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志趣（2/2）
《刘知己评传》作者：刘知己评传 2017-02-13 12:46
绩，获誉当时。然而知几在《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由此规定了终生的生活道路。
一般人认为，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偏重文辞，以诗赋为主，所以知几方有"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的话，其实，将求仕进势必要做些应考的准备，揣摩主考官的爱好也在准备之列，并非指准备诗赋。在唐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与诗赋并不相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①可见，唐初进士只试策文，至高宗后期方有大的变化。调露二年即为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正是知几应试的这一年。《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次年皇帝下诏："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① 《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③ 《论语·季氏》。
①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②这说明在高宗后期，即知几进士试后，进士试才有改变，在进士科举考试项目中增杂文后，文词遂成为该试的中心内容。杂文之初试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或以诗以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天宝间则专用诗赋。③知几"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乃家学薰陶和社会尚文的风尚影响所致，并非应试之临时之策。然而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除了有通过读史的实践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外，还得有以文士得名为耻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从何而来呢？
认识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读史实践所得来的真实感受，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史坛、文坛的冷静的观察。
遍读群史，他深切感受到"史才之难，其难甚矣"①，之所以难，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近世以来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于是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诠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史学被引上歧路，丢掉了史家直书实录之旨。刘知几深切感受着史家的历史责任，随着社会阅历和学识的丰富积累，越发感到对以往史学进行系统检讨的迫切性。一个宏伟的志向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现实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当刘知几二十岁后步人仕途，现实社会对他的教育并不比书本上的少。从读史、研史的角度看，他"射策登朝"后，"思有余闲，遂其本愿"，得以"恣情披阅"浩翰的史书，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然而，当这些看法同他从现实社会的见闻、感受挂起钩的时候，其认识就大大前进了。书本同现实并非一事，其间有巨大的落差，书本上的东西过于理想化，而现实则是实实在在的。入仕以来，使刘知几从历史走向现实，而又从现实回顾历史，使他对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刻了。
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
知几自步入仕途后，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然而这二十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措施严酷，弄得人心不安。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奉遗诏即位，武则天急于控制全部政权，以临朝称制，就在中宗即位不过两个月时，武借故把他废为卢陵王，并幽禁于房州；接着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但居②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③ 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
① 《史通·核才》。
睿宗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政事决于太后"，①这一废一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过渡，是一次宫廷夺权斗争。至此，武则天实现了全面专政，并为日后改国号称皇帝准备了条件。
为了防止唐宗室、勋臣的反对，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逼令太子李贤自杀。武则天生过四个儿子，长子李弘，已被耽杀；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三子李显，即位不久便被废弃；四子李旦，无权干政，后强令退位。李贤在长兄被害后立为太子，因武后怀疑他有异心，乃废为庶人，软禁巴州。这时武后生怕他在外生事，就派丘神勣逼令自杀。于此，争夺皇位的因素几被排除。同时，她又大封武氏祖先，提拔武氏亲属。两个侄儿，一个武承嗣被任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总理朝政；一个武三思，也加官晋爵。诚如《通鉴》所言："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①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口号的扬州起兵。起义平息后，武则天乃"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自。"②武则天盛开告密之门，出现了一个专掌告密之事、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帮助武氏镇压异己的酷吏集团，武氏豢养的这帮爪牙、鹰犬，网罗无辜，竞为讯囚酷法，惨无人道，甚于虎狼。任用酷吏的直接后果使武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由之带来的政治昏暗则与日剧增，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他指出武氏临朝邪滥官员"比肩咸是，举目皆然"③，"至如六品以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
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什伍。"④既无德行，也无学识，"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⑤知几主张沙汰尸禄谬官，是帮助武氏加强政权建设以端正政风的积极建议。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刺史之官，肩负着"移风易俗"、"求痪字民"的重任，因而自秦汉已降迄乎魏晋，"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而今的刺史就不同了。知几指出：他们"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如是，"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绩！"因此，知几建议："臣望自今以后，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冀宏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①刘知几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做官为政必安心职守，兢兢业业，如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一九。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③ 《唐会要》卷六七。
④ 《唐会要》卷六七。
⑤ 《唐会要》卷六七。
① 以上引见《唐会要》卷六八。
果迁徙频繁，心怀苟且之谋，则决然搞不好治理。知几针对时弊，提出应让刺史相对稳定，安心政务；而朝廷也要"明察功过，精甄赏罚"，这样，才能造就"循良之绩"。知几虽官微位卑，却怀有治天下的方略，小小的一"疏"，显示了其为政的大才。
证圣元年（695），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他上书言事，历举古往对赦有的慎重态度，借古人语批评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②同年，知几针对当时滥赐阶勋的弊端，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
其表文说："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似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激倖实深。"结果呢，"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更迁"。既而如愿果谐，受之者也自谓己功，不以为惭，出现了朝野宴聚"绯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饬"的局面。知几在表文的最后说："望自今后，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①可见，滥赐阶勋势必搞乱了吏治，破坏了传统的以德才授官的政策，也破灭了士林求仕的希望，败坏了儒家的人伦。从根本上也不利于武则天的政治统治。知几表文完全是从封建政府官吏的身份出发，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向政府进奉忠言。
