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弥撒祭曲》之轶事（2/2）
《贝多芬传》作者：贝多芬传 2017-02-13 12:21
的事，并且说：“舒里辛格以后不再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他作弄了我，不说这一点，他根本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但是，这几句话并没有阻止日后贝多芬与舒里辛格磋商出版的问题。
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
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辛姆洛克的慷慨性格当然不会使他的工作受到亏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商定的数目要比这小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
不用说，乐谱是不会送去的。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也不希望再超出此价。但他还是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波恩时代的朋友的友谊。
然而，贝多芬仍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间，他又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所要决定的是送哪一首去为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
接着，贝多芬又有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始终未能出版。有10个国家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团）。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但是，却招来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的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也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出版商对于贝多芬的希望仍旧保持着，直到1823年3月，他才交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3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甚至于尚未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
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单上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众多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做。
过了半年，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才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新颖而伟大的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伟的交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的交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却又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破坏自己的诺言；再不然的话，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这么说过：“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已成了惯用的手法，无论对哪个经纪人都不例外。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说“不行”或“不大可能”之类的话，这么虚晃一枪的答复在他而言，实际上已成了习惯。
贝多芬所做的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那他一定会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写道：“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当然并不是说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这类道德往往是变幻不定的、不协调的。他所创作的《弥撒祭曲》不是胡作非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愿和你作着激烈的辩论而不愿轻易地摇一下头。只有了解了他的这种怪癖，人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若更为仔细地观察贝多芬的行动，也就更能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就已养成的。有人记得还在年幼时，贝多芬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喜欢与世界相敌对，有时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发其怒，却不去辨明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成了聋子，“孤独”将他放置于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变成了现实和猜疑。他所传染到的曲意奉承的习惯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间，他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已成了习惯，很少有例外，谁要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简直是在做梦。
贝多芬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绝望，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交响音乐会作曲！”谢天谢地，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对别的事情，他就不能胜任了。
贝多芬的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世界服务的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努力过，试图把他带入其中。为贝多芬所不能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给他自由创作的条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见得比他的处境好一些，他们同样遭到了不幸。
有时，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爱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时常讲到他们的不正直。
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
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辛姆洛克的慷慨性格当然不会使他的工作受到亏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商定的数目要比这小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
不用说，乐谱是不会送去的。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也不希望再超出此价。但他还是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波恩时代的朋友的友谊。
然而，贝多芬仍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间，他又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所要决定的是送哪一首去为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
接着，贝多芬又有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始终未能出版。有10个国家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团）。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但是，却招来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的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也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出版商对于贝多芬的希望仍旧保持着，直到1823年3月，他才交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3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甚至于尚未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
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单上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众多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做。
过了半年，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才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新颖而伟大的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伟的交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的交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却又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破坏自己的诺言；再不然的话，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这么说过：“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已成了惯用的手法，无论对哪个经纪人都不例外。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说“不行”或“不大可能”之类的话，这么虚晃一枪的答复在他而言，实际上已成了习惯。
贝多芬所做的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那他一定会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写道：“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当然并不是说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这类道德往往是变幻不定的、不协调的。他所创作的《弥撒祭曲》不是胡作非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愿和你作着激烈的辩论而不愿轻易地摇一下头。只有了解了他的这种怪癖，人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若更为仔细地观察贝多芬的行动，也就更能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就已养成的。有人记得还在年幼时，贝多芬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喜欢与世界相敌对，有时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发其怒，却不去辨明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成了聋子，“孤独”将他放置于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变成了现实和猜疑。他所传染到的曲意奉承的习惯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间，他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已成了习惯，很少有例外，谁要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简直是在做梦。
贝多芬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绝望，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交响音乐会作曲！”谢天谢地，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对别的事情，他就不能胜任了。
贝多芬的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世界服务的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努力过，试图把他带入其中。为贝多芬所不能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给他自由创作的条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见得比他的处境好一些，他们同样遭到了不幸。
有时，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爱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时常讲到他们的不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