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竞争和不和（2/2）
《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剑桥中华民国史 2017-01-23 23:58
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所反对的北伐。**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所反对的北伐。**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