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宗（873—888年在位）（2/2）
《剑桥中国隋唐史》作者：剑桥中国隋唐史 2017-01-24 00:17
骈曾在北方边境任职，是一名与党项人作过战的杰出将领。当吐蕃在西方入侵时他组织过防御，并在遥远的南方指挥过反对南诏入侵的战役。从869年到875年，他作为节度使抑制了山东的盗匪活动，可是在他转到四川以后，天平又爆发了严重的动乱。当王仙芝在878年初在长江中游得手之后，他挥师前来，一年以后他曾在浙西征讨黄巢取得成功，并把盗匪军队逐往南方的广州。
黄巢在879年后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度袭击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广大地区。但在下一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骈终于认真地对盗匪采取行动。880年阴历三月，高骈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将领张璘前往长江以南，给了盗匪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政府想要大获全胜，便以几支北方部队增援高骈，并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召集邻近诸部队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军队的总数达七万人。黄巢的军队虽则人数更多一些，但不能与高骈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相对抗，880年阴历四月，盗匪似乎完全被击溃。王仙芝的早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张璘投降，同时黄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也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投降了。黄巢退到江西的饶州，随即来到福建边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来都对政府军有利，官军的将领们纷纷向京师告捷。①
在880年阴历五月，局势完全改观。这个关键时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们对进攻黄巢战役全过程的精心猜测，而许多疑点一直模糊不清。②然而确凿无疑的是，黄巢仍有可能避免几乎确要被击败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并开始向北方的东西两都进军。据一份资料说，黄巢曾大量贿赂张璘，使之停止进攻，然后同意向高骈投降，条件是任命他为节度使。据这份记载说，高骈接受了黄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参与战斗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分享功劳。因此他让这些部队各回原地。当黄巢得知这些军队已经被遣回淮河以北时，他突然中断了与高骈的关系，并在一次随之发生的较大战斗中杀死了高骈手下最重要的将领张璘，给予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尽管人们对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种种怀疑，但这一巨大胜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以后黄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袭击，最后于880年阴历七月在采石渡过长江。①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转折点。
高骈的军队不但未能阻止黄巢渡江，而且当黄巢向洛阳挺进时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骈的无所作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评。对于没有经验的文职官员来说，像李係和王铎那样放弃职守，是一回事；而对于政府最有经验的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将军来说，他竟允许一个已经严重削弱了的敌人伺机渡过了长江并让他在自己辖区扬长而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历史评论家把责任全归罪于高的亲信方士吕用之，他对高有巨大的影响。②但是，高骈的无所作为是难以用玩忽职守来加以解释的。
高骈在他负责的淮南地区面临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当时淮南是中国盗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盗匪作斗争，而且要和从北方袭来的大批盗匪团伙以及和淮南以北开小差的哗变士兵作斗争。甚至在他来到淮南以前，给盗匪首领封官被认为是必需的，高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任命数人为刺史。③这些盗匪首领现在成为高骈的将领，协助他向周邻地区扩展势力。由于淮南是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区，高骈很容易因为对黄巢征剿过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扬州对于唐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基地已有长期的传统，所以高骈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险是不足为奇的。高骈还意识到，他不能再依赖朝廷的坚决支持，因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宰相卢携得了重病。这样，他有许多理由要巩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辩护的奏疏，声称黄巢渡江时有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数字。①
一旦越过了政府在长江下游的防御，黄巢通往东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唐王朝试图在洛阳东南要冲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军以阻挡盗匪军队。这个计划惨遭失败，这倒不是因为黄巢军队力量强大，而是由于守军之间互不信任，再加上他们几乎普遍地不愿为摇摇欲坠的王朝去卖命。感化节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条件是保证他们在州城驻防。当他们接到命令开往溵水时，几乎激起了一次兵变。他们到达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将领周岌害怕这些军队一旦驻在他的辖区就会威胁他的势力，便让他自己的士兵渗入他们驻防的城市屠杀他们。感化节度使被追逐到襄阳杀死。周发后来担任了忠武节度使。另一个派去参加洛阳防御的唐朝将领齐克让弃职而逃回了自己在山东的营地，而不是去与残酷无情的周岌打交道。这样，所有派去保卫东都的军队都因将领之间的猜疑和背信弃义而溃散，洛阳门户洞开。
黄巢在渡过淮河以后开始表现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补大将军”的称号，并试图加强军队的纪律，禁止他们抢劫。当他们在880年阴历十一月进入洛阳时，该城官员无心抵抗，接他入城。齐克让向朝廷报告洛阳已经丢失，他建议立即尽力加强长安的防御。
黄巢军队的戏剧性的进展，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而真正显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迹象倒不是盗匪军队如此大踏步地前进，而是各藩镇的“勤王”部队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大造自己的地方优势的活动。只要政府能调度大部队，它依然有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879年至880年的事件——王铎和李係在战斗中的失败、刘巨容公开的不忠以及高骈保全自己地位的行为——标志着唐王朝力量的振兴没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①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令孜和500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②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①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年腊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四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②他的500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①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队的统帅——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去，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英尺的诸山口。①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英里处。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由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①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②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③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①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①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②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5000440_0780_2③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①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一名军官。②
