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目漱石

    夏日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是他的号。父亲是东京一位没落的世袭名主（地方小官吏人家中子女较多。由于家境困难，金之助出生后被送给别人家做养子，9岁时才被接回，从小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上小学、中学以后、逐渐接受汉诗文的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少年时代他曾写作了不少汉诗文，后来收进诗集《木屑集》中。1893年，夏日漱石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参加好友正冈子规发起的“徘句革新运动”，写了一些排句。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他注意向西方学习。1900年，夏目漱石被政府从文部省派往英国伦敦官费留学。由于经济困难，人地生疏，夏日漱石备受冷落和歧视。在冷漠、虚伪、无聊的英国社会里，他感到自己像“一匹与狼群为伍的长毛犬”，深深体会到以金钱为主宰的卢西方文明”社会的虚伪庸俗、尔虞我诈。他到英国后没进大学，只是在公寓里用读书和钻研英国文学送走孤独的日子。这期间对世界文学名著的广泛涉猎对其日后走上作家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喜好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倾心斯威夫特、奥斯汀等作家的作品，同时，还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中关于文学和科学、内容和形式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后来编成了《文学评论》（1909）和《文学论》（1907）两部专著。在伦敦“不愉快的两年”的留学生活，对夏日漱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其日后的创作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03年，夏日漱石回国，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任教授并兼任帝国大学英文科讲师，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创作。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立即轰动了文学界，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一大杰出代表。

    夏日漱石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在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等方面都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佳，影响最大。他在十几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有10多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广泛、形象、尖锐地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文明社会的丑恶，精心描绘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凄惨无奈的人生历程，细致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劣的利己主义精神世界，倾吐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深沉的悲愤。

    《我是猫》的问世给日本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正是自然主义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时期，夏目漱石没有追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进行纯客观的观照和机械的描写、而是别具一格地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尖锐的批判精神与高超的讽刺艺术。夏日漱石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曾表示要“用维新志士那种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致铃木三重吉书》），并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伦理，超越世俗。夏日漱石在创作中追求至高的理想与道德，同时又清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污浊，笔下的主人公欲抗争而无力，作品的主旋律呈现出一种沉重的悲哀。

    1906年，中篇小说《哥儿》发表，作品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生活为基础，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哥儿半年不愉快的教学经历，批判了日本社会的黑暗和教育界的**。主人公哥儿单纯质朴，具有正义感，但对险恶社会缺乏了解。参加工作后，哥儿突然发现，“世上大部分人好像都奖励做坏事。好像深信不做坏事在社会上就不会成功’”。由干不肯同流合污，他发现不仅上司欺负他，而且连本该是最纯洁的中学生都不无恶意地捉弄他。最后，他报复了“红衬衫”，回击了“狐狸”们的丑恶势力，发泄了自己的愤恨，离开了那个地方。哥儿的反抗虽然带有盲目、幼稚的特点，但仍鲜明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同**现象斗争、敢于反抗黑暗现实的精神，他是夏目漱石笔下特别充满朝气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哥儿》创作之后，《一百二十天》、《疾水》的批判精神也是十分强烈。前者借人物之口，明确地提出了“打倒文明野兽，消灭金钱势力”的主张；后者把明治文学斥为“不见血的地狱”，发出了改革呼声。

    夏日漱石受东方禅宗哲学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又直接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学的熏陶，创作中也表现出一种寻求超脱现实世界的唯美主义倾向。在《幻影之盾》（1905）、《一夜》（1905）等随笔中，夏目漱石表现了一种梦幻、浪漫的美。而在小说《旅宿》（1906）中，更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作品描写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寻求没有世俗的“非人情”世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作品极力渲染这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的幽美，并时时用和歌、汉诗以及象征性的警句装点这个世界。画师想以超然一切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但残酷的现实最终破灭了他的幻想。作品一方面充分表露了夏日漱石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很快，夏日漱石便否定了《旅宿》中的思想倾向。在《致铃木三重吉书》中，夏日漱石说：“吾等生存于世，无论污秽的、不愉快的，或令人生厌的，都不能逃避。不，必须进而投身其中，否则一事无成。……因此，如《旅宿》主人公那样是不成的。”

    1907年4月，夏日漱石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做了《朝日新闻》社的特约撰稿人，从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不久后，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发表，小说反映了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的浪潮中，利己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作品中女主人公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者，她爱慕虚荣、抛弃义理、追求个人享受，结果失去了爱情，以自杀而终。作品通过对人物思想面貌的描写，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和损害。

    从1908年起，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三四郎》（1908）、其后》（1909）、门）（1910）陆续发表，这3部作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真、幼稚、纯洁的青年三四郎到京城上大学，以新奇的目光注视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并立下了追求“故乡世界”、“学者世界”及“享乐世界”三个理想的决心。他曾意气风发，也曾积极行动，切实努力，但最终却——一失败。现实社会没有给像三四郎这样单纯、贫穷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提供个人奋斗的天地，也不能引起富家子弟代助（见《从此以后》）的兴趣。身为资本家的阔少，代助不用为经济发愁，但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他常常惊恐不安。他跟什么人都谈不来，和大学好友平冈的友谊从亲密到疏远以至到不信任的结局，毁掉了他对人世的热情。与三四郎相比，代助各方面条件更好，思想也更成熟。他聪明，有头脑，有批判力，并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但现实处处令人失望，代助只感到“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虽然他和千代子有真诚的爱情，但这种关系将如何发展？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作者显然没有信心，作者笔下的代助既在富裕生活中难以领略到人生乐趣，又逢爱情坎坷，前途未卜，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灰暗色调。这是一种近代人的悲哀。如果说《从此以后》在最后一段旋转、躁动、杂乱的红色象征着这种悲哀，那么“前三部曲”中最后一部《门》在篇首即着手对此进行了描述。主人公宗助从紧张的公务中解脱出来，享受一个星期天时那种无所事事、陌生冷漠的心情是令人心酸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扭曲了人性。宗助虽然有工作，有温柔可爱的妻子，没有任何怪癖，并在努力适应这个社会，但他依然不能解除那不堪忍受的精神苦闷，他悲愁哀叹，只能成为“仁立门外等待落日的不幸的人”。

    这是本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痛苦命运的共同写照。他们境遇不幸，生活凄切，压力重重，前途暗淡，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对现实不满而无从反抗，他们在道德上持有善良、正直的一面，原则上并不损人利己，并曾努力追求理想，他们的悲哀是社会造成的。在“前三部曲”中，夏日漱石以冷峻的笔触、灰暗的色调指斥日本近代社会的不义，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作了细腻、深刻的描写，表现了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夏目漱石精于心理刻画的艺术才能。

    1910年，日本反动政府制造了惊人的“大逆事件”，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整个日本一片黑暗。同时，夏目漱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个人生活屡遭不幸，更加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1910年他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正直作家的骨气。1911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说《现代日本的开化》，尖锐地揭露了近代日本文明畸形发展的状况，说它是受外界刺激诱发而成的“外发”，而不是深植在日本土壤之中自然生成的“内发”。

    1911年以后，相继发表“后三部曲”：《过了春分时节》（又译《春分过后》，（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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