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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泰戈尔(2/2)

《世界文学历程》张良村_等编作者:《世界文学历程》张良村_等编 2017-01-24 00:35
散文诗。

    诗集题目“吉檀迦利”最孟加拉的音译,原意是奉献。诗人的歌是献给神的。从表面上看,诗歌中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思想:

    首先,诗人日夜盼望与神相会,与神结合,以达到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且这种渴求的心情十分急迫。诗人在说“让我的一切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不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意旨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其次,表现诗人虽强烈追求但却难以达到合而为一境界的痛苦。正如诗中所述: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的时候,你的金辇象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包!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粕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第三,体现诗人经过不懈追求,达到合而为一理想境界的欢乐。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然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链,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从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

    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因此,可以说,《吉檀迦利》的主题思想在于表达诗人对渴望与神结合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达到这种境界后的快乐。

    人对神的崇拜与歌颂,印度文学自古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却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颂神诗。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一旦神的意志实现,将为世人展现出一幅美好的蓝图。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而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神队

    在这众多诗行中,作家通过对神的行踪、神的意志的描绘,通过对神的礼赞,表达出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本身也充满着矛盾,复杂地表达出超越自我的艰难;正如诗中所言

    罗网是坚硬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因此可以看出,《吉檀迦利》曲折地表达出作家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

    但是,泰戈尔不仅仅是一位单纯的诗人,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曾这样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素质,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作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五色彩霞,装点天上的筵宴。”在泰戈尔的诗歌中,时时会流露出一种宗教情绪。而常常被学者引据为宗教哲理诗的《吉檀迦利》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泰戈尔的哲学观与宗教观。诗人笔下的神十分神秘,究竟“他是谁”,诗人自己也“说不出来”,但是“他”的的确确足踏在地上,在人类社会中,在一切一切的场所。他是主人,是“万王之王”,他又是朋友和兄弟。由此看来,他不是高高在上一神教者供奉的神,而是化作万物之中。诗人正是借“泛神”的思想,来表现生活的真理。但神毕竟是神,它既可求,又缥缈;既实际,又神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种种特征糅和在一起,构成了《吉檀迦利》的神秘色彩,反映出作家进行理想探索的矛盾心理与一切必归和谐的哲学观念。

    在艺术上,《吉檀迦利》也独具特色。

    诗集充满哲理,但抒情意味很浓。文中有泰戈尔对大自然最精彩的描述,春天、雨季、月明如洗的夜晚、阳光灿烂的白昼,纯然一幅幅清晰的画面;作家在直抒胸臆时,却又千回百转,天马行空,似水中月,云中影,飘忽不定,可望而不可即,给人以朦胧之感。该诗集想象奇特,韵律优雅,将哲学思想融化在优美的诗行之中,神秘而不枯燥。瑞典科学院称这部诗集技巧完美,“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

    20年代以后,诗人思想发生了变化,不断地反省自身,怀疑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有的人”的思想。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现实性增强,政治性、战斗性突出。泰戈尔这时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分别收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天灯集》(1939)和《新生集》(1946)等诗集中。在《生辰集》中,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总结,热切地期望能够走进劳动者的行列之中,并期望其他作家也要走入劳动者的生活。一些学者把《生辰集》第十首视为泰戈尔一生创作中的纪念碑。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既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又为印度近代中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泰戈尔的小说创作,始于短篇小说。他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女乞丐》(1877)时,年仅16岁。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富有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

    泰戈尔的不少短篇小说,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为主题,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在《太阳与乌云》(1894)中,作者愤怒地揭露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横行霸道,欺压良善的罪行;在《加冕》(1898)中,作家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出了民族自尊问题。

    泰戈尔的许多作品以女性为主人公,反映了妇女们的悲惨遭遇,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和种性制度,如《河边的台阶》(1884)、《弃绝》(1892)、《摩河摩耶》(1892)。《摩河摩耶》中的女主人公摩河摩耶集印度妇女的苦难于一身,作家在一种凄婉的气氛中,描写了摩河摩耶悲剧的命运,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寄予无限同情。泰戈尔后期的短篇小说,着力表现妇女的自我觉醒与叛逆精神。如《陌生女人》(1914)中的科莱妮,《艺术家》中的索托博蒂,已从自身的经历中,意识到封建礼教是“害人的陷阱”,为了“做人的尊严”,各自采取反抗行动。

