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2/2）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作者：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2017-01-24 00:33
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的**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员的标准，实现**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
杨子丰超凡脱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认可，也不被一些因袭了中国某些文化传统的党员认可。他的"牛津'学友、国民党中的"太子派"于少雄当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尝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劝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党问题"看得那么重"，"何必苦苦追求？"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谌容深深地理解这种追求和痛苦，为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浑身是戏"、一言难尽的杨子丰形象。
八十年代的"伤逝"
在1984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谌容的《错，错，错！》这是一部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探索纯属个人内心感情奥秘的中篇小说。她是怎么找到这个新路数的？记得1983年底我们曾一起在丰台开会，会上大家使劲猜测她的杨月月和法国萨特有什么关系，一位博士先生还认为谌容对杨月月丈夫的喜新厌旧谴责不够，对杨月月和韩腊梅（《永远是春天》）内心深处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毫无察觉，说明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局限。当时我也暗暗觉得作者只是无意中暴露了但末指责李梦雨的薄情：虽然他也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虽然他的再婚很合理，但韩腊梅始终珍藏着他们两人军毯的一半，而属于他的那一半早就不翼而飞了！在这个会上，谌容根本没有透露她要写一部不同于韩杨的被政治和社会所左右的婚姻悲剧的"错错错"。她从来都是这样：事先不预告，事后不张扬，抛给你一个惊喜，自己品尝去吧。
当我读着以第一人称和诗一般的语言抒发的汝青对亡妻惠莲的悲悼和悔疚之情，读到呜咽的"猫咪"，忽然像看到了满身灰土的阿随，看到了写"手记"的涓生，看到在威严和冷眼中死去的子君。两部小说都是丈夫对亡妻忏悔。像是两首悼亡诗；而且都是站在丈夫的立场上，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婚姻的失败，只让读者听到一面之辞（人家子君和惠莲活着不痛快，死了也不能畅所欲言，该是多么委屈！最好采取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中的多重叙述角度，让每个主人公都用第一称讲话，让活人跟死人对话，让读者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生活中最复杂的感情世界）。不同的是子君和涓生的婚姻失败是受到封建势力的挤压并失去了最起码的经济保障，虽然涓生软弱不负责任，子君短视不争气，但主要还是社会悲剧；而惠莲和汝青恋爱时很自由，家庭生活也未受到任何政治的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两人演出的是性格悲剧。
汝青和惠莲的恋爱生活是很热烈、很浪漫的。和几位同龄的女作家相似，即使文坛上把写爱情由禁区变成"闹区"又变成了"灾区"，谌容的小说中也较少有谈情说爱的镜头；即使有，也写得优雅端庄。谌容笔下的爱情常和白雪联系在一起。待我真正掌握了弗洛伊德主义之后再来分析这种创作心理吧，但我记得，
1980年时我简直要把陆文婷和傅家杰在银装素裹的五龙亭畔的约会当作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画面来读；1984年惠莲和汝青在漫天大雪的西郊紫竹院中编织的名为"雪葬"的美丽童话又给人有力的震撼。新婚后的星期天，惠莲在戏剧学院门口、在团中央的舞会里，在东交民巷幽静的小街上，-一补偿了初恋时汝青在这三个地方感到的遗憾，这情节多么新鲜，这幸福多么耀眼！然而如此金光灿烂的爱情之花竟然也会凋谢么？
根据"汝青手记"我们被告之，"错"在惠莲。她对事业，对爱情，对人生，都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作为演员，她缺乏天赋和才气，更无自知之明，拒绝演配角。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丝毫责任感，任性，自私，拒绝做一名家庭中的主妇；而对丈夫为家庭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则认为不屑一顾，多此一举。她没有勇气直面生孩子、洗尿布、做饭洗衣等等繁杂琐碎毫无诗意可言的日常家庭生活，又没有能力创造灿烂辉煌的艺术家生涯。性格的多疑、孤僻和内向，心灵的脆弱和狭隘，使她深陷进自己营造的痛苦中无处排遣，无力自拔，终于抑郁而死：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也许是"心祭"亡妻时的感情冲动（也许是作者记起了当年读者批评她对杨月月们的丈夫的姑息宽容？），汝青忽然大包大揽自己"扑灭了"惠莲"爱的火焰"，"制造了家庭的冷漠"的罪责，沤歌惠莲的"慷慨无私纯真"，既无根据也不合逻辑。如果汝青有错误，那就是他对惠莲太放纵，太娇宠，太迁就，太委曲求全，还有一次出于自尊而错过了弥补二人感情裂痕的机会号也许这些"错"的根于就是他那另一种形式的"大男于主义"：自信能用自己的生命之船，承载"柔弱"的惠莲的不幸和孤独，代替她脚踏实地的拼搏，载她到那"幸福的彼岸"。他和很多世俗的男性一样喜欢女性小鸟依人般地柔弱并培植发展这种柔弱，终于使她们柔弱得禁不住人间风雨。
