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2/2）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作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2017-01-24 00:33
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访惶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爽朗热情、潇洒不羁的卢嘉川常带着狡猾顽皮的微笑；稳健沉着、淳厚质朴的江华更多的是工人气质；"希腊女神"般美丽的林红面对死亡镇定自若。这三位坚定的**人具有**战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私平庸的余永泽和戏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苹，个性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沦堕落的泥坑。温柔、善良、沉静的王晓燕也走过曲折的路，但终于觉醒投入革命怀抱。而戴愉从**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叛变投敌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还有徐辉、罗大方、许宁、李槐英等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群像，表现了时代的特征和风貌，他们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响着主人公林道静。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杨沫对她太熟悉，太了解了。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有杨沫的阅历、思考和典型化。杨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细致地写她所热爱的人物，使人物光辉夺目又血肉丰满。林道静纯洁、善良，有时表现得乖僻、执拗、倔强，有时又感情脆弱而缠绵。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都是独有的。她从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者成长为坚强的**战士，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学生运动，要不是党的教诲，要不是她亲身的实践，她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处处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现实中无疑也有她特别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的写作长达六年时间，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流畅、紧凑，好像作者一提笔便没有停顿过，哗哗地一直写下来一般。人们拿起书几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杨沫有本事把读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杨沫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得到真正评论家们的真诚支持与鼓励。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国青年》）称赞《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写、结构和语言三方面，茅盾也具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称《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国青年》）。巴人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1958年4月号《文艺月报》）当时人们称赞《青春之歌》，多是从她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必由之路"这一层面去分析。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或虽然感觉到却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独具的艺术魅力。实际上，《青春之歌》正是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并使这部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里，她记载了自己的设想：林道静仍然是主人公，她来到抗日根据地，工农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对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渐成长，到抗战胜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干部；卢嘉川没有死，被人从死尸堆里救活，在根据地与林相遇，林内心震动极大，她还在深深地爱着他。江华已成为分区司令员，他内心痛苦，觉得对不起卢，矛盾贯穿三个人的心灵。林道静成全了卢嘉川与俞淑秀的爱情；小俞、王小燕、许宁、罗大方都来到根据地，他们之间有共同理想，也有复杂纠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书的主旨。杨沫在日记最后写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
杨沫被不能写作折磨着，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那些深深搂刻在她心底的战友和群众在促动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狱中，刑场写诗吟咏，她更不得安宁。她想：我已是老蚕了，就让我把这点最后的丝吐尽吧。杨沫设法逃出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的学习班"，请假回家"养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偷偷写作。这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杨沫要写作，要把心中的纪念碑搬到纸上来，但在文化**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条违反创作规律的道路。她感觉到了，但违心地在做。经过近四年的严冬酷暑，闯过病痛及人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员曹鸿远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医学院女学生柳明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纯洁向上的姑娘。她抛弃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相识并相爱，共同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苗振宁是个为人正直、充满爱国热情的老教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员的感召下投入对敌斗争，逐渐成为革命战士。纯朴机智的店员华兴、天真热情的女大学生苗虹，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的大特务梅村津子，狠毒、狡诈、凶暴，这个丑恶的形象很有性格特征。清皇室后裔大学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软弱；是家庭的怂恿、梅村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点，使他堕落成可恶的汉奸。书中用墨不多，但饱含感情地塑造了两位日本人形象——医学博士佐佐木正义和使女小吉芳子。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性格无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东方欲晓》比之《青春之歌》规模更宏大，事件、场面、人物更广泛、主人公以外的各类人物写得也比较细腻，有个性，这足以看出杨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手笔的圆熟。然而，也许因为只是第一部，不可能充分展开情节和人物，也许在原稿的基础上大改大动不那么容易，也许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对作者提出的艺术要求更高，也许是作者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还受着禁锢和束缚，读完这第一部，总觉得缺乏《青春之歌哪样激动人心的感染力。1984年4月12日杨沫给笔者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东方欲晓》的下部，因为过去写得很不好，我现在又在几乎完全重写。连同已出版的第一部一并修改成上下两部。明年内可完成。"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作家杨沫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而她的创作力并不逊于当年。她生命历程的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当今。她好像年轻了，更加充满朝气。