    泰戈尔在对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抨击的同时,又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和爱护,表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类作品中,《喀布尔人》(1892)颇具典型性。小说通过国籍不同、社会地位悬殊的一老一小的交往,赞美了普通人身上的优良品德和真挚友谊。喀布尔山民拉曼为生活所迫到印度做小商贩,面对异乡的小姑娘,他油然升起思女之情,产生一种慈父般的爱。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仁爱思想。

    在艺术手法上,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达到了很高水准。他的短篇小说往往以偶然事件作为情节发展契机,常将情节发展的悬念性、传奇性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结合起来,如摩河摩耶被迫嫁给老婆罗门,陪葬时巧遇大雨,死里逃生;但她在大自然的垂怜中逃生,却无法克服心灵的障碍,最后终于与所爱之人分离,艺术感染力很强。此外,他还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烘托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等手法,使短篇小说创作在技巧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泰戈尔还作有8部长篇小说和《四个人》(1916)、《两姐妹》(1933)、《花圃》(1934)等6部中篇小说。

    《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青年大学生罗梅西曲折复杂的婚恋经历。尽管罗梅西与好友卓健德拉的妹妹汉纳丽妮相爱,但还是屈从父辈们的意志到家乡与一陌生女子完婚。婚后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乘船回家,一场风暴袭来,船沉了。醒后的罗梅西发现自己躺在河岸上,附近还有一位姑娘。他错将姑娘认作自己的妻子,把她带回家。这位姑娘叫卡玛娜,她从未见过自己新婚的丈夫,当意识到罗梅西不是自己的丈夫后,便毅然离去,几经周折,与丈夫重逢。小说以错认模式为依托,展开情节,生动而富有悬念,文字明白晓畅,对人物把握得细腻传神,在因种种巧合而产生的离异结果后,揭示出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们的矛盾。

    《戈拉》是泰戈尔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作于1907年至1909年。小说最初在《侨民》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19世纪70至80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知识分子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的危害,反英情绪高涨。在印度社会,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梵社”的一派信徒崇尚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而70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派则坚持民族传统,反对崇洋媚外,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到泰戈尔创作《戈拉》后的20年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很激烈。即使较为进步的“极端派”,也在主张用暴力推翻殖民主义统治提出复古的纲领,把民族解放运动染上了教派色彩,这显然不能把反殖斗争推向胜利。作家把背景安排在19世纪,意在借助历史经验,回答当代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

    小说以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戈拉和梵社姑娘苏查丽达的两个家庭为场景,以戈拉和苏查丽达的爱情为主线,反映出民族意识的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批判了宗教偏见,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号召印度人民团结一致,为三万万印度同胞的解放而奋斗。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身为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充满信心:“新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自己手里。”他刚直不阿,痛恨以求官为荣、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完全丧失民族尊严的受过教育之人。在狱中,他一身民族正气,不去逢迎英国县长以求怜悯或饶恕。

    但另一方面,戈拉身上有着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严格遵守印度教一切清规戒律,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为种姓制度辩护。他行触脚礼,不喝异教徒拿过的水,反对与异教姑娘谈恋爱。但是,他信仰印度教,并非出于宗教情感,而是由于对殖民者深恶痛绝。他为印度辩护,千方百计证明印度完美无缺,目的是想“借自己表示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人民”。一种高尚的爱国思想于是蒙上了狭隘民族情感的色彩。

    后来耳闻目睹的现实与他的宗教思想发生了矛盾。戈拉在农村旅行,看到教派纷争的危害,目睹了劳动者冲破宗教偏见一致反殖的事实,于是感到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了。他曾经对梵教社姑娘苏查丽达产生爱慕之情,由于教派有别,戈拉拼命压抑这种情感,但无济于事。他试图向苏查而达表明心迹,不巧苏查而达不在,戈拉又感到这是神的旨意,责备不该被**所左右。此时,他内心矛盾十分剧烈。最后,他从养父母口中得知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并非印度人,一下子感到卸掉了包袱,成为自由人,可为三万万印度人谋利益了。此时,他已完全战胜了自我,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在艺术上,小说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分属各个宗教派别,思想见地不一,大家均要阐释自己的见解,探讨国家大事。即使教派相同的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姐妹之间,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也有种种论争。这些论辩性的对话有助于揭示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的思想倾向及内心世界。

    第二,人物形象对比鲜明。小说中正面人物之间,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均互为映衬,互为对比。如戈拉的母亲与洛丽塔的母亲,戈拉的父亲与洛丽塔的父亲,苏查丽达与洛丽塔、戈拉与毕诺耶、戈拉与哈伦等等。在层层对比之中,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第三,小说具有优美的抒情格调,在写景、状物、叙事、摹人中,往往伴随着作者强烈的抒情,动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