无论如何，这篇"汝青手记"毕竟以凄婉的心声和沉郁的意境激起了读者的共鸣，虽然留给读者思索的余地不很大。看来小说中的这对知识分子对感情生活的质量要求太高了，所以才无休无止地追悔和痛苦。他们甚至不敢离婚：一怕影响孩子的心灵；二怕家丑外扬，那样的"调查"、"调解"会把纯属个人的**"**裸地公诸于众"闹得你身败名裂；三怕未来的新家庭重演今日的悲剧。于是决定"算了，爱情算得了什么"，因为"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爱情的家庭，它们照样在地球上运转"。到了1988年，谌容把这样的心态表述得更为充分，提炼成中篇小说《懒得离婚》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第八期上。一些论者一眼就看中了小说标题并在"懒"字上大作文章（这种艺术感受是准确的），认为它表现了人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的那种将就、凑合、麻木的生命的倦怠，并冠之以"后现代"以示自己论文的新潮和理论高度。我倒没觉得谌容如此超前，她还是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在我们今天这个"前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人们较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遗憾的是，谌容对作为小说主线的刘述怀及其家庭的表现缺乏力度和光彩，记者采访的形式于小说内容未必相宜，技术员刘述怀的书面语言、论文风格的有关"理想家庭"的大段说教分明是在替作者立言，"问题小说"的痕迹较重。穿在"副线"上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画面，诸如饭店婚宴、夫妻拌嘴、众人调解，乃至记者部的"神仙会"，虽然生动有趣，却对主线内涵的深化无补，只起着拓宽补充的作用，让人们更感性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高度重视家庭稳固的国度里，那种"宁拆十家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如何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婚姻（离婚）自由；芸芸众生们如何像刘述怀夫妇那样，连相识相恋都不能留下美好记忆，仅凭非"高档次"、纯"大路货"的"感情"维系着连架都懒得吵的"五好家庭"，在大杂院的小平房里，在柴米油盐、上儿童医院、存大白菜中操劳一生。最落落寡合、莫测高深的李索玲，也只是为了"人总要有个家"而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懒得离婚》未能出类拔萃，也许真应了刘述怀那句话，"写家庭问题难度是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讨好"？
谌容对爱情婚姻的探讨并非始自《错、错、错！》，早在1981年，她就有点儿"反潮流"地写了短篇《褪色的信》，还引起了争议。在描写知青运动大退潮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返回城市的男女"陈世美"们给留在农村的男女"秦香莲"们造成的悲剧。直到今天，那首流行歌曲《小芳》还遭到包括鄙人在内的听众的非议：那厮对小芳"始乱终弃"，还腆着脸唱呢！但我能认同回城读大学的小娟与农村青年思哲断绝爱情关系。尽管这会令双方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姐妹篇，张洁宣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褪色的信》则是在探讨何谓"爱情"，爱情的基础是什么。这个课题，比前者更为艰深，也更难给予艺术的阐释。谌容不用炽烈的道德情感支配或取代冷静的理性分析，"无情"地指出仅以虚妄的信念和狂热的政治理想为基础的爱情必然随"信念"和"理想"的破灭而破灭；当小娟和思哲的人生道路不能交汇、他们在生活的很多层面上都找不到共同点时，两人分手就是必然的，更何况小娟根本不曾懂得过农民。谌容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当时确实不同凡响，只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没能取得相应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小说叙述方法陈旧，节奏拖沓，主要是小说前半部分，用细腻形象的笔触和并不那么恰当的悬念对思哲失恋的痛苦渲泄太多，这很容易同本小说主旨相悻地煽起读者对小娟的道德上的谴责；而到了小说的关键处、"重头戏"，即表现小娟的激情产生特别是熄灭的过程时，作者的笔力明显不足，缺乏充分的艺术说服力，有点"思维大于形象"了。
谌容还有一部略带荒诞色彩、颇有新意的中篇小说《献上一束夜来香》，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花城》上。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男女恋情，只有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渲染成的一段"桃色新闻"导致的一出八十年代的"小公务员之死"。几十年来听命于处长和老婆的单调乏味的小职员李寿川，在"历经沧桑"后的"迟暮之年"终于"找到了自我"，忽然萌发了享受美的愿望。于是"超越了自我"，跨进几十年间每天从其门前匆匆走过不曾驻足的花店，买来一束被他认作夜来香的晚香玉。因为夜来香使他想起了美好的童年，想起了母亲温暖的怀抱。鬼使神差，新来的大学生齐文文把这束花安放在她和老李的办公桌之间，竟给老李招来灭顶之灾。半老徐娘朱喜芬出于对年轻貌美的齐文文的嫉妒，自诩二十年前就性解放了的沈处长出于对她的垂涎，共同炮制了"夜来香奇案"，把自罪自责"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老李送进了医院（顺便说一句，在他的病房里又出现了谌容的另一部小说《花开花落》中的场面：工人病床前男女"哥儿们"陪吃陪喝陪打扑克，机关干部床前则寂寞冷落）。除了老李奄奄一息时现代女性齐文文给他送来一大把"夜来香"，机关里只有"新词大全"郭飞对四面楚歌的老李表示理解和同情。在这里，谌容又一次表现了她的敏感和机智。早在1983年她就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表示关注，如今又借郭飞之口再现了新潮术语对文坛的狂轰滥炸，增添了小说的喜剧色彩。但谌容对新名词没有全盘否定，新语言里必定有新意识，新观念。聪明的谌容让郭飞代她对李寿川的悲剧进行了理性分析，借助于他那云遮雾罩的"语言构架"，使她的议论不致显得直露反而妙趣横生。
