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凡尔杜先生》引出轩然大波？（2/2）
《卓别林传》作者：卓别林传 2017-02-13 12:11
那些轮流放映《凡尔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胁老板们说，如果哪个影剧院上映一部卓别林的片子，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电影，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剧院一年。结果，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马上传来消息，说一些影院头一天上映这部片子卖座极佳，但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这年下半年，好莱坞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0月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演员罗伯特·泰勒、贾莱·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乐园老板华德·迪尼斯、导演地密尔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证词，即证实电影界有“赤色活动”。迪尼斯说曾有人企图劝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鸭，用来作“赤色宣传”。这样，一些大报和一些权威人士，发动了一场反“赤色活动”的大规模活动。一些进步的文化战士，开始被逐离美国。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驱逐，来到美国避难的著名音乐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胁。卓别林立即在11月致电法国著名美术家毕加索：
“你能否组织起一个法国艺术家委员会，由它出面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抗议这次威胁到汉斯·艾斯勒的罪恶的驱逐行为，同时请你寄给我一份抗议书，以便在这里发表。”
毕加索马上满足了这位他从未谋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组织了法国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如画家马蒂斯，文学批评家艾尔莎（阿拉贡夫人）等，签署了一份抗议书。
收到传票的剧作家、曾任美国作家联盟电影编剧协会主席的约翰·劳逊与导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拒不出席听证会，而被国会提起公诉（他们先后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监禁）。卓别林又联合加菲尔德等著名人士发出支持这几位受害人士的声明。
劳逊后来形容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就像卓别林的电影那么滑稽和富有社会意义。因为，他们被判之后不久，听证会主席、众议员帕内尔自己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同一些被指控为“蔑视”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一起蹲了监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别林于当年12月公开了他对美国电影生产组织的宣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
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他的人的极度恼恨。演员罗伯特·泰勒（《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说他主张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骂“查尔斯·卓别林是一个危险分子，他被当作一个经济和军事专家，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藏分子而已。”
一个叫丕格勒的记者则攻讦卓别林“这个移居美国已35年的外国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坠落、他的巨额债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演的懦怯态度……等等出了大名，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事务进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国会议员同时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因为他向毕加索发出电报是“犯了叛国罪”。民主党议员伦金要求押送卓别林出境，因为他的“不名誉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国道德的堕落”，而且他拒绝接受美国公民籍。
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他收到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就说他不必再去受讯，此事已经结束。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而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此后，听证会的调查黑名单，随着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扩大。它沉重打击了电影界数百名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好莱坞一时雾晦云暗、风雨飘摇，许多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被迫离开电影业和美国。卓别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离开的。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这年下半年，好莱坞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0月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演员罗伯特·泰勒、贾莱·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乐园老板华德·迪尼斯、导演地密尔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证词，即证实电影界有“赤色活动”。迪尼斯说曾有人企图劝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鸭，用来作“赤色宣传”。这样，一些大报和一些权威人士，发动了一场反“赤色活动”的大规模活动。一些进步的文化战士，开始被逐离美国。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驱逐，来到美国避难的著名音乐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胁。卓别林立即在11月致电法国著名美术家毕加索：
“你能否组织起一个法国艺术家委员会，由它出面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抗议这次威胁到汉斯·艾斯勒的罪恶的驱逐行为，同时请你寄给我一份抗议书，以便在这里发表。”
毕加索马上满足了这位他从未谋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组织了法国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如画家马蒂斯，文学批评家艾尔莎（阿拉贡夫人）等，签署了一份抗议书。
收到传票的剧作家、曾任美国作家联盟电影编剧协会主席的约翰·劳逊与导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拒不出席听证会，而被国会提起公诉（他们先后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监禁）。卓别林又联合加菲尔德等著名人士发出支持这几位受害人士的声明。
劳逊后来形容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就像卓别林的电影那么滑稽和富有社会意义。因为，他们被判之后不久，听证会主席、众议员帕内尔自己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同一些被指控为“蔑视”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一起蹲了监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别林于当年12月公开了他对美国电影生产组织的宣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
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他的人的极度恼恨。演员罗伯特·泰勒（《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说他主张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骂“查尔斯·卓别林是一个危险分子，他被当作一个经济和军事专家，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藏分子而已。”
一个叫丕格勒的记者则攻讦卓别林“这个移居美国已35年的外国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坠落、他的巨额债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演的懦怯态度……等等出了大名，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事务进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国会议员同时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因为他向毕加索发出电报是“犯了叛国罪”。民主党议员伦金要求押送卓别林出境，因为他的“不名誉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国道德的堕落”，而且他拒绝接受美国公民籍。
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他收到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就说他不必再去受讯，此事已经结束。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而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此后，听证会的调查黑名单，随着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扩大。它沉重打击了电影界数百名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好莱坞一时雾晦云暗、风雨飘摇，许多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被迫离开电影业和美国。卓别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离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