她1978年1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的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一版，1983年再版。这本书的诞生有一段特别的经历。1978年11月杨沫正在天津重写《东方欲晓》第一部，一个刻苦勤奋的科学工作者出现在她的写作生活里，后来当她完成小说第一部，正要修改第二部时，杨沫闯进了围绕这个科研人员的一场激烈斗争。因为这个有关科研与四化建设的课题更加吸引她，她不得不放下小说第二部，用日记的形式完成这篇长篇报告文学。这是杨沫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第一次写出的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长篇作品。《不是日记的日记》记叙了杨沫从1978年到1981年的生活、写作和斗争，有她写作《东方彼晓》的甘苦，有她在苏杭一带度过的不平凡的日夜，有回忆与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等重逢的喜悦，有记叙参加北京市文代会以及参加国际女作家大会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描写她参与科研斗争的详细经过。她大胆触及时事，提出四化建设中人才建设的重要问题。真实地流露出内心的欢愉、欣喜、痛苦与激愤心情，杨沫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勇气、热情、责任感、正义感不减当年。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东方欲晓》中，她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逐渐冲出了束缚、禁锢的罗网。她流着泪"又从头干起"。这条弯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了世俗，是两颗心灵相撞而迸发的灿烂火花。这种爱使生命更具光彩并获得更高价值。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是为了自己和对方的爱。这才是**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作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机智、沉着、老练的形象而出现的。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逐渐与林道静疏远，成为她感情指向的对立面。在战争年月，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人对爱应当同样抱有一份深情。作为丈夫的江华两年多没见妻子，完全可以同住一夜，却因为怕影响不好，不肯留宿；温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与感情矛盾的深渊，需要丈夫的爱抚关切，他却粗暴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评；林道静独立不羁，那种作高干丈夫的太太的优裕生活，对她却是一种耻辱。然而江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静到自己身边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顺，服从驾驭；最令林道静委屈痛心的是江华怀疑到心地坦荡的卢嘉川，怀疑到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江华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将妻子苦苦扑灭对别人爱的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远。杨沫精确地写出了人们带有普遍意义的误区：本来可以弥补的细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机，却由于一方的狭隘、粗暴、怀疑、妒忌反而将对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场。
杨沫写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将笔端深入带有社会意义更广阔的层面——政治路线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华地位的改变，又不能深入实际，思想逐渐僵化。在用人、统一战线，特别是肃托问题上江华严重偏离党的路线，这是林道静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也是两人情感最后分手的原因。
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个经历无数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难，强制疏远的情人之爱爱得更深，力图粘合的夫妻之爱却丧失殆尽，内心隐秘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杨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静与卢嘉川热烈拥抱的镜头："两双灼热的嘴唇吻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同时怦怦激跳。四只眼睛同时泪落纷纷……"在实际生活中，相爱的两人由于**爆发而接触是正常的。杨沫大胆地写出这种灵与肉的统一，写出人们的正常情感欲念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并通过林道静剖白了此种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卢兄这刹那间举动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的价值。"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与共鸣。这爱的奔流——跃出河床的汹涌奔流尽管只是一刹那的陶醉，两人都极力挣扎跳出，没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们超出常人难以具备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写他们拥抱相吻，不仅没有损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让人感到了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但他们为了使爱的对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舆论和精神的压力与伤害，尽可能地减轻对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这种为了爱可以牺牲爱本身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意义上的党性与道德规范，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性美。
说到《英华之歌》艺术上的局限，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关于人物形象的衔接与性格延伸问题。长篇小说续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重起炉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作必要的交代与铺垫，否则不仅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而且会影响情节的真实性、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江华在《青春之歌》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稳健沉着、淳厚质朴，他有胆有识，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英华之歌》一开始，江华就显得政治上僵化，不深入，感情上冷漠无情。情节展开之后，作者力图表现江华与林道静在思想、政治、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冲突，但是除了江华的忌妒心以外，对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大缺点缺乏深层次的揭示，江华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缺乏合理的基础。这个重要人物变成仅仅由于情节需要而活动，并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逻辑。并不是说，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变，而是变需要有铺垫。作者还没有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现方式更准确，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二）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的艺术空间问题。杨沫与她作品中深爱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同体"现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由此而带着鲜明的感**彩，这是杨沫小说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由于作者与她的人物距离太近，生怕读者读不懂她的爱和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是跟着作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作者对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过角色一股脑全塞将进来，角色对话之后总是摆脱不掉作者从旁絮叨的影子，从而大大减少留给读者想象、揣摸、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种多余旁白往往割裂故事，冲淡节奏，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她的一生紧紧同中国革命联系着。青年时期，她献身于革命，中年以后又献身于文学。创作上她辛勤耕耘，经年不辍，终于用自己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中国文学之园里栽培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四十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杨沫半个世纪创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执著的热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专业作家在贡献面前她不满足，尽管年已八旬，又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笔会中心会员等许多职务在身，社会活动多，但她总是珍惜着生命里流过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创作，让生命变作永远闪亮的火炬，让生活里的真善美化为满天朝霞。