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至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③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000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领。①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临安。①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川的帝**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至881年、883至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年到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①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年至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②他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至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没有振兴起来。
叛乱的瓦解
对于黄巢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来说，第一次考验是在占领京师后几个月来到的。对京师的主要威胁来自邻近的凤翔的效忠王朝的军队，他们是由以前的宰相郑畋统率的；郑畋要求皇帝留在关中未成，即被授权负责协调西北的勤王军队。黄巢派遣一名使节前往凤翔，答应赦免这个地区，如果向他投降的话。郑畋决定战斗，但他的一些军官宁可观望长安的形势发展，眼下看来黄巢想使凤翔中立，如果办成，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郑畋终于能够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对王朝表现出热烈的忠诚。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书写的奏表，发誓要组织忠义的部队收复京师。除了西北各地的驻军以外，还有许多禁军留在京畿区，郑畋能立即在凤翔集合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皇帝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诸军行营都统，有权委任自己的副将。①
881年阳历二月，黄巢派遣他的主要将领尚让和王播率领五万军队前去攻打集结在凤翔的队伍。他们相信这场战斗能轻易取胜，因为郑畋是一介书生，不能真正打仗。黄巢的人马自从来到长江以北后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抗，所以他们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向凤翔前进，甚至不屑列队行军。想不到的是，郑畋证明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将自己的副手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安排在适当地方，伺叛军迫近时伏击他们。在一场严酷的和决定性的战斗中，黄巢的队伍被击溃了，政府宣称杀死了20000人。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除了造成黄巢力量的重大损失之外，它还是一年多以来（自从高骈在长江下游取得胜利后）政府军首次表明有击败盗匪的可能。唐朝利用这次大胜的机会，要求进一步的支持以收复京师，派遣使节前往各地，劝说黄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们很快便背弃了叛乱的事业。880年未投降黄巢并被委任掌管洛阳周围地区的诸葛爽，现在重申他对王朝的效忠，并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两个月后，忠武的周岌也被说服放弃了对黄巢的支持，回头效忠皇帝。目前最后一个黄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卢的王敬武，但他只是一个次要人物。
881年最初数月发生的事情，对改变曾经导致叛乱者轻易征服京师的势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叛乱者在长安统治的虚弱现在是明显了。它不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机构，并且因在京师实行残酷的和无意义的恐怖统治而失去了官员们的支持。它现在遭受了当头一棒的军事挫折，最后完全失去了各地节度使的支持。881年阴历四月，京师曾暂时被政府军夺回，但在一场流血的战斗以后又被黄巢占领，紧接着便是长安许多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原因是他们欢迎过官军的回来。使事情甚至变得更坏的是，京师开始缺乏粮食，黄巢力求河中供应粮食，虽然那里的节度使王重荣是他从前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要求现在被断然拒绝。王重荣杀死黄巢的使者，并和效忠王朝的河北义武（当时称易定）节度使王处存结盟反对黄巢。
由于赋税的丧失和各地支持的减少，当朝廷一边的军队逼近时，黄巢只能继续据守京师了。京畿地区在唐代从未遭受这样的苦难。人民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和生活资料，逃往山林，躲避众多的军队，盗匪占据的是一座空城，被切断了一切供应，处于严重的和令人绝望的境地。谷物的价格猛增到天文数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①
881年阴历十月，郑畋把凤翔交给手下一个资历较浅的将领李昌言管理，动身去四川与流亡中的皇帝会合。政府用王铎（王在京师失陷后便到四川投奔皇帝）代替他。尽管两年前黄巢从广州北上时王铎有过凄凉的失败，现在他仍被任命为指挥唐朝反击军队的诸道行营都统。忠贞有力却又屡遭朝廷羞辱的将领崔安潜被委任为他的副将。选择王铎和崔安潜来领导恢复京师战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赖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官员，他们的忠诚是可靠的。此外就没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再输掉了。
当政府军开始巩固他们在京师周围的地位时，黄巢几次试图向东扩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将领朱温被任命为长安东北位于关内的同州的刺史，虽然朱温在得到这个职务以前还必须攻下该州的州城。朱温的下一步努力是渡过黄河进入河中，但被王重荣击败，这样黄巢就不能进入一个能供应京师粮食和向东发动战役的地区。882年阴历四月，政府各路人马成功地建立了半圆形的包围圈，控制了通向京师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结果是切断了黄巢在京畿的所有供应来源。西、北两面包围，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岭山脉，再加上河中不能通过，政府军明显地希望黄巢将放弃京师，返回他在东方的老巢。没有人热切地盼望打一场大战。
围困京师一事有几个有趣的特点，它们足以清楚地显示该时期在政治上和地区上的极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没有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支持，特别是高骈那里没有派来一个人；高骈继续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没有派军队。他几度试图劝说僖宗将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大扬州城，但是控制着僖宗的宦官们是不会自己冒险投入像高骈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①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勤王军中出现了地区集团。当王铎率领四川和兴元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北的富平时，泾原的军队则进驻京师以西的要冲，其他进攻部队又构成了一系列联盟。来自河东—河北地区的两个强大的节度使，即河中的王重荣和义武（易定）的王处存，一起屯驻渭北；邠宁的朱玫和凤翔的李昌言移驻长安西北的兴平；定难军（来自夏绥）节度使党项人拓跋思恭和李孝昌的保大军（来自鄜坊），共同屯驻渭桥，他们两人控制了关中东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最后，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权派遣军队到长安西北的武功，二人原是参谋军官，879年黄巢北上时他们夺取了河南各地的权力。