普通人买花在八十年代被视为奢侈。被极左思潮强化过的人性中的粗砺、龌龊、冷酷，扼杀了人之常情。到了九十年代，面对或求温饱或求小康的十二亿人，面对"全民皆商"的大潮，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大款"和"小蜜"，商人和弃妇，研究生兼"三陪"女郎，再谈婚姻的基础，爱情的培育，大概也有点奢侈。有人根据马斯洛心理学把文学分为"求生存的文学"和"求丰富的文学"，谌容的作品，当然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求丰富，求高尚，求生存的质量。目前这类小说很难出现力作，还显得曲高和寡。人家读小说是为了轻松消闲，不是为了让你谌容出难题考问他的灵魂使他不得安宁。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幽默家到处都找到笑和悲"
1986年一开始，谌容就抛出了两篇小说：第一期《天津文学》上的《走投无路》，第二期《人民文学》上的《减去十岁》。有些读者大惑不解，甚至不无惋惜：怎么塑造了"东方女性"陆文婷的谌容，也变成怪腔怪调、油腔滑调的西方荒诞派了？
其实，谌容既能写悲剧，又能写喜剧和闹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到中年》一下子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两个典型——陆文婷和秦波，后者身上就闪烁着谌容的幽默天性和讽刺才能。谌容用嘲弄的目光打量着秦波的发式、服装、眼神，用讽刺的语调描摹她那一声"我的同志哟"的口头禅，她从党史上轻敌的教训谈到为焦部长成立手术小组研究手术方案的必要，特别是她踏进陆文婷的病房，面对刚被抢救过来的危重病人的一系列夸张的动作，开口焦部长闭口时髦套话的滔滔不绝，活画出一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自我感觉良好，对人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对己地地道道的"封建特权主义"的高干夫人的派头儿。没有读过《人到中年》的人听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雅号也能心领神会地朗声大笑，赞叹作者艺术目光的穿透力和艺术思维的高度概括力，佩服作者笔致的辛辣。
在谌容的大部分小说中都融进了善意的戏滤或冷峭的嘲弄。她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当代》上的《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短篇力作，绝好的讽刺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从市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层层布置，层层瞎指挥，但通知一旦传达到精细的郭大妈承包的猪场里便成了多余的废话。只要看看书中每一小节的标题，就不难感到小说的韵致，明白它不仅仅是在讽刺官僚主义："追悼会上同儿多着呢！""没儿子不成！""不就那五块钱补贴吗？""上边走什么调，咱就编什么词儿"！至于《真真假假》，那更像是一出闹剧；《献上一束夜来香》里则是俏皮话连篇；《懒得离婚》里的"神仙会"上的"名人轶闻，歌星走穴，球场风波，香菜三块钱一斤"足以让读者领教到记者们"嘴头上的才华显露于"记者部的"例会"上。
而《走投无路》和《减去十岁》，是谌容幽默风格的集中展示，也是她的小说中讽刺艺术水平的主要代表。在这两部小说里，谌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图景进行如实描绘的约束，采用了新的着数，主要是运用了怪诞的手法。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启发。但谌容不是脱离中国现实地作"形而上"状，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图解西方的哲学观点，表现"高于现象世界"的"抽象本质"，让人感到既"隔"又"玄"看不懂。谌容的全部创作不曾片刻离开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她变换手法只是为了更自由地运用十八般武艺把她从现实中捕捉到的矛盾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用更简洁的笔墨包容更多的、或被传统写法不易容纳的东西，使小说内涵丰富，主题多义，一箭多雕，锋芒四射，又亲切晓畅。
谌容写工厂改革的作品不多，但她的《走投无路》对"南钢"无缝厂厂长王光泰命运的概括，触及了当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干部体制改革中重大而又棘手的课题，打动了广大企业家读者的心弦。书记钟汉生选拔王光泰做厂长的标准是他有无后台，有无上层关系，能否给自己安全感。王光泰什么都不干受到赏识，刚干出一点成绩就被撤了职，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原本存在的怪诞因素；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王伦遗风，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传统心理，"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力拜物教，都是东方现代怪诞小说产生的基础。谌容对这些怪现状的讥刺，既显示了《走投无路》的现实意义，也证明这样的小说是我们地道的"国货"。谌容还借"叽哩咕噜布"的"第一号种子作家""柯尔柯尔卡"（我怀疑这个名字是这位精疲力尽、病病歪歪的"智慧的化身"、"力量的象征"之咳嗽声的谐音）同他创造的"改革者家族"成员之间封建行帮式的关系，以及那"人才考察的业务始终上不来，而侦破阴私的买卖却越做越红"的公司对王光泰的电脑测试和口头考核过程，还有王光泰的颓然倒地，不但嘲笑了当时文艺创作中改革者形象塑造的模式化，也揭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足以影响改革者成熟的陈规陋习和陈腐的价值观念；小说还顺带嘲弄了无端地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世间的甘苦全部算在作家及其作品头上虽荒唐却颇流行的见解。