头，于是拍下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呆板姿态。巴甫洛夫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
“完了，我们赶快走，”他说，“耽误了多少时间！”
“巴甫洛夫同志，塔什干来电话找你。”有人向他禀报。
“哎呀，多少琐碎的事情，”他苦恼地说，一面向办公室走去。几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样子非常高兴。
“瞧，精神病学家不愧是精神病学家！他完全证实了我关于紧张症和歇斯底里症有区别的推断。他就是为此事打电话告诉我的。可我刚才还不愿意去接他的电话。那不就做了件蠢事吗！不过，如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犯错误并不可耻。多少次我曾犯过严重的错误，看人看错过，科学研究中也犯过错误。不，不能为自己辩解。不过，只要你思想，你就会犯错误。不思想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可那样他还算是个完全的人吗？”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去开会。
实验员追上他。
“巴甫洛夫同志，那儿有参观团来了。”
“唉，这些参观团，真是见鬼啦！我能躲起来就好了。”
13. 祖国·家乡
奇怪，在年轻时，远出旅行不能没有亲人陪伴。现在年老了，出门经常是没有谢拉菲玛陪着。可能是因为她身体状况不允许。而他还像以前一样，感到精力旺盛，一次又一次地出国访问。
伦敦。1929年。巴甫洛夫在皇家医学协会演讲。协会主席道森勋爵向他致欢迎词。
“我请诸位注意”，道森勋爵对与会者说，“请注意下面我说的这件事，这是我们这个重大日子最重要的事。各国优秀人士怀着共同的感情一致宣布巴甫洛夫是我们的英雄。这位俄罗斯天才在他正当青春年华之际就为我们奠定了有关消化过程的大部分知识的基础。并开辟了治疗胃肠道疾病的途径。
在这之后，发生了战争和革命。我们就不知他的下落了，甚至有段时间，还担心他离开了人世……但是巴甫洛夫这盏科学的明灯没有熄灭。看，他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了……”
他的话被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打断。大家欢呼雀跃地望着坐在主席团中的巴甫洛夫。
“这位英雄人物”，道森勋爵继续说，“现在年事已高，但仍和过去一样，具有青年人的精神。他要在题为 《条件反射》的演讲中向我们报告他潜 心研究的成果。这会给世界思想家们许多新的启示……”
又是一阵激动的掌声。巴甫洛夫也和大家一起鼓掌，这又激起了更为热烈的欢呼。
剑桥大学。
巴甫洛夫在一间座无虚席的教室里给师生们讲课。安列普博士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切进行得很有秩序。但不一会儿，巴甫洛夫讲得全神贯注，忘了坐在面前的是英国人，没有给安列普翻译的机会。大厅里腾起了喧哗。安列普示意巴甫洛夫停下，可他没有听他。他只是用他特有的手势解释着自己的话，时而把两只手的手指互相交叉，紧紧地连在一起，时而分开或并拢指尖，时而挥舞拳头。大厅里喧嚣更甚了，巴甫洛夫还不明白是为什么，更提高了嗓门。最后，他终于回过神来了，他两手一摊，笑了。
“我完全忘了，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俄语，可大家听不懂。请把这句话翻译给大家听。”
安列普翻译了。全体听众发出哈哈笑声以示回答。巴甫洛夫也笑了。一股热流传遍大厅，大家很喜欢这位杰出的俄国老头儿。
在前厅，他简直无法通过。记者、摄影记者总是跟着，提出各种问题。
他没有回答，径直走过去了。他不喜欢热闹场面。
“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给英雄拍照还是给坏蛋拍照，只要能造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对安列普说，接着坐进了汽车。
“可这一次不一样。英国人对你确实表现了特殊的兴趣。”
“是的，看得出来。”巴甫洛夫沉默片刻，笑了。“由此可见，谢灵顿错了。他曾预言，我的生理学在英国不会有市场。可现在被接受了，真的是这样！”他透过侧面车窗看着外面闪过的豪华的橱窗和无尽的人流，沉思地说道：“我每次在外国人面前演讲，心情总是很激动。那时，你会敏锐地意识到，你是个俄国人，你所做的点点滴滴都会给祖国带来益处或危害。这种感情总是强烈地冲击着我。为自己的国家，这是最崇高的感情。只有轻薄无知的人才不会感受到这种美好、崇高的祖国之情。”他沉默片刻，接着道，“你还一次没去过科尔图什。应该，应该去一趟。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有 广阔的田野，森林环绕，还有湖泊。我第一次是5年前去那儿的。我很喜欢那地方。在那儿呆了3天。看了狗繁殖场。说真的，那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在科尔图什建个实验室。清静，远离人烟，没有车声隆隆，也没有城市的喧闹……是啊，我在这儿瞎忙碌。应该到那儿去。可话又说回来，这儿也需要……”
“巴甫洛夫是个罕见的纯粹的俄罗斯人。甚至短时间的出国也使他心里难受。拿俄国和其他国家作任何方面的比较……他总是得出有利于祖国的结论。而当他旅行国外后回到家里时，他都如释重负地出一口气。”阿诺欣在自己关于巴甫洛夫一书中写道。
了解巴甫洛夫的学生和助手们不止一次地尝到他那暴躁的性格。他是个直率的人，丝毫不会撒谎。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国内，他要认为什么不正确或不公平，就“大骂一顿”，毫不留情。可只要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在任何友好和善意的人士中间，绝不允许自己说一句有损于祖国尊严的话，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出国访问是提高自己国家威望的重要事情。
1929年。美国。
这次对他的欢迎是多么隆重！快艇驶出大海，庄严地护送巴甫洛夫乘坐的轮船直到码头。第十三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代表们以长时间友好的掌声迎接了巴甫洛夫。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也都站在那里欢迎他。当他出现在讲台上时，很长时间他都无法讲话，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能向大家报告有关大脑半球在正常活动中的抑制的研究。”巴甫洛夫在台上讲道。他在世界科学家面前展示出一幅以自己的胆识令人震惊的图画：向生物体“奥秘中的奥秘”进攻的图画。
大会主席爱德华·桑代克兴奋地说，巴甫洛夫以自己在这一领域中取得成就开辟了科学的新纪元。
在大会期间，巴甫洛夫获悉，神经外科医生哈维·库欣准备用电针做大脑手术，当然他不能不到场。
他在苏联生理学家代表小组的陪同下来到勃拉赫姆医院。要求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巴甫洛夫顽固的胡须怎么也塞不进去，护士来帮忙，可她也毫无办法。
手术前，库欣医生引巴甫洛夫到年轻患者跟前。巴甫洛夫向他伸出手，做了自我介绍。库欣对病人说：“你现在是握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理学家的手。”
面临的手术是很复杂的。要在左边太阳穴部位取出肿瘤。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手术进行了4个半小时。巴甫洛夫在手术过程中表现出无比的兴趣，以至差一点从箱子上摔下来（为了观看方便，他站在箱子上）。如果不是站在旁边的同事，他非得摔到手术台上不可。
手术结束，送走病人之后，巴甫洛夫要求他们演示电针的作用。库欣请服务人员从厨房拿来一块牛肝，用它演示了电针的作用。巴甫洛夫像往常一样，总是对人的智慧感到骄傲，就在这块肝上用针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怀着崇敬的心情把针还给库欣，说道：
“希望我没有破坏这块肝的食用吧？”
“哎，不会的，”库欣答道，“这块肝现在用来营养恶性贫血患者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可是我们将对它进行适当的加工，然后交到加尔瓦尔医学系博物馆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巴甫洛夫在洛克菲勒学院教授列文家做客时遇见了康年科夫。就在那儿康年科夫和巴甫洛夫商定了为他塑像的问题。
“要是在家里我是永远也不允许这么干的，”巴甫洛夫说，“可是在国外我的作息时间多少有所改变，空余时间较多，因此我可以坐下来让人塑像。”
“对我来说，与你会见是特别的宝贵和无比的荣幸。因为你是我们祖国的化身——我们如此热爱的俄罗斯的化身。”
……告别的时刻来到了。巴甫洛夫像往常一样快活而兴奋：要回家啦！
在港口码头集合了许多送行的人。一些最有名望的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医生都来欢送这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说了许多友好祝愿的话。在美国他留下了许多朋友，追随者和崇拜者。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欢迎你再来！”
“我一定飞来！”巴甫洛夫洪亮地回答，指了指天空。
在家里是多么幸福！何况妹妹莉达也来了。不错，对他来说莉达还是那个莉达，可她已经56岁了。
“现在那条特鲁别日河怎么样了？大概完全淤塞了吧？”
“你说的什么呀，伊万，那条河变得都认不出了。现在已经疏通清理了，河上已通行轮船了。”
“你是说，特鲁别日河上已经能行船了？真想回趟家乡，可就是脱不开身。”
“你就把事搁下走开嘛！”
“应该，应该……”
“沃洛佳说，在美国隆重庆祝了你的80岁生日。据说做了个大蛋糕，上面放了81支蜡烛。为什么要多一支？”莉达问道。
“大概是祝愿我活得长些……”
“上帝保佑！”
“真的，在家真好……”
谢拉菲玛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科学团体。”
“什么事情？”巴甫洛夫兴奋地问道。
“伦敦医科学和皇家医学心理学协会都选你为名誉会员。还有我们的巴统选你为医生协会的名誉会员。”
“你看，伊万，全世界都知道你，”莉达高兴地微笑道。
“不，不是全世界，只是那些对我的著作感兴趣的人，他们才了解我，”
巴甫洛夫纠正她，他总是那么喜欢精确。
“他总是尽量缩小。我都数不过来了，哪个国家没有他的名字啊，”谢拉菲玛说。