这些武装中没有人愿意在战斗中与黄巢的仍然可怕的军队较量。所有的人都希望黄巢向东撤退，谁也不愿意带头向黄巢发动进攻。王铎致力挖掘一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黄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动，怕他指向四川。①政府军采取防御的姿态使黄巢有可能在京师周围发动数次成功的局部性袭击，但是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收获。尚让率军攻打长安以东的华州，但在一场没有料到的夏季暴风雪中丧失了许多人。
黄巢在882年阴历九月遭到一次较大的挫折，当时他派到京师以东两个关键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温和华州的李详——都背叛了。朱温背叛是由于他与王重荣对垒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他知道黄巢的力量正在衰落，便决定向王重荣投降。当李详也试图效尤时，黄巢便将他杀死。但是即使在这些挫折之后，包围京师的将帅们仍没有一个人愿意向黄巢军队进攻。在这种僵持局势下，政府终于同意召来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②
用外军来帮助镇压内部叛乱，这并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亲在镇压庞勋叛乱时起过重要作用，为此被赐与国姓，并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的边疆地区的将领。但是他已证明是高度独立的，在以前10年中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无休止的边境战斗，其中多半是在对付一个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联盟。③唐朝在太原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们侵入河东，因为他们能够从该地轻易地袭击京师。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师周围相持的局面，除了引进外族军队之外似无他法。883年正月，王铎被解除统帅职务，战役指挥由将领们联合负责，李克用在他们中间显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年初李克用带了一支大约35000人的令人生畏的军队来到关中，他的军队是从边境各族中召集来的。李克用移军沙苑，这是同州以南的一个牧马地，在那里他初战便击败了黄巢的兄弟黄揆。黄巢决定在一场最激烈的战斗中向李克用挑战，派出15万人向正在与忠武、易定和河中各军汇合的李克用进攻。883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终于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场大战。黄巢军队完全被击败，被杀或被俘者不计其数。①在屡遭失败之后，黄巢首先确保了通过山岭去蓝田的道路，最后于883年阴历四月退出京师。黄巢从京师的撤退是比较有秩序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无纪律的各路官军的迅速推进，他们抢劫和破坏了长安的剩余之物，使那些劫后尚存的宫殿尽变灰烬。
尽管失去京师，屡遭失败，黄巢的军队仍是相当强大的。883年阴历五月派大将孟楷进攻蔡州，这是关中以外参加收复京师之战的少数藩镇中的一个。进攻一开始，节度使秦宗权立即投降；与黄巢合流。下一个目标是陈州，它位于河南中心，是忠武镇的一部分。黄巢对它怀有强烈的仇恨，因为在以前向他进攻的许多战役（从叛乱初期的宋威和张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复京师的战役）中，忠武军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陈州刺史赵犨知道他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目标，便作了准备。陈州在四周建立了防御工事，制作了盔甲和武器，储备了粮食。20英里范围以内的人都迁入城内。大批壮丁被招募入伍，由赵犨的儿子和兄弟指挥。
赵犨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蔡州轻易取胜的孟楷开始向陈州挺进。赵犨得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没有准备，便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孟楷军队几乎全被杀死或成了俘虏。孟本人也遭俘虏，并被杀死。
孟楷的失败和死亡使黄巢大为震惊，他立时将全军向东调动。他屯驻在陈州东南的溵水，这里是近四年以前政府试图建立联合防御以阻挡他向洛阳前进的地方。883年阴历六月，黄巢和蔡州的秦宗权联合围困陈州。赵犨誓死保卫陈州，并宣布凡建议投降者将处以死刑。他选择精锐部队开出城外，向围城军队发动成功的袭击。黄巢进一步被激怒了，决心让军队长时期围困陈州。于是他建立了指挥部并积草屯粮。
883年的整个秋季和冬季围攻一直在进行，其间只是经常穿插了小的战斗。尽管每一边都作了认真的准备，但供应越来越少。陈州城内有许多居民饿死。与此同时黄巢的兵马蹂躏了河南的12个州，不顾一切地为围城的军队搜索粮食和物资。
当陈州的形势渐渐令人绝望时，赵犨向邻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起来的援军之所以一致行动，不是出于对唐朝的效忠，而是因为对黄巢的敌视和害怕。忠武（陈州平时归它节制）节度使周岌从东面派来军队，武宁的时溥从西面前来支援，这时任宣武节度使的朱温，也从北面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三个人现在的官位都应归功于黄巢：朱温是作为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而得以发迹的，周岌和时溥是在879年黄巢北上的混乱时机夺得权力的。但在这时唯一重要的考虑是维持各自的地方据点，而对于这些将帅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黄巢的军队是严重的威胁。仅仅因为各自的切身利益才激起他们共同来反对黄巢。
尽管援军对他施加压力，黄巢的军队对于任何反对他的单个将帅来说仍是非常强大的，而他们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尝试去联合进攻黄巢。朝廷再一次感到有必要请求李克用的援助，于是他便带着一支50000人的军队向东开拔。李克用和各地前来的节度使们同黄巢的军队前后进行了几次大战，其中多数给叛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黄巢终于被迫在884年阴历四月解除了陈州之围，从开始围城到这时几乎有300天。①
阴历五月，紧接着他的主要营地被暴涨的洪水淹没以后，黄巢遭到一系列严重的失败。朱温赢得了对叛乱者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批黄巢的重要将领向他投降。当黄巢在过去六年中最重要的伙伴尚让带着10000人向武宁的时溥投降时，黄巢知道末日将临。黄巢听到这个消息时暴跳如雷，杀死了他的其他几个副将。他带着将近千人返回山东的老巢，李克用无情地紧追不舍。尽管失去了许多人和全部给养，但黄巢对这个地区很了解，仍能躲避李克用的追击。
李克用在884年阴历五月停止追击黄巢，回到汴州。但时溥派了他自己的几个将领（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让）前去消灭黄巢的残军。884年阴历六月，黄巢最后在狼虎谷（在泰山东南约30英里处，离他大约10年前初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绝境。据说他不愿让李克用俘获他而得功，宁可自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属都被他的“外甥”杀死，而此人又为政府军所杀。叛乱领袖们的首级先送到时溥处，然后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将这些首级献于太庙。②
