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立（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在1923—1927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年初占领汉口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①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第10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运动》，第255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② 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党员当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①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第10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运动》，第255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② 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党员当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