“你又来了，把我想成偶像啦……你是知道的，我再三向我的‘崇拜者’申明，我没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是不停地观察和思考我的研究对象，把全部精力放在上面，所以就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任何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上，并且也这么干，都会成为天才的……是的，妹妹，一定，我一定得回趟家乡。
我挤点时间，一定要去！”
14. 高尔基来访
电话铃响了。巴甫洛夫拿起话筒。是高尔基打来的，要求会见。
“太好了，我随时都很高兴见你，”巴甫洛夫回答。
这次会见是在1931年初冬。高尔基常闹点小毛病。在巴甫洛夫住宅的客厅里他来回踱着，看着墙上的画，不时地咳嗽几下。中间一幅是瓦斯涅佐夫本人制作的 《三勇士》复制品。他又用目光寻找他的藏书，没有发现。书全 在办公室里。
“巴甫洛夫同志，还记得我们 10年前的会面吗？当时我们的谈话是关于干草、木柴。可现在你还感到缺少什么吗？”
“不缺了，感谢上帝，一切恢复了正常，困难好像过去了。”
“巴甫洛夫同志，你承认文学的作用吗？”
他们面对面坐在藤椅上，旁边是巴甫洛夫的两个儿子。
巴甫洛夫调皮地看了一眼高尔基，大声笑道：
“我在许多方面是受益于文学的，每个科学家都读文学作品。可是你们，作家先生们，却很少涉足我们的实验室。”
“我显然是个例外，毕竟我还是来过你这儿。”
“就15分钟！说实在的，我也够呛！真遗憾，我没有见过托尔斯泰，虽然当时是有这个可能的。要知道，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全世界的公民！可那时，我除了实验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到后来，我仍有机会结识一些有意义的人物。特别是现在，当我开始了解人的活动机制和类型时，结识这些人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这能给我提供极重要的资料……托尔斯泰被开除出宗教，我很气愤。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什么主教公会居然把这么一个天才人物革出教门！”
高尔基注意地看了看他。
“在当代作家里，谁使你感兴趣？”
“我喜欢库普林的短篇小说《生命之河》。当时关于目的反射和自由反射我考虑得很多。库普林生动地描写了那位良心受到谴责的大学生的自杀。
死者留下的遗书写得很清楚，他是那个寄人篱下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奴隶心理反射的牺牲品。假如他能了解这一点，首先，他就能比较公正地谴责自己，其次，他就能够采取系统措施发展自身对这种反射的抑制功能。”
高尔基又一次用目光环视墙上的画。看来，他对文学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到学者这儿来，总希望看到书，可你这儿，没有一个角落是没有画的。”
“这是我的爱好。在这之前我收集过许多别的东西，现在我收集画。要知道，一个收藏家可能成为取笑的对象，甚至成为罪犯，能够挤掉自己对其他基本东西的需求，只是为了一件一件地收集珍品，而通常是永远也收集不齐的。因为收藏对象是无边无际的：可以收集高级生活用品——善于生活的人这样做，可以收藏各种法律——这是有国务活动才干的人做的，可以收集知识——有教养的人这样做，可以收集科学发现——学者这样做，可以积累善行——有崇高道德的人这样做。”
“根据你的这番话，巴甫洛夫同志，我看到，你非常重视人的个性，你也许会同意，人就是一切，而一切也必须属于人。”
“我的说法不同，”巴甫洛夫很快表示异议，“人的幸福存在于某种自由与纪律之间，没有严格纪律的自由，没有自由感情的原则，就不能造成完整的个性。需要某种中间的东西。”
“我认为，巴甫洛夫同志，只有一种观点是无可争辩的：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造成，那就是，既没有谬误的思想，也没有阶级的、民族的或其他情感来妨碍他的能力和才干，来妨碍他们的自由成长……
难道你不同意，我们应该在群众中教育、培养对知识的渴求吗？这种渴求应该像，譬如说，人类延续自己物种的本能一样强烈。”
“不错，这点很清楚，很清楚。照我的说法，在我们的生活层次里应该发展目的反射。是啊，什么时候生命就会失去吸引力，失去价值呢？就是当人失去目的的时候，一个人失去坚定的、明确的生活目的的时候。我们在各种自杀者的遗书中能看到什么呢？都是一种内容：他们对生活厌倦了，生活没有了目的。自杀者的悲剧就在于他目的反射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抑制……那么要让这种目的反射表现出来，究竟需要什么呢？当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目的反射。”
“可是，巴甫洛夫同志，难道你不同意，为了让这种目的反射得到最好的表现，为了指引它去实现真正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片面包，为此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吗？当然，这些环境只能由人自己去创造。于是人们就立志创造一切环境使目的反射可能朝向伟大的事业和宏伟的思想。”
巴甫洛夫向高尔基弯了弯腰。
“当然，这话有一定道理。你不会反驳的：懒惰、无进取心，对事业漫不经心常有所见。是的，是有的！看着他们不好受，心里很沉重！我为此很难过，常常感到难过。如果你的同事懒惰，处于可怕的冷漠状态，没有任何追求，那简直是太可怕了！这是事实，这是很坏的习惯，是农奴制的劣根性。
农奴制把贵族老爷变成了寄生虫，使他的目的反射失去对象。农奴制把农奴变成没有任何理想的消极生物。”
“说得好，好极了。这就是一切的根源……”
“等一等，”巴甫洛夫打断他的话，“也许这是幻想”，他像平时产生某种对自己重大的思想时那样，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谁知道呢，可是我好像看到了一种前景：破坏了的食欲，破坏了的营养过程，在细心照料下是可以恢复的。对疲惫了的目的反射也可以这样去恢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巴甫洛夫继续坚定地说，“都去珍惜这种反射，自己生命的这种最宝贵部分，如果父母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把在群众中巩固和发展这种反射作为主要任务，如果我们的社会和政府为实现这一反射开辟广阔的途径，那么，我敢保证，根据我们历史生活上的许多事实和我们的创造力得到蓬勃发挥的时期判断，我们就会成为我们应该成为而且可能成为的那种民族。嘿！这太好了！啊？我相信这一点！”巴甫洛夫使劲用拳头一击。
“好啊，你讲得太好了……我真没有料到……你真是激情满怀！”高尔基一挥手，微笑了一下。“经常是这样，我们两人从不同的角度谈一个共同的问题……”
“你想说什么？”
高尔基微微一挑眉，以严肃的神情，拉长着音调说：
“嗯……啊……我想引起你注意的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当然罗，首先要创造一个能让一代新人顺利成长的基础。要知道，卑鄙不是天生的，而是卑鄙的社会造就的。我们，革命创造了一个基础之后，在成千上万个建设工程中，几百万人得到了锻炼改造。因为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产生天才的丰富源泉！”
巴甫洛夫已在椅子上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
“国家不是由机器，而是由人组成的，这很清楚。为了有利于国家，人应该具有一个公民应有的高尚情操。只有那些具有坚定原则性，信仰毫不动摇的人，才能给祖国做出贡献。”巴甫洛夫向办公室一挥手，“我读了苏格拉底的传记。他确实是一个真正有坚定信念的人。正像你所欣赏的那样，他制服了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可他却说得很轻松：如果有阴间的话，他将在那儿愉快地会见荷马。要知道，苏格拉底是可以容易地逃生的，他可以随便到哪儿去，可他留下了，自己去接受了死刑。读起来真有味道！
这才是人！”说完这些，巴甫洛夫沉默了，好像出神沉思。
高尔基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在你的话里，我听到的是维护个人主义的调子。也许我错了。可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许多书信让我伤脑筋。正是那些知识分子不仅善于，而且还很喜欢多愁善感。这些人不去为反对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不是切实地作贡献，而是逢人便抱怨。而你总是以你的勇气和毫不动摇的精神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特别钦佩……你不讲空话。”
巴甫洛夫想说点什么，但高尔基抢在了他前面说：
“请让我说完。你也许不止一次说：这些布尔什维克呀，完全把个性扼杀了，让人没法呼吸！据我看，你是混淆了发展个性和个人主义的区别。比如说，难道有谁限制了你的意志、你的追求吗？劳动与科学——世界上没有比这再高尚的了！”高尔基眯缝着眼睛注视着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也凝视着他，似乎想进一步认识面前的这个人。
“噢，这仍然是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他单刀直入地说，“我坚持认为，勇敢的、有才干的人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有坚强意志的人，一般讲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如果去妨碍他们，使他们成为平庸的人，那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你只有毁掉他们。试试看，让普希金根据规定的内容来生活和写作，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当然对写诗不是内行，可我想，那样的话，普希金就会枯萎。如果一个人有才华，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破土而出的，只是不要去妨碍他。至于你们想帮助弱者，这是好事，毫无疑问，这是好事。但是这种帮助不能过分。一旦他站起来了，就让他自己飞。给他自由，让他去创造，去做更多的工作，去发展。”
“噢，这还是维护个性的问题。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更加充分、自由地发展新人的个性，为了让他去施展他个人的才能在创造条件。但这里指的是 ‘新人’不是任何人。而保护每个人的个性，保护任何一个人间造物，这 个嘛，你知道，就是另一回事了！说实在，宗教在这方面是颇为卖力气的。
请原谅，巴甫洛夫同志，我不太清楚你对宗教的看法……关于你对宗教的观点说法是极为矛盾的。可是……”