黄巢叛乱终于结束，但是高度地方军事化的复杂模式由于叛乱已经定型，并将继续许多年代。大规模的盗匪活动也没有因叛乱结束而停止。黄巢的从子之一继续率领一支7000人的队伍袭击湖南全境，大约在901年的某个时候终于为一个地方豪强所消灭。③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6页；《旧唐书》，卷19下第689—690页；《新唐书》，卷9第263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1—4772页；《新唐书》，卷208第5884—588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5—8226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2—4774页；《新唐书》，卷207第5875—587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419页；《旧唐书》，卷184第4775页；《新唐书》，卷186第5428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7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第4480—4482页；《新唐书》，卷101第3959—396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71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28—4630页；《新唐书》，卷183第5380—5381页。 ② 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0—41页。 ① 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38—4639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53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8—8169页；《全唐文》，卷792第13—14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72第400—405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第8144—8145页；卷252第8158和8174页。 ① 《全唐文》，卷386第11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页。 ① 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27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第5442—5445页；《旧五代史》，卷15第4—7页；《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5第7页。 ② “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1，第288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中有很好的论述，见《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1第8129页。 ①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页和引用的文献。 ② 例如，《旧五代史》，卷133第14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王建）；《九国志》（《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页（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第4712—4713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第14—20页；《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太平广记》，卷224第1723—1724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第39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第1441—1442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第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1951年），第83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年），第86—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年），第514—543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年），第430—457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5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7—8188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关于王镣见《旧唐书》，卷164第4285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63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93—8194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5页。 ② 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页。 ① 《旧唐书》，卷200下第5392页。 ① 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703—4712页；《新唐书》，卷244下第6391—640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8225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1951年），第11—45页。 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81年撤消了；见《册府元龟》，卷507第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4—8268页。 ③ 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书》，卷187第5442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第8211页；《旧唐书》，卷182第471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7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军质量的下降，载《全唐文》，卷754第12—14页。 ① 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据《册府元龟》，卷374第14页，大约1/3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① 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年），第137—179页（第157页）。 ① 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页。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下第6406—6409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2页。 ① 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及以后诸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5页。 ②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年），第1—14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760—780页。后一篇论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据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页中找到。 ③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①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7.3（1940年），第341—346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229—235页；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页。 ② 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页。 ①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越备史》（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第6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 17（1916年），第129—264页。 ① 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53—4654页；《新唐书》，卷185第5410—5411页。 ② 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45—4648页；《新唐书》，卷101第3960—396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2—8247页。 ① 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 ① 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2第11—12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7页。 ③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页以下。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88页。 ① 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第5473—5475页；《旧五代史》，卷14第5—8页；《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3—6464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1页。