1994年12月5日修订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杨沫对她太熟悉，太了解了。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有杨沫的阅历、思考和典型化。杨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细致地写她所热爱的人物，使人物光辉夺目又血肉丰满。林道静纯洁、善良，有时表现得乖僻、执拗、倔强，有时又感情脆弱而缠绵。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都是独有的。她从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者成长为坚强的**战士，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学生运动，要不是党的教诲，要不是她亲身的实践，她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处处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现实中无疑也有她特别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的写作长达六年时间，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流畅、紧凑，好像作者一提笔便没有停顿过，哗哗地一直写下来一般。人们拿起书几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杨沫有本事把读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杨沫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得到真正评论家们的真诚支持与鼓励。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国青年》）称赞《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写、结构和语言三方面，茅盾也具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称《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国青年》）。巴人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1958年4月号《文艺月报》）当时人们称赞《青春之歌》，多是从她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必由之路"这一层面去分析。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或虽然感觉到却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独具的艺术魅力。实际上，《青春之歌》正是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并使这部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里，她记载了自己的设想：林道静仍然是主人公，她来到抗日根据地，工农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对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渐成长，到抗战胜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干部；卢嘉川没有死，被人从死尸堆里救活，在根据地与林相遇，林内心震动极大，她还在深深地爱着他。江华已成为分区司令员，他内心痛苦，觉得对不起卢，矛盾贯穿三个人的心灵。林道静成全了卢嘉川与俞淑秀的爱情；小俞、王小燕、许宁、罗大方都来到根据地，他们之间有共同理想，也有复杂纠葛，知识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书的主旨。杨沫在日记最后写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写下去呢？我茫然了。"
杨沫被不能写作折磨着，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里闪耀过的无数火花，那些深深搂刻在她心底的战友和群众在促动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狱中，刑场写诗吟咏，她更不得安宁。她想：我已是老蚕了，就让我把这点最后的丝吐尽吧。杨沫设法逃出当时北京"旧市委被砸烂单位的学习班"，请假回家"养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偷偷写作。这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创作的艰辛我这两年饱尝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写这部《东方欲晓》比写《青春之歌》时难多了。那时，我写的都是自己熟悉、亲身感受很深的内容……而如今却不一样。怎么写东西这么难呢？"杨沫要写作，要把心中的纪念碑搬到纸上来，但在文化**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条违反创作规律的道路。她感觉到了，但违心地在做。经过近四年的严冬酷暑，闯过病痛及人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员曹鸿远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医学院女学生柳明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纯洁向上的姑娘。她抛弃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相识并相爱，共同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苗振宁是个为人正直、充满爱国热情的老教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员的感召下投入对敌斗争，逐渐成为革命战士。纯朴机智的店员华兴、天真热情的女大学生苗虹，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的大特务梅村津子，狠毒、狡诈、凶暴，这个丑恶的形象很有性格特征。清皇室后裔大学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软弱；是家庭的怂恿、梅村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点，使他堕落成可恶的汉奸。书中用墨不多，但饱含感情地塑造了两位日本人形象——医学博士佐佐木正义和使女小吉芳子。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性格无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东方欲晓》比之《青春之歌》规模更宏大，事件、场面、人物更广泛、主人公以外的各类人物写得也比较细腻，有个性，这足以看出杨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手笔的圆熟。然而，也许因为只是第一部，不可能充分展开情节和人物，也许在原稿的基础上大改大动不那么容易，也许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对作者提出的艺术要求更高，也许是作者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还受着禁锢和束缚，读完这第一部，总觉得缺乏《青春之歌哪样激动人心的感染力。1984年4月12日杨沫给笔者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东方欲晓》的下部，因为过去写得很不好，我现在又在几乎完全重写。连同已出版的第一部一并修改成上下两部。明年内可完成。"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作家杨沫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而她的创作力并不逊于当年。她生命历程的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当今。她好像年轻了，更加充满朝气。