“这个嘛，一切都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确实，就这个问题许多人向我纠缠。有普通公民，也有神甫向我提问题，国外也有人写信来问。
我想，不少人对我抱着希望。我可能让他们失望，但我要凭良心说话。当然，童年时期我有过的信仰现在失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很难说清楚。我崇拜福赫特、莫列绍特，然后是醉心于自然科学，整个一生就在这个领域工作，和物质打交道，所以也就没有时间考虑了。”
“我理解你，你不信教，但尊重别人的信仰。”
“对，对，你的说法很恰当。尊重，这是关键所在。信仰，也是有待于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信仰归根到底也是大脑活动发展的结果。”
高尔基再次把目光移向墙上的那些画。巴甫洛夫捉住了他的目光。
“我喜欢写生画。我能理解生活场景。你看，我见过几万条狗，可就不会给孙子画出狗的轮廓，画得既不像猪也不像牛。”巴甫洛夫指着茹科夫斯基那幅画说：“我喜欢这幅。一切是那么自然。房子，敞开的窗户，小树林，太美了。还有这一幅”，他指着列别杰夫的画《管家和小丑》。“瞧，管家腋下夹着一只桶站在那儿，小丑在旁边献殷勤。是的，管家是主人，小丑是要服从他的。可是小丑更靠近老爷，老爷是要考虑他的意见的……你知道，我有我自己的审美观点。有些画家嘲笑列别杰夫，说他一文不值。可我喜欢：
朴素、现实。还记得展览会上展出过列宾的画《耶稣与撒旦》，我不懂，不喜欢。象征，寓意，不是现实。”
“紧握你的手，巴甫洛夫同志。虽然关于形式的意义，争论已有两千多年，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始终是清楚的。所有一切表面装饰、一切花招都是为了一点——掩盖空虚……你是怎么看列宾的呢？”
“是啊，列宾！列宾是绘画界的托尔斯泰。他理解人丰富的内心感受。
再看马科夫斯基，他的作品中重大题材表现得过分做作，可细小题材则很微妙。马科夫斯基是绘画方面的契诃夫……你看，”巴甫洛夫活跃起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他回身指着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瓦斯涅佐夫成功地塑造了3个有血性的人物。伊里亚·木罗梅茨沉着、稳重，审视着敌人，为了最后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多勃雷尼亚·尼基季奇易于冲动，毫无顾忌地急于奔向前去战斗。阿廖沙·**维奇，他看清了危险，并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脱离险境。说起来，他不仅机智，而且还是个花花公子，手上戴着戒指。
三位俄罗斯勇士！俄罗斯！啊？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理想。木罗梅茨保卫了我们的疆土免受鞑靼人的蹂躏。多勃雷尼亚驱走了巴图尔，捍卫了祖国。阿廖沙战胜了图加林·菲梅耶维奇——亚洲的游牧民族。难道这不是俄罗斯人民的理想——和敌人斗争，不允许敌人侵犯，啊？”
“这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人民爱戴你。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你是自己人，从骨子里都是自己人，你是为自己的国家而生活。”
送别高尔基时，巴甫洛夫看着他的皮大衣笑道：
“是啊，你还年轻，我们相差20来岁。可我一年四季穿这件夹大衣……
今天我和你争论了。同样的大脑物质所接受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反应在你我之间却迥然不同，这不是很妙吗？我是从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里找原因，而你则从某种社会化学里找原因。”
高尔基鞠躬，握了握手，和他道别。
高尔基走后，巴甫洛夫来到自己书房，紧偎着还有热气的火炉。台灯发出微弱的光，柔和地照着挂在书柜旁边的海登海因、路德维希、格里姆戈里茨和哈维的肖像。书架上放着门捷列夫的半身雕像。
15. 高级神经活动
阿诺欣现在已经是尼热戈罗德医学院的教授，他来到列宁格勒，准备在弗列坚教授的诊所动一次大手术。
“呀，你来真是太好了！”巴甫洛夫见到他很高兴。“坐下吧，说说你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巴甫洛夫。可能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出了什么事？”
“我得做一次大手术。上麻醉的手术。”
“这倒挺有意思，阿诺欣，事后你一定要好好回忆一下你当时的感觉。”
“什么感觉？”阿诺欣反问道。
“麻药的作用。”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呢……”
“这还用说吗？当然你得回来，不然我就不会向你提出这种要求了。你要体验的是：麻醉状态是怎么开始的，主观感觉怎么样，外界的刺激是怎么起作用的。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这是十分有意思和有用的知识。当我在麻醉状态下作手术时，我也是去体会这些的。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好好比较一下我们的体会吧。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大脑皮层进入麻醉状态过程中相位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机制。坐下，请坐，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
手术进行很成功。阿诺欣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巴甫洛夫汇报他完全昏迷之前最后阶段的主观感觉。
巴甫洛夫为他的康复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极其专注地倾听学生的叙述。
最后他说：
“你应该终生感激弗列坚教授。他无异于你的再生父母。你的第一本书应该奉献给他。”
星期三。大家对著名的巴甫洛夫讲课日真是翘首以待。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巴甫洛夫从不重复以前讲过的东西。他精力充沛，思想新颖，总是把大家都吸引来参加讨论。他赞扬“想象力驰骋”的人，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他们的想象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经常来听课的有50人左右。
他走进课堂健步如飞，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你们看，那只碛鶸鸟，我们到别墅的时候，已是春暖花开季节，所以把它从笼子里放出去了。可这个坏东西，自己又飞回笼子了。唉，当时我真的生气了。”
“这是你的错，给它进行了条件反射的训练，”玛丽娅微笑着说。
“正是这么回事，正是这么回事，”巴甫洛夫自己也笑了。“平常我们总是在房间里放它出来飞，所以它就习惯了。”接着他又开始了另一个话题：
“不久以前我读了一本小册子，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写的。可书里的内容我一 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这是因为他那本小册子没有事实。不然我会很快理解并记住的。”
“的确如此，要记住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是很难的，”奥尔别利说。
“还有那些不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论，”奇斯托维奇补充了一句。
“瞧这些一意孤行的家伙，”巴甫洛夫摇了摇头，“坐在那里闭门造车，不知产生一个什么荒谬念头，就死抱住不肯放。真见鬼，我没把那本书带来，不然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欣赏欣赏了。”
“你记得作者是谁吗？”奥尔别利问道。
“哪有闲心去记这些人的名字？全是一路货色。他们都回避明确解答问题。把一切都弄得神乎其神。像凯莱之流的心理学家，由于有这种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背离真理倾向，总是玩弄一些空洞概念，例如什么猴子在出神，它在自由地思考，它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当然都是些胡说八道，小孩子把戏，不值一提的花招。这些是哪儿来的？都是来自那些唯心主义的先生们！你们看，我们的老相识谢灵顿宣传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智慧可能 和我们的脑子没有关系。’还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方面的大科学家怎么会滑入了纯粹唯心主义的泥坑。他竟断言心理活动与大脑的物质结构毫无关系，说它不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还声明，‘研究人类精神的本质对于人类是有害而危险的’。
我倒想知道，对精神的认识怎么会导致人类的消灭？记得苏格拉底曾说过：
‘要认识自我。’而这位学者，神经学家却说：‘不许去认识！他还断言我 们没有足够的根据认为 ‘大脑与我们的智慧有某种关系’。”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怎么今天我们很少争论啊？不发挥想象力了，是吧？啊，我年轻时可真是酷爱争论。常常为很不重要的一点结论就会和人争论起来，争论有时变得异常激烈。在同朋友们的争论中我总是滔滔不绝，自己都不禁得意洋洋。
只要我认定一个理，九条牛也拖不走，真不知这种性格是怎么形成的……现在不行了，老了。不管怎么说，该死的衰老影响了神经系统。不过，我还是想研究一下衰老问题，得找点有益的结论。我研究的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不断地观察衰老过程给我自己带来的变化。最初的现象就是对不久前的事情变得健忘。衰老首先表现在脑半球皮层反应迟钝……”
门轻轻开了，杰尼索夫走了进来。他刚从巴黎沃罗诺夫教授那里回来。
“喂，怎么样？”巴甫洛夫急切地问道。
“带来了。”
“太好了！他从沃罗诺夫那儿带来了两只猴子。”
“罗莎和拉斐尔，”杰尼索夫说。
“罗莎和拉斐尔。多么漂亮的名字。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类人猿的高级神经活动特性。人类的智慧必将征服一切，一切！”巴甫洛夫说。