可见这部小说初读时可能感到懵里懵懂，细品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一般读者习惯于把"怪腔怪调"的小说笼而统之称为"荒诞小说"，但多数论者都认为谌容式的怪诞同荒诞派在世界观等方面是有严格区别的。简而言之，怪诞文学并不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荒诞无稽的，局部和暂时的怪异并不等于世界的危机和末日。所以有人说怪诞是"引人发笑的夸张"，是对荒谬充满自信的否定；而荒诞则是"引起恐惧的夸张"，是借笑声减轻痛苦和恐怖以保持在悲观绝望中的镇定。"油腔滑调"倒是值得警惕的，我也觉得《走投无路》中某些幽默之处还缺乏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难免会使比较严肃深刻的读者产生"油滑"的感觉。而《减去十岁》对"怪诞"这一手法驾驭得比较纯熟，形式上更为和谐完美。谌容的自选集中也选了这一篇，大概是对它比较满意吧。
小说首先虚拟了一个上边要发文件给每人减去十岁的小道消息，然后就在这虚幻的基础上如实地披露了社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们各自的心理、情绪和愿望。想当年，小道消息的传播，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大至"总理遗言"，小至卫生纸涨价，真真假假，信不信由你。老百姓对小道消息总的估价是"无风不起浪"，于是经常在对小道消息的半信半疑中一惊一乍地过日子；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年龄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病态的地步，因为年龄是同权力、地位、待遇，同官职、学衔、工资、房子、户口、调动、上学、招聘、出国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谌容就是这样机敏而准确地抓住那司空见惯的反常的社会现象和十分普遍的偏离正常的社会心理写出了怪诞不经却又真实可信的小说。她在小说结尾处表现的智慧和幽默，尤为令人叫绝：那支在办公楼外集合起来准备"欢庆青春归来"的游行队伍，傻乎乎、眼巴巴地等着楼内机要室寻找"减去十岁"的文件作为自己行为依据的场面，辛辣地讥讽了某些干部"唯书"、"唯上"不"唯实"的传统作风，和某种幻想一纸文件、一个决定就能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懒汉懦夫式的荒唐而又可悲的奴性心理。
以后谌容还写了多篇类似风格的小说。如《生死前后》，如《大公鸡悲喜剧》，又如《007337》，还有《啼笑皆非）（见《十月》1989年第三期）、《第七种颜色》（《花城》1991年第六期）等。对生活中令人不愉快（悲哀）的现象，是怒发冲冠地鞭挞，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还是居高临下地哈哈一笑？幽默是成熟、进步，还是圆滑、倒退？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深奥的问题吧，幽默毕竟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我曾把《减去十岁阶绍给外国留学生读，无论是亚洲学生还是西方国家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篇小说。看来《减去十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作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白白耗费了十年青春的中老年人。不同国家、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大概都能从对深陷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仍然痴迷不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嘲讽和否定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1980年，谌容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到中年》。1991年，谌容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写了三个老太太，五十年代俄语系的同窗好友，退休后筹办"三女经济信息咨询公司"的过程。结局是：大学时代的第一美人沈兰妮心脏病突发倒在床上；第一才女曾惠心被"文革"的"政治"拆散了家庭后感到"失败得太多"而麻木；第一风云人物谢愫莹虽"壮怀激烈"，却商海中游泳乏术，"绿林"中不愿"同流合污"（此前在1989年第一期《收获》上的中篇《得乎？失乎？》里，谌容也写了苏冠仑副教授类似的困惑），从国贸大厦谈判失败出来，看到的是总也不显老的丈夫搂着他的女研究生远去的背影。
不知谌容写病榻上的兰妮时能否预感到，如今自己的丈夫也会因心脏病已卧床半年？近日给她打电话，问她人们传说她"下海"的事情，问她们全家办的"快乐影视公司"，问她为自己喜剧明星的儿子写的剧本，问她近年发表的长篇"环保"小说《死河》（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她的答复是：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在家里救死扶伤。说得很快很轻，生怕打扰了病人。我也就挂上了电话。这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她新居的地址也保密。
在《人到老年》的单行本里人甚容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写着："在她门个轻的人生辞典上没有'老'这个字！"这句话摘自本书的最后一书。三个穿连衣裙的女大学生站在隔开北海和中南海的古老的九孔桥上，像三个精灵，唱着《红莓花儿》，沐浴着五十年代夏夜的月光。她们认为"老"是不可望不可即的远方，是她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境地。
