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薇（2/2）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作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2017-01-24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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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的仪容。她曾听人说**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的仪容。她曾听人说**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