救这些狗可真不容易。水已经没过门，狗就在天花板下面游着。为了把狗救出来，首先得把狗没入水中，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从房间里向门外拉。
最困难的是把狗没入水里，它们竭力挣扎，怕把它们淹死。
“一场极不寻常的水灾，”巴甫洛夫写道，“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观察和研究狗的神经系统在非常强烈的外界刺激的影响下，产生长期的病态的情况。离实验室大楼250米远的动物住所进水了。面临可怕的风暴、汹涌的恶浪，在大浪猛烈冲击建筑物时，在树木咔嚓哗啦的断裂声中，我们迅速把这些狗分批送到实验室的二层楼上，在那儿这些狗和一些习惯的伙伴呆在一起。显然这对所有狗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抑制作用，因为在这时并未发现它们之间有像平时那样的打架现象。有一些狗在狂风恶浪过去被送回原地之后，起先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另一些狗，就是那些属于抑制型的狗，在这之后则表现出神经有病，而且延续时间相当长。”
上面一段是在事后记录下来的。可当时木筏一个接一个地渡过来，狗从上面跳下来，飞快地爬上楼梯，远远地离开洪水，在那里已经没有危险了，它们抖落身上的水，舔着自己的身子，整理自己的毛。巴甫洛夫挨个地走近，抚摩安慰它们。在他的抚摩之下，狗快活地摇着尾巴，还想舔他的脸，这当然是狗的语言，用来感激和报恩的最高表示。
又开始了试验和研究。同时也研究水灾中获得的资料。有一只被救的狗，以前在强烈的声音信号下很贪食，但现在却发呆了。这引起了巴甫洛夫的兴趣。他认为这里有某种规律性，于是想出了一个最有趣的试验。他把这只狗放在房子里，它安静了下来。可不一会儿就警觉起来，往上窜，目不转睛地盯着门，水从门下渐渐地漫流开，狗就慌乱、嗥叫，开始往墙上跳。水不流了，狗又安静了。这时放出了强大的声音信号，通常会引起唾液分泌反应，但这次反应没有随之而来。于是又给了一次弱音信号，立刻从唾液腺里滴出唾液。
这一试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催眠作用的效力。
“弱刺激起作用，强刺激反而不起作用。这难道不就是那‘反常’期吗！”
巴甫洛夫明确指出，“也就是催眠暗示。微弱的条件刺激，也就是催眠者的轻微话语声，能够克服人最强烈的机体痛苦，这不正是那个所谓的 ‘反常’ 期吗……”
对经历过水灾的狗的观察，使巴甫洛夫创立了著名的外伤性神经官能症及试验神经官能症学说。
于是又不断地试验，不断地观察。
“这种狗的神经官能症我们可以像烙饼一样制造出来”，巴甫洛夫说，“半分钟超强刺激或抑制和兴奋的意外相遇和搏斗——你就可以得到狗的神 经官能症！而这类事人是能大量遇到的，生活本身经常给人制造这类事。”
精神病学家认为，痴呆低能根源是大脑里破怀性的变化。巴甫洛夫推翻了这一观点，他断定，这是保护性抑制过程的结果。
这些观察、试验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于精神病患者。从此开始用睡眠的方法，用镇静和安宁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治疗。
10. 前面永远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
新的生活秩序顽强地闯进了社会各领域，自然也触及了科学界，触及了军医学院。巴甫洛夫在此任职忠心耿耿50年。这些年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但高兴的事毕竟多得多。讲课是他最得意的一项学术活动。在生理学上有什么新的成就，都从军医学院的讲台上传播开去与他人共享。来听他讲课的不仅有大学生，而且有他实验室里的全体同事。在他们面前他喜欢就试验的结果抒发自己的遐想，从这座讲台上他公开了自己的许多发现。
可是他现在离开了讲台，不是因为年迈，也不是因为人们对他讲课失去了兴趣，不是的，他的精力是满够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他对高等教育的某些改革不满有关。教研室对科学研究工作加以限制，又大大增加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他曾写道：
“正确的思想最终会占上风。高等学校不仅需要教师，而且需要主持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否则我们的高等学府就会变成中等学校，那我们便会失去高等学府，落后于整个文明世界。”
他离开了讲台，但并未弃之不顾。他把它转交给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奥尔别利，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实验室。时间不等人，已经76岁高龄了，而面前还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完成。
水灾之后，科学院的实验室也完全不能用了。在图奇科夫沿岸街另拨了一栋住所，地方很好，但不够用。为了进行大规模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需要一个研究所。于是巴甫洛夫在1925年11月23日上书给苏联科学院，提出“改革的意义和目的，包括建立科学院所属的科学研究所，它的作用：1）组织和领导生理学的发展，其方法是积极深入研究其各个学科，以达到完成科学院最基础的任务，即组织领导和发展科学；2）培养高水平的生理学专门人才，以便他们日后能在我国大量的生理生物实验室及研究所中促进生理科学的发展。”
这个研究所于1925年12月5日成立了。
现在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是把每一分钟都奉献给科学，他心爱的生理学。生命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但前面是充满经验和智慧的生活。
“多美的景色！就是天天看，也看不够！”巴甫洛夫对阿诺欣说。他们刚从生理学研究所出来，沿着河岸街向七号路的房子走去。
他停住脚步，欣赏着北边水彩画般的辽阔天空。涅瓦河对岸城区上空，晖映着金色的尖顶和天使，宽广的河面上，清澈的河水带着金属的反光流向那晚霞映红的海湾。
“是的，我们城市的美景是迷人的。我去过多少地方，可哪儿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景色。巴黎、罗马，它们怎能和彼得堡媲美呢！”
阿诺欣和老师并肩而行。同事们已成习惯：每次要护送巴甫洛夫回家，以免发生什么意外。他是否猜到这是专门护送他？也许他是真的相信了他们所说的，大家都很想在路上和他聊天？不过他总是很高兴地同意他们伴随。
走不多远，巴甫洛夫回过头望着研究所的大楼。
“瞧，过去只有一个生理实验室，可现在有了一座完善的苏联科学院生理研究所。”
“你的一生是了不起的，巴甫洛夫，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呢？”阿诺欣说，“不是吗，在你面前，更确切地说，和你在一起的学生和助手成了伟大的学 者，你创立了俄国生理学派。”
“是和谢切诺夫以及我的许多同事一起。是的，做了一些事。我们做到了将整个不可分割的动物机体，而不是它的一半置于生理学研究的强大威力之下，这当然完全是我们俄国对世界科学和全人类的思想无可辩驳的功绩。”
“这样的书太需要了。”
“可能的，可现在哪里顾得上干这个……要说需要，是需要的。有这么多不同性格、不同才干、不同爱好的人。你看，这一切显然都在重复着。现在我经常看到某个新的工作人员像过去的某某人。大概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能很容易地预言每个人的前景。”
“这太有意思了！你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谢切诺夫不是留下了著名的《自传笔记》吗。”
“这是本很珍贵的书……我终生记住了牛顿的话：‘我永远觉得我像一个在海边玩耍贝壳的小孩，可展现在我面前却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讲这话的牛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人。是的，我们面前是有待认识的知识海洋。我们还只是刚刚迈进伟大发展的门坎。其实，我早就想写本书，如果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写。你想一想，一个科学家，如果他想成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辈子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应该立刻用事实和证据来证明它。如果他想不失去自己学者的声誉，他就没有权利讲还未被证实的猜测。然而学者的内在含义仅限于此吗？他那丰富敏锐的直觉、猜测、深邃的想象是否会和他一起毁灭呢？是的，要让这些未被证实的思想写在书里。只要是科学的幻想不脱离实际，只要它永远和这种实际联系在一起……
我明白，书是需要的，这部像一种 ‘绝笔’的书是需要的，但我远远顾不上 这些事。”
11. 成功的手术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治病。“它自己会好的！”可它自己没有好。嘴上长了个疖子，肿了起来。
“瞧，多讨厌的东西！我是不是很好看，啊？”
“我看这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谢拉菲玛说。
晚上，外科医生格列科夫教授来了。坐了一会儿，说他全家都到别墅去了，于是他“顺路来串门”。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还可以顺路来这儿。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晚上又来了。为这点小毛病，肿起了嘴唇，就不能去实验室，巴甫洛夫感到遗憾。“这样的一副嘴唇，不是要让人笑话吗？”
晚上谢拉菲玛感觉到有问题，就问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你一天来我们这儿两次，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秋天我们医院来了一位年轻医生，是个健康快活的小伙子。
他让我们看他嘴上的疖子。我们这儿的外科医生进行了会疹，给他开了刀。
可末了，两个月后他就死了。脸上长疖子会有这样的结局……你继续给他热敷，而且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外出。”
这次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可是有一次肝区感到刺痛，然后就经常出现剧痛。疼痛过去后，巴甫洛夫情绪很坏，没有精神，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忧郁地看着窗外秋天的落叶。
