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因何东渡日本？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作者：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2017-01-24 00:39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然而，由于黄宗羲在其传世的著述中，对其东渡日本的缘由鲜有涉及，因此引起后人争议，迄今仍悬而未决。
雍、乾间学者，黄宗羲的学术传人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之时，曾数次遣使日本，乞师求援，全祖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是年（顺治六年），监国由健逃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于黄氏在《公揭》上名列第二，所以必然要遭阮之迫害。这就出现“避仇”日本之举（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黄宗羲日本之行确为“乞师”。第一，黄宗羲本人之著述中虽无明确记载是否参与日本“乞师”之行，但从其《避地赋》和《日本乞师记》中仍可找出不少证据。《避地赋》叙述他渡日本的路线、情景和感想。谈到由于日本当时“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而致使东行毫无成果，不得不“返旆西行”。《日本乞师记》也谈到，日本“承平久矣”，“多忘武备，岂肯渡海为人复仇”。这说明黄宗羲日本之行是为乞师复仇，而非“避仇亡命”，只不过是未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二，黄宗羲力主“乞师”。鲁监国政权“乞师”之举，当时曾引起异议，兵部尚书余煌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黄氏等人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他说：“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正惟黄宗羲主“乞师”，加以他抗清复明之决心，在廷堂之上锥击仇人和发布讨阮《公揭》那种遇事敢作敢为的性格，以及从亡国臣的身份，是完全可能应召或主动请求东行乞师的。第三，除经全祖望“始考得之”的史料外，尚有不少明清文献可证黄氏参与“乞师”。如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所撰《浮光杯记》、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在为抗清营垒中的密友高宇泰所撰《雪交亭正气录》中，所记乞师日本的某些事，与黄氏《日本乞师记》所记略同。此外，还有被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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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间学者，黄宗羲的学术传人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之时，曾数次遣使日本，乞师求援，全祖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是年（顺治六年），监国由健逃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于黄氏在《公揭》上名列第二，所以必然要遭阮之迫害。这就出现“避仇”日本之举（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黄宗羲日本之行确为“乞师”。第一，黄宗羲本人之著述中虽无明确记载是否参与日本“乞师”之行，但从其《避地赋》和《日本乞师记》中仍可找出不少证据。《避地赋》叙述他渡日本的路线、情景和感想。谈到由于日本当时“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而致使东行毫无成果，不得不“返旆西行”。《日本乞师记》也谈到，日本“承平久矣”，“多忘武备，岂肯渡海为人复仇”。这说明黄宗羲日本之行是为乞师复仇，而非“避仇亡命”，只不过是未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二，黄宗羲力主“乞师”。鲁监国政权“乞师”之举，当时曾引起异议，兵部尚书余煌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黄氏等人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他说：“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正惟黄宗羲主“乞师”，加以他抗清复明之决心，在廷堂之上锥击仇人和发布讨阮《公揭》那种遇事敢作敢为的性格，以及从亡国臣的身份，是完全可能应召或主动请求东行乞师的。第三，除经全祖望“始考得之”的史料外，尚有不少明清文献可证黄氏参与“乞师”。如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所撰《浮光杯记》、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在为抗清营垒中的密友高宇泰所撰《雪交亭正气录》中，所记乞师日本的某些事，与黄氏《日本乞师记》所记略同。此外，还有被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