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因何东渡日本？（2/2）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作者：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2017-01-24 00:39
界公认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海东逸事》（明末遗民翁洲老民）、《鲁之春秋》（李聿求），《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等均载有黄宗羲与兵部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之事。至于黄所遗著述中为何无参与“乞师”的明确记载，学者一般认可黄氏裔孙黄炳垕的揣测：“抑其时忌讳甚严，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耶？”（《遗献梨洲公年谱叙》）
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黄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决无“乞师”日本之举。梁启超曾反驳全祖望的“己丑（顺治六年）乞师说”，指出当时鲁政权为武将把持，黄氏深感抗清之志难伸，遂于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愤然出走，潜归故里，黄氏既已作出这样的抉择，何以时隔不足两月，却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这在情理上讲不通。如此轻于去就，观黄氏一生行事也全然不符。因此全氏所断言的这一年黄宗羲日本”乞师“是不可信的。不少学者认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难以自圆之处。如全氏据以判定黄之东渡日本时间的”冯京第两度乞师日本“之说，虽屡见于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冯京第墓碑》及《浮光杯诗注》等文，但未见他指出立说的史料来源。而且同书与《张苍水年谱》述及冯京第东渡日本之事，却仅有顺治四年一次，而无顺治六年二度乞师之行。因此，在未找到确凿依据之前，不能轻信全氏”乞师说“。而较为可信的正是黄氏本人所作的《避地赋》。因该赋叙述的是黄宗羲现存遗著中唯一涉及自己东行日本的文字。赋中对”避仇“的时间（被阮大铖斥为党人之时）和原因（阮大铖缉捕《公揭》签名者），为避党祸的交待是比较明确的。如赋中所云：”遂狺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我亦何罪何辜兮，窃独罹此横流“。再从该赋写作的背景来看。此赋大约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间（1674—1675年），当时，正值三藩乱起，波及浙江。为避兵祸，黄氏奉母转徙四方。抚今追昔而作此赋，对入清以来的30余年间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实的书写。昔之避党祸，此时避干戈，今昔之事相联系，正说明当年东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无疑的。
“乞师”与“避仇”两说孰是，至今未有定论，另有学者对两说均持“存疑”态度（如谢国桢之《黄梨洲学谱》和一些日本学者），更是加深了人们的疑惑。看来解此悬案，殊为不易。
（金泽民）
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黄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决无“乞师”日本之举。梁启超曾反驳全祖望的“己丑（顺治六年）乞师说”，指出当时鲁政权为武将把持，黄氏深感抗清之志难伸，遂于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愤然出走，潜归故里，黄氏既已作出这样的抉择，何以时隔不足两月，却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这在情理上讲不通。如此轻于去就，观黄氏一生行事也全然不符。因此全氏所断言的这一年黄宗羲日本”乞师“是不可信的。不少学者认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难以自圆之处。如全氏据以判定黄之东渡日本时间的”冯京第两度乞师日本“之说，虽屡见于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冯京第墓碑》及《浮光杯诗注》等文，但未见他指出立说的史料来源。而且同书与《张苍水年谱》述及冯京第东渡日本之事，却仅有顺治四年一次，而无顺治六年二度乞师之行。因此，在未找到确凿依据之前，不能轻信全氏”乞师说“。而较为可信的正是黄氏本人所作的《避地赋》。因该赋叙述的是黄宗羲现存遗著中唯一涉及自己东行日本的文字。赋中对”避仇“的时间（被阮大铖斥为党人之时）和原因（阮大铖缉捕《公揭》签名者），为避党祸的交待是比较明确的。如赋中所云：”遂狺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我亦何罪何辜兮，窃独罹此横流“。再从该赋写作的背景来看。此赋大约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间（1674—1675年），当时，正值三藩乱起，波及浙江。为避兵祸，黄氏奉母转徙四方。抚今追昔而作此赋，对入清以来的30余年间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实的书写。昔之避党祸，此时避干戈，今昔之事相联系，正说明当年东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无疑的。
“乞师”与“避仇”两说孰是，至今未有定论，另有学者对两说均持“存疑”态度（如谢国桢之《黄梨洲学谱》和一些日本学者），更是加深了人们的疑惑。看来解此悬案，殊为不易。
（金泽民）