“真不凑巧，早点也好，晚点也好，可偏偏就在这时候，正是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时候。真遗憾！”
“我去请医生，一切都会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好。我有最不祥的预感。脑子里尽钻进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都是因为现在脑子太清闲了。玩一会儿 ‘傻瓜’怎么样？” “如果你想玩，我去找维亚日林斯基和卡缅斯基，他们来可以凑成一局。”
巴甫洛夫活跃起来。
“去叫吧，不要去找医生。一会儿就过去了。玩‘傻瓜’定在晚上9点。”
晚上，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9点时，响起了门铃声。巴甫洛夫来到外屋。
“好样的！正9点！请到桌子那儿坐下吧。”
维亚日林斯基博士和药理学教授卡缅斯基来到挂着许多幅画的客厅。这是巴甫洛夫最后一次的热烈情绪。
喝过茶，10时正，巴甫洛夫说：
“准备行动！”
这就是说，要大家转移到另一张桌子上去。玩牌开始了。
然而，喝热水也好，热敷也好，玩“傻瓜”也好，都未能解除病痛。当时在列宁格勒正在举行外科医生代表会议。格列科夫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著名专家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马尔登诺夫、罗扎诺夫来为巴甫洛夫会诊。
巴甫洛夫出来迎接他们。
“请原谅，我不能招待你们了。请宽衣，请进。请坐，请坐。会开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趣的事儿太多了，”格列科夫回答，“可是，巴甫洛夫，我们这次来是另有目的的。你的手术料想会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请德国外科医生。”
“这是为什么？我根本不认为德国医生会比我们的高明，”巴甫洛夫立刻表示反对。“这里荟萃着我们外科医生的精华，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由德国医生来给我做手术，我明白，由我的朋友格列科夫、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罗扎诺夫做手术是不轻松的。你们的友好情感会，或者说可能会发生影响。我给自己所熟悉的狗做手术，我也是心情不愉快的。可这儿和你们一起的还有马尔登诺夫教授。关于你，马尔登诺夫，我听到过许多赞扬的话，今天是第一次和你见面，因此我请你来解除我身体内的隐患。”巴甫洛夫痛苦地皱了皱眉，“对不起，我现在站坐都很困难。”他走到办公室，歪歪斜斜地，比平时跛得更加厉害了。
“我赞成巴甫洛夫的决定，”格列科夫说。
“我服从，”马尔登诺夫微笑道，“我是来参加会的，却意外遇到了难题！”
于是立刻决定，毫不延迟地把巴甫洛夫送进奥布霍夫医院。为了让他更安心，就在旁边也给谢拉菲玛安排了一个单间。
在去医院的途中，以及手术之前，巴甫洛夫都感到精神很好，深信手术一定成功。
马尔登诺夫手术主刀，助手是格列科夫和他在军医学院多年的同事费多罗夫。手术进行顺利。格列科夫兴奋地跑到谢拉菲玛跟前，把一块鸽子蛋大小的石块给她看。
“一切都很顺利！”他说，“取出了这么一个小石块。我们6只眼睛查看，没有见到任何癌的征兆！现在只是要恢复就行。”
谢拉菲玛高兴地哭了，划了个十字，双手紧紧握住格列科夫的手。
“不是我，不是我，应该感谢马尔登诺夫。”格列科夫说，他的激动不亚于谢拉菲玛。
巴甫洛夫恢复得很快。这大概得归功于他自己。他平时一有不适，便注意观察自己。有一次夜里，他请值班医生给他打一盆冷水来。
“作什么用？”医生问。
“我习惯洗冷水浴，从童年直到今天。可现在要不洗就会妨碍我恢复健康了。你去打吧，去吧。”
“但愿你不是打算洗澡吧？”医生略带不快地玩笑道。
“你怎么啦？你以为我在说梦话？还是发疯？去打水吧。”
水打来了。巴甫洛夫把一只手放在水里。
“瞧，我要借点外力。你是知道的，我病得很虚弱，体重轻了一普特半，我甚至说话都没有力气。我躺在这儿想：到哪儿去获取力量呢？外表皮层很弱，我得给它点外力，到哪儿去找呢？就在皮下。一切最强烈的情绪都和皮下有关。从童年时起我就和水、河流打交道。这就是一切。总之，我的最强烈的情绪都是和水、和水的哗哗声、和水的形象有联系。”他用手在水里搅了一下。“还有温度刺激。瞧，这会儿我正在借助外力：这种洗濯刺激大脑皮层下神经，它们又不断刺激皮层。”
他不断地进行自我观察。经常有同事来探视，有同志们来访。都知道他喜爱鲜花，因此都带花束来。可他不肯接受，说这是摧残花朵，扼杀它们的生命。后来他们就送花盆。他请玛丽娅每天来看他，以便向她报告自我观察的感受。最后她写了一篇论文：《手术后的心神经官能（包括患者本人巴甫洛夫的部分分析）》。
出院的前一天，巴甫洛夫给所有能自己起坐行动的病人做了报告，内容是关于医生、护士、助理护士为挽救病人生命的伟大而崇高的劳动。报告结束时他深深向大家一鞠躬。
“我向使我身体康复的全体医护人员致谢。没有他们的治疗，我也许已躺在坟墓里了。感谢医护界的全体人员。”
他兴奋、激动地回到家。儿子沃洛佳帮他脱掉大衣。巴甫洛夫一走进客厅就看见格列科夫、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马尔登诺夫、克拉斯诺戈尔斯基都在那儿。他由衷地高兴，向大家问好，深情地和马尔登诺夫握手。他扫了一眼挂满墙壁的那些心爱的画。其中既有原作，也有画家本人的复制品。
有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马科夫斯基、谢罗夫、瓦斯涅佐夫、杜波夫斯基、亚罗申科。他脸上现出了明快的微笑。
“活着是多么高兴啊！能看到这些鲜亮的色彩！”
这时，太阳透过云层，照亮了房间。巴甫洛夫清癯的面孔显得更加明亮和欢快。
“好了，现在可以工作了！”巴甫洛夫说。
“现在还不行，”格列科夫对他那洋溢的热情泼了盆冷水。“巴甫洛夫，为了彻底恢复健康，你必须到卡尔斯巴德休养了3个月。”
“要3个月？不，这不行！我这已经不知损失多少时间了。我有极重要的研究，而且在科尔图什还在建设实验室。”
“你一定得去，”纳帕尔科夫严厉地说。
“没有必要！”
“不要孩子气，巴甫洛夫。需要去，非常非常需要。否则还可能有续发症，”费多罗夫补充道。
“唉，亏你们还是教授，难道不明白，现在对我来说，最好的药物就是工作。真的，研究工作者毕竟比实践者高过一百个头！”
“随你怎么去贬低我们，但你还是非去不可，”马尔登诺夫笑着说。
巴甫洛夫锐利的目光望着他。
“好吧，我去，这只是因为，可以说，你救了我的命。不过我不能去3个月，只去1个半月，不然我就不去。”
“好吧，好吧，我们同意，”格列科夫叫了起来，“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会不去的。”
“请大家到桌旁就坐，”谢拉菲玛邀请大家。
1927年那个夏天，卡尔斯巴德气候宜人。巴甫洛夫经常散步、洗澡，身体日益强健，一个半月后回到家时，完全健康了。
12. 琐碎事太多
他不在家时，积存了大批的信件。巴甫洛夫在整理信件。
阿诺欣来了。
“简直没办法，没完没了地给我来信”，巴甫洛夫对他说，“都以为我是医生，而且还包医百病。你瞧，有一个人信里说，他为病态的羞怯所苦恼，要求帮他解除。这不能不回信。我是这么答复的： ‘病态羞怯不是根本性的 缺陷，而谦虚是最高尚的美德。’主要是，他应该相信这一点坏处也没有。
我想他会相信的。可是，你瞧，这么多的信！许多信我不能回答，可他们在等着回音，怎么办？而且，人们还在写信，还在不断地寄来……怎么样，你都准备好了？走吧，就去库依莫夫那儿。我吩咐给了他一条 ‘新’狗，可他 的经验还少了点。”
他们来到库依莫夫的实验室。他旁边站着一条大狗。
“喂，库依莫夫，你给它取了个什么名字？”巴甫洛夫问。
“图奇卡。”
“好，图奇卡就图奇卡吧。开始吧。”
库依莫夫拦腰抱住狗。抱起后，开始往架子上塞。这条壮狗猛然从桌边跳开，尖叫一声，从他手里挣脱，藏到角落里去了。巴甫洛夫哈哈大笑，走到狗跟前，蹲在它前面，抚摩着它。
“你这是干什么？”阿诺欣责备道。
“什么？”
“你蹲下干吗？”
“嗨，你也说废话。如果他自己对付得了，我就不用蹲下了。”说着，迅速走到架子前，拍了下桌子边，招呼狗过去。狗自己就跳到架子上去了。
“给狗起个名字要容易得多，可驯服狗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重要的是， 要把整个心灵献给所喜爱的事业。好了，现在我们上你那儿去。”他对阿诺欣说。
他们来到隔壁房间。在那儿，狗已经站在架子上。
“开始吧”，巴甫洛夫说。
阿诺欣放出心音刺激。
“为什么你放节拍器？”巴甫洛夫不满道。
“这是心音器。”
“是吗？唉，有意思。我听不出是节拍器还是心音器了。是的，我的大脑皮层到底还是反应性降低了。我现在明白了许多与衰老有关的现象……”
费多罗夫走了进来。
“巴甫洛夫，电影摄影师在等着，他们都准备好了。”
“啊，我全给忘了，走吧。”
“还有，根特想和你告别，1小时后他就要走了。”
“他在哪儿？”
“在这儿，走廊里。”
“你继续试验吧，阿诺欣。我过会儿就来。”他来到走廊。
根特迎着他走过来。“亲爱的巴甫洛夫”，他感情很深地说，“我作为你的学生度过了7年，现在我将返回祖国。感谢你教给我一切，回美国后，我要在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一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
“我和你一起工作很高兴。你是一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我深信，你有伟大的前途，为了人类利益而进行有意义工作的灿烂前景在等待着你。祝你一路平安，根特博士，再见，更确切地说是告别。我预感到，这次是永别，因为我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7年期间，我和你相处很习惯了，再见，我一定还会和你相见的。”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他还很年轻，可已经是个著名学者了。
“他从我们这里回美国去，这很好，”巴甫洛夫目送着他，说道。“我们不是落后的国家，我们有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当然，他们也会有某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走吧。”
他们来到一座大的**解剖室。那里，一边是电影摄影小组带着摄影机，另一边是科学工作人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中间一块地方是留给巴甫洛夫的。
“我只能坐5分钟，再多的时间没有，我的助手们也是这样，”他说。
“我们不会多占时间，”摄影师保证说。“只是你要自然一些。”他开始对准镜头。
巴甫洛夫呆然不动。
“不行，不行，请不要拘束，放松、随便些。”他拿着摄影机离开了原位。
巴甫洛夫活跃起来，和助手们有说有笑。但摄影机镜头对着他时，他又木呆呆了。摄影师两手一摊，毫无办法。这时费多罗夫试图和他谈话，巴甫洛夫却严肃地对他说：