黄巢在879年后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度袭击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广大地区。但在下一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骈终于认真地对盗匪采取行动。880年阴历三月，高骈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将领张璘前往长江以南，给了盗匪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政府想要大获全胜，便以几支北方部队增援高骈，并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召集邻近诸部队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军队的总数达七万人。黄巢的军队虽则人数更多一些，但不能与高骈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相对抗，880年阴历四月，盗匪似乎完全被击溃。王仙芝的早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张璘投降，同时黄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也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投降了。黄巢退到江西的饶州，随即来到福建边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来都对政府军有利，官军的将领们纷纷向京师告捷。①
在880年阴历五月，局势完全改观。这个关键时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们对进攻黄巢战役全过程的精心猜测，而许多疑点一直模糊不清。②然而确凿无疑的是，黄巢仍有可能避免几乎确要被击败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并开始向北方的东西两都进军。据一份资料说，黄巢曾大量贿赂张璘，使之停止进攻，然后同意向高骈投降，条件是任命他为节度使。据这份记载说，高骈接受了黄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参与战斗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分享功劳。因此他让这些部队各回原地。当黄巢得知这些军队已经被遣回淮河以北时，他突然中断了与高骈的关系，并在一次随之发生的较大战斗中杀死了高骈手下最重要的将领张璘，给予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尽管人们对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种种怀疑，但这一巨大胜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以后黄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袭击，最后于880年阴历七月在采石渡过长江。①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转折点。
高骈的军队不但未能阻止黄巢渡江，而且当黄巢向洛阳挺进时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骈的无所作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评。对于没有经验的文职官员来说，像李係和王铎那样放弃职守，是一回事；而对于政府最有经验的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将军来说，他竟允许一个已经严重削弱了的敌人伺机渡过了长江并让他在自己辖区扬长而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历史评论家把责任全归罪于高的亲信方士吕用之，他对高有巨大的影响。②但是，高骈的无所作为是难以用玩忽职守来加以解释的。
高骈在他负责的淮南地区面临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当时淮南是中国盗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盗匪作斗争，而且要和从北方袭来的大批盗匪团伙以及和淮南以北开小差的哗变士兵作斗争。甚至在他来到淮南以前，给盗匪首领封官被认为是必需的，高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任命数人为刺史。③这些盗匪首领现在成为高骈的将领，协助他向周邻地区扩展势力。由于淮南是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区，高骈很容易因为对黄巢征剿过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扬州对于唐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基地已有长期的传统，所以高骈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险是不足为奇的。高骈还意识到，他不能再依赖朝廷的坚决支持，因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宰相卢携得了重病。这样，他有许多理由要巩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辩护的奏疏，声称黄巢渡江时有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数字。①
一旦越过了政府在长江下游的防御，黄巢通往东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唐王朝试图在洛阳东南要冲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军以阻挡盗匪军队。这个计划惨遭失败，这倒不是因为黄巢军队力量强大，而是由于守军之间互不信任，再加上他们几乎普遍地不愿为摇摇欲坠的王朝去卖命。感化节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条件是保证他们在州城驻防。当他们接到命令开往溵水时，几乎激起了一次兵变。他们到达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将领周岌害怕这些军队一旦驻在他的辖区就会威胁他的势力，便让他自己的士兵渗入他们驻防的城市屠杀他们。感化节度使被追逐到襄阳杀死。周发后来担任了忠武节度使。另一个派去参加洛阳防御的唐朝将领齐克让弃职而逃回了自己在山东的营地，而不是去与残酷无情的周岌打交道。这样，所有派去保卫东都的军队都因将领之间的猜疑和背信弃义而溃散，洛阳门户洞开。
黄巢在渡过淮河以后开始表现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补大将军”的称号，并试图加强军队的纪律，禁止他们抢劫。当他们在880年阴历十一月进入洛阳时，该城官员无心抵抗，接他入城。齐克让向朝廷报告洛阳已经丢失，他建议立即尽力加强长安的防御。
黄巢军队的戏剧性的进展，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而真正显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迹象倒不是盗匪军队如此大踏步地前进，而是各藩镇的“勤王”部队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大造自己的地方优势的活动。只要政府能调度大部队，它依然有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879年至880年的事件——王铎和李係在战斗中的失败、刘巨容公开的不忠以及高骈保全自己地位的行为——标志着唐王朝力量的振兴没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①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令孜和500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②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①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年腊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四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②他的500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①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队的统帅——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去，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英尺的诸山口。①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英里处。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由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①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②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③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①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①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②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5000440_0780_2③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①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一名军官。②
