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2/2）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①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