“别作声！他们在摄影，你这样会干扰他们的。”
摄影师想捕捉这活跃的一瞬间，可巴甫洛夫发现镜头对着自己，于是又不动了。摄影师明白了，他无法摄下巴甫洛夫轻松自如的镜头，于是拍下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呆板姿态。巴甫洛夫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
“完了，我们赶快走，”他说，“耽误了多少时间！”
“巴甫洛夫同志，塔什干来电话找你。”有人向他禀报。
“哎呀，多少琐碎的事情，”他苦恼地说，一面向办公室走去。几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样子非常高兴。
“瞧，精神病学家不愧是精神病学家！他完全证实了我关于紧张症和歇斯底里症有区别的推断。他就是为此事打电话告诉我的。可我刚才还不愿意去接他的电话。那不就做了件蠢事吗！不过，如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犯错误并不可耻。多少次我曾犯过严重的错误，看人看错过，科学研究中也犯过错误。不，不能为自己辩解。不过，只要你思想，你就会犯错误。不思想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可那样他还算是个完全的人吗？”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去开会。
实验员追上他。
“巴甫洛夫同志，那儿有参观团来了。”
“唉，这些参观团，真是见鬼啦！我能躲起来就好了。”
13. 祖国·家乡
奇怪，在年轻时，远出旅行不能没有亲人陪伴。现在年老了，出门经常是没有谢拉菲玛陪着。可能是因为她身体状况不允许。而他还像以前一样，感到精力旺盛，一次又一次地出国访问。
伦敦。1929年。巴甫洛夫在皇家医学协会演讲。协会主席道森勋爵向他致欢迎词。
“我请诸位注意”，道森勋爵对与会者说，“请注意下面我说的这件事，这是我们这个重大日子最重要的事。各国优秀人士怀着共同的感情一致宣布巴甫洛夫是我们的英雄。这位俄罗斯天才在他正当青春年华之际就为我们奠定了有关消化过程的大部分知识的基础。并开辟了治疗胃肠道疾病的途径。
在这之后，发生了战争和革命。我们就不知他的下落了，甚至有段时间，还担心他离开了人世……但是巴甫洛夫这盏科学的明灯没有熄灭。看，他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了……”
他的话被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打断。大家欢呼雀跃地望着坐在主席团中的巴甫洛夫。
“这位英雄人物”，道森勋爵继续说，“现在年事已高，但仍和过去一样，具有青年人的精神。他要在题为 《条件反射》的演讲中向我们报告他潜 心研究的成果。这会给世界思想家们许多新的启示……”
又是一阵激动的掌声。巴甫洛夫也和大家一起鼓掌，这又激起了更为热烈的欢呼。
剑桥大学。
巴甫洛夫在一间座无虚席的教室里给师生们讲课。安列普博士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切进行得很有秩序。但不一会儿，巴甫洛夫讲得全神贯注，忘了坐在面前的是英国人，没有给安列普翻译的机会。大厅里腾起了喧哗。安列普示意巴甫洛夫停下，可他没有听他。他只是用他特有的手势解释着自己的话，时而把两只手的手指互相交叉，紧紧地连在一起，时而分开或并拢指尖，时而挥舞拳头。大厅里喧嚣更甚了，巴甫洛夫还不明白是为什么，更提高了嗓门。最后，他终于回过神来了，他两手一摊，笑了。
“我完全忘了，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俄语，可大家听不懂。请把这句话翻译给大家听。”
安列普翻译了。全体听众发出哈哈笑声以示回答。巴甫洛夫也笑了。一股热流传遍大厅，大家很喜欢这位杰出的俄国老头儿。
在前厅，他简直无法通过。记者、摄影记者总是跟着，提出各种问题。
他没有回答，径直走过去了。他不喜欢热闹场面。
“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给英雄拍照还是给坏蛋拍照，只要能造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对安列普说，接着坐进了汽车。
“可这一次不一样。英国人对你确实表现了特殊的兴趣。”
“是的，看得出来。”巴甫洛夫沉默片刻，笑了。“由此可见，谢灵顿错了。他曾预言，我的生理学在英国不会有市场。可现在被接受了，真的是这样！”他透过侧面车窗看着外面闪过的豪华的橱窗和无尽的人流，沉思地说道：“我每次在外国人面前演讲，心情总是很激动。那时，你会敏锐地意识到，你是个俄国人，你所做的点点滴滴都会给祖国带来益处或危害。这种感情总是强烈地冲击着我。为自己的国家，这是最崇高的感情。只有轻薄无知的人才不会感受到这种美好、崇高的祖国之情。”他沉默片刻，接着道，“你还一次没去过科尔图什。应该，应该去一趟。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有 广阔的田野，森林环绕，还有湖泊。我第一次是5年前去那儿的。我很喜欢那地方。在那儿呆了3天。看了狗繁殖场。说真的，那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在科尔图什建个实验室。清静，远离人烟，没有车声隆隆，也没有城市的喧闹……是啊，我在这儿瞎忙碌。应该到那儿去。可话又说回来，这儿也需要……”
“巴甫洛夫是个罕见的纯粹的俄罗斯人。甚至短时间的出国也使他心里难受。拿俄国和其他国家作任何方面的比较……他总是得出有利于祖国的结论。而当他旅行国外后回到家里时，他都如释重负地出一口气。”阿诺欣在自己关于巴甫洛夫一书中写道。
了解巴甫洛夫的学生和助手们不止一次地尝到他那暴躁的性格。他是个直率的人，丝毫不会撒谎。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国内，他要认为什么不正确或不公平，就“大骂一顿”，毫不留情。可只要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在任何友好和善意的人士中间，绝不允许自己说一句有损于祖国尊严的话，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出国访问是提高自己国家威望的重要事情。
1929年。美国。
这次对他的欢迎是多么隆重！快艇驶出大海，庄严地护送巴甫洛夫乘坐的轮船直到码头。第十三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代表们以长时间友好的掌声迎接了巴甫洛夫。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也都站在那里欢迎他。当他出现在讲台上时，很长时间他都无法讲话，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能向大家报告有关大脑半球在正常活动中的抑制的研究。”巴甫洛夫在台上讲道。他在世界科学家面前展示出一幅以自己的胆识令人震惊的图画：向生物体“奥秘中的奥秘”进攻的图画。
大会主席爱德华·桑代克兴奋地说，巴甫洛夫以自己在这一领域中取得成就开辟了科学的新纪元。
在大会期间，巴甫洛夫获悉，神经外科医生哈维·库欣准备用电针做大脑手术，当然他不能不到场。
他在苏联生理学家代表小组的陪同下来到勃拉赫姆医院。要求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巴甫洛夫顽固的胡须怎么也塞不进去，护士来帮忙，可她也毫无办法。
手术前，库欣医生引巴甫洛夫到年轻患者跟前。巴甫洛夫向他伸出手，做了自我介绍。库欣对病人说：“你现在是握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理学家的手。”
面临的手术是很复杂的。要在左边太阳穴部位取出肿瘤。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手术进行了4个半小时。巴甫洛夫在手术过程中表现出无比的兴趣，以至差一点从箱子上摔下来（为了观看方便，他站在箱子上）。如果不是站在旁边的同事，他非得摔到手术台上不可。
手术结束，送走病人之后，巴甫洛夫要求他们演示电针的作用。库欣请服务人员从厨房拿来一块牛肝，用它演示了电针的作用。巴甫洛夫像往常一样，总是对人的智慧感到骄傲，就在这块肝上用针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怀着崇敬的心情把针还给库欣，说道：
“希望我没有破坏这块肝的食用吧？”
“哎，不会的，”库欣答道，“这块肝现在用来营养恶性贫血患者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可是我们将对它进行适当的加工，然后交到加尔瓦尔医学系博物馆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巴甫洛夫在洛克菲勒学院教授列文家做客时遇见了康年科夫。就在那儿康年科夫和巴甫洛夫商定了为他塑像的问题。
“要是在家里我是永远也不允许这么干的，”巴甫洛夫说，“可是在国外我的作息时间多少有所改变，空余时间较多，因此我可以坐下来让人塑像。”
“对我来说，与你会见是特别的宝贵和无比的荣幸。因为你是我们祖国的化身——我们如此热爱的俄罗斯的化身。”
……告别的时刻来到了。巴甫洛夫像往常一样快活而兴奋：要回家啦！
在港口码头集合了许多送行的人。一些最有名望的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医生都来欢送这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说了许多友好祝愿的话。在美国他留下了许多朋友，追随者和崇拜者。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欢迎你再来！”
“我一定飞来！”巴甫洛夫洪亮地回答，指了指天空。
在家里是多么幸福！何况妹妹莉达也来了。不错，对他来说莉达还是那个莉达，可她已经56岁了。
“现在那条特鲁别日河怎么样了？大概完全淤塞了吧？”
“你说的什么呀，伊万，那条河变得都认不出了。现在已经疏通清理了，河上已通行轮船了。”
“你是说，特鲁别日河上已经能行船了？真想回趟家乡，可就是脱不开身。”
“你就把事搁下走开嘛！”
“应该，应该……”
“沃洛佳说，在美国隆重庆祝了你的80岁生日。据说做了个大蛋糕，上面放了81支蜡烛。为什么要多一支？”莉达问道。
“大概是祝愿我活得长些……”
“上帝保佑！”
“真的，在家真好……”
谢拉菲玛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科学团体。”
“什么事情？”巴甫洛夫兴奋地问道。
“伦敦医科学和皇家医学心理学协会都选你为名誉会员。还有我们的巴统选你为医生协会的名誉会员。”
“你看，伊万，全世界都知道你，”莉达高兴地微笑道。
“不，不是全世界，只是那些对我的著作感兴趣的人，他们才了解我，”
巴甫洛夫纠正她，他总是那么喜欢精确。
“他总是尽量缩小。我都数不过来了，哪个国家没有他的名字啊，”谢拉菲玛说。