她1978年1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的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一版，1983年再版。这本书的诞生有一段特别的经历。1978年11月杨沫正在天津重写《东方欲晓》第一部，一个刻苦勤奋的科学工作者出现在她的写作生活里，后来当她完成小说第一部，正要修改第二部时，杨沫闯进了围绕这个科研人员的一场激烈斗争。因为这个有关科研与四化建设的课题更加吸引她，她不得不放下小说第二部，用日记的形式完成这篇长篇报告文学。这是杨沫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第一次写出的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长篇作品。《不是日记的日记》记叙了杨沫从1978年到1981年的生活、写作和斗争，有她写作《东方彼晓》的甘苦，有她在苏杭一带度过的不平凡的日夜，有回忆与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等重逢的喜悦，有记叙参加北京市文代会以及参加国际女作家大会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描写她参与科研斗争的详细经过。她大胆触及时事，提出四化建设中人才建设的重要问题。真实地流露出内心的欢愉、欣喜、痛苦与激愤心情，杨沫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勇气、热情、责任感、正义感不减当年。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东方欲晓》中，她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逐渐冲出了束缚、禁锢的罗网。她流着泪"又从头干起"。这条弯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了世俗，是两颗心灵相撞而迸发的灿烂火花。这种爱使生命更具光彩并获得更高价值。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是为了自己和对方的爱。这才是**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作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机智、沉着、老练的形象而出现的。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逐渐与林道静疏远，成为她感情指向的对立面。在战争年月，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人对爱应当同样抱有一份深情。作为丈夫的江华两年多没见妻子，完全可以同住一夜，却因为怕影响不好，不肯留宿；温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与感情矛盾的深渊，需要丈夫的爱抚关切，他却粗暴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评；林道静独立不羁，那种作高干丈夫的太太的优裕生活，对她却是一种耻辱。然而江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静到自己身边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顺，服从驾驭；最令林道静委屈痛心的是江华怀疑到心地坦荡的卢嘉川，怀疑到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江华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将妻子苦苦扑灭对别人爱的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远。杨沫精确地写出了人们带有普遍意义的误区：本来可以弥补的细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机，却由于一方的狭隘、粗暴、怀疑、妒忌反而将对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场。
杨沫写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将笔端深入带有社会意义更广阔的层面——政治路线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华地位的改变，又不能深入实际，思想逐渐僵化。在用人、统一战线，特别是肃托问题上江华严重偏离党的路线，这是林道静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也是两人情感最后分手的原因。
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个经历无数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难，强制疏远的情人之爱爱得更深，力图粘合的夫妻之爱却丧失殆尽，内心隐秘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杨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静与卢嘉川热烈拥抱的镜头："两双灼热的嘴唇吻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同时怦怦激跳。四只眼睛同时泪落纷纷……"在实际生活中，相爱的两人由于**爆发而接触是正常的。杨沫大胆地写出这种灵与肉的统一，写出人们的正常情感欲念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并通过林道静剖白了此种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卢兄这刹那间举动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的价值。"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与共鸣。这爱的奔流——跃出河床的汹涌奔流尽管只是一刹那的陶醉，两人都极力挣扎跳出，没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们超出常人难以具备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写他们拥抱相吻，不仅没有损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让人感到了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但他们为了使爱的对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舆论和精神的压力与伤害，尽可能地减轻对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这种为了爱可以牺牲爱本身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意义上的党性与道德规范，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性美。
说到《英华之歌》艺术上的局限，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关于人物形象的衔接与性格延伸问题。长篇小说续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重起炉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作必要的交代与铺垫，否则不仅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而且会影响情节的真实性、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江华在《青春之歌》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稳健沉着、淳厚质朴，他有胆有识，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英华之歌》一开始，江华就显得政治上僵化，不深入，感情上冷漠无情。情节展开之后，作者力图表现江华与林道静在思想、政治、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冲突，但是除了江华的忌妒心以外，对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大缺点缺乏深层次的揭示，江华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缺乏合理的基础。这个重要人物变成仅仅由于情节需要而活动，并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逻辑。并不是说，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变，而是变需要有铺垫。作者还没有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现方式更准确，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二）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的艺术空间问题。杨沫与她作品中深爱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同体"现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由此而带着鲜明的感**彩，这是杨沫小说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由于作者与她的人物距离太近，生怕读者读不懂她的爱和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是跟着作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作者对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过角色一股脑全塞将进来，角色对话之后总是摆脱不掉作者从旁絮叨的影子，从而大大减少留给读者想象、揣摸、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种多余旁白往往割裂故事，冲淡节奏，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她的一生紧紧同中国革命联系着。青年时期，她献身于革命，中年以后又献身于文学。创作上她辛勤耕耘，经年不辍，终于用自己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中国文学之园里栽培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四十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杨沫半个世纪创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执著的热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专业作家在贡献面前她不满足，尽管年已八旬，又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笔会中心会员等许多职务在身，社会活动多，但她总是珍惜着生命里流过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创作，让生命变作永远闪亮的火炬，让生活里的真善美化为满天朝霞。
1994年12月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