但在《散淡的人》的结尾，杨子丰高声说道："我不要童年，不要青春，我愿意一生下来就是老年"。
这两句话，哪一句属于谌容？
1995．1．25
注：
本文所谈作品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下作品集：《谌容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谌容集》（中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懒得离婚》（中短篇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谌容》（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的**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员的标准，实现**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
杨子丰超凡脱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认可，也不被一些因袭了中国某些文化传统的党员认可。他的"牛津'学友、国民党中的"太子派"于少雄当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尝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劝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党问题"看得那么重"，"何必苦苦追求？"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谌容深深地理解这种追求和痛苦，为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浑身是戏"、一言难尽的杨子丰形象。
八十年代的"伤逝"
在1984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谌容的《错，错，错！》这是一部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探索纯属个人内心感情奥秘的中篇小说。她是怎么找到这个新路数的？记得1983年底我们曾一起在丰台开会，会上大家使劲猜测她的杨月月和法国萨特有什么关系，一位博士先生还认为谌容对杨月月丈夫的喜新厌旧谴责不够，对杨月月和韩腊梅（《永远是春天》）内心深处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毫无察觉，说明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局限。当时我也暗暗觉得作者只是无意中暴露了但末指责李梦雨的薄情：虽然他也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虽然他的再婚很合理，但韩腊梅始终珍藏着他们两人军毯的一半，而属于他的那一半早就不翼而飞了！在这个会上，谌容根本没有透露她要写一部不同于韩杨的被政治和社会所左右的婚姻悲剧的"错错错"。她从来都是这样：事先不预告，事后不张扬，抛给你一个惊喜，自己品尝去吧。
当我读着以第一人称和诗一般的语言抒发的汝青对亡妻惠莲的悲悼和悔疚之情，读到呜咽的"猫咪"，忽然像看到了满身灰土的阿随，看到了写"手记"的涓生，看到在威严和冷眼中死去的子君。两部小说都是丈夫对亡妻忏悔。像是两首悼亡诗；而且都是站在丈夫的立场上，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婚姻的失败，只让读者听到一面之辞（人家子君和惠莲活着不痛快，死了也不能畅所欲言，该是多么委屈！最好采取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中的多重叙述角度，让每个主人公都用第一称讲话，让活人跟死人对话，让读者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生活中最复杂的感情世界）。不同的是子君和涓生的婚姻失败是受到封建势力的挤压并失去了最起码的经济保障，虽然涓生软弱不负责任，子君短视不争气，但主要还是社会悲剧；而惠莲和汝青恋爱时很自由，家庭生活也未受到任何政治的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两人演出的是性格悲剧。
汝青和惠莲的恋爱生活是很热烈、很浪漫的。和几位同龄的女作家相似，即使文坛上把写爱情由禁区变成"闹区"又变成了"灾区"，谌容的小说中也较少有谈情说爱的镜头；即使有，也写得优雅端庄。谌容笔下的爱情常和白雪联系在一起。待我真正掌握了弗洛伊德主义之后再来分析这种创作心理吧，但我记得，
1980年时我简直要把陆文婷和傅家杰在银装素裹的五龙亭畔的约会当作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画面来读；1984年惠莲和汝青在漫天大雪的西郊紫竹院中编织的名为"雪葬"的美丽童话又给人有力的震撼。新婚后的星期天，惠莲在戏剧学院门口、在团中央的舞会里，在东交民巷幽静的小街上，-一补偿了初恋时汝青在这三个地方感到的遗憾，这情节多么新鲜，这幸福多么耀眼！然而如此金光灿烂的爱情之花竟然也会凋谢么？
根据"汝青手记"我们被告之，"错"在惠莲。她对事业，对爱情，对人生，都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作为演员，她缺乏天赋和才气，更无自知之明，拒绝演配角。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丝毫责任感，任性，自私，拒绝做一名家庭中的主妇；而对丈夫为家庭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则认为不屑一顾，多此一举。她没有勇气直面生孩子、洗尿布、做饭洗衣等等繁杂琐碎毫无诗意可言的日常家庭生活，又没有能力创造灿烂辉煌的艺术家生涯。性格的多疑、孤僻和内向，心灵的脆弱和狭隘，使她深陷进自己营造的痛苦中无处排遣，无力自拔，终于抑郁而死：然而在小说的结尾，也许是"心祭"亡妻时的感情冲动（也许是作者记起了当年读者批评她对杨月月们的丈夫的姑息宽容？），汝青忽然大包大揽自己"扑灭了"惠莲"爱的火焰"，"制造了家庭的冷漠"的罪责，沤歌惠莲的"慷慨无私纯真"，既无根据也不合逻辑。如果汝青有错误，那就是他对惠莲太放纵，太娇宠，太迁就，太委曲求全，还有一次出于自尊而错过了弥补二人感情裂痕的机会号也许这些"错"的根于就是他那另一种形式的"大男于主义"：自信能用自己的生命之船，承载"柔弱"的惠莲的不幸和孤独，代替她脚踏实地的拼搏，载她到那"幸福的彼岸"。他和很多世俗的男性一样喜欢女性小鸟依人般地柔弱并培植发展这种柔弱，终于使她们柔弱得禁不住人间风雨。