“你又来了，把我想成偶像啦……你是知道的，我再三向我的‘崇拜者’申明，我没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是不停地观察和思考我的研究对象，把全部精力放在上面，所以就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任何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上，并且也这么干，都会成为天才的……是的，妹妹，一定，我一定得回趟家乡。
我挤点时间，一定要去！”
14. 高尔基来访
电话铃响了。巴甫洛夫拿起话筒。是高尔基打来的，要求会见。
“太好了，我随时都很高兴见你，”巴甫洛夫回答。
这次会见是在1931年初冬。高尔基常闹点小毛病。在巴甫洛夫住宅的客厅里他来回踱着，看着墙上的画，不时地咳嗽几下。中间一幅是瓦斯涅佐夫本人制作的 《三勇士》复制品。他又用目光寻找他的藏书，没有发现。书全 在办公室里。
“巴甫洛夫同志，还记得我们 10年前的会面吗？当时我们的谈话是关于干草、木柴。可现在你还感到缺少什么吗？”
“不缺了，感谢上帝，一切恢复了正常，困难好像过去了。”
“巴甫洛夫同志，你承认文学的作用吗？”
他们面对面坐在藤椅上，旁边是巴甫洛夫的两个儿子。
巴甫洛夫调皮地看了一眼高尔基，大声笑道：
“我在许多方面是受益于文学的，每个科学家都读文学作品。可是你们，作家先生们，却很少涉足我们的实验室。”
“我显然是个例外，毕竟我还是来过你这儿。”
“就15分钟！说实在的，我也够呛！真遗憾，我没有见过托尔斯泰，虽然当时是有这个可能的。要知道，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全世界的公民！可那时，我除了实验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到后来，我仍有机会结识一些有意义的人物。特别是现在，当我开始了解人的活动机制和类型时，结识这些人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这能给我提供极重要的资料……托尔斯泰被开除出宗教，我很气愤。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什么主教公会居然把这么一个天才人物革出教门！”
高尔基注意地看了看他。
“在当代作家里，谁使你感兴趣？”
“我喜欢库普林的短篇小说《生命之河》。当时关于目的反射和自由反射我考虑得很多。库普林生动地描写了那位良心受到谴责的大学生的自杀。
死者留下的遗书写得很清楚，他是那个寄人篱下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奴隶心理反射的牺牲品。假如他能了解这一点，首先，他就能比较公正地谴责自己，其次，他就能够采取系统措施发展自身对这种反射的抑制功能。”
高尔基又一次用目光环视墙上的画。看来，他对文学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到学者这儿来，总希望看到书，可你这儿，没有一个角落是没有画的。”
“这是我的爱好。在这之前我收集过许多别的东西，现在我收集画。要知道，一个收藏家可能成为取笑的对象，甚至成为罪犯，能够挤掉自己对其他基本东西的需求，只是为了一件一件地收集珍品，而通常是永远也收集不齐的。因为收藏对象是无边无际的：可以收集高级生活用品——善于生活的人这样做，可以收藏各种法律——这是有国务活动才干的人做的，可以收集知识——有教养的人这样做，可以收集科学发现——学者这样做，可以积累善行——有崇高道德的人这样做。”
“根据你的这番话，巴甫洛夫同志，我看到，你非常重视人的个性，你也许会同意，人就是一切，而一切也必须属于人。”
“我的说法不同，”巴甫洛夫很快表示异议，“人的幸福存在于某种自由与纪律之间，没有严格纪律的自由，没有自由感情的原则，就不能造成完整的个性。需要某种中间的东西。”
“我认为，巴甫洛夫同志，只有一种观点是无可争辩的：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造成，那就是，既没有谬误的思想，也没有阶级的、民族的或其他情感来妨碍他的能力和才干，来妨碍他们的自由成长……
难道你不同意，我们应该在群众中教育、培养对知识的渴求吗？这种渴求应该像，譬如说，人类延续自己物种的本能一样强烈。”
“不错，这点很清楚，很清楚。照我的说法，在我们的生活层次里应该发展目的反射。是啊，什么时候生命就会失去吸引力，失去价值呢？就是当人失去目的的时候，一个人失去坚定的、明确的生活目的的时候。我们在各种自杀者的遗书中能看到什么呢？都是一种内容：他们对生活厌倦了，生活没有了目的。自杀者的悲剧就在于他目的反射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抑制……那么要让这种目的反射表现出来，究竟需要什么呢？当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目的反射。”
“可是，巴甫洛夫同志，难道你不同意，为了让这种目的反射得到最好的表现，为了指引它去实现真正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片面包，为此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吗？当然，这些环境只能由人自己去创造。于是人们就立志创造一切环境使目的反射可能朝向伟大的事业和宏伟的思想。”
巴甫洛夫向高尔基弯了弯腰。
“当然，这话有一定道理。你不会反驳的：懒惰、无进取心，对事业漫不经心常有所见。是的，是有的！看着他们不好受，心里很沉重！我为此很难过，常常感到难过。如果你的同事懒惰，处于可怕的冷漠状态，没有任何追求，那简直是太可怕了！这是事实，这是很坏的习惯，是农奴制的劣根性。
农奴制把贵族老爷变成了寄生虫，使他的目的反射失去对象。农奴制把农奴变成没有任何理想的消极生物。”
“说得好，好极了。这就是一切的根源……”
“等一等，”巴甫洛夫打断他的话，“也许这是幻想”，他像平时产生某种对自己重大的思想时那样，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谁知道呢，可是我好像看到了一种前景：破坏了的食欲，破坏了的营养过程，在细心照料下是可以恢复的。对疲惫了的目的反射也可以这样去恢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巴甫洛夫继续坚定地说，“都去珍惜这种反射，自己生命的这种最宝贵部分，如果父母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把在群众中巩固和发展这种反射作为主要任务，如果我们的社会和政府为实现这一反射开辟广阔的途径，那么，我敢保证，根据我们历史生活上的许多事实和我们的创造力得到蓬勃发挥的时期判断，我们就会成为我们应该成为而且可能成为的那种民族。嘿！这太好了！啊？我相信这一点！”巴甫洛夫使劲用拳头一击。
“好啊，你讲得太好了……我真没有料到……你真是激情满怀！”高尔基一挥手，微笑了一下。“经常是这样，我们两人从不同的角度谈一个共同的问题……”
“你想说什么？”
高尔基微微一挑眉，以严肃的神情，拉长着音调说：
“嗯……啊……我想引起你注意的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当然罗，首先要创造一个能让一代新人顺利成长的基础。要知道，卑鄙不是天生的，而是卑鄙的社会造就的。我们，革命创造了一个基础之后，在成千上万个建设工程中，几百万人得到了锻炼改造。因为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产生天才的丰富源泉！”
巴甫洛夫已在椅子上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
“国家不是由机器，而是由人组成的，这很清楚。为了有利于国家，人应该具有一个公民应有的高尚情操。只有那些具有坚定原则性，信仰毫不动摇的人，才能给祖国做出贡献。”巴甫洛夫向办公室一挥手，“我读了苏格拉底的传记。他确实是一个真正有坚定信念的人。正像你所欣赏的那样，他制服了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可他却说得很轻松：如果有阴间的话，他将在那儿愉快地会见荷马。要知道，苏格拉底是可以容易地逃生的，他可以随便到哪儿去，可他留下了，自己去接受了死刑。读起来真有味道！
这才是人！”说完这些，巴甫洛夫沉默了，好像出神沉思。
高尔基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在你的话里，我听到的是维护个人主义的调子。也许我错了。可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许多书信让我伤脑筋。正是那些知识分子不仅善于，而且还很喜欢多愁善感。这些人不去为反对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不是切实地作贡献，而是逢人便抱怨。而你总是以你的勇气和毫不动摇的精神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特别钦佩……你不讲空话。”
巴甫洛夫想说点什么，但高尔基抢在了他前面说：
“请让我说完。你也许不止一次说：这些布尔什维克呀，完全把个性扼杀了，让人没法呼吸！据我看，你是混淆了发展个性和个人主义的区别。比如说，难道有谁限制了你的意志、你的追求吗？劳动与科学——世界上没有比这再高尚的了！”高尔基眯缝着眼睛注视着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也凝视着他，似乎想进一步认识面前的这个人。
“噢，这仍然是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他单刀直入地说，“我坚持认为，勇敢的、有才干的人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有坚强意志的人，一般讲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如果去妨碍他们，使他们成为平庸的人，那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你只有毁掉他们。试试看，让普希金根据规定的内容来生活和写作，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当然对写诗不是内行，可我想，那样的话，普希金就会枯萎。如果一个人有才华，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破土而出的，只是不要去妨碍他。至于你们想帮助弱者，这是好事，毫无疑问，这是好事。但是这种帮助不能过分。一旦他站起来了，就让他自己飞。给他自由，让他去创造，去做更多的工作，去发展。”
“噢，这还是维护个性的问题。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更加充分、自由地发展新人的个性，为了让他去施展他个人的才能在创造条件。但这里指的是 ‘新人’不是任何人。而保护每个人的个性，保护任何一个人间造物，这 个嘛，你知道，就是另一回事了！说实在，宗教在这方面是颇为卖力气的。
