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著述传家 一、修史论经（2/2）
《刘知己评传》作者：刘知己评传 2017-02-13 12:46
，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原先，"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①按照知几对其祖先世系的考证，以为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汉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楚元王交。居巢般为司徒，故知几有"以绍司徒旧邑"的说法。"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② 《贞观政要》卷七。
① 《旧唐书·柳冲传》。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②笔者赴徐州考察彭城丛亭里遗迹，一时难以觅寻丛亭里的居处。
刘知几不仅博学于史，而且渊深于经，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经学家。不过他是以史家的立场对待经学的，以为经书不过是古代史料，而孔子是史学家。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分析《尚书》、《春秋》是史之两家，以史料求真之严格的史家直书立场检验经书记载，因有"疑古"、"惑经"之论，又有《左氏》三长、二传五短之言③。在我国经学今古文学家二派对立中，知几显然主古文。
玄宗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皇帝下诏让诸儒论证《孝经》、《尚书》古文本孔、郑注之得失，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同月六日，又诏令儒官论次《孝经》孔、郑注，子夏《易传》和《老子》王注诸书长短。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其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①诏书三月六日草成，十日颁布，刘知几于四月七日上《孝经注议》，他的意见是：《孝经》请求废除郑注而用孔注；《老子》请求停止河上公注而用王弼注；《易传》并非子夏所撰。政府处理的意见是："知几博识，诚则纯儒，全非众家，亦则未可。"且《孝经》郑注、《老子》河上公注已流行多时，并子夏《易传》文不折于片言。"望并付所司，令诸儒与知几对质定。
必须理胜义成，不得饰词争辩，论定，奏闻。"②其后，博士司马贞上书驳辩，知几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争论甚是激烈。一场关于经书的学术争论就这样开始了。现依时间线索，简述这场讨论的过程及其结果。
知几上《考经注议》说："谨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爱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浅无识，故致斯讹舛。"①为了证明己见，知几列举十二条验证以论定《孝经》郑注之伪妄。
他说：郑玄自序，皆明言注《礼》、《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周易》，但"都无注《孝经》之文。"郑玄死后，他的弟子们追论老师的著述和应对，说郑所注，"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且《郑志》目录，记载郑的著述甚详，寸纸片札，莫不悉载，但独独没有《孝经注》。《郑志》记载郑玄同诸弟子论经之语，亦言不及《孝经》。且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郑之所注笺驳论，也不言郑注《孝经》。史家为郑玄作传，载其所注书，皆无《孝经》。王肃著书，发②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③ 参看《史通》外篇《疑古》、《惑经》、《申左》诸篇。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② 《全唐文》卷九六四。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扬郑短，而于《孝经》注，王氏也无致一言。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但未有一言引《孝经》注者。
知几以确切而详细的证验论定《孝经》郑注之伪。"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他认为该注"言语鄙陋，义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后来，传诸不朽。"他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肯定孔注："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因而他认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①国子祭酒司马贞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对刘说予以驳难。他指出："《今文孝经》，是汉河问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注。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其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当他论及《古文孝经》时说它原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本未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孔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最后他尖锐指出："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残经缺传，而废郑注，理实未可。"②关于《老子》注的问题也发生争论。
知几认为：传说的河上公故事是"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是注家假造的。况"其言鄙劣，其理乖讹"，哪如王粥注"义旨为优"，因此他的意见是"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③司马贞则认为：承认河上公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但认为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辞近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诚，大可以宁人安国。
而王注"雅善玄谈，颇深道要"，理畅旨微，"在于玄学，颇是所长。至若近人立微，修身宏道，则河上为得。"因此他主张："今望请王河二注，令学者俱行。"①关于子夏《易传》，知几称为伪托，司马贞指其错谬，意见较为一致。
知几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其中说：臣才虽下劣，而学实优长。窃自不逊，以为近古已来，未之有也。尝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并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
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四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
臣草议请行孔王二书，牒礼部讫。但今庸儒浅识，闻见不周，可与共成，难与虑始。??臣辄以愚识，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烟察，如将为允，请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②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③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即颁行。不可使随流腐儒，参论其义。
双方争论可谓激烈。不难看出，争论中也带有某些门户之见。尽管刘知几有充足的根据，但学术争论中带有强烈的感**彩，讲自己则"学识优长"，是近古未有，说别人则是"庸儒浅识，闻见不周"，"随流腐儒"，这就缺乏虚心的态度。刘知几的考辨工作至为精彩，但辩论中的感**彩却直接影响了其建议的结果。
五月五日，玄宗下诏："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子夏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①皇帝未因知几而废郑注，亦未因司马贞而废孔注，而采取了折中办法，使二注并行。这是因为对这场争论的双方态度有些看法："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②诏书的下达结束了这场经书之辩。诏书的决定大体上采纳了司马贞的意见，否定了知几废郑行孔、停河行王的主张。自然，知几的建议不被采纳，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错了，即使在当时，他的看法也颇为人称道。《大唐新语》卷九说刘知几"引古今为证"，"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摈斥之，深为识者所叹。"需要特别指出的，知几列举的论《孝经》郑注之伪妄的十二条证验，实在是学识渊博，洞察入微。不仅仅是"颇有条贯"，而且是实实在在，显示了一个史学家求真的本色。历史考据学于清代达到极盛，但它并不始于清代，它是中国学者的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之一。刘知几当是唐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辨伪学家。如果我们将这十二条证验同明代学者胡应磷在《四部正伪》中归纳的考察伪书的八个方法相对照，同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辨识伪书的十二条公例相对照，就会发现，他们三人的论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十二条证验所体现的方法论较之其证验的结论可信程度，意义要深远多了。