无论如何，这篇"汝青手记"毕竟以凄婉的心声和沉郁的意境激起了读者的共鸣，虽然留给读者思索的余地不很大。看来小说中的这对知识分子对感情生活的质量要求太高了，所以才无休无止地追悔和痛苦。他们甚至不敢离婚：一怕影响孩子的心灵；二怕家丑外扬，那样的"调查"、"调解"会把纯属个人的**"**裸地公诸于众"闹得你身败名裂；三怕未来的新家庭重演今日的悲剧。于是决定"算了，爱情算得了什么"，因为"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爱情的家庭，它们照样在地球上运转"。到了1988年，谌容把这样的心态表述得更为充分，提炼成中篇小说《懒得离婚》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第八期上。一些论者一眼就看中了小说标题并在"懒"字上大作文章（这种艺术感受是准确的），认为它表现了人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的那种将就、凑合、麻木的生命的倦怠，并冠之以"后现代"以示自己论文的新潮和理论高度。我倒没觉得谌容如此超前，她还是实实在在地描绘了在我们今天这个"前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人们较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遗憾的是，谌容对作为小说主线的刘述怀及其家庭的表现缺乏力度和光彩，记者采访的形式于小说内容未必相宜，技术员刘述怀的书面语言、论文风格的有关"理想家庭"的大段说教分明是在替作者立言，"问题小说"的痕迹较重。穿在"副线"上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画面，诸如饭店婚宴、夫妻拌嘴、众人调解，乃至记者部的"神仙会"，虽然生动有趣，却对主线内涵的深化无补，只起着拓宽补充的作用，让人们更感性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高度重视家庭稳固的国度里，那种"宁拆十家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如何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婚姻（离婚）自由；芸芸众生们如何像刘述怀夫妇那样，连相识相恋都不能留下美好记忆，仅凭非"高档次"、纯"大路货"的"感情"维系着连架都懒得吵的"五好家庭"，在大杂院的小平房里，在柴米油盐、上儿童医院、存大白菜中操劳一生。最落落寡合、莫测高深的李索玲，也只是为了"人总要有个家"而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懒得离婚》未能出类拔萃，也许真应了刘述怀那句话，"写家庭问题难度是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讨好"？
谌容对爱情婚姻的探讨并非始自《错、错、错！》，早在1981年，她就有点儿"反潮流"地写了短篇《褪色的信》，还引起了争议。在描写知青运动大退潮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返回城市的男女"陈世美"们给留在农村的男女"秦香莲"们造成的悲剧。直到今天，那首流行歌曲《小芳》还遭到包括鄙人在内的听众的非议：那厮对小芳"始乱终弃"，还腆着脸唱呢！但我能认同回城读大学的小娟与农村青年思哲断绝爱情关系。尽管这会令双方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姐妹篇，张洁宣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褪色的信》则是在探讨何谓"爱情"，爱情的基础是什么。这个课题，比前者更为艰深，也更难给予艺术的阐释。谌容不用炽烈的道德情感支配或取代冷静的理性分析，"无情"地指出仅以虚妄的信念和狂热的政治理想为基础的爱情必然随"信念"和"理想"的破灭而破灭；当小娟和思哲的人生道路不能交汇、他们在生活的很多层面上都找不到共同点时，两人分手就是必然的，更何况小娟根本不曾懂得过农民。谌容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当时确实不同凡响，只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没能取得相应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小说叙述方法陈旧，节奏拖沓，主要是小说前半部分，用细腻形象的笔触和并不那么恰当的悬念对思哲失恋的痛苦渲泄太多，这很容易同本小说主旨相悻地煽起读者对小娟的道德上的谴责；而到了小说的关键处、"重头戏"，即表现小娟的激情产生特别是熄灭的过程时，作者的笔力明显不足，缺乏充分的艺术说服力，有点"思维大于形象"了。
谌容还有一部略带荒诞色彩、颇有新意的中篇小说《献上一束夜来香》，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花城》上。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男女恋情，只有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渲染成的一段"桃色新闻"导致的一出八十年代的"小公务员之死"。几十年来听命于处长和老婆的单调乏味的小职员李寿川，在"历经沧桑"后的"迟暮之年"终于"找到了自我"，忽然萌发了享受美的愿望。于是"超越了自我"，跨进几十年间每天从其门前匆匆走过不曾驻足的花店，买来一束被他认作夜来香的晚香玉。因为夜来香使他想起了美好的童年，想起了母亲温暖的怀抱。鬼使神差，新来的大学生齐文文把这束花安放在她和老李的办公桌之间，竟给老李招来灭顶之灾。半老徐娘朱喜芬出于对年轻貌美的齐文文的嫉妒，自诩二十年前就性解放了的沈处长出于对她的垂涎，共同炮制了"夜来香奇案"，把自罪自责"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老李送进了医院（顺便说一句，在他的病房里又出现了谌容的另一部小说《花开花落》中的场面：工人病床前男女"哥儿们"陪吃陪喝陪打扑克，机关干部床前则寂寞冷落）。除了老李奄奄一息时现代女性齐文文给他送来一大把"夜来香"，机关里只有"新词大全"郭飞对四面楚歌的老李表示理解和同情。在这里，谌容又一次表现了她的敏感和机智。早在1983年她就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表示关注，如今又借郭飞之口再现了新潮术语对文坛的狂轰滥炸，增添了小说的喜剧色彩。但谌容对新名词没有全盘否定，新语言里必定有新意识，新观念。聪明的谌容让郭飞代她对李寿川的悲剧进行了理性分析，借助于他那云遮雾罩的"语言构架"，使她的议论不致显得直露反而妙趣横生。