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至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③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000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领。①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临安。①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川的帝**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至881年、883至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年到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①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年至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②他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至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没有振兴起来。
叛乱的瓦解
对于黄巢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来说，第一次考验是在占领京师后几个月来到的。对京师的主要威胁来自邻近的凤翔的效忠王朝的军队，他们是由以前的宰相郑畋统率的；郑畋要求皇帝留在关中未成，即被授权负责协调西北的勤王军队。黄巢派遣一名使节前往凤翔，答应赦免这个地区，如果向他投降的话。郑畋决定战斗，但他的一些军官宁可观望长安的形势发展，眼下看来黄巢想使凤翔中立，如果办成，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郑畋终于能够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对王朝表现出热烈的忠诚。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书写的奏表，发誓要组织忠义的部队收复京师。除了西北各地的驻军以外，还有许多禁军留在京畿区，郑畋能立即在凤翔集合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皇帝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诸军行营都统，有权委任自己的副将。①
881年阳历二月，黄巢派遣他的主要将领尚让和王播率领五万军队前去攻打集结在凤翔的队伍。他们相信这场战斗能轻易取胜，因为郑畋是一介书生，不能真正打仗。黄巢的人马自从来到长江以北后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抗，所以他们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向凤翔前进，甚至不屑列队行军。想不到的是，郑畋证明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将自己的副手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安排在适当地方，伺叛军迫近时伏击他们。在一场严酷的和决定性的战斗中，黄巢的队伍被击溃了，政府宣称杀死了20000人。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除了造成黄巢力量的重大损失之外，它还是一年多以来（自从高骈在长江下游取得胜利后）政府军首次表明有击败盗匪的可能。唐朝利用这次大胜的机会，要求进一步的支持以收复京师，派遣使节前往各地，劝说黄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们很快便背弃了叛乱的事业。880年未投降黄巢并被委任掌管洛阳周围地区的诸葛爽，现在重申他对王朝的效忠，并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两个月后，忠武的周岌也被说服放弃了对黄巢的支持，回头效忠皇帝。目前最后一个黄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卢的王敬武，但他只是一个次要人物。
881年最初数月发生的事情，对改变曾经导致叛乱者轻易征服京师的势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叛乱者在长安统治的虚弱现在是明显了。它不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机构，并且因在京师实行残酷的和无意义的恐怖统治而失去了官员们的支持。它现在遭受了当头一棒的军事挫折，最后完全失去了各地节度使的支持。881年阴历四月，京师曾暂时被政府军夺回，但在一场流血的战斗以后又被黄巢占领，紧接着便是长安许多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原因是他们欢迎过官军的回来。使事情甚至变得更坏的是，京师开始缺乏粮食，黄巢力求河中供应粮食，虽然那里的节度使王重荣是他从前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要求现在被断然拒绝。王重荣杀死黄巢的使者，并和效忠王朝的河北义武（当时称易定）节度使王处存结盟反对黄巢。
由于赋税的丧失和各地支持的减少，当朝廷一边的军队逼近时，黄巢只能继续据守京师了。京畿地区在唐代从未遭受这样的苦难。人民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和生活资料，逃往山林，躲避众多的军队，盗匪占据的是一座空城，被切断了一切供应，处于严重的和令人绝望的境地。谷物的价格猛增到天文数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①
881年阴历十月，郑畋把凤翔交给手下一个资历较浅的将领李昌言管理，动身去四川与流亡中的皇帝会合。政府用王铎（王在京师失陷后便到四川投奔皇帝）代替他。尽管两年前黄巢从广州北上时王铎有过凄凉的失败，现在他仍被任命为指挥唐朝反击军队的诸道行营都统。忠贞有力却又屡遭朝廷羞辱的将领崔安潜被委任为他的副将。选择王铎和崔安潜来领导恢复京师战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赖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官员，他们的忠诚是可靠的。此外就没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再输掉了。
当政府军开始巩固他们在京师周围的地位时，黄巢几次试图向东扩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将领朱温被任命为长安东北位于关内的同州的刺史，虽然朱温在得到这个职务以前还必须攻下该州的州城。朱温的下一步努力是渡过黄河进入河中，但被王重荣击败，这样黄巢就不能进入一个能供应京师粮食和向东发动战役的地区。882年阴历四月，政府各路人马成功地建立了半圆形的包围圈，控制了通向京师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结果是切断了黄巢在京畿的所有供应来源。西、北两面包围，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岭山脉，再加上河中不能通过，政府军明显地希望黄巢将放弃京师，返回他在东方的老巢。没有人热切地盼望打一场大战。
围困京师一事有几个有趣的特点，它们足以清楚地显示该时期在政治上和地区上的极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没有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支持，特别是高骈那里没有派来一个人；高骈继续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没有派军队。他几度试图劝说僖宗将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大扬州城，但是控制着僖宗的宦官们是不会自己冒险投入像高骈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①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勤王军中出现了地区集团。当王铎率领四川和兴元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北的富平时，泾原的军队则进驻京师以西的要冲，其他进攻部队又构成了一系列联盟。来自河东—河北地区的两个强大的节度使，即河中的王重荣和义武（易定）的王处存，一起屯驻渭北；邠宁的朱玫和凤翔的李昌言移驻长安西北的兴平；定难军（来自夏绥）节度使党项人拓跋思恭和李孝昌的保大军（来自鄜坊），共同屯驻渭桥，他们两人控制了关中东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最后，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权派遣军队到长安西北的武功，二人原是参谋军官，879年黄巢北上时他们夺取了河南各地的权力。