请原谅，巴甫洛夫同志，我不太清楚你对宗教的看法……关于你对宗教的观点说法是极为矛盾的。可是……”
“这个嘛，一切都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确实，就这个问题许多人向我纠缠。有普通公民，也有神甫向我提问题，国外也有人写信来问。
我想，不少人对我抱着希望。我可能让他们失望，但我要凭良心说话。当然，童年时期我有过的信仰现在失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很难说清楚。我崇拜福赫特、莫列绍特，然后是醉心于自然科学，整个一生就在这个领域工作，和物质打交道，所以也就没有时间考虑了。”
“我理解你，你不信教，但尊重别人的信仰。”
“对，对，你的说法很恰当。尊重，这是关键所在。信仰，也是有待于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信仰归根到底也是大脑活动发展的结果。”
高尔基再次把目光移向墙上的那些画。巴甫洛夫捉住了他的目光。
“我喜欢写生画。我能理解生活场景。你看，我见过几万条狗，可就不会给孙子画出狗的轮廓，画得既不像猪也不像牛。”巴甫洛夫指着茹科夫斯基那幅画说：“我喜欢这幅。一切是那么自然。房子，敞开的窗户，小树林，太美了。还有这一幅”，他指着列别杰夫的画《管家和小丑》。“瞧，管家腋下夹着一只桶站在那儿，小丑在旁边献殷勤。是的，管家是主人，小丑是要服从他的。可是小丑更靠近老爷，老爷是要考虑他的意见的……你知道，我有我自己的审美观点。有些画家嘲笑列别杰夫，说他一文不值。可我喜欢：
朴素、现实。还记得展览会上展出过列宾的画《耶稣与撒旦》，我不懂，不喜欢。象征，寓意，不是现实。”
“紧握你的手，巴甫洛夫同志。虽然关于形式的意义，争论已有两千多年，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始终是清楚的。所有一切表面装饰、一切花招都是为了一点——掩盖空虚……你是怎么看列宾的呢？”
“是啊，列宾！列宾是绘画界的托尔斯泰。他理解人丰富的内心感受。
再看马科夫斯基，他的作品中重大题材表现得过分做作，可细小题材则很微妙。马科夫斯基是绘画方面的契诃夫……你看，”巴甫洛夫活跃起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他回身指着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瓦斯涅佐夫成功地塑造了3个有血性的人物。伊里亚·木罗梅茨沉着、稳重，审视着敌人，为了最后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多勃雷尼亚·尼基季奇易于冲动，毫无顾忌地急于奔向前去战斗。阿廖沙·**维奇，他看清了危险，并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脱离险境。说起来，他不仅机智，而且还是个花花公子，手上戴着戒指。
三位俄罗斯勇士！俄罗斯！啊？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理想。木罗梅茨保卫了我们的疆土免受鞑靼人的蹂躏。多勃雷尼亚驱走了巴图尔，捍卫了祖国。阿廖沙战胜了图加林·菲梅耶维奇——亚洲的游牧民族。难道这不是俄罗斯人民的理想——和敌人斗争，不允许敌人侵犯，啊？”
“这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人民爱戴你。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你是自己人，从骨子里都是自己人，你是为自己的国家而生活。”
送别高尔基时，巴甫洛夫看着他的皮大衣笑道：
“是啊，你还年轻，我们相差20来岁。可我一年四季穿这件夹大衣……
今天我和你争论了。同样的大脑物质所接受的影响以及对它们的反应在你我之间却迥然不同，这不是很妙吗？我是从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里找原因，而你则从某种社会化学里找原因。”
高尔基鞠躬，握了握手，和他道别。
高尔基走后，巴甫洛夫来到自己书房，紧偎着还有热气的火炉。台灯发出微弱的光，柔和地照着挂在书柜旁边的海登海因、路德维希、格里姆戈里茨和哈维的肖像。书架上放着门捷列夫的半身雕像。
15. 高级神经活动
阿诺欣现在已经是尼热戈罗德医学院的教授，他来到列宁格勒，准备在弗列坚教授的诊所动一次大手术。
“呀，你来真是太好了！”巴甫洛夫见到他很高兴。“坐下吧，说说你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巴甫洛夫。可能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出了什么事？”
“我得做一次大手术。上麻醉的手术。”
“这倒挺有意思，阿诺欣，事后你一定要好好回忆一下你当时的感觉。”
“什么感觉？”阿诺欣反问道。
“麻药的作用。”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呢……”
“这还用说吗？当然你得回来，不然我就不会向你提出这种要求了。你要体验的是：麻醉状态是怎么开始的，主观感觉怎么样，外界的刺激是怎么起作用的。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这是十分有意思和有用的知识。当我在麻醉状态下作手术时，我也是去体会这些的。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好好比较一下我们的体会吧。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大脑皮层进入麻醉状态过程中相位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机制。坐下，请坐，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
手术进行很成功。阿诺欣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巴甫洛夫汇报他完全昏迷之前最后阶段的主观感觉。
巴甫洛夫为他的康复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极其专注地倾听学生的叙述。
最后他说：
“你应该终生感激弗列坚教授。他无异于你的再生父母。你的第一本书应该奉献给他。”
星期三。大家对著名的巴甫洛夫讲课日真是翘首以待。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巴甫洛夫从不重复以前讲过的东西。他精力充沛，思想新颖，总是把大家都吸引来参加讨论。他赞扬“想象力驰骋”的人，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他们的想象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经常来听课的有50人左右。
他走进课堂健步如飞，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你们看，那只碛鶸鸟，我们到别墅的时候，已是春暖花开季节，所以把它从笼子里放出去了。可这个坏东西，自己又飞回笼子了。唉，当时我真的生气了。”
“这是你的错，给它进行了条件反射的训练，”玛丽娅微笑着说。
“正是这么回事，正是这么回事，”巴甫洛夫自己也笑了。“平常我们总是在房间里放它出来飞，所以它就习惯了。”接着他又开始了另一个话题：
“不久以前我读了一本小册子，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写的。可书里的内容我一 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这是因为他那本小册子没有事实。不然我会很快理解并记住的。”
“的确如此，要记住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是很难的，”奥尔别利说。
“还有那些不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论，”奇斯托维奇补充了一句。
“瞧这些一意孤行的家伙，”巴甫洛夫摇了摇头，“坐在那里闭门造车，不知产生一个什么荒谬念头，就死抱住不肯放。真见鬼，我没把那本书带来，不然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欣赏欣赏了。”
“你记得作者是谁吗？”奥尔别利问道。
“哪有闲心去记这些人的名字？全是一路货色。他们都回避明确解答问题。把一切都弄得神乎其神。像凯莱之流的心理学家，由于有这种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背离真理倾向，总是玩弄一些空洞概念，例如什么猴子在出神，它在自由地思考，它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当然都是些胡说八道，小孩子把戏，不值一提的花招。这些是哪儿来的？都是来自那些唯心主义的先生们！你们看，我们的老相识谢灵顿宣传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智慧可能 和我们的脑子没有关系。’还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方面的大科学家怎么会滑入了纯粹唯心主义的泥坑。他竟断言心理活动与大脑的物质结构毫无关系，说它不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还声明，‘研究人类精神的本质对于人类是有害而危险的’。
我倒想知道，对精神的认识怎么会导致人类的消灭？记得苏格拉底曾说过：
‘要认识自我。’而这位学者，神经学家却说：‘不许去认识！他还断言我 们没有足够的根据认为 ‘大脑与我们的智慧有某种关系’。”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怎么今天我们很少争论啊？不发挥想象力了，是吧？啊，我年轻时可真是酷爱争论。常常为很不重要的一点结论就会和人争论起来，争论有时变得异常激烈。在同朋友们的争论中我总是滔滔不绝，自己都不禁得意洋洋。
只要我认定一个理，九条牛也拖不走，真不知这种性格是怎么形成的……现在不行了，老了。不管怎么说，该死的衰老影响了神经系统。不过，我还是想研究一下衰老问题，得找点有益的结论。我研究的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不断地观察衰老过程给我自己带来的变化。最初的现象就是对不久前的事情变得健忘。衰老首先表现在脑半球皮层反应迟钝……”
门轻轻开了，杰尼索夫走了进来。他刚从巴黎沃罗诺夫教授那里回来。
“喂，怎么样？”巴甫洛夫急切地问道。
“带来了。”
“太好了！他从沃罗诺夫那儿带来了两只猴子。”
“罗莎和拉斐尔，”杰尼索夫说。
“罗莎和拉斐尔。多么漂亮的名字。现在我们就开始研究类人猿的高级神经活动特性。人类的智慧必将征服一切，一切！”巴甫洛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