普通人买花在八十年代被视为奢侈。被极左思潮强化过的人性中的粗砺、龌龊、冷酷，扼杀了人之常情。到了九十年代，面对或求温饱或求小康的十二亿人，面对"全民皆商"的大潮，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大款"和"小蜜"，商人和弃妇，研究生兼"三陪"女郎，再谈婚姻的基础，爱情的培育，大概也有点奢侈。有人根据马斯洛心理学把文学分为"求生存的文学"和"求丰富的文学"，谌容的作品，当然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求丰富，求高尚，求生存的质量。目前这类小说很难出现力作，还显得曲高和寡。人家读小说是为了轻松消闲，不是为了让你谌容出难题考问他的灵魂使他不得安宁。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幽默家到处都找到笑和悲"
1986年一开始，谌容就抛出了两篇小说：第一期《天津文学》上的《走投无路》，第二期《人民文学》上的《减去十岁》。有些读者大惑不解，甚至不无惋惜：怎么塑造了"东方女性"陆文婷的谌容，也变成怪腔怪调、油腔滑调的西方荒诞派了？
其实，谌容既能写悲剧，又能写喜剧和闹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到中年》一下子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两个典型——陆文婷和秦波，后者身上就闪烁着谌容的幽默天性和讽刺才能。谌容用嘲弄的目光打量着秦波的发式、服装、眼神，用讽刺的语调描摹她那一声"我的同志哟"的口头禅，她从党史上轻敌的教训谈到为焦部长成立手术小组研究手术方案的必要，特别是她踏进陆文婷的病房，面对刚被抢救过来的危重病人的一系列夸张的动作，开口焦部长闭口时髦套话的滔滔不绝，活画出一个趾高气扬、目中无人、自我感觉良好，对人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对己地地道道的"封建特权主义"的高干夫人的派头儿。没有读过《人到中年》的人听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雅号也能心领神会地朗声大笑，赞叹作者艺术目光的穿透力和艺术思维的高度概括力，佩服作者笔致的辛辣。
在谌容的大部分小说中都融进了善意的戏滤或冷峭的嘲弄。她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当代》上的《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短篇力作，绝好的讽刺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从市委书记到大队支书，层层布置，层层瞎指挥，但通知一旦传达到精细的郭大妈承包的猪场里便成了多余的废话。只要看看书中每一小节的标题，就不难感到小说的韵致，明白它不仅仅是在讽刺官僚主义："追悼会上同儿多着呢！""没儿子不成！""不就那五块钱补贴吗？""上边走什么调，咱就编什么词儿"！至于《真真假假》，那更像是一出闹剧；《献上一束夜来香》里则是俏皮话连篇；《懒得离婚》里的"神仙会"上的"名人轶闻，歌星走穴，球场风波，香菜三块钱一斤"足以让读者领教到记者们"嘴头上的才华显露于"记者部的"例会"上。
而《走投无路》和《减去十岁》，是谌容幽默风格的集中展示，也是她的小说中讽刺艺术水平的主要代表。在这两部小说里，谌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图景进行如实描绘的约束，采用了新的着数，主要是运用了怪诞的手法。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启发。但谌容不是脱离中国现实地作"形而上"状，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图解西方的哲学观点，表现"高于现象世界"的"抽象本质"，让人感到既"隔"又"玄"看不懂。谌容的全部创作不曾片刻离开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她变换手法只是为了更自由地运用十八般武艺把她从现实中捕捉到的矛盾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用更简洁的笔墨包容更多的、或被传统写法不易容纳的东西，使小说内涵丰富，主题多义，一箭多雕，锋芒四射，又亲切晓畅。
谌容写工厂改革的作品不多，但她的《走投无路》对"南钢"无缝厂厂长王光泰命运的概括，触及了当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干部体制改革中重大而又棘手的课题，打动了广大企业家读者的心弦。书记钟汉生选拔王光泰做厂长的标准是他有无后台，有无上层关系，能否给自己安全感。王光泰什么都不干受到赏识，刚干出一点成绩就被撤了职，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原本存在的怪诞因素；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王伦遗风，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传统心理，"有权能使鬼推磨"的权力拜物教，都是东方现代怪诞小说产生的基础。谌容对这些怪现状的讥刺，既显示了《走投无路》的现实意义，也证明这样的小说是我们地道的"国货"。谌容还借"叽哩咕噜布"的"第一号种子作家""柯尔柯尔卡"（我怀疑这个名字是这位精疲力尽、病病歪歪的"智慧的化身"、"力量的象征"之咳嗽声的谐音）同他创造的"改革者家族"成员之间封建行帮式的关系，以及那"人才考察的业务始终上不来，而侦破阴私的买卖却越做越红"的公司对王光泰的电脑测试和口头考核过程，还有王光泰的颓然倒地，不但嘲笑了当时文艺创作中改革者形象塑造的模式化，也揭示了我们民族心理中足以影响改革者成熟的陈规陋习和陈腐的价值观念；小说还顺带嘲弄了无端地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世间的甘苦全部算在作家及其作品头上虽荒唐却颇流行的见解。可见这部小说初读时可能感到懵里懵懂，细品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一般读者习惯于把"怪腔怪调"的小说笼而统之称为"荒诞小说"，但多数论者都认为谌容式的怪诞同荒诞派在世界观等方面是有严格区别的。简而言之，怪诞文学并不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荒诞无稽的，局部和暂时的怪异并不等于世界的危机和末日。所以有人说怪诞是"引人发笑的夸张"，是对荒谬充满自信的否定；而荒诞则是"引起恐惧的夸张"，是借笑声减轻痛苦和恐怖以保持在悲观绝望中的镇定。"油腔滑调"倒是值得警惕的，我也觉得《走投无路》中某些幽默之处还缺乏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难免会使比较严肃深刻的读者产生"油滑"的感觉。而《减去十岁》对"怪诞"这一手法驾驭得比较纯熟，形式上更为和谐完美。谌容的自选集中也选了这一篇，大概是对它比较满意吧。