这些武装中没有人愿意在战斗中与黄巢的仍然可怕的军队较量。所有的人都希望黄巢向东撤退，谁也不愿意带头向黄巢发动进攻。王铎致力挖掘一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黄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动，怕他指向四川。①政府军采取防御的姿态使黄巢有可能在京师周围发动数次成功的局部性袭击，但是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收获。尚让率军攻打长安以东的华州，但在一场没有料到的夏季暴风雪中丧失了许多人。
黄巢在882年阴历九月遭到一次较大的挫折，当时他派到京师以东两个关键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温和华州的李详——都背叛了。朱温背叛是由于他与王重荣对垒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他知道黄巢的力量正在衰落，便决定向王重荣投降。当李详也试图效尤时，黄巢便将他杀死。但是即使在这些挫折之后，包围京师的将帅们仍没有一个人愿意向黄巢军队进攻。在这种僵持局势下，政府终于同意召来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②
用外军来帮助镇压内部叛乱，这并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亲在镇压庞勋叛乱时起过重要作用，为此被赐与国姓，并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的边疆地区的将领。但是他已证明是高度独立的，在以前10年中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无休止的边境战斗，其中多半是在对付一个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联盟。③唐朝在太原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们侵入河东，因为他们能够从该地轻易地袭击京师。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师周围相持的局面，除了引进外族军队之外似无他法。883年正月，王铎被解除统帅职务，战役指挥由将领们联合负责，李克用在他们中间显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年初李克用带了一支大约35000人的令人生畏的军队来到关中，他的军队是从边境各族中召集来的。李克用移军沙苑，这是同州以南的一个牧马地，在那里他初战便击败了黄巢的兄弟黄揆。黄巢决定在一场最激烈的战斗中向李克用挑战，派出15万人向正在与忠武、易定和河中各军汇合的李克用进攻。883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终于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场大战。黄巢军队完全被击败，被杀或被俘者不计其数。①在屡遭失败之后，黄巢首先确保了通过山岭去蓝田的道路，最后于883年阴历四月退出京师。黄巢从京师的撤退是比较有秩序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无纪律的各路官军的迅速推进，他们抢劫和破坏了长安的剩余之物，使那些劫后尚存的宫殿尽变灰烬。
尽管失去京师，屡遭失败，黄巢的军队仍是相当强大的。883年阴历五月派大将孟楷进攻蔡州，这是关中以外参加收复京师之战的少数藩镇中的一个。进攻一开始，节度使秦宗权立即投降；与黄巢合流。下一个目标是陈州，它位于河南中心，是忠武镇的一部分。黄巢对它怀有强烈的仇恨，因为在以前向他进攻的许多战役（从叛乱初期的宋威和张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复京师的战役）中，忠武军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陈州刺史赵犨知道他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目标，便作了准备。陈州在四周建立了防御工事，制作了盔甲和武器，储备了粮食。20英里范围以内的人都迁入城内。大批壮丁被招募入伍，由赵犨的儿子和兄弟指挥。
赵犨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蔡州轻易取胜的孟楷开始向陈州挺进。赵犨得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没有准备，便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孟楷军队几乎全被杀死或成了俘虏。孟本人也遭俘虏，并被杀死。
孟楷的失败和死亡使黄巢大为震惊，他立时将全军向东调动。他屯驻在陈州东南的溵水，这里是近四年以前政府试图建立联合防御以阻挡他向洛阳前进的地方。883年阴历六月，黄巢和蔡州的秦宗权联合围困陈州。赵犨誓死保卫陈州，并宣布凡建议投降者将处以死刑。他选择精锐部队开出城外，向围城军队发动成功的袭击。黄巢进一步被激怒了，决心让军队长时期围困陈州。于是他建立了指挥部并积草屯粮。
883年的整个秋季和冬季围攻一直在进行，其间只是经常穿插了小的战斗。尽管每一边都作了认真的准备，但供应越来越少。陈州城内有许多居民饿死。与此同时黄巢的兵马蹂躏了河南的12个州，不顾一切地为围城的军队搜索粮食和物资。
当陈州的形势渐渐令人绝望时，赵犨向邻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起来的援军之所以一致行动，不是出于对唐朝的效忠，而是因为对黄巢的敌视和害怕。忠武（陈州平时归它节制）节度使周岌从东面派来军队，武宁的时溥从西面前来支援，这时任宣武节度使的朱温，也从北面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三个人现在的官位都应归功于黄巢：朱温是作为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而得以发迹的，周岌和时溥是在879年黄巢北上的混乱时机夺得权力的。但在这时唯一重要的考虑是维持各自的地方据点，而对于这些将帅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黄巢的军队是严重的威胁。仅仅因为各自的切身利益才激起他们共同来反对黄巢。
尽管援军对他施加压力，黄巢的军队对于任何反对他的单个将帅来说仍是非常强大的，而他们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尝试去联合进攻黄巢。朝廷再一次感到有必要请求李克用的援助，于是他便带着一支50000人的军队向东开拔。李克用和各地前来的节度使们同黄巢的军队前后进行了几次大战，其中多数给叛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黄巢终于被迫在884年阴历四月解除了陈州之围，从开始围城到这时几乎有300天。①
阴历五月，紧接着他的主要营地被暴涨的洪水淹没以后，黄巢遭到一系列严重的失败。朱温赢得了对叛乱者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批黄巢的重要将领向他投降。当黄巢在过去六年中最重要的伙伴尚让带着10000人向武宁的时溥投降时，黄巢知道末日将临。黄巢听到这个消息时暴跳如雷，杀死了他的其他几个副将。他带着将近千人返回山东的老巢，李克用无情地紧追不舍。尽管失去了许多人和全部给养，但黄巢对这个地区很了解，仍能躲避李克用的追击。
李克用在884年阴历五月停止追击黄巢，回到汴州。但时溥派了他自己的几个将领（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让）前去消灭黄巢的残军。884年阴历六月，黄巢最后在狼虎谷（在泰山东南约30英里处，离他大约10年前初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绝境。据说他不愿让李克用俘获他而得功，宁可自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属都被他的“外甥”杀死，而此人又为政府军所杀。叛乱领袖们的首级先送到时溥处，然后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将这些首级献于太庙。②
黄巢叛乱终于结束，但是高度地方军事化的复杂模式由于叛乱已经定型，并将继续许多年代。大规模的盗匪活动也没有因叛乱结束而停止。黄巢的从子之一继续率领一支7000人的队伍袭击湖南全境，大约在901年的某个时候终于为一个地方豪强所消灭。③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6页；《旧唐书》，卷19下第689—690页；《新唐书》，卷9第263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1—4772页；《新唐书》，卷208第5884—588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5—8226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2—4774页；《新唐书》，卷207第5875—587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419页；《旧唐书》，卷184第4775页；《新唐书》，卷186第5428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7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第4480—4482页；《新唐书》，卷101第3959—396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71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28—4630页；《新唐书》，卷183第5380—5381页。 ② 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0—41页。 ① 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38—4639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53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8—8169页；《全唐文》，卷792第13—14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72第400—405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第8144—8145页；卷252第8158和8174页。 ① 《全唐文》，卷386第11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页。 ① 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27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第5442—5445页；《旧五代史》，卷15第4—7页；《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5第7页。 ② “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1，第288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中有很好的论述，见《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1第8129页。 ①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页和引用的文献。 ② 例如，《旧五代史》，卷133第14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王建）；《九国志》（《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页（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第4712—4713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第14—20页；《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太平广记》，卷224第1723—1724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第39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第1441—1442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第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1951年），第83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年），第86—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年），第514—543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年），第430—457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5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7—8188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关于王镣见《旧唐书》，卷164第4285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63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第8193—8194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5页。 ② 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页。 ① 《旧唐书》，卷200下第5392页。 ① 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703—4712页；《新唐书》，卷244下第6391—640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8225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1951年），第11—45页。 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81年撤消了；见《册府元龟》，卷507第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4—8268页。 ③ 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书》，卷187第5442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第8211页；《旧唐书》，卷182第471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7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军质量的下降，载《全唐文》，卷754第12—14页。 ① 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据《册府元龟》，卷374第14页，大约1/3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① 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年），第137—179页（第157页）。 ① 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页。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下第6406—6409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2页。 ① 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及以后诸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5页。 ②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年），第1—14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760—780页。后一篇论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据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页中找到。 ③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①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7.3（1940年），第341—346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229—235页；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页。 ② 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页。 ①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越备史》（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第6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 17（1916年），第129—264页。 ① 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53—4654页；《新唐书》，卷185第5410—5411页。 ② 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45—4648页；《新唐书》，卷101第3960—396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2—8247页。 ① 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 ① 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2第11—12页。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7页。 ③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页以下。 ①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88页。 ① 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第5473—5475页；《旧五代史》，卷14第5—8页；《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页。 ②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3—6464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