原先，"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①按照知几对其祖先世系的考证，以为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汉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楚元王交。居巢般为司徒，故知几有"以绍司徒旧邑"的说法。"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② 《贞观政要》卷七。
① 《旧唐书·柳冲传》。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②笔者赴徐州考察彭城丛亭里遗迹，一时难以觅寻丛亭里的居处。
刘知几不仅博学于史，而且渊深于经，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经学家。不过他是以史家的立场对待经学的，以为经书不过是古代史料，而孔子是史学家。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分析《尚书》、《春秋》是史之两家，以史料求真之严格的史家直书立场检验经书记载，因有"疑古"、"惑经"之论，又有《左氏》三长、二传五短之言③。在我国经学今古文学家二派对立中，知几显然主古文。
玄宗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皇帝下诏让诸儒论证《孝经》、《尚书》古文本孔、郑注之得失，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同月六日，又诏令儒官论次《孝经》孔、郑注，子夏《易传》和《老子》王注诸书长短。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其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①诏书三月六日草成，十日颁布，刘知几于四月七日上《孝经注议》，他的意见是：《孝经》请求废除郑注而用孔注；《老子》请求停止河上公注而用王弼注；《易传》并非子夏所撰。政府处理的意见是："知几博识，诚则纯儒，全非众家，亦则未可。"且《孝经》郑注、《老子》河上公注已流行多时，并子夏《易传》文不折于片言。"望并付所司，令诸儒与知几对质定。
必须理胜义成，不得饰词争辩，论定，奏闻。"②其后，博士司马贞上书驳辩，知几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争论甚是激烈。一场关于经书的学术争论就这样开始了。现依时间线索，简述这场讨论的过程及其结果。
知几上《考经注议》说："谨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爱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浅无识，故致斯讹舛。"①为了证明己见，知几列举十二条验证以论定《孝经》郑注之伪妄。
他说：郑玄自序，皆明言注《礼》、《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周易》，但"都无注《孝经》之文。"郑玄死后，他的弟子们追论老师的著述和应对，说郑所注，"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且《郑志》目录，记载郑的著述甚详，寸纸片札，莫不悉载，但独独没有《孝经注》。《郑志》记载郑玄同诸弟子论经之语，亦言不及《孝经》。且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郑之所注笺驳论，也不言郑注《孝经》。史家为郑玄作传，载其所注书，皆无《孝经》。王肃著书，发②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③ 参看《史通》外篇《疑古》、《惑经》、《申左》诸篇。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② 《全唐文》卷九六四。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扬郑短，而于《孝经》注，王氏也无致一言。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但未有一言引《孝经》注者。
知几以确切而详细的证验论定《孝经》郑注之伪。"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他认为该注"言语鄙陋，义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后来，传诸不朽。"他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肯定孔注："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因而他认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①国子祭酒司马贞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对刘说予以驳难。他指出："《今文孝经》，是汉河问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注。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其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当他论及《古文孝经》时说它原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本未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孔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最后他尖锐指出："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残经缺传，而废郑注，理实未可。"②关于《老子》注的问题也发生争论。
知几认为：传说的河上公故事是"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是注家假造的。况"其言鄙劣，其理乖讹"，哪如王粥注"义旨为优"，因此他的意见是"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③司马贞则认为：承认河上公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但认为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辞近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诚，大可以宁人安国。
而王注"雅善玄谈，颇深道要"，理畅旨微，"在于玄学，颇是所长。至若近人立微，修身宏道，则河上为得。"因此他主张："今望请王河二注，令学者俱行。"①关于子夏《易传》，知几称为伪托，司马贞指其错谬，意见较为一致。
知几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其中说：臣才虽下劣，而学实优长。窃自不逊，以为近古已来，未之有也。尝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并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
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四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
臣草议请行孔王二书，牒礼部讫。但今庸儒浅识，闻见不周，可与共成，难与虑始。??臣辄以愚识，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烟察，如将为允，请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②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③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即颁行。不可使随流腐儒，参论其义。
双方争论可谓激烈。不难看出，争论中也带有某些门户之见。尽管刘知几有充足的根据，但学术争论中带有强烈的感**彩，讲自己则"学识优长"，是近古未有，说别人则是"庸儒浅识，闻见不周"，"随流腐儒"，这就缺乏虚心的态度。刘知几的考辨工作至为精彩，但辩论中的感**彩却直接影响了其建议的结果。
五月五日，玄宗下诏："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子夏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①皇帝未因知几而废郑注，亦未因司马贞而废孔注，而采取了折中办法，使二注并行。这是因为对这场争论的双方态度有些看法："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②诏书的下达结束了这场经书之辩。诏书的决定大体上采纳了司马贞的意见，否定了知几废郑行孔、停河行王的主张。自然，知几的建议不被采纳，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错了，即使在当时，他的看法也颇为人称道。《大唐新语》卷九说刘知几"引古今为证"，"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摈斥之，深为识者所叹。"需要特别指出的，知几列举的论《孝经》郑注之伪妄的十二条证验，实在是学识渊博，洞察入微。不仅仅是"颇有条贯"，而且是实实在在，显示了一个史学家求真的本色。历史考据学于清代达到极盛，但它并不始于清代，它是中国学者的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之一。刘知几当是唐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辨伪学家。如果我们将这十二条证验同明代学者胡应磷在《四部正伪》中归纳的考察伪书的八个方法相对照，同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辨识伪书的十二条公例相对照，就会发现，他们三人的论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十二条证验所体现的方法论较之其证验的结论可信程度，意义要深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