小说首先虚拟了一个上边要发文件给每人减去十岁的小道消息，然后就在这虚幻的基础上如实地披露了社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们各自的心理、情绪和愿望。想当年，小道消息的传播，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大至"总理遗言"，小至卫生纸涨价，真真假假，信不信由你。老百姓对小道消息总的估价是"无风不起浪"，于是经常在对小道消息的半信半疑中一惊一乍地过日子；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年龄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病态的地步，因为年龄是同权力、地位、待遇，同官职、学衔、工资、房子、户口、调动、上学、招聘、出国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谌容就是这样机敏而准确地抓住那司空见惯的反常的社会现象和十分普遍的偏离正常的社会心理写出了怪诞不经却又真实可信的小说。她在小说结尾处表现的智慧和幽默，尤为令人叫绝：那支在办公楼外集合起来准备"欢庆青春归来"的游行队伍，傻乎乎、眼巴巴地等着楼内机要室寻找"减去十岁"的文件作为自己行为依据的场面，辛辣地讥讽了某些干部"唯书"、"唯上"不"唯实"的传统作风，和某种幻想一纸文件、一个决定就能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懒汉懦夫式的荒唐而又可悲的奴性心理。
以后谌容还写了多篇类似风格的小说。如《生死前后》，如《大公鸡悲喜剧》，又如《007337》，还有《啼笑皆非）（见《十月》1989年第三期）、《第七种颜色》（《花城》1991年第六期）等。对生活中令人不愉快（悲哀）的现象，是怒发冲冠地鞭挞，是声泪俱下地控诉，还是居高临下地哈哈一笑？幽默是成熟、进步，还是圆滑、倒退？我们暂且不去理论这些深奥的问题吧，幽默毕竟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我曾把《减去十岁阶绍给外国留学生读，无论是亚洲学生还是西方国家的学生都很喜欢这篇小说。看来《减去十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作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白白耗费了十年青春的中老年人。不同国家、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意识形态的读者，大概都能从对深陷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仍然痴迷不悟、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嘲讽和否定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
1980年，谌容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到中年》。1991年，谌容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写了三个老太太，五十年代俄语系的同窗好友，退休后筹办"三女经济信息咨询公司"的过程。结局是：大学时代的第一美人沈兰妮心脏病突发倒在床上；第一才女曾惠心被"文革"的"政治"拆散了家庭后感到"失败得太多"而麻木；第一风云人物谢愫莹虽"壮怀激烈"，却商海中游泳乏术，"绿林"中不愿"同流合污"（此前在1989年第一期《收获》上的中篇《得乎？失乎？》里，谌容也写了苏冠仑副教授类似的困惑），从国贸大厦谈判失败出来，看到的是总也不显老的丈夫搂着他的女研究生远去的背影。
不知谌容写病榻上的兰妮时能否预感到，如今自己的丈夫也会因心脏病已卧床半年？近日给她打电话，问她人们传说她"下海"的事情，问她们全家办的"快乐影视公司"，问她为自己喜剧明星的儿子写的剧本，问她近年发表的长篇"环保"小说《死河》（1993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她的答复是：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在家里救死扶伤。说得很快很轻，生怕打扰了病人。我也就挂上了电话。这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她新居的地址也保密。
在《人到老年》的单行本里人甚容在自己的照片下面写着："在她门个轻的人生辞典上没有'老'这个字！"这句话摘自本书的最后一书。三个穿连衣裙的女大学生站在隔开北海和中南海的古老的九孔桥上，像三个精灵，唱着《红莓花儿》，沐浴着五十年代夏夜的月光。她们认为"老"是不可望不可即的远方，是她们根本无法达到的境地。
但在《散淡的人》的结尾，杨子丰高声说道："我不要童年，不要青春，我愿意一生下来就是老年"。
这两句话，哪一句属于谌容？
1995．1．25
注：
本文所谈作品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下作品集：《谌容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谌容集》（中篇）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懒得离婚》（中短篇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谌容》（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