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2/2）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作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2017-01-24 00:33
精神，使得这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佩。从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人道精神，进而对中国革命、革命者有了认识、产生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杨刚与她共同培植的友谊自然产生的结果。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
注：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那是平津战役胜利之后，杨刚担任了《进步日报》副总编辑；不久南下，随军进入上海，担任接管上海《大公报》的军代表。10月1日，她出现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青年时代，在生命的消耗中，终于走到了中年；杨刚为中国革命咀嚼苦难，在烽火里动荡了二十余年。共和国的诞生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但遍体鳞伤的祖国需要治疗——一丝不苟的工作和高效率的劳动；她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新闻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她没有在歌声中陶醉。她的眼里和心里，是国家和事业。她的工作真多；工作中，她是"真心实意地倾注了她全部的热情"，忘我地贡献着自己。如果说，年轻的共和国是一片荒芜待耕的土地，她便是一头只知努力向前开垦的牛。如果说共和国是一艘逆风船，她便是一个舍命拚搏的水手和纤夫……
新中国成立时，她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烧起战火，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中国。10月底，她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都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协助处理日常工作；看不完的电报，审不完的报纸大样，写不完的文章——报纸社论、评论，也写一些工作范围之外的文学评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吃午饭（兼早饭），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当女儿准备上学的时候，她才上床。
中国，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一个革命政党的性格、一个苦难时代的使命，教育、培养、造就了杨刚。
以后，她曾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生命最后几年的"头衔"。这些，她没有想到就是荣誉，或革命给她的代价；在她的思想里，这不过是各业的信任，工作的岗位。无论在哪里，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工作！这是天职！她没有自己，没有得失。或功或过，都将属于历史，但她尽了责任。
1955年，她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在去北京机场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因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此后，她仍顽强地工作，撰写国际社评。虽然她曾在广东从化及杭州疗养，但疗效不佳，一直未能恢复正常。这，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强人的感情深处，造成了不可克服的苦恼。人活着就要工作，而她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废人"。
1957年夏，北京的空气炎热而紧张。10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八方寻找而不得。无疑，她一直为身体而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0月7日，她竟突然自己离开了人间。当时，她只有五十一岁，唯一的亲人——女儿郑光迪在苏联留学。
她去了，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是令人悲痛的残酷事实。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为之惋惜，为之恸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她是我们国家少有的女干部，她的不幸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损失，为之十分痛惜。但是她真的去了，空着手，匆匆地，像去采访，去旅行，去执行任务，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只把刻骨铭心的怀念留给大家："她死得太早……"，"她是能做大贡献的人……"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倒退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像凤凰再生之后，战友们才写文章、出文集悼念她，这是她在九泉之下没有想到的。
杨刚是人民忠诚的优秀女儿。她作为诗人、作家、评论家、新闻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小说《公孙鞅鞅》（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中篇小说《桓秀外传》（1941年，同上），散文集《沸腾的梦》（1939年，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抒情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194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通讯、报告文学集《东南行》（1943年，桂林文苑出版社）、《美国札记》（195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杨刚文集》（1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987年在上海《小说界》第四期上发表的英文长篇小说《挑战》和星散于解放前后报刊上的诗歌、散文、通讯、国际社评。诗作收入《黎明的呼唤》（四川人民出版社）、《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繁星春水红纱巾》（阎纯德主编，"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小说收入《新女性的地平线》（同上）。
这里，我想特别说几句关于长篇自传体英文小说《挑战》。它是在美国被发现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自豪门望族的小姐，在大革命前后，如何经过曲折与艰难，从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中解放出来，摆脱家庭，走向革命的历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说明她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杨刚的兴趣在文学，而在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创作了这些不能忘记的社会历史图画。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那篇《序》文，准确地肯定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她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有时也不太讲究修辞），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的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历史小说《公孙鞅》除外）和散文会给你一份真实的答案。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到撕裂人心的力量，例如被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中的《肉刑》（原题《日记拾遗》）就是这样。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的文学评论虽然写得不多，她的独到的见解也是人们所不应该忽略的。"是这样的！她的作品没有女性的缠绵，只有男性的呐喊、感情的燃烧；其风格是深沉而热烈，雄奇而豪迈。无论以思想而言，还是就艺术而论，她的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相当一部分都堪称文学佳作。
十一
历史正驾着现代的车子在中国驰骋。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用热血和生命召唤伟大祖国黎明的志士仁人。这其中就有杨刚。
从八十年代始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杨刚之女郑光迪说："我常常看着妈妈从前的照片，想到妈妈的一生。那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年轻与美丽，有着那么慈祥与动人的眼睛。这一切，她都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事业，奉献给了社会的进步。"
萧乾在编完她的文集之后写道："……我希望杨刚对旧世界的揭露和谴责能帮助新的一代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她为民族，为进步人类所唱的赞歌（请记住，那是在极端黑暗中唱出的）以及她对革命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能继续激发并鼓励后人，让她从二十年代就高高擎起的火炬，永远燃烧下去，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杨刚是火，是烈火……
她的生命，在真理与光明中微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恒！
注：1985年3月30日于法国普罗旺斯
1987年修改于北京
1995年1月10日再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