上述知几所言四事，无不切中时弊，由之可以看出他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四条，集中到一点，是批评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和政治流弊。《旧唐书》本传说："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切直"二字概括了刘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②本来，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③知几应时上表，并不违背武氏意愿，只是她"诏九品以上陈得失"不过是"收入望"而已，并非要按大家的意见实行。
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现象的批判。在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重用酷吏，滥用人才，互相为用。知几上表已是武则天利用酷吏相对松懈之时，不然他也不敢批评时政。但现实教育了他，他是无法改变现实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思慎赋》。
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我们探讨刘知几的生活道路，探讨他的史学志趣，不能轻视这篇赋所表达的深层思想。
《资治通鉴》卷二○五这样概括《思慎赋》的写作背景："是时官爵宜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它是酷吏政治下的产物，通篇排列铺陈古今生死进退的事迹，规劝世人在仕途上谨慎小心。"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之，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② 《唐会要》卷四○。
① 《唐会要》卷八一。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旧唐书·武后本纪》。
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①现将《思慎赋》略作分析。
刘知几在赋序中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实情：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说："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把，埋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他列举古人事迹，发现他们之所以人生坎坷，就是"不知救死之有方"、"未识卫生之有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的环境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如果不加警觉而处之泰然，就象"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因此，他提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牢记往哲古人吉凶成败的历史教训，去"驰竞之欲"，守"静退之心"。因为古今人物之吉凶成败验证，"贵不如贱，动不如静"。所以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知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觊觎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廓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应该说，《思慎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消极心态，它是对武则天酷吏政治的一种反抗。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思慎赋》作于证圣元年（695），联系他上表中的积极建议，可以看到思想上的矛盾状态。知几对现实政治的**现象向来持反对态度，但是当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遭杀身亡族之祸时，又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的态度，这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刘知几著《思慎赋》其本义是"刺时见志"，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形式。"见志"就是宣布同世俗决不同流合污。怯进勇退，明哲保身并不是刘知几的性格，这里所反映的心理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苦闷。这暂时的苦闷的背后却是刘知几对现实的冷静思考，从而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这里试举一例。《史通·疑古》篇疑《尚书》之《尧典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事，知几先以古代书证说明禅授可疑，进而他又以今证古的方法说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现实社会的教育加深了刘知几对历史的理解，最关键的一条是提高了史识。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在武则天时代，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才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个春秋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一般人认为，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偏重文辞，以诗赋为主，所以知几方有"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的话，其实，将求仕进势必要做些应考的准备，揣摩主考官的爱好也在准备之列，并非指准备诗赋。在唐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与诗赋并不相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①可见，唐初进士只试策文，至高宗后期方有大的变化。调露二年即为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正是知几应试的这一年。《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次年皇帝下诏："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① 《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③ 《论语·季氏》。
①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②这说明在高宗后期，即知几进士试后，进士试才有改变，在进士科举考试项目中增杂文后，文词遂成为该试的中心内容。杂文之初试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或以诗以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天宝间则专用诗赋。③知几"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乃家学薰陶和社会尚文的风尚影响所致，并非应试之临时之策。然而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除了有通过读史的实践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外，还得有以文士得名为耻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从何而来呢？
认识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读史实践所得来的真实感受，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史坛、文坛的冷静的观察。
遍读群史，他深切感受到"史才之难，其难甚矣"①，之所以难，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近世以来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于是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诠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史学被引上歧路，丢掉了史家直书实录之旨。刘知几深切感受着史家的历史责任，随着社会阅历和学识的丰富积累，越发感到对以往史学进行系统检讨的迫切性。一个宏伟的志向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现实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当刘知几二十岁后步人仕途，现实社会对他的教育并不比书本上的少。从读史、研史的角度看，他"射策登朝"后，"思有余闲，遂其本愿"，得以"恣情披阅"浩翰的史书，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然而，当这些看法同他从现实社会的见闻、感受挂起钩的时候，其认识就大大前进了。书本同现实并非一事，其间有巨大的落差，书本上的东西过于理想化，而现实则是实实在在的。入仕以来，使刘知几从历史走向现实，而又从现实回顾历史，使他对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刻了。
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
知几自步入仕途后，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然而这二十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措施严酷，弄得人心不安。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奉遗诏即位，武则天急于控制全部政权，以临朝称制，就在中宗即位不过两个月时，武借故把他废为卢陵王，并幽禁于房州；接着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但居②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③ 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
① 《史通·核才》。
睿宗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政事决于太后"，①这一废一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过渡，是一次宫廷夺权斗争。至此，武则天实现了全面专政，并为日后改国号称皇帝准备了条件。
为了防止唐宗室、勋臣的反对，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逼令太子李贤自杀。武则天生过四个儿子，长子李弘，已被耽杀；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三子李显，即位不久便被废弃；四子李旦，无权干政，后强令退位。李贤在长兄被害后立为太子，因武后怀疑他有异心，乃废为庶人，软禁巴州。这时武后生怕他在外生事，就派丘神勣逼令自杀。于此，争夺皇位的因素几被排除。同时，她又大封武氏祖先，提拔武氏亲属。两个侄儿，一个武承嗣被任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总理朝政；一个武三思，也加官晋爵。诚如《通鉴》所言："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①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口号的扬州起兵。起义平息后，武则天乃"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自。"②武则天盛开告密之门，出现了一个专掌告密之事、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帮助武氏镇压异己的酷吏集团，武氏豢养的这帮爪牙、鹰犬，网罗无辜，竞为讯囚酷法，惨无人道，甚于虎狼。任用酷吏的直接后果使武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由之带来的政治昏暗则与日剧增，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他指出武氏临朝邪滥官员"比肩咸是，举目皆然"③，"至如六品以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
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什伍。"④既无德行，也无学识，"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⑤知几主张沙汰尸禄谬官，是帮助武氏加强政权建设以端正政风的积极建议。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刺史之官，肩负着"移风易俗"、"求痪字民"的重任，因而自秦汉已降迄乎魏晋，"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而今的刺史就不同了。知几指出：他们"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如是，"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绩！"因此，知几建议："臣望自今以后，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冀宏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①刘知几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做官为政必安心职守，兢兢业业，如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一九。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③ 《唐会要》卷六七。
④ 《唐会要》卷六七。
⑤ 《唐会要》卷六七。
① 以上引见《唐会要》卷六八。
果迁徙频繁，心怀苟且之谋，则决然搞不好治理。知几针对时弊，提出应让刺史相对稳定，安心政务；而朝廷也要"明察功过，精甄赏罚"，这样，才能造就"循良之绩"。知几虽官微位卑，却怀有治天下的方略，小小的一"疏"，显示了其为政的大才。
证圣元年（695），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他上书言事，历举古往对赦有的慎重态度，借古人语批评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②同年，知几针对当时滥赐阶勋的弊端，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
其表文说："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似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激倖实深。"结果呢，"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更迁"。既而如愿果谐，受之者也自谓己功，不以为惭，出现了朝野宴聚"绯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饬"的局面。知几在表文的最后说："望自今后，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①可见，滥赐阶勋势必搞乱了吏治，破坏了传统的以德才授官的政策，也破灭了士林求仕的希望，败坏了儒家的人伦。从根本上也不利于武则天的政治统治。知几表文完全是从封建政府官吏的身份出发，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向政府进奉忠言。
上述知几所言四事，无不切中时弊，由之可以看出他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四条，集中到一点，是批评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和政治流弊。《旧唐书》本传说："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切直"二字概括了刘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②本来，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③知几应时上表，并不违背武氏意愿，只是她"诏九品以上陈得失"不过是"收入望"而已，并非要按大家的意见实行。
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现象的批判。在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重用酷吏，滥用人才，互相为用。知几上表已是武则天利用酷吏相对松懈之时，不然他也不敢批评时政。但现实教育了他，他是无法改变现实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思慎赋》。
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我们探讨刘知几的生活道路，探讨他的史学志趣，不能轻视这篇赋所表达的深层思想。
《资治通鉴》卷二○五这样概括《思慎赋》的写作背景："是时官爵宜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它是酷吏政治下的产物，通篇排列铺陈古今生死进退的事迹，规劝世人在仕途上谨慎小心。"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之，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② 《唐会要》卷四○。
① 《唐会要》卷八一。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旧唐书·武后本纪》。
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①现将《思慎赋》略作分析。
刘知几在赋序中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实情：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说："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把，埋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他列举古人事迹，发现他们之所以人生坎坷，就是"不知救死之有方"、"未识卫生之有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的环境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如果不加警觉而处之泰然，就象"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因此，他提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牢记往哲古人吉凶成败的历史教训，去"驰竞之欲"，守"静退之心"。因为古今人物之吉凶成败验证，"贵不如贱，动不如静"。所以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知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觊觎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廓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应该说，《思慎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消极心态，它是对武则天酷吏政治的一种反抗。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思慎赋》作于证圣元年（695），联系他上表中的积极建议，可以看到思想上的矛盾状态。知几对现实政治的**现象向来持反对态度，但是当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遭杀身亡族之祸时，又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的态度，这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刘知几著《思慎赋》其本义是"刺时见志"，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形式。"见志"就是宣布同世俗决不同流合污。怯进勇退，明哲保身并不是刘知几的性格，这里所反映的心理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苦闷。这暂时的苦闷的背后却是刘知几对现实的冷静思考，从而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这里试举一例。《史通·疑古》篇疑《尚书》之《尧典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事，知几先以古代书证说明禅授可疑，进而他又以今证古的方法说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现实社会的教育加深了刘知几对历史的理解，最关键的一条是提高了史识。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在武则天时代，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才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个春秋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